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三项措施构成粮农直补(论文文献综述)
周静[1](2019)在《农业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补贴是世界各国支持农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政策。2004年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并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第一、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持续多年的普惠式农业补贴政策开始出现了边际递减效应。新形势下,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2016年开始,我国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其政策目标瞄准为耕地地力保护和支持适度规模经营的“大户补贴”,以此激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同时,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取向下,下调粮食最低收购价也成为了粮食价格体系改革的主要着力点。以上政策及其组合实施的效果如何,特别是稻作大户的生产行为是否同步同向于政策预期目标,是一个值得从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的课题。本文基于农户行为理论,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补贴政策-农户行为-农业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讨论了不同类型农业补贴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并运用湖南省6个产粮大县419户稻作大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补贴对于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首先,本文以稻作大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认知为切入点,构建了政策认知—期望与现实偏差—政策满意度的分析框架,并利用排序模型,实证分析了政策认知程度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其次是以稻作大户生产投入行为为视角,分析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投入行为的作用路径,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下的分位数回归模型,来分析不同分位点下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对稻作大户的影响;最后,研究当前价格补贴政策改革的实施效果,构建了离散型选择模型,考察当前最低收购价政策下调时,稻作大户生产结构调整行为的变化程度。综上所述,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并综合运用了宏观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从农户层面揭示新的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效果,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当前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提供思路和依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政府实施何种类型的粮食补贴均对稻作大户的生产行为产生影响,从产量效应来分析,价格补贴大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影响。从补贴的认知和满意度来分析,稻作大户对于当前实施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认知程度较高,但补贴过程中的公平性和补贴政策目标的认知程度较低。从直接补贴政策效果来看: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于稻作大户增加物质资本投入具有显着的激励作用,且不同资源禀赋的稻作大户对于投入的偏好不同。对价格补贴的政策效果分析表明:粮食种植比例越高,土地规模经营越大的稻作大户对粮食补贴的反映更敏感,特别是价格补贴的影响大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影响。虽然粮食最低收购价下调对稻作大户的收益产生负向影响,但稻作大户仍然选择不改变其种植结构的原因是因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托底”。因此,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调控空间,探索“组合型”粮食宏观调控政策体系,适度提高粮食补贴标准,构建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有助于进一步稳固和调动种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运用分工理论,构建了不同类型的农业补贴标准下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理论模型,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综合进行考量,弥补了学术界对于农业补贴政策的割裂研究。(2)基于农户生产决策视角,从农户对于补贴政策的响应程度反观不同类型政策的实施绩效,丰富了仅从农民收入或粮食产出数量视角来评价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绩效。(3)本文结合当前农业农村形势的变化方向,重点研究的是30亩以上的稻作大户,以展示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对当前粮食补贴政策的认知及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的应用价值。
郑川[2](2019)在《我国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历史演进和当代效果评价》文中认为近年来,为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市场机制中的价格改革,尤其是农产品价格政策改革。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研究出台了《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农产品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2019年初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6年聚焦“三农问题”,依然将农产品价格政策放在了重要位置。如何让市场在农产品价格上发挥正确的作用,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是当前中国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关键所在。然而,当今国际大宗产品价格大幅震荡,国内玉米、大豆等农产品价格波动剧烈,且在国际竞争中不占优势,对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国家的安全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值得探讨。因此,基于我国国情,正确理解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实施背景、历史演进、政策效果,可以使我国农业政策的制定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能够更好的扬长避短,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同时充分利用价格政策对我国带来的正面效应,从而保障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和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本研究的主要目标包括:一是研究中国从古至今农产品价格政策的探索、当代政策的效果,以及国外政策的对比。二是梳理我国农产品政策的问题,探索政策改进的可能性。三是优化农产品市场价格政策,为政府制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必要参考。本研究针对近年来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受之影响的农民收入波动、国家粮食安全和市民消费成本上升等问题,在探索国内农产品价格政策演进的基础上,研究国家和市场在价格形成中发挥的作用和效果。具体结构:首先,提出当前世界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下我国农产品价格政策面临的严峻形势,并总结学者在农产品价格及其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随后,研究中国古今在农产品价格政策上进行持续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方法,对我国农产品价格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价,包括价格支持政策和农业补贴政策。同时,选取发达、中等发达国家为对象,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农产品价格政策实行的背景、产生和发展。最后,研究我国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制度设计和具体优化建议。为达到研究目标,本研究涉及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一是定量分析法,通过双重差分法建立模型,分析我国农产品中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效果;选取数据交络模型方法计算农业补贴的政策效果。二是通过历史分析法,深入分析中外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历史背景、产生原因、目的、产生过程、框架体系、历史影响、意义和教训。三是政策分析法,探索价格调控政策产生的原因,评价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和农业补贴政策效果,对国内外政策进行筛选,以探索新的政策方案。四是以比较法,从中国古代与当代之间、国外国家之间、中外之间等不同的角度进行比较,从而为系统、全面理解政策、改进政策提供有益启示。五是采取机制设计法,通过设定农产品价格政策的总体目标,把价格调控政策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最终寻求适合我国现阶段农产品价格调控目标的最佳政策组合。主要结论包括:一是充分肯定我国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原创性的古代理论和实践,以及当代政策的斐然成果。通过梳理中国农产品价格管理的历史演进,我们发现,中国在农产品价格管理上形成了一系列原创的理论,也形成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稳定农产品价格和保障主粮供给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政策。前者是理论的一般,后者是理论应用。这些中国原创的理论、方案、政策在农业价格管理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人类贡献了中国智慧,需要我们继承、发展,推陈出新,也给后人这样的一些启示。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只有根植于中国实践的原创性理论发展,才能为经济学发展做出中国人的应有贡献;只有通过政策体系的连续调整与边际改进,才能实现中国粮价的持续稳定;从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外市场变化中找准定位,完善政府定价,使我国的农业发展走向新的辉煌。二是通过定量方法评价发现,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在实施的8年间,确实显着提高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玉米价格。由于主产区农民收入中的一半以上来源于玉米,玉米价格的提升意味着农民收入的增加。该政策对玉米价格提升幅度为每50千克8.084元,以2015年为例,可使农民增收161亿元。增收会极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粮食产量来看,我国2015年粮食总产量比2007年增加了1.19亿吨,主粮玉米增产0.72亿吨,占粮食增产的六成。玉米产量的增加对于全国粮食总产量实现“连增”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临时收储政策的持续实施,我国玉米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包括玉米市场价格被扭曲等问题。三是我国实行的农业补贴是非常有效的,但存在效益递减的趋势。综合效率均能达到0.9以上,说明农资综合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的相继推出和额度的增加,对于稳定农产品价格、提高粮食产量、提高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补贴政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开始减弱,政策对农村居民的吸引力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但下滑程度并不明显。各年度农业补贴在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益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未来的政策调整中可以进一步进行调整和细化,提高财政补贴效率,包括需要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功能,以及分区域实施农业补贴政策。四是国外价格政策方向调整较大。通过分析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经验,以及巴西等典型中等发达国家的主要做法,发现国外农业补贴程度不降反增。政策方式从价格补贴转向收入补贴,政策目标从生产支持转向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政策对象从高保护普惠政策调整为支持创新、专用性、高附加值和多元化的农产品。五是加强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制度设计。要理顺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制定政策时需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根据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分层次安排制度。要处理好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的关系,做到四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平衡,核心和关键是保障粮食供给与价格稳定。要统筹各项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按照WTO农业规则,逐步削减农产品的价格支持程度,转向收入补贴政策。价格支持以价补分离形式开展,支持价格损失保障补贴,以市场为主、国家政策为辅开展定价。补贴政策以支持地力保护、藏粮于地的政策目标为主。要逐步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改革土地制度,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发挥市场主体活力,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优势,推动我国农业稳步向前发展。主要的创新点和见解:一是补充农产品价格政策在历史研究上的不足。指出中国在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上的重要地位,通过梳理我国价格管理的历史演进,验证中国在农产品价格管理上形成的一系列原创理论,以及一系列与时俱进的稳定农产品价格和保障主粮供给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政策。具体政策包括轻重理论、平籴论、常平仓、青苗法等原创性政策。二是从农产品价格的角度丰富国家理论和市场理论。由于农产品价格政策过度干预市场容易产生市场紊乱和调控时滞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制定政策时就需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对农产品价格这一极具代表性的对象进行研究,更加深刻的理解国家与市场的理论关系。将市场与国家放在同一层次研究两者关系,在经济运转中本质上研究政府与企业、家庭、个人的关系。三是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提出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建议。提出要处理好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的关系,做到四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平衡,核心和关键是保障粮食供给与价格稳定。要统筹各项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逐步削减农产品的价格支持程度,转向收入补贴政策。需要逐步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改革土地制度,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从根本上提高价格竞争力。
赵和楠[3](2018)在《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纵观人类发展史,历次重大饥荒事件均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和经济社会的严重衰退,其教训异常惨烈。也正因如此,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均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将保障粮食安全视为国家安全战略。就中国而言,中国人口众多,耕地等自然资源相对有限,资源“红线”问题不容忽视,同时,受自然灾害频发、粮食生产经营方式不科学等因素的影响,生态“红灯”问题日益凸显,加之供给侧粮食结构性矛盾等因素的制约,粮食数量及质量安全中长期仍面临着严峻挑战,这就决定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讲,粮食安全的公共品属性、外部性属性及粮食生产的弱质性、基础性决定了政府对其扶持的必要性。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成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天然构成。本世纪初,中国政府通过实施系列财政支持政策以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经过十余年的政策实践,既有政策暴露出诸多问题,尤其是对贸易和生产有扭曲作用的“黄箱”政策规模已临近WTO规定的8.5%的微量允许“黄线”。此外,伴随财政支粮资金规模的不断增长,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正逐渐放缓,2011—2016年全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由25%持续降至4.8%,为近25年来的最低值。因此,面对粮食安全的严峻形势及财政支粮的实际困境,未来如何优化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政策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并最终保障国家粮食数量、质量安全,则成为本文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本文在阐述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粮食安全形势进行了系统描述,进而回顾总结了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并对现行政策的整体成效及主要问题进行了定性评价,随后采用双重差分法(DID)等实证分析方法对保障粮食安全的典型财政政策效果予以检验。结合定性及定量研究结论,比较借鉴国外保障粮食安全的财政政策,最后提出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除导论所做各项研究准备外,全文基本内容如下:一、深入阐述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理论。文章介绍了粮食、粮食安全及其财政保障政策的概念与衡量,并界定了具体研究范畴,即“粮食”限于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这符合国际通行标准及中国新粮食安全观,“粮食安全”则主要涉及粮食生产环节的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问题,这是基于生产环节源头性、基础性及关键性的考量。在此基础上,粮食生产的基础产业理论、粮食产业的弱质性、粮食市场的蛛网模型及粮食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正外部性为财政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相应的价格支持政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一般服务支持政策则通过各具体政策的特定传导路径作用于粮食安全。二、系统描述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从总体上看,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当前整体良好但结构性矛盾凸显,且未来粮食安全形势仍就异常严峻。具体讲,在粮食数量安全方面,一是国内粮食生产现实约束显着,表现在资源承载能力减弱、自然生态环境失衡、比较利益低等;二是国外粮食进口风险性增强;三是口粮需求、饲料用粮需求、工业用粮需求及种子用粮需求引致粮食需求刚性增长。在粮食质量安全方面,粮食生产环节源头污染、粮食流通环节过程污染及粮食消费环节终端污染共同挑战中国粮食质量安全。三、回顾总结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并定性评价现行财政保障政策的整体成效及主要问题。建国至今,中国财政支粮政策共经历四个发展阶段,这与各时期城乡发展战略、财政体制等密切相关。价格支持政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和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构成当前中国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框架,并促进了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的持续增长,提升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宏观调控能力。然而,经过多角度、多地域的深入访谈及问卷调查,发现现行财政保障政策仍存在如下主要问题:一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扭曲市场机制,加深粮食结构性矛盾,加重财政负担;二是农机购置补贴范围、补贴操作不尽合理,表现在补贴目录缺乏绿色生产农用机具、部分机具难以适应地区粮食生产实际、补贴方案公布迟缓降低政策效应、“全价购补”增加购机主体支出压力等;三是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执行偏离目标,其中,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设计仍以粮食种植面积为补贴依据,忽略了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而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则采取现金直补方式,易造成补贴资金“漏损”,不利于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四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区域差异化不明显,补贴范围有待扩大;五是缺乏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及粮食加工环节的财政激励;六是财政重点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未充分实施,表现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管护缺位、粮食绿色补贴不足、粮食科技研发推广应用滞后等问题;七是主产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脱离,“粮财倒挂”现象显着,补贴资金供给机制有待调整。四、实证检验财政政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效果。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等研究方法对价格支持、挂钩直补及一般服务支持政策中的部分典型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一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对政策实施区粮食市场价格产生显着正向影响,存在托市效应;二是粮食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从构成上看,农机购置补贴对机耕水平的影响大于机播水平,对机收水平则影响不显着;三是财政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对粮食产量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对粮食平均生产成本具有显着负向影响,验证了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降本效应;四是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威胁指数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即财政土地治理投入有助于改善粮食质量。五、比较借鉴美日印三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对美国、日本、印度财政支粮政策演进及现行政策进行梳理、比较后得到如下启示:一是保留对主粮的价格支持,但应逐步调整以减少对市场的扭曲;二是实施“绿色补贴”项目,注重保护资源与环境;三是注重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的财政扶持;四是加大对重点一般服务支持项目的供给;五是通过立法形式保障财政支粮政策顺利实施。六、提出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根据前文定性及定量研究结果,结合国际有益经验,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逐步推进价格支持政策调整转型。短期仍坚持并调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但长期应逐步推进其向目标价格政策转型,实现“价补分离”,以减少对市场的扭曲,同时,还需注重粮食生产及流通信息平台建设,助力政策调整转型;二是系统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包括调整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深化实施玉米生产者补贴等政策以及扶持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发展;三是强化实施财政一般服务支持政策。应加强财政对农业气象、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科技的扶持力度,通过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财政直接投资等形式支持粮食绿色清洁生产,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四是配套改善财政支粮资金供给及管理体系。通过构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统一的补贴资金供给机制,多举措科学管理财政支粮资金,并逐步完善财政支农立法体系,以释放财政保障政策效应,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将粮食质量安全纳入研究范畴,对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及财政保障政策全貌进行系统描述、评析,克服以往仅从粮食供求视角或单一财政支粮政策视角进行的局部化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二是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多种实证分析方法检验不同类型财政支粮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数量安全层面,实证检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财政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对粮食数量安全的影响;在质量安全层面,构建粮食质量安全的逆向衡量指标并对样本省份粮食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测算,继而实证检验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的影响。由此,以弥补既有成果中实证性成果相对不足的“短板”;三是在学科交叉上,文章实现农业基础学科、农业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学科交叉,尤其在粮食质量安全层面,以农业科学相关原理服务于粮食质量安全指标的构建与财政保障政策效果的检验。本文的不足在于受数据可获性、新旧政策交替等因素的影响,实证章节仅选择三类财政保障政策中的四项具体政策进行代表性研究,且部分实证过程样本量略显偏少。未来将尝试采用问卷调研所得微观数据并结合新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本文未涉及的其他具体财政支粮政策效果展开深入研究。
耿仲钟[4](2018)在《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这三项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三项补贴政策效果逐渐钝化。2015年国家在浙、鲁、皖、川、湘五省进行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将“三项补贴”三合一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部分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被称之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另一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粮食产能(被称之为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一年试点期满后于2016年开始在全国推开。新政策催生新的问题,有必要对这项农业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本项研究的研究脉络如下:(1)从历史角度梳理我国主要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各地实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操作方式;(2)基于政策目标评价其政策效果,包括:评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耕地地力、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影响,评价适度经营规模补贴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农业信贷担保的影响;(3)测算该项政策的政策成本以及农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回应性;(4)根据WTO规则判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5)提出优化该项补贴政策的建议。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究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并综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一些处理和方法运用,不仅能够有效揭示该项新农业政策的政策效果,而且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提供思路和依据。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是对原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旨在“藏粮于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普惠制”的性质仍然没变,但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体现了“特惠制”;(2)现有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影响程度并不显着;“政策目标模糊-执行较困难”不利于保护地力保护目标的达成。单独依靠该项补贴资金无法达成地力的提升与保护;(3)相比较而言按确权面积方式补贴对农户收入影响更大,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补贴方式对产量影响更大,但不管哪种方式当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对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刺激作用较小,该项补贴能够缩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4)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具有较好的增产增收效应,但是规模经营主体对粮价变动更敏感;(5)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体系能够增强担保公司的核心实力,有利于撬动更大的信贷资金,刺激银行信贷供给,降低农户融资成本;(6)与原三项补贴的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得以简化,与其他涉农政策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不高;农户对两项补贴的期望补贴标准在100-200元/亩,期望补贴与与种植面积相挂钩,农户期望更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社会化服务;(7)“三项补贴”改革大大释放了黄箱尤其是非特定产品支持的政策空间,未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确权面积挂钩能进一步符合WTO规限。
江朦朦[5](2018)在《农业补贴政策经济效应评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农业的公共品属性、弱质性、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世界主要国家均对农业实施支持保护政策。农业补贴政策是国家对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的政策工具。自2004年以来,党和国家取消农业税,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以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为代表的农业补贴政策,各项政策均有其独特的细分目标,总体目标在于保障粮食安全,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全面振兴。但农业补贴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则严重依赖于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那么,农业补贴政策在实践中是如何执行的?是否与制定的一致?能否达到预期目标?以上问题得到了政界、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回答以上问题,对政府制定和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研究目标是:从理论上分析和讨论不同农业补贴政策的经济效应,归纳和梳理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的实际执行情况,探讨农业“三项补贴”的实际效果,为党和政府制定和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提供科学的研究依据。为达到以上目标,本文主要研究如下内容:(1)借鉴生产者行为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探讨农业“三项补贴”的经济效应,并提出理论命题;(2)归纳和梳理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的实际执行情况,结合理论命题,提出实证研究假说;(3)运用2006-2015年湖北省县级面板数据,对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实证研究假说。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三项补贴”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一,农业“三项补贴”政策中的良种补贴政策对提高粮食单产(产量)具有显着正向影响。第二,农业“三项补贴”中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与农资综合补贴政策对粮食播种面积(产量)具有一定的正面积极作用。第三,“三项补贴”政策中的农资综合补贴政策对农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都表明,农资综合补贴对农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第四,“三项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收入都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2)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效应递减,效能在降低。第一,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已演变成农民的收入补贴,政策缺乏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第二,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并未与农业(粮食)生产相挂钩,政策的效应递减,政策效能逐步降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调整完善三项补贴政策:提高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提高政策效能;保持补贴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保障广大农民的基本利益,通过“绿箱政策”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2)提高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推进涉农资金适当归并整合;实施差异化的补贴政策;拓宽补贴资金来源;扩大农业补贴对象;促进补贴向新型经营主体倾斜,强化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支持。(3)改进和创新农业补贴政策的补贴方式:按固定标准进行发放农业保护支持补贴;加强和增设强农补贴政策,补贴方式上以“绿箱”补贴为主;创新农业补贴发放方式,防止涉农补贴资金的漏损。(4)加强农业补贴政策的宣传和执行监督:采取多种渠道宣传农业补贴政策;加强农业补贴监督机制,推进农业补贴法制化。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1)构建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构建了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详尽而严谨地分析了“三项补贴”政策的经济效应,并提出了9个理论命题。(2)采用县级宏观数据和新的研究视角。既有文献多采用微观数据评估农业补贴政策的效果,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本文采用2006-2015年湖北省县级宏观面板数据,丰富了既有文献,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韦潇竹[6](2017)在《粮食直补政策绩效研究:资金效率、政府执行和农民满意度》文中研究说明“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对于一个人口规模即将达到十四亿的国家而言,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为了保护农民的种粮利益,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让农民愿意种粮,我国从2004年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2006年又逐步配套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粮食直补政策通过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较之过去在粮食的流通、销售环节的补贴方式,具有操作相对简单、高效,贸易扭曲作用小等方面的优点。此后,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从2004年至2015年的“十二连增”。但随着自然、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我国粮食直补政策效率、效果、执行状况开始备受争议。围绕粮食直补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和效果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或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也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本文在这样的背景下尝试研究与评估粮食直补政策绩效,从资金效率、政府执行和农民满意度三个主要维度,实证分析粮食直补政策绩,发现粮食直补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在研究粮食直补政策绩效的过程中,本文首先通过经济学原理分析了粮食直补政策本身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法基于广西桂平(粮食主产区)和那坡(非粮食主产区)两地粮食直补政策的宏观数据,检验了其资金使用的效率;然后实证调查了两地的基层治理主体和农民对粮食直补政策的态度及评价状况,获取微观层面的数据和案例;最后通过对宏观数据与微观案例进行对比和分析,以求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和评价我国粮食直补政策的实施现状和发展方向。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粮食直补政策的目标设计难以从根本上完全克服粮食供需的内生性缺陷,存在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农民满意度综合评价一般、增产增收均未收效、基层政府从乡镇到村委对粮食直补政策意见较大等问题,甚至出现了非粮食主产地区的粮食直补资金使用效率、各方满意度高于粮食主产地区的“尴尬”情形,粮食直补政策的可持续性难以判断。因此,我国的粮食直补政策需要从优化政策目标与政策导向、矫正直补对象、合理化直补依据、整合补贴政策、创新补贴方式、构建动态调整机制等方面进行改进。
张倩[7](2017)在《补贴政策效应与农户稻作制度选择 ——以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为例》文中认为水稻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是我国60%以上人口的口粮来源。我国作为水稻生产大国,在悠久的水稻耕种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且不同熟制特征的三大稻作区。其中,长江流域稻作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单、双季稻作区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单、双季稻种植交替现象愈发明显,造成我国水稻产量波动。造成稻作制度反复波动的原因,除了土地、水资源、气温等自然因素及技术进步、劳动力、经济收益等人为选择因素之外,宏观政策、水稻供需变化等外部环境因素也是引起波动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江流域稻作区经历了几次大的起伏波动,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双改单”现象加剧,导致我国长江流域稻作区内双季稻播种面积与产量持续下滑,2003年跌至1980年以来最低点,粮食供应紧张。2004年始,国家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出台了一系列税费改革及财政补贴政策。在当时的水田耕地资源有限前提下,复种成为水稻增种增产的一条重要途径。此后一段时间,长江流域双季稻播种面积出现明显的反降为增趋势,该时间点的反弹式变化,是否与国家一系列补贴政策实施有关?2009年起,长江流域稻作区部分省份加强配合中央政策,相继出台一系列地方财政补贴鼓励粮食生产,特别是双季稻生产。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长江流域早、晚稻播种面积并未持续上升,甚至小幅下降。这是否意味着虽然财政投入力度逐年增加,补贴政策对于水稻生产的拉升效应正在逐渐弱化,甚至释放殆尽?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现阶段下,哪些类型补贴政策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还具备扭曲作用?具体对哪一类农户能够产生影响?为了有效稳定我国粮食生产,并引导粮食生产向现代化农业发展需求‘稳量增质”方向转变,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新思路,那么探讨原有的一系列补贴政策在将来对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影响方向该何去何从,对未来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未来的补贴政策方向,建立改革长效机制,具有指导意义。无论是从保障我国粮食生产,探究稻作制度历史演变现象背后的政策影响,还是从供给侧改革视角思考未来粮食生产的政策调控路径,评估已有补贴政策效应都显得尤为重要。在前人基础上,本研究以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为研究范围,重点选取湖南、江西两省,对目前中央农业“三项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地方财政补贴等进行具体阐述,并划分为挂钩、脱钩补贴两大类,分析各类影响机制不同的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影响的理论机制与实际作用,并讨论当前农业发展新形势下补贴政策的完善路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研究内容一:从宏观视角,以湖南、江西、湖北、安徽四省面板数据,观测中央及地方财政补贴总支出对四省稻作制度变化究竟是否产生了扭曲作用,以及财政效应是否随时间推移保持稳定抑或呈逐渐弱化趋势。研究内容二:从微观视角,探究现阶段时点下,各类不同影响机制的补贴是否仍然能影响农户稻作制度选择?首先,统计分析湖南、江西省农户2014年稻作制度、要素投入、地方财政补贴获得等情况。进一步,根据影响机制不同,将补贴划分为挂钩、脱钩两类。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分别分析挂钩、脱钩补贴现阶段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结果。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挂钩补贴划分为双季稻补贴、大户奖励、农机购置补贴,分别厘清各项不同挂钩紧密度的补贴对湖南、江西两省农户水稻复种指数的影响。研究内容三:研究内容二中各项补贴效应是针对全体农户样本估计的平均效应,然而由于农户异质性,各项补贴可能对其中某一特征农户的影响效应被平均弱化。因此研究内容三在内容二基础上,根据农户补贴认知程度、经营规模差异、兼业程度差异对进行细分,分析各项补贴对不同特征农户的影响效果是否有差异。实证结果显示:1、宏观上,从年均水平来看,财政补贴总支出对水稻复种指数提升作用明显,时间维度上,政策效应随时间延长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2、当前时点下,挂钩和脱钩对整体农户的平均效应均不明显,而挂钩补贴中的双季稻补贴对提高整体农户水稻复种指数有显着正向作用,大户奖励仅对纯稻作农户有显着正向影响,农机购置补贴仅对大规模与纯稻作农户复种指数均有显着正向影响。脱钩补贴,即中央农业“三项补贴”对所有农户均无显着影响。农户稻作制度选择主要取决于在最低收购价政策托市效应下晚稻售价的上涨,以及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导致的家庭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未来粮食补贴政策可能的调整与完善方向,以更适应当前供给侧改革导向下,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现代农业发展新需求:(1)淡化“普惠,”制,倾向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三方补贴”;(2)促进当前粮食补贴政策供给侧改革转型,注重稻谷质量提升。
江向洋[8](2017)在《云南省粮食补贴政策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历经了几十年来科学的工业化建设,非农产业已替代农业成为我国的主导产业。要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有必要进行工业反哺农业,除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外,国家必须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而在我国出台的主要农业支持政策中,农业补贴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农业的基础是粮食产业,因此粮食补贴政策是各项农业补贴政策的重中之重。过去由于粮食相对其他经济作物的比较收益较低等特殊性,导致种粮农民难以增收,因此农民对种粮积极性不高,继而影响粮食生产。再加上国际粮食危机的影响,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日趋严峻。故而目前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促进农民增收以及保障国家粮食生产。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粮食补贴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基于此,本文对云南省粮食补贴政策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首先在界定粮食补贴相关概念的前提下,在对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的分析中指出我国实施粮食补贴政策的必要性,并揭示当前我国粮食补贴改革状况以对粮食补贴政策目标进行分析。随后,从对农户行为决策的影响方面分析我国粮食补贴对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影响的作用路径。接着,结合云南省现行的粮食补贴政策的梳理,以及粮食补贴规模和结构的相关数据来分析云南省粮食补贴的现状,并根据现状总结出当前云南省粮补政策四种潜在的问题。然后,基于云南省粮食产业相关数据,通过描述性分析,对云南省农业基本状况以及粮产能力进行简要评析。然后在实证部分通过使用DEA模型,分析和评价云南省粮补政策的效果,并作出如下总结:一、云南省粮补政策体制的成效显着,基本达成了政策目标;二、在规模效率方面,云南省粮补政策整体呈现出了递减趋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进行改善。最后,针对以上提出的潜在问题和效应总结,在明确政策目标以及原则后,为改善云南省粮补政策做出一些建议,如推进“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细化政策措施;规范操作程序,减少行政成本等。希望能对完善优化云南省的粮食补贴政策提供一些补充和参考。
吴珍彩[9](2016)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75%以上,粮食主产区提供了全国80%以上的商品粮,粮食调出量占全国的90%以上,粮食主产区是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区域。与此同时,粮食主产区社会经济发展却不容乐观:经济增长乏力,财政收支困难;粮食生产比较收益率低、产业竞争力弱;粮农种粮收入增长缓慢,激励农民安心种粮的动力严重不足。粮食主产区成了关键的问题区域。深入分析问题的原因,利益失衡是根源,粮食主产区在粮食生产中存在利益损失。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立高效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协调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和国家粮食安全三者之间关系。本研究目的和内容正基于此。本论文在整理和分析国内外粮食主产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外部性理论、机会成本理论、分工协作理论等为指导,系统研究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贡献和机会成本损失,深入探讨当前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中存在问题和粮食生产中利益相关主体的矛盾与冲突,客观揭示了需要建立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协调平衡粮食生产相关主体利益关系,确保商品粮生产安全。首先,通过对我国典型粮食主产区之一—河南省利益补偿机制实施效果分析,找到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其次,利用博弈理论分析了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中相关利益者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明确了粮食主产区在粮食生产中存在利益失衡,也为补偿主、客体的确定提供了依据。再次,从普通种粮农户微观层面入手,对利益补偿需求进行调查研究,使得后期构建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有了微观层面数据支撑。第四,在前面几部分内容分析的基础上,再加上对粮食生产外部性、粮食主产区重要贡献及机会成本损失的重新认识,构建了两个层次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并对各层补偿标准测算进行应用研究。最后,针对补偿机制运行中的风险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及政策建议。通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粮食生产具有多种价值,主产区存在外部性和机会成本损失。粮食作物在生长过程中会产生碳源,对维持自然平衡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粮食生产保障国家商品粮供应,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是非市场价值,且具有外部性。粮食生产所用要素有多种用途,耕地对承包耕地的农户来讲,可以改变耕地用途,生产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对于粮食主产区来讲,可以把耕地收为国有,变为收益更高的工业、商业用地,主产区政府和农户都存在机会成本损失;农民外出务工机会的增多,且较高的务工收入,使得农村劳动力要素也存在机会成本损失。以上构成了粮食主产区价值补偿的理论基础。(2)当前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效果不强且逐渐减弱。以种粮大省--河南省为例,分别就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综合情况和补偿效应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显示:(1)河南省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综合评价一般,机制运行效果不理想,五个指标中,除“补偿监督”是“良好”外,其它几个指标都是“一般”,而“补偿标准”相对最差,其评价结果为“较差”;(2)河南省粮食主产区补偿效应得分整体上稳步增长,年均增长率7.5%,说明河南省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不断提高,但提高速度不断下降,补偿效应不断弱化。(3)粮食生产中利益相关者存在利益冲突。粮食生产中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中央政府、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粮食主销区地方政府、农业企业、粮农和粮食消费者。他们之间的多重利益博弈结果表明,当前的制度安排很难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各主体间出现了利益失衡。(4)利用河南省种粮大县566份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农户对利益补偿机制需求,并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利益补偿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粮食收益与其它收益对比、对补偿政策的了解、补贴政策效果、对补偿依据、方式、标准的评价和对政府信贷政策评价的影响显着。农户是粮食生产的实施者,对利益补偿效应的评价会影响其种粮意愿,进而影响粮食安全,因此,构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必须关注农户的利益诉求,选择合理的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对农户在粮食生产的种种贡献和机会成本给予有效弥补,从而激发他们在粮食生产量和质方面的潜能。(5)以基金为核心构建两个层次的利益补偿机制。第一层次是基于粮食生产外部性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主要解决粮食生产中粮食安全效益外部性内部化问题;第二层次是基于粮食生产机会成本损失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主要解决粮食生产用地多种用途的机会成本损失内部化问题。在两个层次的利益补偿机制中,多元化的补偿主、客体确定充分体现了“谁受益,谁补偿”和“谁受损、谁受偿”的原则;多角度的补偿标准测算充分反映了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主体粮食生产价值和在粮食生产中机会成本;多样化的补偿方式很大程度上能满足粮食主产区不断变化的需求;以基金为核心构建自上而下的四级管理委员会使得补偿机制能够低成本有效运行;监督机制和政策建议的有效落实将会为补偿机制高效运行提供保障。
田红宇[10](2016)在《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并称为世界三大经济安全,粮食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如何保障粮食安全永远是执政者农业政策的核心目标。农业政策、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偏好及其取得的政策绩效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水平、财政体制等外生环境和制度供给的影响和制约。财政分权体制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供给,但财政分权体制对于农业经济、粮食生产的作用和绩效学术界却较少涉足,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且部分关于财政分权与政府支农行为、政府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偏差。当前我国粮食生产迎来了“十二连增”的大好形势,但伴随的是粮食生产资源环境约束日渐趋紧、供需结构矛盾凸显、粮食生产综合效率低下,如何有效激励地方政府支粮、抓粮意愿,提升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效率,是今后一段时期财政体制改革、粮食综合改革的题中之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粮食生产由于其天然的弱势产业特性,决定了政府支农政策和财政支持是其必不可少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来源。但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行为选择是内生于财政体制的政策安排,本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把财政体制分权化变迁、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行为和粮食生产纳入到同一分析框架内,将财政体制变迁、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引入到粮食生产、农民种粮收入和粮食生产效率研究视域中,揭示财政体制向分权化实践背景下,激励机制、制度供给等发生变化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意愿和绩效变化的影响传导到粮食生产层面的作用机理,在粮食生产新形势下探寻我国粮食生产稳定产能、提升效率、增加收益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有效的制度供给和政府支农政策安排。研究的主要结论总结如下:(1)财政分权体制通过激励机制等约束地方政府财政安排和支农行为选择,进而作用于粮食生产。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地方政府效用函数中,地方政府效用最大化的实现条件是:地方政府在不同部门的财政支出份额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趋同。由于粮食和其他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巨大差异现实,地方政府财政城市偏向不可避免;粮食生产函数中,政府财政支农投入是重要的资本来源因素,粮食生产不仅仅取决于财政支农支出水平更受到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所以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财政分权体制通过激励机制等约束地方政府财政安排和支农行为能作用于粮食生产水平和效率。(2)“渐进式”分权化的财政体制变迁、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之间存在显着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偏离纠正机制。基于VAR和VEC模型研究发现:长期内财政分权、财政支农对粮食产量分别表现为正向冲击、负向冲击;短期内二者对粮食产量的作用相反,且不同滞后期作用大小和作用持续时间具有明显差别,来自经济系统的冲击使粮食产量偏离长期均衡时,粮食产量具有自身反向修正机制,误差修正项会以0.0076的力度把粮食产量重新拉回均衡水平。而且,财政分权体制确立前后财政分权指标、财政支农政策和粮食产量的动态均衡关系具有显着差异。(3)财政支出分权、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具有显着影响,而且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实证分析发现:全样本期内财政支出分权对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对粮食单产水平作用不显着,地方财政自主性仅对粮食单产提升具有显着正向作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数量、地方政府财政结构中支农比重对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单产水平作用不显着甚至为负。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样本中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影响差异明显。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SDM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各省市粮食生产具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影响粮食生产的财政分权、支农政策因素也表现出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4)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对农民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构成了分权、支农行为对粮食生产的微观主体作用机制。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结果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对农民总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多具有显着的正向增收效应;人均财政支农支出数量对农民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但对农民种粮收入作用不显着甚至为负,地方政府财政支农力度作用多不显着。且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内相互关系表现出明显差异。进一步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中,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和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性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转移性收入差距具有显着的“缩差”作用,但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支农水平和比重对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微弱。(5)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差异显着。基于DEA—Malmquist模型分析发现:1978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率、纯技术效率均没有达到DEA有效,具有效率退化趋势;各粮食产区粮食生产效率差异明显;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粮食生产效率逐渐下降、波动更加剧烈;粮食生产效率动态演化类似于“先提高、后稳定、再快速下降、最后逐步快速恢复”路径。基于面板Tobit随机效应模型的粮食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发现:财政支出分权、财政自主性两个财政体制因素对粮食生产效率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效应,但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和政策作用不明显;且财政体制、政策因素对粮食生产效率及其分解指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总体来说,本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的一个核心结论就是:财政分权体制对于粮食生产产量稳定、单产提升、种粮收入增加和综合效率改进是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制度安排;但是在这一制度安排下,为地方政府设置了偏向城市的财政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支农意愿、政策安排和支农效率普遍偏低,以至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种粮收入和粮食效率作用不显着甚至相反,未能真正发挥财政支农政策的绩效。鉴于此,本文主要政策建议简述如下:(1)巩固并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充分发挥“分层治理”的制度优势。在粮食生产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资源条件日益退化背景下,稳定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财政分权体制是较合适的财政体制供给,在巩固该体制基础上进行逐步完善:一是尝试各级政府间财政收支权力与责任划分的法律建设,加强财政体制稳定性;二是明确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责任划分,确定政府事权边界;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设,转移支付要逐渐向农业、科技等部门倾斜,尤其是要发挥中央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持粮食生产的刺激作用。(2)重构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提升其支农意愿和效率。一是转变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单向约束机制为“自下而上”的约束,更好反映区域农民的偏好和福利需求。尝试以农作物种植品种、粮食连片区域为单位建立高度组织化、专业化的自治组织,比如农民协会、水稻种植协会等,或者以专业性农民合作组织为基础,代表组织内的农民,表达财政需求及偏好,提高信息表达的质量和效率。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要对其负责,农民组织或合作社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行为、绩效等具有考核权力。二是重构地方政府行为扭曲的激励机制。最主要的是对地方政府晋升激励的改善和重构,不能单纯的以GDP指标来评论地方政府政绩并依此决定官员升迁,加入农业发展的指标和权重,构建“绿色”GDP指标,而且考核机制要具有差异性和灵活性。(3)匹配支粮事权与财权及区域间财政资源,形成支粮财政稳定增长长效机制。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关键是地方政府财权逐渐萎缩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支出责任需求,所以一方面中央政府应该逐渐把财政收入权下放;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把福利性明显的教育、医疗、农业和粮食支持等支出责任上收;规范、硬化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加强各级人大、审计部门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审计和监督,逐步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和准确性。通过省市间粮食供给需求以及实际粮食购销为基础,构建粮食生产上的利益补偿机制,可以通过利益在横向政府间转移支付,补偿粮食主产区省市支持粮食种植、出售商品粮方面的财政收入损失。(4)优化支农模式与结构、创新支农着力点,提升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财政支农模式转变和财政支农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创新财政支农着力点,把财政支农支出重心逐渐转向到职业种粮农民和专业化生产大户培训、粮食公共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粮食生产保险体系和风险预警防止体系建设上来。把财政支农重点锁定在“软件”侧面的建设、逐步减少事业费等效率低部门和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等“硬件”支出力度,可以逐步优化支农支出结构、转变支农模式,通过新的财政支农着力点的培育快速提升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除此之外,引导金融及社会资本进入,多元化粮食生产融资来源;加快粮食及投入市场化建设、创新粮食补贴模式,发挥支粮“合力”效应等也是应该政府应该重点考虑的。总之,粮食生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应该从更宽广的范围内进行综合改革和调整。
二、上海三项措施构成粮农直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三项措施构成粮农直补(论文提纲范文)
(1)农业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
1.3.1 农业补贴的定义 |
1.3.2 农业补贴政策的分类 |
1.3.3 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界定 |
1.4 文献综述 |
1.4.1 国外文献综述 |
1.4.2 国内文献综述 |
1.4.3 文献述评 |
1.5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内容 |
1.5.3 研究方法 |
1.6 数据来源 |
1.7 可能的创新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作用机理 |
2.1 理论基础 |
2.1.1 农业分工理论 |
2.1.2 农户行为理论 |
2.1.3 农业补贴理论 |
2.2 农业补贴类型与农户生产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
2.3 理论分析框架:补贴政策—农户决策行为—农业生产 |
2.3.1 无补贴情况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理论模型 |
2.3.2 不同类型农业补贴情况下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理论框架 |
2.4 农业补贴政策的产量效应分析 |
2.5 农业补贴效应对比分析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粮食补贴政策的演进及实施现状 |
3.1 粮食补贴的特征 |
3.2 中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演进 |
3.2.1 无粮食补贴阶段:攫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发展(1949-1978年) |
3.2.2 弱粮食补贴阶段:补贴粮食流通环节阶段(1978-2003年) |
3.2.3 政策体系初步形成阶段:扶持小农发展(2004-2016年) |
3.2.4 政策体系改革深化阶段:支持适度规模经营(2013年-至今) |
3.3 现行粮食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 |
3.3.1 补贴对象缺乏差异化激励 |
3.3.2 补贴金额缺乏区域协调 |
3.3.3 补贴政策执行成本高 |
3.4 现行粮食补贴政策体系构成 |
3.5 粮食补贴政策实施现状——以湖南省为例 |
3.5.1 湖南省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现状及空间分布特征 |
3.5.2 湖南省稻作大户的空间分布特征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稻作大户对粮食补贴的认知和满意度分析 |
4.1 研究基础 |
4.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4.3 数据来源 |
4.4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直接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 |
5.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实施 |
5.2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投入行为的机理分析 |
5.3 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
5.4 实证分析 |
5.5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价格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 |
6.1 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 |
6.2 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调整对种植结构影响的机理分析 |
6.3 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
6.4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农业补贴政策优化 |
7.1 国外农业补贴政策的发展经验 |
7.2 美国、日本和中国农业支持水平比较 |
7.3 未来改革思路及政策取向 |
7.4 对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优化的启示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湖南省种粮大户的调查问卷 |
附录二 :调研县相关部门访谈提纲 |
致谢 |
博士期间成果简介 |
(2)我国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历史演进和当代效果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1.3 研究目的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1.2.1 农产品 |
1.2.2 价格 |
1.2.3 农产品价格政策 |
1.3 文献综述 |
1.3.1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影响因素 |
1.3.2 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发展 |
1.3.3 农产品价格政策评价 |
1.3.4 研究评论 |
1.4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主要研究内容 |
1.4.3 研究方法 |
1.4.4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1.5 创新点及不足 |
1.5.1 本研究的创新点 |
1.5.2 存在的不足 |
第2章 中国农产品价格管理的理论和政策演进 |
2.1 农产品价格管理的中国古代理论及政策演进 |
2.1.1 古代理论演进 |
2.1.2 古代政策与方案 |
2.2 农产品价格管理当代理论和政策的形成 |
2.2.1 当代理论发展 |
2.2.2 当代政策实践措施及成果 |
2.3 我国农产品价格管理理论与政策的启示和改进建议 |
2.3.1 基于中国实践的原创性理论,为经济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2.3.2 只有通过政策体系的边际改进,才能实现粮价的持续稳定 |
2.3.3 完善政府定价,使我国的农业发展走向新的辉煌 |
第3章 当代农产品价格政策的效果评价 |
3.1 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效果评价 |
3.1.1 效果评价研究进展 |
3.1.2 建立模型 |
3.1.3 实证分析 |
3.2 农业补贴政策的效果评价研究 |
3.2.1 农业补贴政策的效果评价 |
3.2.2 模型构建 |
3.2.3 实证分析 |
3.3 结论与政策优化措施 |
3.3.1 妥善处理国家和市场的关系 |
3.3.2 市场化方向改进支持政策 |
3.3.3 补贴政策应发挥社会综合功能 |
3.3.4 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发挥市场活力 |
第4章 国外农产品价格政策分析 |
4.1 各国政策体系发展和构成 |
4.1.1 美国农产品价格政策 |
4.1.2 欧盟农产品价格政策 |
4.1.3 日本农产品价格政策 |
4.1.4 韩国农产品价格政策 |
4.1.5 巴西农产品价格政策 |
4.2 政策分析 |
4.2.1 国外农产品价格政策的特点 |
4.2.2 政策趋势 |
4.3 对我国的启示 |
4.3.1 调整政策的方向 |
4.3.2 分类改革价格支持政策 |
4.3.3 加强政策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支持 |
4.3.4 加大对产业链各政策对象的支持 |
第5章 农产品价格政策建议 |
5.1 农产品价格政策主要问题 |
5.1.1 政策理论的缺陷 |
5.1.2 政策目标的局限性 |
5.1.3 政策制定的不足 |
5.1.4 制度执行的漏洞 |
5.1.5 政策实施效果的问题 |
5.2 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制度设计 |
5.2.1 理顺国家和市场的关系 |
5.2.2 创新价格政策体制机制设计 |
5.2.3 提高农产品价格内生竞争力的制度设计 |
5.3 政策实施具体建议 |
5.3.1 价格支持政策 |
5.3.2 农业补贴政策 |
5.3.3 加强金融支农制度的作用 |
5.3.4 统筹使用贸易政策 |
5.3.5 提高农业内生竞争力 |
5.3.6 配套制度保障措施 |
参考文献 |
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3)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目的、内容、方法及思路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理论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粮食的概念 |
二、粮食安全的内涵及衡量 |
三、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四、本文研究范畴界定 |
第二节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理论依据 |
一、粮食生产的基础产业理论 |
二、粮食产业的弱质性 |
三、粮食市场的蛛网模型 |
四、粮食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 |
五、粮食安全的正外部性 |
第三节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机理 |
一、价格支持政策的托市效应 |
二、挂钩直接补贴政策的传导机理 |
三、一般服务支持政策的影响机理 |
第二章 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系统描述 |
第一节 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总体判断 |
一、粮食安全形势当前整体良好但结构性矛盾凸显 |
二、粮食安全形势未来依就严峻 |
三、粮食安全形势的基本特征 |
第二节 中国粮食数量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
一、国内粮食生产现实约束显着 |
二、国外粮食进口风险性增强 |
三、粮食需求刚性增长 |
第三节 中国粮食质量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
一、粮食生产环节源头污染日益严重 |
二、粮食流通环节过程污染隐患凸显 |
三、粮食消费环节终端污染不容忽视 |
第三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进及评价 |
第一节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 |
一、财政支粮政策的负向保护阶段(1950-1977) |
二、财政支粮政策的调整过渡阶段(1978-1993) |
三、财政支粮政策的推进完善阶段(1994-2003) |
四、财政支粮政策的全面转型阶段(2004至今) |
第二节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现行政策 |
一、价格支持政策 |
二、挂钩直接补贴政策 |
三、一般服务支持政策 |
第三节 现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财政政策的整体成效 |
一、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持续增长 |
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显着提升 |
三、粮食宏观调控能力有效增强 |
第四节 现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财政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最低收购价政策扭曲市场,加重粮食结构性矛盾及财政负担 |
二、农机购置补贴范围、补贴操作不尽合理 |
三、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执行偏离目标,政策效应弱化 |
四、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差异化不明显,补贴范围有待扩大 |
五、缺乏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及粮食加工环节的财政激励 |
六、财政重点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未充分实施 |
七、主产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脱离,“粮财倒挂”现象显着 |
第四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托市效应检验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描述 |
三、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 |
第二节 粮食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影响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主产区农业机械化水平测算 |
三、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第三节 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降本效应检验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效应检验 |
三、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降本效应检验 |
第四节 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的影响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粮食质量威胁指数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 |
三、财政土地治理对粮食质量影响的实证检验 |
第五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 |
第一节 美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一、美国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二、美国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三、美国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第二节 日本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一、日本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二、日本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三、日本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第三节 印度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一、印度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二、印度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三、印度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第四节 美、日、印财政支粮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一、保留对主粮的价格支持,但应逐步调整以减少市场扭曲 |
二、实施“绿色补贴”项目,注重保护资源与环境 |
三、注重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的财政扶持 |
四、加大对重点一般服务支持项目的供给 |
五、通过立法形式保障财政支粮政策顺利实施 |
第六章 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逐步推进价格支持政策调整转型 |
一、短期仍坚持并调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
二、长期逐步向目标价格政策转型,实现“价补分离” |
三、注重粮食生产及流通信息平台建设,助力政策调整转型 |
第二节 系统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 |
一、调整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提升粮食综合机械化水平 |
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鼓励“藏粮于地”和适度规模经营 |
三、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减轻粮农风险性损失 |
四、深化实施玉米生产者补贴等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五、整合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扶持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发展 |
第三节 强化实施财政一般服务支持政策 |
一、加强对农业气象、水利设施、农业科技等的财政扶持 |
二、支持粮食绿色清洁生产,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
三、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第四节 配套改善财政支粮资金供给及管理体系 |
一、构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统一的补贴资金供给机制 |
二、科学管理财政支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三、完善财政支农立法体系,保障政策运行规范性稳定性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4)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4 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2.2 理论基础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及三项补贴改革 |
3.1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 |
3.2 我国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 |
3.3 “三项补贴”改革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实施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地力保护视角 |
4.1 补贴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微观调研数据 |
4.2 补贴对耕地地力的影响——基于自然实验的证据 |
4.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的逻辑解释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5.1 政策效果模拟方法——PMP模型 |
5.2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5.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6.1 基于田野调查的规模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案例 |
6.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6.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的受益公平性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信贷担保视角 |
7.1 市场失灵与农业信贷担保 |
7.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数理分析 |
7.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案例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成本与回应性分析 |
8.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财政成本 |
8.2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 |
8.3 政策的回应性分析:农户的了解、评价与期望 |
8.4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分析 |
9.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黄箱空间释放 |
9.2 “三项补贴”改革前后政策保护程度变化 |
9.3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优化 |
10.1 国外农业支持政策的启示 |
10.2 当前我国农业主要国内支持政策 |
10.3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优化安排 |
10.4 本章小结 |
第十一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11.1 主要结论 |
11.2 政策建议 |
11.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 部分田野调查素材整理 |
(二) 农业支持政策的国际经验整理 |
(三) 调研问卷与访谈提纲 |
致谢 |
个人简介 |
(5)农业补贴政策经济效应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文献综述 |
1.2.2 农资综合补贴政策文献综述 |
1.2.3 良种补贴政策文献综述 |
1.2.4 文献评述 |
1.3 研究目的和内容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数据来源 |
1.6 可能的创新 |
2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及政策实践 |
2.1 农业补贴政策的概念界定 |
2.1.1 农业补贴政策的内涵 |
2.1.2 农业补贴政策的分类 |
2.1.3 农业补贴政策的基本特征 |
2.2 实施农业补贴政策的理论依据 |
2.2.1 农业的准公共产品属性 |
2.2.2 农业的基础性地位 |
2.2.3 农业弱质产业扶持理论 |
2.3 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实践 |
2.3.1 农业补贴政策的演变历程 |
2.3.2 现行主要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现状 |
2.3.3 农业补贴政策实施特征 |
2.4 本章小结 |
3 农业补贴政策经济效应理论分析框架 |
3.1 概念界定与假设 |
3.2 基准均衡 |
3.2.1 等成本线 |
3.2.2 等利润线 |
3.2.3 基准均衡 |
3.3 农业补贴政策下的均衡Ⅰ:成本类政策 |
3.3.1 等成本线的变动 |
3.3.2 等利润线 |
3.3.3 成本类政策下的新均衡 |
3.4 农业补贴政策下的均衡Ⅱ:收入类政策 |
3.4.1 等成本线的变动 |
3.4.2 等利润线 |
3.4.3 收入类政策下的新均衡 |
3.5 农业补贴政策下的均衡Ⅲ:技术改进类政策 |
3.5.1 等成本线 |
3.5.2 等利润线的变动 |
3.5.3 技术改进类政策下的新均衡 |
3.6 本章小结 |
4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经济效应分析 |
4.1 政策实践与研究假说 |
4.1.1 政策实践 |
4.1.2 研究假说 |
4.2 粮食直接补贴对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 |
4.2.1 描述性证据 |
4.2.2 模型与变量 |
4.2.3 计量结果与讨论 |
4.3 粮食直接补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4.3.1 描述性证据 |
4.3.2 模型与变量 |
4.3.3 计量结果与讨论 |
4.4 本章小结 |
5 农资综合补贴政策经济效应分析 |
5.1 政策实践与研究假说 |
5.1.1 政策实践 |
5.1.2 研究假说 |
5.2 农资综合补贴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 |
5.2.1 描述性证据 |
5.2.2 模型与变量 |
5.2.3 计量结果与讨论 |
5.3 农资综合补贴对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 |
5.3.1 描述性证据 |
5.3.2 模型与变量 |
5.3.3 计量结果与讨论 |
5.4 农资综合补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5.4.1 描述性证据 |
5.4.2 模型与变量 |
5.4.3 计量结果与讨论 |
5.5 本章小结 |
6 良种补贴政策经济效应分析 |
6.1 政策实践与研究假说 |
6.1.1 政策实践 |
6.1.2 研究假说 |
6.2 良种补贴对粮食单产的影响 |
6.2.1 描述性证据 |
6.2.2 模型与变量 |
6.2.3 计量结果与讨论 |
6.3 良种补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6.3.1 描述性证据 |
6.3.2 模型与变量 |
6.3.3 计量结果与讨论 |
6.4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1.1 “三项补贴”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 |
7.1.2 “三项补贴”的政策效能逐步降低 |
7.2 政策建议 |
7.2.1 调整完善“三项补贴”政策 |
7.2.2 提高农业补贴政策资金的使用效率 |
7.2.3 改进和创新农业补贴政策的补贴方式 |
7.2.4 加强农业补贴政策的宣传和执行监督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7.3.1 研究不足 |
7.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博士) |
致谢 |
(6)粮食直补政策绩效研究:资金效率、政府执行和农民满意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1.2.1 关于粮食直补政策的研究 |
1.2.2 关于粮食直补政策绩效的研究 |
1.2.3 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法 |
1.3.1 文献分析法 |
1.3.2 实证研究法与计量模型分析法 |
1.3.3 比较分析法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思路 |
第二章 粮食直补政策绩效评价的分析维度 |
2.1 粮食直补政策 |
2.1.1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演变 |
2.1.2 粮食直补政策的内容 |
2.1.3 粮食直补政策的政治意味 |
2.2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 |
2.2.1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背景与方法论 |
2.2.2 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内涵与价值 |
2.2.3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标准 |
2.2.4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方法 |
2.3 粮食直补政策绩效评估的维度 |
2.3.1 政策预期效果 |
2.3.2 资金效率 |
2.3.3 农民满意度 |
2.3.4 政府执行 |
第三章 粮食直补政策的经济学分析和资金效率检验 |
3.1 粮食直补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
3.1.1 静态性粮食供求分析 |
3.1.2 动态性粮食供求分析 |
3.1.3 粮食直补政策的合理性评价 |
3.2 粮食直补政策资金效率检验 |
3.2.1 实证模型选择 |
3.2.2 投入产出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说明 |
3.2.3 实证结果分析 |
3.2.4 小结 |
第四章 粮食直补政策的农民满意度分析 |
4.1 数据获取与描述性分析 |
4.1.1 数据获取 |
4.1.2 样本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
4.2 数据统计与分析 |
4.2.1 数据初步处理 |
4.2.2 Logit回归分析 |
4.3 粮食直补政策的农民满意度分析 |
第五章 粮食直补政策在基层政府的满意度分析 |
5.1 数据获取 |
5.2 样本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
5.2.1 粮食直补资金的基本情况 |
5.2.2 基层政府对粮食直补政策的评价 |
5.2.3 基层政府对粮食直补政策的期望 |
5.3 粮食直补政策在基层政府的满意度分析 |
第六章 粮食直补政策的改进建议 |
6.1 优化政策目标,明确政策导向 |
6.1.1 评估我国粮食生产的现状与需求 |
6.1.2 识别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 |
6.2 矫正直补对象,合理化直补依据 |
6.2.1 上下联动,做好农民思想工作 |
6.2.2 将规范直补依据与土地确权工作相结合 |
6.2.3 完善粮食直补监督体系 |
6.3 整合补贴政策,创新直补方式 |
6.3.1 因地制宜,精准化补贴 |
6.3.2 建立结构合理、责任明晰的粮食直补政策执行体系 |
6.3.3 “三补合一”,加大直补力度 |
6.4 构建粮食直补动态调整机制 |
参考文献 |
附录:按村分组后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的结果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7)补贴政策效应与农户稻作制度选择 ——以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选择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作为研究范围的意义 |
1.2.2 理论与现实意义 |
1.3 研究目标 |
1.4 研究内容 |
1.5 数据来源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7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7.1 可能的创新 |
1.7.2 研究的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基础 |
2.1 长江流域单双季稻作区的种植模式 |
2.2 文献综述 |
2.2.1 长江流域双季稻种植的历史演变 |
2.2.2 我国粮食直接补贴对粮食生产的相关研究综述 |
2.2.3 简要评述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2.3.1 农户模型理论 |
2.3.2 激励理论 |
第三章 粮食补贴政策历史演变与现状概述 |
3.1 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的历史演变 |
3.1.1 以价格干预为主的间接补贴阶段 |
3.1.2 以“四补贴”为主的直接补贴阶段 |
3.2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现状概述 |
3.2.1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背景 |
3.2.2 粮食补贴政策概述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分析框架、研究假说与关键指标说明 |
4.1 分析框架概述 |
4.2 挂钩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机制分析 |
4.2.1 直接挂钩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机制分析 |
4.2.2 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机制分析 |
4.3 脱钩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机制分析 |
4.4 关键指标说明 |
4.4.1 农户水稻复种指数 |
4.4.2 非稻作收入 |
第五章 宏观层面:补贴总量对长江流域稻作制度变化影响效应及时间稳定性观测 |
5.1 相关数据描述性统计 |
5.1.1 湘、赣、鄂、皖土地及水稻种植情况时间变化趋势 |
5.1.2 各省补贴相关情况 |
5.2 补贴总量对稻作制度变化的年均效应评估及时间趋势观测 |
5.2.1 模型设定 |
5.2.2 结果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微观层面:影响机制差异下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效应研究 |
6.1 农户水稻生产情况统计 |
6.2 农户各项财政补贴获得情况统计 |
6.2.1 湖南省农户地方财政补贴获得情况统计 |
6.2.2 湖南、江西两省农户中央财政补贴获得情况统计 |
6.3 挂钩、脱钩补贴对农户稻作制度选择的影响效应分析 |
6.3.1 影响机制差异下的补贴分类 |
6.3.2 实证分析 |
6.4 挂钩补贴影响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微观层面:农户异质性视角下补贴效应差异比较 |
7.1 各项补贴对不同认知程度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影响差异 |
7.1.1 农户对各项补贴认知情况统计 |
7.1.2 实证分析 |
7.2 各项补贴对不同规模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影响差异比较 |
7.3 各项补贴对不同兼业程度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影响差异比较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水稻供需平衡趋势与政策需求概述 |
8.3 当前农业发展趋势下补贴政策完善路径的讨论 |
8.4 政策建议 |
8.4.1 淡化“普惠”制,倾向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三方补贴” |
8.4.2 促进当前粮食补贴政策改革转型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研究生阶段发表论文及参与课题情况 |
(8)云南省粮食补贴政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进展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的创新 |
二、研究的不足 |
第二章 粮食补贴政策理论分析 |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 |
一、农业补贴 |
二、粮食补贴 |
第二节 粮食补贴政策的必要性研究 |
一、粮食补贴政策理论基础 |
二、粮食补贴现实依据 |
第三节 粮食补贴政策作用路径分析 |
一、对农户耕地投入决策行为的影响 |
二、对农户资金投入决策的影响 |
三、对农户劳动分配决策的影响 |
四、结论 |
第三章 云南省粮食补贴政策现状 |
第一节 云南省现行粮食补贴政策 |
一、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
二、农机具购置补贴 |
三、粮食最低收购价 |
第二节 云南省粮食补贴规模与结构分析 |
一、云南省粮食补贴规模分析 |
二、云南省粮食补贴结构分析 |
第三节 当前云南省粮食补贴的潜在问题 |
一、各项生产成本增加削弱了补贴效应 |
二、政策落实度低影响了补贴效率 |
三、缺乏促进粮食规模经营的补贴政策 |
四、土地流转呈现“非粮化”态势 |
第四节 云南省粮食补贴政策简评 |
第四章 云南省粮食补贴政策效应分析 |
第一节 云南省粮食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
一、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 |
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分析 |
三、粮食安全与农民收入形势分析 |
第二节 云南省粮食补贴政策效应实证分析 |
一、模型简介和说明 |
二、粮食补贴效率理论界定 |
三、云南省粮食补贴政策的DEA模型构建 |
四、实证过程与结果评价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完善云南省粮食补贴政策的建议 |
第一节 完善云南省粮食补贴政策的目标及思路 |
一、政策目标 |
二、完善思路 |
第二节 完善云南省粮食补贴政策的建议 |
一、推进“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细化政策措施 |
二、规范操作程序,减少行政成本 |
三、稳定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发展,构建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
四、促进土地流转,推动粮食产业规模化经营 |
五、深化粮食市场化改革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9)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1.2.3 相关研究评述 |
1.3 研究内容及目标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目标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本研究可能创新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研究基础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2.1.1 粮食主产区 |
2.1.2 利益补偿机制的内涵 |
2.2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理论基础 |
2.2.1 公共产品理论 |
2.2.2 外部性理论 |
2.2.3 机会成本理论 |
2.2.4 博弈论 |
2.2.5 分工协作理论 |
2.2.6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3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实证基础 |
2.3.1 河南省粮食安全贡献 |
2.3.2 河南省生态效益贡献 |
2.3.3 河南省粮食生产中的利益损失 |
2.4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研究思路 |
2.4.1 构建和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前提 |
2.4.2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主要特征 |
2.4.3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构成要素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状分析 |
3.1 我国粮食支持政策历史变迁 |
3.1.1 间接支持阶段:1949-2003 年 |
3.1.2 直接支持阶段:2004 年至今 |
3.2 我国现有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 |
3.2.1 粮食直接补贴 |
3.2.2 农资综合补贴 |
3.2.3 良种补贴 |
3.2.4 农机购置补贴 |
3.2.5 最低收购价 |
3.2.6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 |
3.3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运行状况评价:以河南省为例 |
3.3.1 模糊综合评价法 |
3.3.2 指标构建和评价测算 |
3.3.3 实证研究结果 |
3.4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
3.4.1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
3.4.2 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3.4.3 结果分析 |
3.5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
3.5.1 主客体界定不清,责任不明确 |
3.5.2 补偿标准偏低,未能体现主产区贡献 |
3.5.3 补偿方式单一,偏重“输血式”补偿 |
3.5.4 粮食补贴资金来源渠道不合理 |
3.5.5 监督措施不到位,机制运行效率不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中的利益损益博弈分析 |
4.1 粮食生产中利益相关者界定 |
4.1.1 中央政府 |
4.1.2 地方政府 |
4.1.3 粮农 |
4.1.4 农业企业 |
4.1.5 粮食消费者 |
4.2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分析 |
4.2.1 利益诉求分析 |
4.2.2 利益冲突解析 |
4.3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行为分析 |
4.3.1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 |
4.3.2 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间的利益博弈 |
4.3.3 粮农与政府间的利益博弈 |
4.3.4 粮农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博弈 |
4.4 相关利益平衡机制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农户利益补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5.1 农户利益补偿的经济学分析 |
5.1.1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经济学分析 |
5.1.2 粮食直补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
5.1.3 最低收购价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
5.2 农户利益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
5.2.1 研究区域概述 |
5.2.2 研究方法和理论假设 |
5.2.3 资料来源和统计分析 |
5.2.4 模型选择和变量设计 |
5.2.5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5.3 农户受偿意愿值估计 |
5.4 对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启示 |
5.4.1 农户利益补偿是基础 |
5.4.2 利益损失核算是关键 |
5.4.3 利益补偿需求具有差异性 |
5.4.4 利益补偿需求受多种因素影响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优化 |
6.1 利益补偿机制优化的原则和目标 |
6.1.1 利益补偿机制优化的原则 |
6.1.2 利益补偿机制优化的目标 |
6.2 利益补偿主、客体结构 |
6.2.1 基于外部性补偿的主、客体结构 |
6.2.2 基于机会成本补偿的主、客体结构 |
6.3 利益补偿标准的测算 |
6.3.1 利益补偿标准测算的技术思路 |
6.3.2 利益补偿标准测算过程 |
6.4 利益补偿方式 |
6.4.1 现金补偿和非现金补偿相结合 |
6.4.2 行政性补偿和市场化补偿相结合 |
6.4.3 纵向补偿和横向补偿相结合 |
6.4.4 普惠型补偿和特惠型补偿相结合 |
6.5 利益补偿资金筹措 |
6.5.1 国家专项投资 |
6.5.2 区域性利益补偿 |
6.5.3 主产区政府投资 |
6.6 利益补偿机制的运作 |
6.6.1 基本运作形式 |
6.6.2 基于外部性补偿的机制运作方式 |
6.6.3 基于机会成本补偿的机制运作方式 |
6.7 利益补偿阶段划分 |
6.7.1 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垂直型补偿(补偿型) |
6.7.2 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横向补偿(合作型) |
6.7.3 以企业、消费者为主导的直接补偿(市场型) |
6.8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标准测算的应用---以河南省滑县为例 |
7.1 研究区域概况 |
7.2 基于外部性补偿的标准测算 |
7.3 基于机会成本补偿的标准测算 |
7.3.1 农业结构高级化的利益补偿标准测算 |
7.3.2 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利益补偿标准测算 |
7.4 补偿面积确定 |
7.5 补偿金额确定 |
7.5.1 基于外部性补偿的标准确定 |
7.5.2 基于机会成本补偿的标准确定 |
7.5.3 补偿标准的进一步分析 |
7.6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政策体系研究 |
8.1 机制运行中的风险分析和防范措施 |
8.1.1 风险分析 |
8.1.2 防范机制设计 |
8.2 提高利益补偿机制有效性的政策建议 |
8.2.1 健全我国农业补偿法律法规体系 |
8.2.2 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建立横向转移支付机构 |
8.2.3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支持种粮大户发展 |
8.2.4 健全农村金融制度,支持农业发展 |
8.2.5 加强农技指导,支持农户科学种粮 |
8.2.6 完善粮食购销市场体系 |
8.2.7 完善政绩考核标准 |
8.2.8 建立健全粮食生产保险制度 |
8.3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1.1 粮食生产具有多种价值,主产区存在外部性和机会成本损失 |
9.1.2 粮食生产是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出现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
9.1.3 当前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效果不强且逐渐减弱 |
9.1.4 粮食生产中利益相关者存在利益冲突 |
9.1.5 不同农户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认知和需求存在差异 |
9.1.6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受种粮农户需求等多方面影响 |
9.1.7 以基金为核心构建两个层次的利益补偿机制 |
9.2 研究不足和今后进一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致谢 |
作者简介 |
石河子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导师评阅表 |
(10)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提出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1.3 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
1.3.1 研究方法 |
1.3.2 主要数据说明 |
1.4 研究价值及创新点 |
1.4.1 研究价值 |
1.4.2 研究创新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文献评述 |
2.1 相关理论借鉴 |
2.1.1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2.1.2 财政分权理论 |
2.1.3 公共选择理论: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偏好及激励 |
2.1.4 二元经济理论:粮食生产的弱质性特征 |
2.1.5 公共产品理论:粮食的准公共品特性及功能 |
2.2 文献评述 |
2.2.1 财政分权与政府财政支农行为选择 |
2.2.2 影响粮食生产因素研究及我国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 |
2.2.3 财政分权体制、政府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研究 |
2.2.4 文献评述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的理论框架 |
3.1 相关概念界定与前提说明 |
3.1.1 粮食生产、种粮收入与粮食生产效率 |
3.1.2 财政体制与财政分权 |
3.1.3 财政支农政策 |
3.1.4 本文前提假设说明 |
3.2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作用的诱因及路径 |
3.2.1 作用诱因:粮食生产的弱势产业特性 |
3.2.2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的作用路径 |
3.3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的作用机理 |
3.3.1 财政分权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激励机制 |
3.3.2 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及影响因素 |
3.3.3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影响机理 |
3.3.4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内容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演化与粮食生产现状 |
4.1 财政体制分权化改革实践及制度变迁 |
4.1.1 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阶段(1949-1977) |
4.1.2 逐渐放权尝试的过渡阶段(1978-1993) |
4.1.3 分税制改革和“中国式分权”的发展阶段(1994至今 ) |
4.2 粮食生产领域财政支农政策演进 |
4.2.1 消费者补贴阶段(1949-1977) |
4.2.2 粮食流通补贴阶段(1978-2003) |
4.2.3 生产者直接补贴阶段(2004至今) |
4.3 财政体制变迁与政府支农政策演变的相关性验证 |
4.3.1 第一阶段:“统收统支”与“掠取之手”(1949-1977) |
4.3.2 第二阶段:分权实践和消费、流通补贴阶段(1978-2003) |
4.3.3 第三阶段:分权深化改革和粮食直补(2004至今) |
4.4 我国粮食生产现状分析 |
4.4.1 粮食生产总体趋势及阶段性波动 |
4.4.2 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单产 |
4.4.3 粮食生产区域格局变动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的动态关系 |
5.1 动态均衡关系考察:全国层面时间序列数据 |
5.1.1 引言及问题提出 |
5.1.2 文献评述 |
5.1.3 模型构建及研究方法 |
5.1.4 动态均衡关系检验 |
5.1.5 动态均衡关系的时期差异:分税制改革前后对比 |
5.1.6 动态均衡关系检验结果 |
5.2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动态影响 |
5.2.1 引言与问题提出 |
5.2.2 文献评述与理论分析框架 |
5.2.3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
5.2.4 实证及结果分析 |
5.3 扩展:地方财政行为会影响粮食生产空间格局吗? |
5.3.1 研究动态及问题 |
5.3.2 模型构建及指标选择 |
5.3.3 描述统计、空间相关性检验及空间模型选择 |
5.3.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农民种粮收入 |
6.1 引言与问题提出 |
6.2 文献回顾与评述 |
6.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及数据说明 |
6.4 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 |
6.4.1 全样本估计及时期差异检测 |
6.4.2 区域差异比较分析 |
6.5 扩展:财政分权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吗?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效率 |
7.1 文献评述及研究问题提出 |
7.1.1 文献评述 |
7.1.2 研究问题 |
7.2 研究方法及指标、数据说明 |
7.2.1 研究方法介绍 |
7.2.2 指标及数据说明 |
7.3 粮食生产效率测度及时空差异 |
7.3.1 省级粮食生产TFP测度及分解及地域差异 |
7.3.2 粮食生产TFP及各分解指数的时期动态特征 |
7.4 财政因素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解析 |
7.4.1 研究方法和数据准备 |
7.4.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巩固并完善财政分权体制 |
8.2.2 重构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激励机制 |
8.2.3 匹配支粮事权与财权及区域间财政资源 |
8.2.4 优化支农模式与结构、创新支农着力点 |
8.2.5 多元化粮食生产融资来源 |
8.2.6 加快粮食及要素市场化建设、创新粮食补贴模式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上海三项措施构成粮农直补(论文参考文献)
- [1]农业补贴对稻作大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D]. 周静. 湖南农业大学, 2019(01)
- [2]我国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历史演进和当代效果评价[D]. 郑川.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3]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D]. 赵和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4]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D]. 耿仲钟.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5]农业补贴政策经济效应评估研究[D]. 江朦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6]粮食直补政策绩效研究:资金效率、政府执行和农民满意度[D]. 韦潇竹. 广西大学, 2017(01)
- [7]补贴政策效应与农户稻作制度选择 ——以长江流域双季稻作区为例[D]. 张倩.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
- [8]云南省粮食补贴政策效应研究[D]. 江向洋. 云南财经大学, 2017(01)
- [9]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D]. 吴珍彩. 石河子大学, 2016(05)
- [10]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研究[D]. 田红宇. 西南大学,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