一、巨大恶性胸腺瘤的手术治疗(论文文献综述)
彭凯[1](2021)在《剑突下入路与单侧胸入路胸腔镜下胸腺扩大切除术在治疗胸腺瘤中的临床疗效对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我们讨论剑突下入路与单侧胸入路胸腔镜下胸腺扩大切除术这两种不同手术入路在治疗Masaoka-Koga I-II期胸腺瘤患者中围术期临床疗效的差异性。方法:完整收集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从2018年01月-2020年12由同组胸外科医生诊治并接受微创胸腔镜手术(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VATS)且术后病理明确诊断为胸腺瘤(Thymoma)的患者,一共对208例患者进行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严格经过过纳入标准、排除标准后,最终选择了71例患者,将他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筛选的总体研究对象中,将22例列为研究组A组,严格接受经剑突下入路胸腔镜下胸腺扩大切除术(subxiphoid video-assisted extended thymectomy,SVAET);另外49例列为对照组B组,严格接受单侧胸入路胸腔镜下胸腺扩大切除术(左/右)(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extended thymectomy,VATET),收集患者相关临床数据,比较两组病人的基本临床特征、肿瘤学信息、围手术期指标、并发症发生情况等,回顾性分析出两种手术方案在治疗Masaoka-Koga I-II期胸腺瘤中的临床围术期疗效的差异性。结果:通过两组不同手术方案的各项数据分析,A组经剑突下入路胸腔镜下胸腺扩大切除术SVAET组在手术完成时间、术后拔除气管插管时间、ICU重症监护时间、术后第1、2天可视化疼痛评分、引流管留置时间、清扫纵隔脂肪的完整性和术后标本展开后的最大长/宽度上均要优于B组单侧胸入路胸腔镜下胸腺扩大切除术VATET组,(P<0.05);A、B两组患者在手术后24h引流量、术后第3天及拔除引流管当天疼痛评分、抗生素使用时间上无明显差异(P>0.05);并且这两组患者的术后肺部感染、心律失常、胸腔积液积气、肌无力危象、膈神经损伤、乳糜胸等各项并发症发生率的差异无显着性差异(P>0.05),但在术后胸部并发症总发生率上,A组较B组患者的整体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要略低(P<0.05);A、B两组手术方案在术后重症肌无力症状改善上无显着差异(P>0.05);A组切除的肿瘤体积大小与B组无明显差异,但清扫的周围脂肪组织标本展开最大长度和宽度均大于B组(P<0.05)。结论:1、剑突下入路组与单侧胸入路组相比在术中出血量无明显差别,但可略微缩短手术时间;2、剑突下入路组患者可尽早拔除气管插管、可减少术后前两天的疼痛、可缩短ICU监护时间、可尽早拔除引流管以及可尽早出院,但差异并不显着;3、两组患者各类术后并发症比较上无显着差异,但剑突下入路总体胸部并发症发生率略低于单侧胸入路;4、两组方案术后患者重症肌无力症状改善上无显着差异;5、两组方案在切除胸腺肿瘤本身的完整性上无明显差异,但剑突下入路在清扫周围脂肪组织的完整性上是有轻微优势的。
王权[2](2021)在《Tfr细胞与Tfh细胞在胸腺瘤合并重症肌无力中的作用》文中研究说明目的:1.通过对胸腺瘤合并重症肌无力(myasthenia gravis,MG)患者胸腺组织病理分型的研究,探讨不同病理分型胸腺瘤与MG之间的关系。2.对胸腺瘤合并MG患者与单纯胸腺瘤患者胸腺组织中,滤泡辅助性T细胞(folliculai helper T cells,Tfh)与滤泡调节性T细胞(folliculai regulatory T cells,Tfr)数值进行对比,探讨胸腺瘤合并MG的发病机理。方法:以2008年1月~2018年12月胸外科行胸腺切除术114例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疗效及病理资料进行分析。其中合并MG 50例,不合并MG 64例,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不同病理类型胸腺瘤与MG发病率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病理类型胸腺瘤患者实施胸腺切除术后MG疗效差异。对B2型胸腺瘤患者胸腺切片进行免疫组化染色,根据细胞表面表达的分子不同,用CD4+CXCR5+ICOS+来代表Tfh细胞,用CD4+CXCR5+FOXP3+来代表Tfr细胞,使用统计学方法比较MG患者和单纯胸腺瘤患者胸腺中Tfh与Tfr数量变化。结果:1.A型胸腺瘤合并MG发病率为25.00%,AB型胸腺瘤合并MG发病率为19.23%,B1型胸腺瘤合并MG发病率为57.14%,B2型胸腺瘤合并MG发病率为70.37%,B3型胸腺瘤合并MG发病率为52.63%,C型胸腺瘤合并MG发病率为11.11%,其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胸腺瘤合并MG手术切除胸腺后,MG的疗效:A型胸腺瘤手术有效率100%,AB型胸腺瘤手术有效率80%,B1型胸腺瘤手术有效率91.67%,B2型胸腺瘤手术有效率63.16%,B3型胸腺瘤手术有效率40%,其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B2型胸腺瘤合并MG患者与单纯胸腺瘤患者比较,胸腺中Tfh细胞数量增加,Tfr细胞数量减少,二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胸腺瘤合并MG发病率与病理分型有关,B2型胸腺瘤合并MG发病较其他类型高。2.胸腺瘤合并MG手术切除胸腺后,MG疗效与胸腺瘤病理分型相关,其疗效A型、B1型、AB型效果较好。3.B2型胸腺瘤合并MG患者胸腺中的Tfh细胞数量增加,Tfr细胞数量降低,二者细胞数量的变化可能对生发中心的形成及免疫调控有一定作用,与生发中心的形成,MG的发病有关。
郭江[3](2020)在《比较经剑突下胸腔镜与传统正中开胸治疗胸腺瘤的临床疗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探讨经剑突下胸腔镜手术与传统正中开胸手术在治疗胸腺瘤中的差异性。方法:收集我院从2017年01月-2018年12月明确诊断为胸腺瘤,且经过手术治疗的53例病人,通过纳入标准、排除标准,筛选后的38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19例为研究组(A组),采用经剑突下胸腔镜手术;另外19例为对照组(B组),采用传统正中开胸手术,比较两组患者的基本临床信息、围手术期指标、并发症情况。结果:经剑突下胸腔镜胸腺瘤切除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引流量、引流管时间、抗生素时间、术后第1天疼痛评分均优于传统正中开胸胸腺瘤切除,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的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其并发症总的发生百分率,经剑突下胸腔镜手术较传统正中开胸手术为低。结论:经剑突下胸腔镜胸腺瘤切除是具有可行性的,其优势在于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少等,值得在临床上广为推广应用。
黄金超[4](2020)在《CT影像特征和影像组学预测胸腺瘤侵袭程度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运用CT影像特征以及影像组学特征在术前预测胸腺瘤的不同组织学分型进而预测其侵袭程度。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9年6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经手术或穿刺病理及免疫组织化学证实的225例胸腺瘤患者临床、病理及影像学资料,分析临床特征与组织学分型的相关性,并从病灶位置、长短径、形态、边界、密度及强化方式等方面总结其影像表现特征。使用ITK-SNAP软件手动对胸腺瘤区域进行勾画,对勾画分割完成的胸腺瘤ROI区域进行肿瘤最大横截面积的影像组学特征化提取,记录并统计肿瘤最大横截面积的定量参数,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及LASSO算法评价各参数与低危组、高危组之间的相关性。结果:A型胸腺瘤长径均值最小,边界清楚,密度均匀;低危组与高危组在形态、边界、有无囊变坏死、有无侵犯周围组织上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肿瘤位置、肿瘤长短径、平扫CT值及密度是否均匀、是否均匀强化、有无钙化、钙化类型、是否有远处转移上无统计学意义(P>0.05)。B3型胸腺瘤易可见中心型点簇状钙化。影像组学模型共筛出3组特征,形态(圆度)以及两个小波特征(waveglszm8LHGLN和waveglszm16HHZSN)。经SVM机器学习建模后,测试集AUC、准确度、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701,0.657,0.606和0.706,均较常规影像特点AUC值高。结论:低危组胸腺瘤的影像学表现多为类圆形或椭圆形,边界清楚,增强后呈明显强化;高危组胸腺瘤更易出现囊变坏死,且多侵犯周围组织;局限且均匀的小肿物考虑A型的可能,出现中心型点簇状钙化且周围侵犯更倾向B3型。影像组学支持肿瘤形态为类圆形或椭圆形时低危组可能性更大的观点。影像组学特征分析对区分低危组和高危组胸腺瘤上有较好的鉴别能力,且比常规影像特征更具优势。因此运用CT影像特征以及影像组学特征对预测胸腺瘤的不同组织学分型甚至预测侵袭程度有一定提示作用。在本研究基础上,采用三维分析、平扫及增强CT结合的影像组学预测模型来预测胸腺瘤侵袭程度,结果可期。
王梦[5](2020)在《原发性纵隔恶性生殖细胞瘤一例并相关文献复习》文中研究说明背景和目的原发性纵隔恶性生殖细胞瘤(Primary mediastinal malignant germ cell tumors,PMMGCT)在纵隔肿瘤中较为罕见,约占纵隔肿瘤的1%-4%,其临床特征不具特异性,与其他纵隔肿瘤难以鉴别,在临床中易造成误诊,且治疗不够规范。本文通过收集国内外文献中PMMGCT患者病例,得出影响PMMGCT患者预后的因素,并探讨总结PMMGCT的流行病学特点、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诊断及治疗方法等,从而警惕误诊延误病情,提高该病正确诊断率,做到精准治疗,改善患者预后。材料与方法(1)报道“河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一例PMMGCT患者的临床基本资料。(2)以“纵隔恶性生殖细胞瘤、纵隔精原细胞瘤、纵隔非精原细胞瘤”为关键词,检索万方、知网及PubMed三个数据库,获取病理诊断为PMMGCT的病例,并有治疗后随访及转归情况,剔除重复报道的病例。将搜索到的文献及本案例一并进行分析。(3)参考国内外相关资料,分析PMMGCT患者临床特征,并根据临床情况,将对预后可能产生影响的1 1项因素(性别、年龄、病理类型、肿瘤大小及分期、胸腔积液、胸外转移、是否手术、是否手术完整切除、放化疗与否等)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影响因素分析,从而得出影响其预后的因素。(4)统计学分析应用SPSS 21.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处理。正态计量资料以((?)±s)表示,并采用t检验进行比较;非正态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及四分位数M,P25-75)表示,并采用非参数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应用x2检验进行比较;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使用Kaplan-Meier模型的Log-rank检验进行预后单因素分析,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预后多因素分析。以α=0.05为检验水准结果(1)共261例病例入组,除2例患者未说明年龄外,其余患者男性235例(90.7%),女性 24 例(9.3%),年龄区间 0.25-72 岁,平均年龄 24.0(19.0-31.0)岁。经体检发现肿瘤的有19例,其余伴临床症状者以胸痛、胸闷、咳嗽(多为干咳)、发烧、上腔静脉综合征较多见,临床症状不具典型性。肿瘤生长位置以前纵隔最多见。261例中有81例(31.0%)为原发性纵隔精原细胞瘤(Primary mediastinal seminomas,PMSGCT),180 例(69.0%)为原发性纵隔非精原细胞瘤(Primary mediastinal non-seminomas,PMNSGCT),胸部 CT 为初次检查本病的常用手段,病理诊断为确诊本病的金标准。有具体分期描述的242例中1期22 例(9.1%),Ⅱ期 63 例(26.0%),Ⅲa 期 83 例(34.3%),Ⅲb 期 74 例(30.6%),其中22例(9.1%)肿块局限于纵隔,剩余220例(90.9%)肿块均有外侵或转移,转移部位以肺、脑以及胸外淋巴结较多见;在治疗上,261例患者中有163例(62.5%)给予手术,180例(69.0%)给予化疗,92例(35.2%)给予放疗。261例患者中位生存时间24.000±10.595月,1年总生存率57.9%,3年总生存率47.2%,5年总生存率40.8%。(2)在年龄、病程长短、合并胸腔积液、临床分期、有无肺转移上,PMSGCT与PMNSGCT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性别、肿瘤大小、有无胸外转移上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3)预后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病理类型、临床分期、肿瘤大小、胸腔积液、胸外转移、是否手术完整切除、是否放化疗是PMMGCT的预后影响因素(P<0.05);预后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病理类型、临床分期、胸外转移、是否手术完整切除、是否放化疗是PMMGCT的预后独立影响因素(P<0.05)。结论(1)PMMGCT好发于20-40岁男性,血清学检查(AFP、β-HCG)可帮助提高正确诊断率;(2)PMNSGCT与PMSGCT相比,发病较年轻、病程较短、临床分期较高、胸腔积液、肺转移较多且预后明显差;(3)治疗上,若肿瘤局限可先行手术完整切除后予以放化疗;若肿瘤不可根治切除,可术前行放化疗后择期行手术切除残余肿瘤;(4)病理类型、临床分期、胸外转移、是否手术完整切除、放化疗与否是PMMGCT的预后独立影响因素。
韩小伟[6](2020)在《基于深度学习的影像组学在胸腺瘤诊断及组织病理学风险评估中的应用》文中指出第一章 前言胸腺瘤是最常见胸腺上皮性肿瘤,但因其发病率较低,目前对其影像组学的研究相对较少,在胸腺瘤术前准确诊断及组织病理学风险评估方面仍面临较大挑战。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对于前纵隔肿瘤的诊断敏感性较高,是目前用于胸腺瘤识别与诊断的重要检查手段,胸腺瘤与前纵隔其它肿瘤或肿瘤样病变之间的CT影像表现多有重叠而难以鉴别,且难以准确区分低风险与高风险两类胸腺瘤。因此,尚需进一步研究基于CT影像学对于胸腺瘤的进行更为准确的诊断和组织病理学风险评估。影像组学(Radiomics)是流程化的计算机定量影像学分析方法,传统影像组学在实践中常需要手动勾画病灶进行分割以及难以设计算法全面提取图像特征,因而存在其固有的问题和缺陷。目前,胸腺瘤的影像组学研究仍然较少,对胸腺瘤的分割仍然采用手动或半自动的方法,且影像组学特征提取和分析方法局限,多采用肿瘤特征定量分析或纹理分析方法用于鉴别其风险类别或临床分期评估,因而智能化程度较低且难以获取全面和更有价值的病灶信息。基于深度学习的影像组学(Deep learning-based radiomics,DLBR)是在传统影像组学流程中采用深度学习的方法对图像进行处理,用于病灶自动分割及特征提取,最终针对所解决的临床问题构建模型进行分类预测,较好地解决了传统影像组学病灶分割及特征提取阶段存在的缺陷。因此采用DLBR对胸腺瘤进行研究,有望在不增加样本量的情况下提高影像组学流程的智能化程度和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具有较大的优势和临床应用价值。第二章 胸腺瘤CT影像诊断与征象分析目的:对胸腺瘤及前纵隔其它肿瘤或瘤样病灶的CT影像进行评阅并对其特征性表现进行总结分析;依据患者的病理学结果,对胸腺瘤和非胸腺瘤患者进行CT影像征象的组间比较,并在胸腺瘤患者中进一步评价CT影像征象与其组织病理学风险类别的关系,为临床诊疗方案的制订及预后判断提供影像学依据。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中日友好医院(中心1)及东部战区总医院(中心2)两个中心,从2011年1月至2019年10月间进行前纵隔肿物手术切除并取得明确病理结果的354例患者,所有患者均在术前2周内进行了胸部增强CT扫描,采用重建后的5mm层厚图像结合薄层图像(0.5~1.25 mm)进行评价。CT图像由具有10年工作经验的两名放射科医师共同进行回顾性评阅,CT征象的描述标准参考国际胸腺恶性肿瘤兴趣小组(International thymic malignancy interest group,ITMIG)提出的前纵隔肿块标准报告术语描述规范,当两名医师对影像征象的意见不一致时,由一位具有30年工作经验的影像专家再次进行评阅并提出最终意见。根据WHO组织病理学分类方法,采用肿瘤上皮细胞的形态和淋巴细胞与上皮细胞的比率相结合的方法对胸腺瘤共分为5种不同的亚型:A型、AB型、B1型、B2型和B3型,进一步将其划分为低风险(A、AB及B1型)与高风险胸腺瘤(B2及B3型)两大类别。基于所有患者CT影像征象的评阅,总结胸腺瘤与非胸腺瘤的CT影像学表现。基于患者CT影像征象,在中心1与中心2分别进行胸腺瘤和非胸腺瘤患者的组间比较;以及分别对低风险和高风险胸腺瘤患者进行组间比较,分析CT影像征象与组织病理学风险类别的关系。结果:A型胸腺瘤的病灶一般较小,呈圆形或类圆形、边缘光滑、边界清晰、强化密度均匀;当病灶较大,呈不规则形、边缘分叶、强化密度不均匀,瘤内出现囊变、坏死及钙化,病灶边界不清、周围有纵隔脂肪浸润及大血管受侵、纵隔胸膜受累或胸腔积液等则高度提示为B3型胸腺瘤。AB型、B1及B2型胸腺瘤的CT影像征象存在一定重叠而难以准确区分。低风险胸腺瘤常需与胸腺囊肿、胸腺增生及成熟畸胎瘤进行鉴别,而高风险胸腺瘤则需要与淋巴瘤、胸腺癌及恶性生殖细胞肿瘤进行鉴别。胸腺瘤和非胸腺瘤患者组间比较,合并重症肌无力(myasthenia gravis,MG)的数量及病灶的轮廓具有统计学差异;低风险与高风险胸腺瘤患者组间比较,病灶的轮廓、血管包绕≥50%及胸腔积液具有统计学差异。结论:增强CT能够较为明确地反映肿块本身及其周围组织的侵犯或受累情况,依据CT影像表现可对胸腺瘤进行初步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基于标准化的CT影像征象的比较分析,为胸腺瘤诊断及风险类别评估提供了有意义的参数指标。第三章 胸腺瘤传统影像组学研究目的:基于胸部增强CT图像,采用传统影像组学的流程和方法,结合患者临床资料及CT影像征象构建预测模型用于胸腺瘤的诊断(Task1)及组织病理学风险评估(Task2)。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中日友好医院及东部战区总医院两个中心从2011年1月至2019年10月间进行前纵隔肿物手术切除并取得明确病理结果的354例患者,基于重建后的纵隔窗薄层CT图像(0.5~1.25 mm)进行影像组学研究,Task1以中心2的238例患者作为训练集,中心1的116例患者作为验证集;Task2以中心2的122例患者作为训练集,中心1的73例患者作为验证集。两名具有10年工作经验的放射科医师手动勾画病灶,对勾画后的病灶提取影像组学特征并计算标签值,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用于评价观察者间和观察者内勾画病灶的一致性。对于Task1和Task2采用相同方法分别提取病灶影像组学特征并对所提取的特征计算Z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基于计算特征的ICC、双样本T检验及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进行特征筛选并计算影像组学标签。在训练集中采用影像组学标签结合有意义的临床信息和CT影像征象作为最终的特征参数,使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预测模型进行胸腺瘤与非胸腺瘤鉴别诊断以及区分胸腺瘤的风险类别,并分别在验证集中进行验证。使用Hosmer-Lemeshow检验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对预测结果分别进行拟合优度检验评价模型拟合值和观测值的吻合程度。结果:两名医师手动勾画病灶,勾画者内部的ICC值分别为0.911(95%CI:0.822-0.957)和0.897(95%CI:0.785-0.951),勾画者间的 ICC 值为 0.852(95%CI:0.713-0.927)。提取影像特征数量为1332个,采用LASSO回归Task1和Task2最终分别保留2个特征用于计算影像组学标签。使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预测模型,其中Task1预测模型的变量有MG、病灶轮廓及影像组学标签,训练集中预测模型的AUC为 0.7936(95%CI:0.7368-0.8503),敏感性为 0.7586,特异性为 0.7213,准确率为0.7395,模型经HL检验P=0.9015;Task1在验证集中结果显示AUC为0.7025(95%CI:0.6041-0.8007),敏感性为0.8082,特异性为0.4419,准确率为0.6724,模型经HL检验P=0.5261。Task2预测模型的变量有病灶轮廓、血管包绕≥50%、胸腔积液及影像组学标签,训练集中预测模型的AUC为0.8094(95%CI:0.7298-0.8890),敏感性为0.8873,特异性为0.5686,准确率为0.7541,经HL检验P=0.7124;Task2在验证集中结果显示AUC为0.7930(95%CI:0.6699-0.9161),敏感性为0.9400,特异性为0.5217,准确率为0.7082,经HL检验P=0.8230。结论:传统影像组学为鉴别胸腺瘤及区分其组织病理学风险类别提供了客观量化的方法,有利于辅助临床对胸腺瘤诊断和治疗方案的选择。第四章 基于深度学习的前纵隔病灶自动分割目的:采用胸部增强CT图像,基于所有前纵隔病灶的手动勾画结果为金标准,采用深度学习的方法对病灶进行自动分割,并对分割后的结果进行评价。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19年10月间在中日友好医院及东部战区总医院两个中心进行前纵隔肿物手术切除并取得明确病理结果的354例患者,基于重建后的纵隔窗薄层CT图像(0.5~1.25mm)进行自动分割研究,以中心2的238例患者作为训练集,中心1的116例患者作为验证集。基于所有病灶的手动勾画结果为金标准,采用深度学习方法对前纵隔病灶进行自动分割,分割方法包括设计双肺掩膜文件去除纵隔以外区域、采用V_Net网络对病灶进行初步分割(Initial Segmentation)以及在初步分割基础上采用Morphological Snakes算法对病灶进行精细分割(Accurate Segmentation)。分割完成后采用Dice系数、精准率及召回率三个指标对分割结果进行评价。结果:在训练集中的平均Dice系数为0.942±0.066,精准率为0.915±0.083,召回率为0.907±0.091。在验证集中的平均Dice系数为0.911±0.051,精准率为0.926±0.042,召回率为0.89±0.059。病灶自动分割后的Dice系数曲线显示:在训练集中,患者的Dice系数最小值为0.623,最大值为0.999,有125例样本的Dice值大于0.95(52.51%);在验证集样本中,患者的Dice系数最小值为0.624最大值为0.999有78例样本的Dice值处于0.85-0.95的范围(67.24%)。结论:采用V_Net网络联合Morphological Snakes算法对前纵隔病灶进行自动分割的效果较好,为前纵隔病灶自动分割研究提供了方法学基础,能够满足进一步的深度学习定量特征的提取和分析。第五章 基于深度学习的影像组学研究目的:采用胸部增强CT图像,结合患者临床资料及CT影像征象,采用基于深度学习的影像组方法(Deep learning-based radiomics,DLBR),构建预测模型用于胸腺瘤的诊断(Task1)及组织病理学风险评估(Task2)。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中日友好医院及东部战区总医院两个中心从2011年1月至2019年10月间进行前纵隔肿物手术切除并取得明确病理结果的354例患者,基于重建后的纵隔窗薄层CT图像(0.5~1.25 mm)进行研究。Task1以中心2的238例患者作为训练集,中心1的116例患者作为验证集;Task2以中心2的122例患者作为训练集,中心1的73例患者作为验证集。在病灶自动分割后采用深度学习方法提取病灶特征。深度学习网络使用包含两个残差块的ResNet-34进行训练并从第一个全连接层中提取深度学习特征,采用计算特征的Kendall相关系数、10折交叉验证法及LASSO回归筛选特征,最后进行多变量Logistic同归分析构建预测模型。使用Hosmer-Lemeshow检验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对预测结果分别进行拟合优度检验。采用Delong检验对预测结果与传统影像组学的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在Task1和Task2中基于ResNet第1层全连接层的神经元响应数量提取的特征数为4096个,采用LASSO回归Task1和Task2最终分别保留3个影像组学特征用于计算特征标签。使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预测模型,Task1预测模型的变量有MG、病灶轮廓及DLBR特征标签,训练集中预测模型的AUC为0.8344(95%CI:0.7833-0.8856),敏感性为0.8017,特异性为0.7309,准确率为0.7605,经HL检验P=0.8867;Task1在验证集中结果显示AUC为0.7415(95%CI:0.6496-0.8334),敏感性为0.7808,特异性为0.5581,准确率为0.6983,模型经HL检验P=0.6547。Task2预测模型的变量有病灶轮廓、血管包绕≥50%、胸腔积液及DLBR特征标签,在训练集中预测模型的 AUC 为 0.8255(95%CI:0.7454-0.9055),敏感性为 0.9014,特异性为 0.6078,准确率为0.787,经HL检验P=0.9033;Task2在验证集中结果显示AUC为0.7752(95%CI:0.6512-0.8992),敏感性为 0.9000,特异性为 0.6087,准确率为 0.8028,经HL检验P=0.5434。采用Delong检验在训练集中对Task1和Task2分别对DLBR与CR的ROC预测结果进行比较,在Task1中,DLBR模型的AUC为0.8344(SE=0.0261),CR 模型的 AUC 为 0.7936(SE=0.0290),两者差值 0.0409(95%CI:0.0001-0.0816),差别具有统计学差异(P=0.0493);在Task2中,DLBR模型的AUC为 0.8255(SE=0.0415),CR 模型的 AUC 为 0.8094(SE=0.0406),两者差值 0.0146(95%CI:-0.0242-0.0534),差别无统计学差异(P=0.4597)。DLBR 与 CR 模型决策曲线分析,在Task1中阈值概率大于46%时使用DLBR模型较CR模型有更多的临床受益;在Task2中,阈值概率大于60%时使用DLBR模型较CR模型有更多的临床受益。结论:在胸腺瘤组织病理学风险评估中,DLBR可以在不增加样本量的情况下用于代替传统影像组学病灶分割及特征提取的步骤,与传统影像组学的相比,DLBR可以提高诊断评估流程的智能化程度、预测效果较好并具有更大的临床受益。
陈凯[7](2020)在《机器人纵隔肿瘤切除术手术入路与胸腺上皮性肿瘤新基因突变位点的相关研究》文中指出第一部分机器人纵隔肿瘤切除术手术入路的研究背景: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使用达芬奇机器人系统进行纵隔肿瘤切除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并描述分布于不同纵隔区域肿瘤的手术入路。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6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83例机器人纵隔肿瘤切除术及240例胸腔镜纵隔肿瘤切除术的临床资料,并对围手术期结果进行相应统计分析。结果:由于入组患者的基本情况存在差异,予以倾向评分匹配(1:2),匹配后机器人组75例,胸腔镜组136例。机器人组手术时间(中位数80分钟,四分位距40分钟)与胸腔镜组手术时间(中位数90分钟,四分位距59分钟)相当,P=0.101;机器人组术中出血量(中位数50毫升,四分位距20毫升)少于胸腔镜组术中出血量(中位数50毫升,四分位距70毫升),P<0.05;机器人组术后总胸腔引流量(中位数110毫升,四分位距299毫升)少于胸腔镜组术后总胸腔引流量(中位数300毫升,四分位距445毫升),P<0.001;机器人组胸引管留置时间(中位数2天,四分位距1天)短于胸腔镜组胸引管留置时间(中位数3天,四分位距1天),P<0.001;机器人组术后住院时间(中位数3天,四分位距1天)短于胸腔镜组术后住院时间(中位数4天,四分位距2天),P<0.001;术后并发症方面两组无统计学差异,机器人组3例,胸腔镜组15例,P=0.08。进一步对83例机器人纵隔肿瘤切除术的体位及手术入路分析显示手术入路的选择取决于病变部位和手术切除的范围。机器人纵隔肿瘤切除术术后病理涉及21种肿瘤类型,散布于全纵隔,常见的是胸腺瘤(16例)、支气管囊肿(16例)和神经鞘瘤(12例);其中29例后纵隔肿瘤切除的手术体位采用侧卧位,41例仅需切除前纵隔肿瘤的患者采用半侧卧位,13例胸腺切除的手术体位采用头高脚低的平卧位。不同手术体位及入路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总胸腔引流量、胸引管留置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无统计学差异。结论:不同手术入路的机器人纵隔肿瘤切除术均是安全可行的。可以根据肿瘤病理及其所在的纵隔区域选择合适的机器人纵隔肿瘤切除术手术入路。第二部分胸腺上皮性肿瘤的新基因突变位点的相关研究胸腺上皮性肿瘤(TET)包括胸腺瘤和胸腺癌,是一种少见的肿瘤,但又是前纵隔常见的原发性肿瘤。胸腺上皮性肿瘤的病因和肿瘤发生机制尚不清楚。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罕见肿瘤的基因突变,为靶向治疗提供重要的突变位点,我们对55例胸腺上皮性肿瘤患者进行了二代测序检测。结果表明,存在于12条核心通路中的大多数基因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突变变异。4个基因(ARID1A、KMT2C、TGFBR2和MAP3K1)的插入缺失频率均在90%以上。TGFBR2、KMT2C、PRKDC、ATR、CHD2、SDHA、KDM5A、CHEK1、MSH6和POLE等数十个基因在不同的热点位点具有不同频率的移码插入缺失,这将可能成为胸腺上皮性肿瘤治疗的新靶点。我们首次揭示了胸腺上皮性肿瘤中肿瘤突变负荷与DNA错配修复基因MSH6的单核苷酸变异(而非移码突变)之间的强相关性。
中国医师协会医学机器人医师分会胸外科专业委员会筹备组,谭群友,陶绍霖,康珀铭,蒋彬,沈诚,张太明[8](2020)在《机器人辅助纵隔肿瘤手术中国专家共识(2019版)》文中研究表明纵隔是指左右两侧胸膜间隙及其内器官、结构和结缔组织的总称。纵隔肿瘤是纵隔内组织结构肿瘤性改变的统称,分为良性和恶性肿瘤。良性肿瘤如纵隔异位甲状腺、胸腺增生、纵隔囊肿、成熟性畸胎瘤、神经源性肿瘤等,恶性肿瘤如恶性胸腺
刘晓彤[9](2019)在《Angiopoietin-like protein 1、Myoferlin和Paxillin在胸腺上皮肿瘤中的表达及生物学意义》文中提出背景与目的Angiopoietin-like protein 1称为血管生成素样蛋白-1,是血管生成素样蛋白家族成员之一,参与多种生物学过程,如血管生成、造血干细胞扩增、脂质代谢和炎症,且在各种癌症的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如肝细胞癌、恶性黑素瘤、肺癌、结直肠癌等。Myoferlin是铁蛋白家族成员蛋白之一,主要以其在成肌细胞融合中的功能以及成肌细胞和内皮细胞的内吞作用而闻名。Myoferlin在许多恶性肿瘤(乳腺癌,B细胞淋巴瘤,胰腺癌和肺癌)中被发现显着过度表达,而在大多数正常组织中不存在。已有研究表明,Myoferlin与胞内脂筏微区有关,并参与维持细胞膜穴样内陷结构。Paxillin又称桩蛋白,是黏着斑的主要成分,被认为与癌细胞运动、迁移和侵袭有关,并最终与肿瘤转移有一定相关性,已有研究表明Paxillin功能突变与许多肿瘤(包括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黑色素瘤和结肠癌)的恶行进展相关。本实验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胸腺上皮肿瘤中Angiopoietin-like protein 1、Myoferlin和Paxillin的表达,结合患者临床病理参数,探讨三者在肿瘤诊断、侵袭、转移及预后方面的作用。方法收集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胸外科2008-2014年间经手术切除的120例胸腺上皮肿瘤标本和20例正常胸腺组织标本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术前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及其他器官肿瘤,且患者术后无其他器官原发性肿瘤。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数据,其中失访10人。经2名高年资病理科医师根据WHO(2015)胸腺上皮肿瘤病理分型对肿瘤组织标本进行病理类型确认,根据第8版胸腺肿瘤TNM分期确定患者临床分期。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Envision plus二步法)检测胸腺上皮肿瘤组织中Angiopoietin-like protein 1、Myoferlin及Paxillin的表达,以正常胸腺组织为阴性对照;阳性着色强度判定标准采用视野积分法。使用易侕统计(www.empowerstats.com)和R语言编程软件来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统计方法包含回归分析及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使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使用Log-rank检验来评估生存曲线之间的差异,以a=0.05作为检验标准。结果(1)ANGPTL 1高表达组与低表达组相比,患者年龄更大(56.9±13.5岁,P<0.001),术后存活时间更短(32.4±20.5月,P<0.001),但与肿瘤大小无明显相关性(P=0.861,0.612)(2)年龄不小于65周岁的胸腺肿瘤患者与小于65周岁的患者相比,术后死亡率增加6.3倍(OR=7.3,95%置信区间:2.0-27.1,P=0.003)。(3)肿瘤直径超过6cm的患者与小于6cm患者相比,术后生存时间增加12.7个月(b=12.7,95%置信区间:6.2-19.2,P<0.001)。(4)病理分型高度恶性组患者与正常胸腺患者相比,术后生存时间降低10.4个月[b=-10.4,95%置信区间:(-20.4)-(-0.4),P=0.044](5)临床分期晚期患者与早中期患者相比,术后死亡率增加7.7倍(OR=8.7,95%置信区间:2.3-32.9,P=0.001),晚期患者与胸腺囊肿患者相比,术后生存时间降低16个月[b=-16,95%置信区间:(-28.2)-(-3.8),P=0.011](6)ANGPTL 1高度表达患者与低度表达患者相比,术后死亡率增加4.7倍(OR=5.7,95%置信区间:1.3-24.5,P=0.020),术后存活时间降低25.2个月[b=-25.2,95%置信区间:(-32.5)-(17.8),P<0.001](7)经年龄、性别、肿瘤直径大小、病理类型调整后,ANGPTL 1高表达仍增加患者术后死亡风险,增加11.1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R=12.1,95%置信区间:1.5-94.3,P=0.018);经年龄、性别、肿瘤直径大小、病理类型及临床分期调整后,术后死亡风险仍呈增加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4.7,95%置信区间:0.5-41.9,P=0.167)。表明临床分期对ANGPTL 1高表达导致的结局干扰较大,但ANGPTL 1仍是术后死亡率的危险因素。(8)经年龄、性别、肿瘤直径大小、病理类型及临床分期调整后,ANGPTL1高表达仍降低患者术后存活时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b=-26.6,95%置信区间:(-35.2)-(18.1),P<0.001;b=-26.6,95%置信区间:(-35.4)-(17.8),P<0.001],表明年龄、性别、肿瘤直径大小、病理类型及临床分期对ANGPTL 1高表达导致的结局干扰较小,ANGPTL 1高表达是术后存活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9)Myoferlin的表达水平与年龄、性别、肿瘤直径大小、是否伴有重症肌无力、生存预后及术后存活时间均无明显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0)病理类型低度恶性组与高度恶性组相比,Myoferlin的表达水平无明显差异(P=0.927);患有胸腺上皮肿瘤患者与胸腺囊肿患者相比,Myoferlin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11)临床早中期与临床晚期患者相比,Myoferlin表达水平无明显差异(P=0.530);患有胸腺上皮肿瘤患者与胸腺囊肿患者相比,Myoferlin的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12)Myoferlin的表达水平与患者生存预后无明显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98);与患者术后存活时间无明显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64)。(13)由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可以看出,Paxillin阳性表达只出现于胸腺癌组织中,20例胸腺癌患者的组织标本均呈低度水平表达;而其他病理类型胸腺肿瘤组织标本均为阴性表达,未见明显阳性着色。(14)由K-M生存曲线可以看出,ANGPTL 1高度表达时,患者同时期的术后存活率较低度表达时明显降低(P<0.0001);Myoferlin高度表达与低度表达相比,患者同时期的术后存活率无明显差异(P=0.74);病理分型低度恶性组与高度恶性组相比,患者同时期的术后存活率无明显差异(P=0.31);临床分期晚期组与早中期组相比,患者同时期的术后存活率明显降低(P=0.00024)。结论年龄、病理类型及临床分期对胸腺上皮肿瘤而言仍是重要预后参考指标,年龄越高、病理类型恶性程度越高、临床分期越晚,患者术后死亡率越高,术后生存时间越短。ANGPTL 1高表达提示胸腺上皮肿瘤患者不良预后结局,可能与胸腺上皮肿瘤的惰性特征和侵袭、转移特性相关。Myoferlin在胸腺上皮肿瘤中持续低度表达,与年龄、病理类型、临床分期无明显相关,可能参与调节胸腺肿瘤膜修复与磷脂代谢过程,在肿瘤早期侵袭、转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Paxillin特异性表达于胸腺癌组织中,可作为胸腺癌的特异性诊断因子应用于临床。本实验研究为胸腺上皮肿瘤在诊断、转移及预后方面提供相应的理论参考,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肿瘤不良预后的相关因素及机制。限于该病的低发病率,我们仍需要大样本、多中心的协作研究以提供更可靠的临床循证学证据,以实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不断提高肿瘤患者的治疗效果、生活质量和生存预后,从而达到最终的治愈目标。
付海林[10](2019)在《胸腺瘤术后并发肺部感染危险因素分析》文中提出目的:研究胸腺瘤患者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以在临床上及早预防,降低胸腺瘤手术后肺部感染的发生率。方法:收集就诊于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共计162例行胸腺瘤手术患者的病历数据,将29例胸腺瘤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设为感染组,将133例胸腺瘤术后未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设为非感染组,回顾性调查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卡方检验方法比较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吸烟史、手术方式、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气管插管时间、ASA分级等方面的差异,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寻找导致胸腺瘤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单因素分析得出年龄、吸烟史、手术方式、手术时间、出血量、气管导管留置时间、ASA分级对胸腺瘤术后并发肺部感染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行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结果得出高龄(P=0.018,OR=4.937)、吸烟史≥400支/年(P=0.020,OR=4.333)、传统手术方式(P=0.049,OR=3.380)、术中出血量≥200ml(P=0.007,OR=6.178)、气管导管留置时间≥300min(P=0.010,OR=5.149)、ASA分级≥3级(P=0.034,OR=3.986)是胸腺瘤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高龄、长期大量吸烟史、传统开刀手术方式、术中出血较多、气管导管留置时间长和ASA分级高为导致胸腺瘤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手术时间不是独立的危险因素。胸腺瘤患者手术之前尽早戒烟,加强呼吸功能的锻炼,加强呼吸道的准备,在保证手术安全及疗效的同时尽可能行微创手术方式,在手术中严密止血,减少术中出血量,及时吸痰,术后尽早拔除气管导管等措施可降低胸腺瘤患者术后并发肺部感染发生率。
二、巨大恶性胸腺瘤的手术治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巨大恶性胸腺瘤的手术治疗(论文提纲范文)
(1)剑突下入路与单侧胸入路胸腔镜下胸腺扩大切除术在治疗胸腺瘤中的临床疗效对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第2章 资料与方法 |
2.1 患者一般资料 |
2.2 纳入标准 |
2.3 排除标准 |
2.4 治疗方法 |
2.4.1 研究组 |
2.4.2 对照组 |
2.4.3 观察数据指标 |
2.4.4 本研究随访方案 |
2.5 统计学方法 |
第3章 结果 |
3.1 两组手术方案患者术中情况比较 |
3.2 两组手术方案患者术后情况比较 |
3.3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
3.4 两组手术患者术后重症肌无力MG状态比较 |
3.5 两组术后病理中胸腺肿瘤瘤体积与周围脂肪组织标本展开最大长度、宽度比较 |
3.6 两组患者随访结果 |
第4章 讨论 |
4.1 两种手术方式对于术中情况的影响 |
4.2 两种手术方式对于围术期情况的影响 |
4.3 两种手术方式对于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的影响 |
4.4 两种术式对于术后重症肌无力 MG 症状改善的影响 |
4.5 两种手术方式对于切除肿瘤体积与术后标本周围脂肪组织展开最大长度、宽度的影响 |
4.6 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 |
第5章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综述 胸腺瘤的目前治疗现状与前沿进展 |
参考文献 |
(2)Tfr细胞与Tfh细胞在胸腺瘤合并重症肌无力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材料和方法 |
1 研究对象 |
1.1 病例 |
1.2 胸腺组织切片 |
1.3 主要仪器和试剂 |
2 实验方法 |
2.1 不同病理分型胸腺瘤与MG发病率 |
2.2 胸腺瘤合并MG行手术治疗后,MG治疗效果 |
2.3 对B2型胸腺瘤切除后胸腺组织标本分组比较 |
2.4 统计学处理 |
结果 |
3.1 胸腺瘤WHO病理类型与胸腺瘤伴MG的相关性 |
3.2 不同WHO病理类型胸腺瘤伴MG的胸腺切除术疗效 |
3.3 胸腺瘤合并MG组和不合并MG胸腺Tfh细胞表达情况 |
3.4 胸腺瘤合并MG组和不合并MG胸腺Tfr细胞表达情况 |
讨论 |
结论 |
参考文献 |
综述 T细胞在胸腺瘤合并重症肌无力中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致谢 |
(3)比较经剑突下胸腔镜与传统正中开胸治疗胸腺瘤的临床疗效(论文提纲范文)
英汉缩略语名词对照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前言 |
1 资料与方法 |
2 结果 |
3 讨论 |
全文小结 |
参考文献 |
文献综述:胸腺瘤的治疗现状及进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已发表的论文 |
(4)CT影像特征和影像组学预测胸腺瘤侵袭程度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语/符号说明 |
前言 |
研究现状、成果 |
研究目的、方法 |
一、胸腺瘤CT影像特点、临床特征与组织学分型的相关性研究 |
1.1 对象和方法 |
1.1.1 研究对象 |
1.1.2 仪器与方法 |
1.1.3 组织学分型 |
1.1.4 CT 图像特征分析 |
1.1.5 统计学方法 |
1.2 结果 |
1.2.1 组织学类型 |
1.2.2 临床症状与组织学分型的相关性 |
1.2.3 肿瘤标记物与组织学分型的相关性 |
1.2.4 CT 影像特点与组织学分型的相关性(表 4-6,图 5-8) |
1.3 讨论 |
1.3.1 临床特征与组织学分型 |
1.3.2 CT影像特点与组织学分型 |
1.4 小结 |
二、CT 影像组学分析与胸腺瘤组织学分型的相关性 |
2.1 对象和方法 |
2.1.1 研究对象 |
2.1.2 仪器与方法 |
2.1.3 图像的选取与勾画 |
2.1.4 影像组学特征的提取 |
2.1.5 特征降维 |
2.1.6 预测模型的建立和验证 |
2.2 结果 |
2.3 讨论 |
2.4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综述 影像学评价胸腺上皮性肿瘤的研究进展 |
综述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5)原发性纵隔恶性生殖细胞瘤一例并相关文献复习(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1 前言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3 结果 |
4 讨论 |
5 结论 |
参考文献 |
综述 原发性纵隔生殖细胞瘤研究进展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 |
致谢 |
(6)基于深度学习的影像组学在胸腺瘤诊断及组织病理学风险评估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词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一章 前言 |
1.研究背景与意义 |
2.影像组学研究流程与方法 |
3.深度学习在影像组学中的应用 |
4.胸腺瘤影像组学研究现状 |
5.本研究的目的及研究内容 |
第二章 胸腺瘤CT影像诊断与征象分析 |
材料与方法 |
结果 |
讨论 |
小结 |
第三章 传统影像组学研究 |
材料与方法 |
结果 |
讨论 |
小结 |
第四章 基于深度学习的前纵隔病灶自动分割 |
材料与方法 |
结果 |
讨论 |
小结 |
第五章 胸腺瘤基于深度学习的影像组学研究 |
材料与方法 |
结果 |
讨论 |
小结 |
第六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文献综述 胸腺瘤影像学的研究现状与进展 |
综述参考文献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致谢 |
(7)机器人纵隔肿瘤切除术手术入路与胸腺上皮性肿瘤新基因突变位点的相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符号说明 |
第一章 绪论 |
1.1 纵隔肿瘤概述 |
1.2 纵隔肿瘤的外科治疗 |
1.3 纵隔肿瘤微创治疗 |
1.4 胸腺上皮性肿瘤概述 |
1.5 胸腺上皮肿瘤的分子机制 |
1.6 研究的内容与目的 |
第二章 机器人纵隔肿瘤切除术手术入路的临床研究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2.2.1 研究对象 |
2.2.2 术前评估 |
2.2.3 机器人纵隔肿瘤切除术手术方式 |
2.2.3.1 肋间入路 |
2.2.3.1.1 前纵隔肿瘤 |
2.2.3.1.2 上纵隔及后纵隔肿瘤 |
2.2.3.2 剑突下入路 |
2.2.4 胸腔镜纵隔肿瘤切除术手术方式 |
2.2.5 术后随访 |
2.2.6 统计分析 |
第三节 结果 |
2.3.1 患者的基本情况 |
2.3.2 围手术期结果 |
2.3.3 患者体位及手术入路 |
2.3.4 病理结果 |
第四节 讨论 |
第五节 结论 |
第三章 胸腺上皮性肿瘤新基因突变位点的相关研究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材料和方法 |
3.2.1 患者和样本特征 |
3.2.2 DNA提取及文库构建 |
3.2.2.1 肿瘤DNA提取 |
3.2.2.2 样本文库构建 |
3.2.2.3 杂交捕获 |
3.2.3 上机测序(Illumina next seq500 测序仪) |
3.2.4 质量控制 |
3.2.5 二代测序(NGS)的分析和统计分析 |
第三节 结果 |
3.3.1 患者特征 |
3.3.2 胸腺上皮肿瘤的组织学特征 |
3.3.3 胸腺上皮肿瘤患者基因组中遗传异常检测 |
3.3.3.1 APC通路与细胞周期凋亡通路 |
3.3.3.2 染色质修饰通路与Hedgehog(HH)通路 |
3.3.3.3 DNA损伤控制通路与MAP通路 |
3.3.3.4 PI3K通路和TGF-β通路 |
3.3.3.5 RAS通路和NOTCH通路 |
3.3.3.6 转录调控通路和STAT通路 |
3.3.3.7 非驱动基因 |
3.3.3.8 SNV与 Indels |
3.3.3.9 肿瘤突变负荷与微卫星不稳定 |
第四节 讨论 |
第五节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科研成果 |
(9)Angiopoietin-like protein 1、Myoferlin和Paxillin在胸腺上皮肿瘤中的表达及生物学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材料与方法 |
1.实验材料 |
2.研究方法 |
3.免疫组化结果判定标准 |
4.统计学分析 |
结果 |
1.Angiopoietin-like protein1 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参数之间的特征描述 |
2.单因素分析Angiopoietin-like protein1 表达水平与生存预后及术后存活时间之间的关系 |
3.分层分析Angiopoietin-like protein1表达水平与术后存活时间之间的关系 |
4.多元回归分析Angiopoietin-like protein1 表达水平是否为生存预后及术后存活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 |
5.Myoferlin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参数之间的特征描述 |
6.单因素分析Myoferlin表达水平与生存预后及术后存活时间之间的关系 |
7.分层分析Myoferlin表达水平与术后存活时间之间的关系 |
8.多元回归分析Myoferlin表达水平是否为生存预后及术后存活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 |
9.Paxillin表达情况概述 |
10.不同临床病理参数影响下的生存曲线分析 |
11.Angiopoietin-like protein1、Myoferlin和 Paxillin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图片 |
讨论 |
结论 |
参考文献 |
综述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英文缩略词表 |
致谢 |
(10)胸腺瘤术后并发肺部感染危险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英文缩略语表 |
前言 |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1 研究对象 |
1.2 收集指标 |
1.3 手术方式 |
1.4 ASA分级 |
1.5 肺部感染诊断标准 |
1.6 统计学分析 |
结果 |
2.1 一般临床资料 |
2.2 单因素分析 |
2.3 多因素logistic分析 |
讨论 |
3.1 危险因素分析 |
3.2 预防及治疗措施 |
结论 |
参考文献 |
综述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导师评阅表 |
四、巨大恶性胸腺瘤的手术治疗(论文参考文献)
- [1]剑突下入路与单侧胸入路胸腔镜下胸腺扩大切除术在治疗胸腺瘤中的临床疗效对比[D]. 彭凯. 南昌大学, 2021(01)
- [2]Tfr细胞与Tfh细胞在胸腺瘤合并重症肌无力中的作用[D]. 王权. 大连医科大学, 2021(01)
- [3]比较经剑突下胸腔镜与传统正中开胸治疗胸腺瘤的临床疗效[D]. 郭江. 重庆医科大学, 2020(12)
- [4]CT影像特征和影像组学预测胸腺瘤侵袭程度的研究[D]. 黄金超. 天津医科大学, 2020(06)
- [5]原发性纵隔恶性生殖细胞瘤一例并相关文献复习[D]. 王梦. 郑州大学, 2020(02)
- [6]基于深度学习的影像组学在胸腺瘤诊断及组织病理学风险评估中的应用[D]. 韩小伟.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0(05)
- [7]机器人纵隔肿瘤切除术手术入路与胸腺上皮性肿瘤新基因突变位点的相关研究[D]. 陈凯.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8]机器人辅助纵隔肿瘤手术中国专家共识(2019版)[J]. 中国医师协会医学机器人医师分会胸外科专业委员会筹备组,谭群友,陶绍霖,康珀铭,蒋彬,沈诚,张太明.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20(02)
- [9]Angiopoietin-like protein 1、Myoferlin和Paxillin在胸腺上皮肿瘤中的表达及生物学意义[D]. 刘晓彤. 青岛大学, 2019(02)
- [10]胸腺瘤术后并发肺部感染危险因素分析[D]. 付海林. 石河子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