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传人的悲壮形象——论姜维艺术形象的塑造

一、孔明事业继承人的悲剧形象——论姜维艺术形象的塑造（论文文献综述）

张慧儒^[1]（2021）在《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成吉思汗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世界上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的功业绝不仅仅在于他建立了疆域广阔的帝国,更在于他对蒙古民族、对中国乃至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讲述成吉思汗的故事,历史上真实的成吉思汗已经与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分析成吉思汗形象塑造在古今中外不同领域中的表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成吉思汗形象这一文化资源,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丰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进而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扩大国际影响力。首先,对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进行了历史和理论溯源。成吉思汗在绝境中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文化历经磨难却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成吉思汗形象塑造和传播过程中,积极因素都得到了表现,而争议之处却让创作者为难,如何全面展示成吉思汗形象向创作者们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这些争议之处往往是创作能够出现新思路的契机,随着人们对成吉思汗评价越来越客观,如果能够合理利用这些争议因素,无疑会给塑造成吉思汗形象注入新的活力。在新历史主义理论视域下,历史文本与文学、文化文本没有严格的界限,都是一种话语实践,是某一特定时代或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文学与文化文本不是历史的传声筒,而是与历史一起共同创造了人类文化符号体系。从文化符号学角度出发,不同国家、民族所创造的成吉思汗形象文本处在不同的符号域中,这些符号域间的互动、交流、“翻译”又使成吉思汗形象产生了新的意义。这也正是文化交流的实质,不同符号域之间打破边界的交流,更可以促进文化创新。成吉思汗形象在西方一直备受关注,通过对外国作品中成吉思汗形象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外文化间的差异,也可以更好地认识成吉思汗与中国文化。其次,从文本细读的角度着重分析了成吉思汗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在蒙古叙事中,成吉思汗形象随着历史的变迁发生着变化,在《蒙古秘史》中,他是一个受长生天庇护的英雄;在17、18世纪历史文学作品中,他的形象有了佛教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子,一些蒙古民间故事的加入也让成吉思汗形象有了更多人性化色彩;《青史演义》的作者将成吉思汗塑造成了儒家文化的仁君圣主,也强化了他蒙古民族英雄的形象。对外国作品中成吉思汗形象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国文化,进而更好地认识自身文化;外国作品塑造成吉思汗形象时角度多样,内容丰富,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和解读。在我国当代作品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依然带有演义小说的色彩,追求宏大叙事,九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则开始从更多的角度挖掘成吉思汗形象的深刻内涵。新历史主义将文学与文化文本看成是文化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本身与历史书写一样,也是对社会文化的塑造。文学文本所描述的成吉思汗形象,一方面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种“可能的”的形象,具有更大的表现空间;另一方面,不同时期成吉思汗形象的文学叙事,更为历史叙事提供了一种参照。再次,对成吉思汗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进行了分析。不论是展现成吉思汗一生功绩的纪录片还是表现成吉思汗成长历史的电影,近年来国外影视作品对成吉思汗的评价都比较客观,虽然其中也有对成吉思汗和中国文化的误读,但人们都在力求塑造一个符合自身文化系统和价值系统要求的成吉思汗形象。在我国,成吉思汗题材影视剧数量不算多,但质量都很高。如今,中国电影市场迅速发展,人民群众对优秀影视剧需求热度持续不减,这正是我们创作的大好契机。21世纪以来,网络迅速发展,人们观看影视剧的形式和媒介也发生着变化,如何利用这一契机,紧跟时代的步伐,加大对成吉思汗题材电影电视剧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深挖成吉思汗这一文化资源,是我们当前的重要责任和使命。最后,论述了成吉思汗陵祭祀情况和成吉思汗的旅游文化形象。由于蒙古人的秘藏习俗,人们至今不知道成吉思汗的真身到底埋葬何方。根据传说,成吉思汗的灵魂留在了伊金霍洛,人们将他的一些遗物放在这里,建立宫帐进行祭祀,几经变迁形成了今天的成吉思汗陵。在成陵祭祀中,成吉思汗是中心,也是文化符号,成陵祭祀有其神圣庄严的特点,在发展历程中也渐渐融入了蒙古民族特色。近年来文化旅游成为热点,以成吉思汗形象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和商业活动都得到了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应该认清现状,看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案,成吉思汗形象是我们珍贵的文化资源,应该对其加以保护和合理利用。学术研究的着眼点和立足点应该在当下,成吉思汗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其形象是丰富的文化资源,强化成吉思汗形象塑造和成吉思汗精神的传播,将其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对内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创新力,对外可以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的英雄,更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的形象是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是我们民族文化共同体伟大精神和思想的一部分,对这一形象进行研究和塑造,可以增强民族团结,更可以激发人们的创新精神,创作出紧跟时代步伐的优秀作品。成吉思汗的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部分,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是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一部分,讲好他的故事是我们向世界全面展现中国的一个途径,在这里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向世界介绍中国思想和中国主张。

陈曦^[2]（2020）在《《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元至治年间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末明初罗贯中所着《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为三国题材演化史中最为完整亦是最为成功的两部杰出的文艺作品。前者是后者成书的关键环节,由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不同,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文化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值得全面细致地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将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整体全面、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同时,重新审视和评价《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也会有新的进一步地认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三国故事的总源头乃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其中特殊人物及重大事件被陈寿遴选入《三国志》,成为正史。后经裴松之补注,又大篇幅扩充,最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整合,融裴注入正文,遂成为完整的公认的正史文本。其中,未入史传者,有的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遂成为了大众传说。此乃同源分流为史传与传说两大层面。在此过程中,裴注补入内容中已有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一次交流。《三国志》等正史成书后,其中的某些内容又被喜好三国故事的知史者作为结构框架,通过其想象、生发、演绎为新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二次交流。经过魏晋至宋元的漫长历史过程,文人创作与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日渐丰富发展,至《三国志平话》的产生,成为大众传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以大众传说为主的两个层面的合流杰作。至《三国志演义》的横空出世,又回归史传,成为以史实为主兼收传说的更高层次的集大成的伟大作品。此乃两个层次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的交流与合流。第二章,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首先追溯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情节与《三国志》、裴注的源流关系,并列表加以细致地梳理,比较二者故事情节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比较其许多着名故事的情节设计差异。接着又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最后,又以六大着名三国故事为例,个别中见一般地比较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在情节建构层面的同中之异。第三章,人物形象之比较。本章以蜀汉集团的刘、关、张、诸葛亮形象与曹魏集团的主角曹操形象、孙吴集团的主角周瑜形象为例证,管中窥豹,比较《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此前,学界对二者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多立足于《三国志演义》,将其吸纳《三国志平话》中有关人物的内容拿来进行比较,绝大多数观点是褒扬《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而贬低《三国志平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简单粗陋。笔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两部作品中均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同中之异,同时,也将其相关内容与《三国志》加以比较,重新评价相同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思想性格特征及艺术得失,以期对《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做出新的合理的评价。第四章,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异同。从民与国关系的层面论之,二者都在弘扬爱国爱民思想。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平话》是“爱民第一”,即把爱民置于安国及一切社会内容的前面;《三国志演义》则是报国第一,安民第二。从作品开头管窥二者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是以因果报应开篇,表达了一种批判暴君、赞扬明君、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三国志演义》是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导,以天意来警戒人世开头,引出黄巾起义,追溯乱世缘由;毛本则是以历史循环论起始,用以解释社会分与合的现象与规律。从作品结尾探讨作品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改变了史实,以刘渊兴汉作结,表达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与变相兴复汉室的理想愿望;《三国志演义》则遵循史实,通过司马氏一统天下,寄寓了向往统一、君明臣良的理想愿望。第五章,比较论述《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的美学特征。从美学色彩论之,《三国志平话》以喜剧美为主,是喜中有悲;《三国志演义》是悲剧美为主,悲中有喜。二者都追求以奇为美,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演义》是奇中寓真,在情节奇特美的追求中又以真实性与合理性约束之;《三国志平话》是奇上加奇,追求超人之美,神化之美,求奇不已,在奇美中获得快感。从美的性质来说,《三国志平话》占主导地位的是朴质之美,但粗中有细,俗中有雅;《三国志演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文雅之美;但亦细中有粗,雅中寓俗。

邓弟蛟^[3]（2020）在《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文中研究指明祠堂是我国传统建筑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建筑类别,蕴含有珍贵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宗族观念、祖先崇拜、建筑艺术和典章制度。而传统剧场作为古代民众的公共娱乐场所,又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美学精神、礼乐思想和道德理念。总体而言,中国宗祠剧场产生于明代,至清代趋于繁荣,民国时期走向衰落。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与夏言奏请嘉靖皇帝放宽对民间祭祖限制的奏疏密切相关,该奏疏对民间宗祠的建设以及宗族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外在原因。此外,一方面,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推动了传统剧场在建筑形制上的进一步完善,而宗祠中“内神”与“外神”的共同祭祀,使的宗祠建筑更具庙宇建筑特性,因此民众在宗祠的建筑形制上,对庙宇剧场建筑形制加以借鉴。另一方面,明代家乐盛行,使得观众更青睐于私有化的观演场所,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内在原因。现存的三十六座明代宗祠剧场中,戏台建筑不饰雕刻,质朴大方。从宗祠剧场的修建来看,明代中后期,民众剧场观念淡泊,许多宗祠戏台为后期补修。从现存宗祠剧场的分布来看,江西地区占现存明代宗祠剧场的一半之多,这与明代弋阳腔的流行有很大关系。清代宗祠剧场走向繁荣,主要是由于清代中后期“花部”崛起,为宗祠剧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统治阶级认识到戏曲的教化作用,默许甚至主导在宗祠里面修建戏台,实行高台教化。此外,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也为宗祠剧场的修建提供了经济保障。总体而言,清代宗祠剧场呈现出南方多、北方少的分布特点。这一方面与宗祠数量本身就存在南方多、北方少的实际情况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南北方的民众在神灵信仰上存在较大差别。南方以家族祖先崇拜为主,而北方则以公众神灵崇拜为主。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宗祠剧场的数量有所增加,还包括戏台建筑地域性特征明显,尤其是“晴雨台”的出现,使戏曲演出活动不再受到天气的影响。而“雨厅”的修建,是继“看楼”之后,民众对观演场所改革后的结果,意味着宗祠剧场中的演剧活动,由“娱神”向“娱人”方向转变。其次,清代宗祠剧场建筑形制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表现出民众审美能力的提升和建筑技术的完善。至民国时期,宗祠剧场走向衰落,不仅宗祠剧场的开始数量减少,宗祠中演剧活动的规模和频率也有所下降,同时剧场的建筑形制也没有明显的改进和突破。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宗族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族田走向衰落。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宗族管理制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加上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宗祠失去了政府和法律有效的保护,没收和异化祠堂的现象严重,宗祠剧场的功能明显削弱。在建筑形制方面,传统宗祠剧场在选址上崇尚“风水”,其选址往往蕴含天人合一、刚柔相济的哲学思想。在平面布局上,根据宗祠剧场中戏台与宗祠其他建筑的关系,可以分为“分离式”和“一体式”两种布局形式。在纵向布局上,宗祠剧场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为大门、戏台、享堂和寝堂,东西两侧为看楼。戏台台基略低于享堂,享堂台基略低于寝堂,而看楼二层则与戏台表演区基本处于同一平面。这种一层高于一层的纵向布局,既体现了对祖先的尊敬和崇拜,又反映了民众对观演关系的改进。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主要包括祭祀演剧、修祠续谱演剧、人生仪礼演剧、科举中榜演剧和罚戏等五种类型。其演出的剧目主要有庆贺戏、历史戏、公案戏、爱情戏、生活戏等。其中,历史戏和公案戏尤为民众喜爱,但庆贺戏则是宗祠剧场演剧的特色所在。从演剧目的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具有教化民众、娱乐族人以及祭祀祖先等多重目的。从演出规模上看,宗祠剧场的戏曲演出活动,规模较大,具有持续性的特点。此外,从演剧时间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明显受到农事活动的制约。与宗祠剧场中族人热衷于观看戏曲演出的情况不同,在一些族谱族规中,对于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有的族谱对于“夜戏”的演出活动也加以禁止。与前两条戏曲“禁忌”所不同的是,“夜戏”演出虽然被官方训令和族规所禁止,但“夜戏”演出的剧目则常见于宗祠剧场的舞台题记中,呈现出官方与民间、族规与现实互相博弈的特征。

郭文瑞^[4]（2020）在《《闲中咏古咏史》校注》文中研究指明杨叔珨,为阮朝中后期文人,史书无传,亦未见有族谱、家谱、作家年谱或传记传世,几种越南文学史中亦未提及,遑论研究。其生平主要履历及着述,经翻检《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参照其咏史诗集两种不同版本序言与三篇碑文的落款及《大南实录正编第五纪》卷四建福元年闰五月条下相关记载,大致可以确定:乂安省琼0)县琼堆社人,建福元年同进士第一名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承佐、乂安省督学,成泰十一年以鸿胪寺卿致仕归乡,在教授生徒之闲,仿效乡贤前黎进士范阮攸、本朝探花阮德公及梅庵公主等人咏写中国历代名贤义士、奸臣佞人、贤妃烈女及悍妇妖姬,于成泰十四年结集,二卷,有杨叔珨自序。杨叔珨咏史诗集,现存两个版本。其一,《闲中咏古咏史》影抄本,二卷,有杨叔珨自序。收录在一九七一年越南特责文化国务卿府译述委员会出版的《古文丛书》中,《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并未载录,无馆藏编号。其二,《咏史》合集抄本,有杨叔珨自序。现收藏于越南汉喃研究院图书馆,馆藏号为VHv.1785。两种版本,收录除杨叔珨咏史诗歌外,还附录有三位前贤范阮攸、阮德达、梅庵公主数量不等与杨叔珨同题或近题咏史诗歌。两种版本附录三位前贤的诗作数量与咏题几乎相同（前者仅比者少一首《马援》诗）,前者共收录三位前贤诗歌三百八十二首,后者收录三位前贤诗歌三百八十一首;但在收录杨叔珨咏史诗作数量、咏题、杨诗与前贤附录的次序、诗歌题注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别。《闲中咏古咏史》共收录诗歌七百九十首,其中杨叔珨诗歌四百零八首,后者共收录八百三十二首,其中杨叔珨诗歌四百四十二首;后者比前者多出十七题三十四首诗。前者每页纸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附录三位前贤诗作,下半部分收录杨叔珨同题或近题诗作;后者,则先录杨叔珨诗,三位前贤诗作列在杨叔珨同题或近题诗之后。两者版本的诗歌题注也存在文字差异。杨叔珨的咏史诗集,不仅数量众多,题咏中国历史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从中可见越南古代文人对中国史籍的熟悉程度,展现了越南文人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某些看法,同时折射出阮朝末年文人心态历程,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杨叔珨的咏史诗,还因多用数量词,喜用比较,擅长化用、语含双关与语带讽刺等特征,因而展现出较高的咏史诗艺术技巧,形成了浅俗、晓畅、平淡、质朴的艺术风格,因此具有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本文在广泛搜集杨叔珨及附录诗人不同别集版本及相关文献基础上,仔细校勘比对注疏,力图完成一部较为完备的杨叔珨咏史诗集校注本子,以期为今后越南汉文咏史诗的研究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黄建华^[5]（2019）在《京剧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948-2018）》文中提出台湾京剧从1948年至2018年间的发展,历经多次转变,充满不同发展时期的时代印记。这相关发展现象及其动力机制,既有内在的需求,也有外在影响。总体而言,这七十年间台湾京剧的发展,尝试并经历了古今合流和中西合流,还有京崑合流,由此建构了台湾现代京剧发展的基本脉络。1948年前台湾的京剧,混杂了不少地方戏元素,发展并不显着。随着台湾政府意识形态的需求,以及很多来台军人需要休闲娱乐,军中京剧剧团一时便如雨後春笋,扩枝散叶,对台湾京剧的发展发挥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至1980年代中後期,这些军中京剧团发展逐渐脱离现代社会思潮,於是,台湾京剧究竟将何去何从的问题被强烈地提出来了,不久便孕育了台湾京剧的改革:传统京剧逐渐被现代京剧所取代。从1990年代中後期开始,台湾京剧不仅尝试古今合流、中西合流,还注意京崑合流。这些带有创新性和探索性的发展,迄今为止已有二十多年,构成了当代台湾京剧的基本格局及未来发展基础。全文除了绪论和结论,共有六章,分别梳理并研究探讨了如下基本内容:1948年後的台湾政社艺文环境;来台艺人与京剧团的发展,不仅有三大民间京剧团,更有以历史悠久四大军剧团为主体的公办专业京剧团;1980年代後,京剧在台湾传承发展与时代思潮、市场需要的互动,尤其是京剧广电传播反映市场机制对京剧曲艺变化的影响;台湾三军京剧教育、民间京剧教育和高等教育学院三大方面对京剧教育及人才培养的深刻影响;台湾京剧在艺术美学方面努力於古今合流、中西合流和京崑合流所带来的传承与发展效果。感於现代京剧在台湾普遍受到观众喜爱,全文在回顾其发展历史各阶段特色基础上,着眼於研究新京剧美学的传承与创新,并对未来展望提出了期盼与省思。

李堂堂^[6]（2019）在《试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艺术形象》文中研究指明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神机妙算,智慧超群,无疑是真正的主角,但很多人只是把诸葛亮当成足智多谋的军师,"举世无双"的全才,忽视了其本身具有的艺术个性。诸葛亮作为两朝臣子,一直对蜀汉忠心耿耿,但也有人说他是"愚忠"。这历来也被众多读者所争议。同时,刘备与诸葛亮之间近乎完美的君臣关系,真正诠释了什么是"君君臣臣",历来为封建统治者所称颂,这也是本论文所要研究的主题之一。

严丽定^[7]（2019）在《《三国演义》“降将”叙写及其文化意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批评《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1）过去的评论家多受影响,不敢推翻其说,几成定论。其实,《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或有忠奸分明的主观意图,但并非黑白分明一面倒。孔明料事如神,但并非永无错误,曹操是奸雄,也不是毫无优点。关羽忠义勇俱全,然而刚愎自用,不顾大局。作为一个古老而又全新的课题,当下的《三国演义》人物研究就必须更加具有时效性,前瞻性与创新性,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对过去单一的、重复的研究某一个现象与问题,已不再是重点,故而,老题新做并不是“旧事重提”,而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的研究。因此,本文以“毛本”120回《三国演义》为依据,展开分析论证,笔者的主要思路为:立足于文本,结合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大背景,将《三国演义》中的降将作为研究分析的对象,并在对降将类型作细致划分的基础之上,从投降动机、降将地域、降将内涵等方面展开论述。在挖掘降将与作者、历史的关系过程中,适当补充《三国演义》降将研究的空白,进而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降将群像研究,并从降将视角出发,概观其对整个《三国演义》情节发展脉络的影响,体会降将叙写的文化意蕴与“三国精神”,希望能为《三国演义》以及历史演义小说的研究形式提供一个特定方向。

高燕^[8]（2017）在《晋剧艺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晋剧是中国北方戏曲中具有特色的代表性剧种之一,它的历史悠久、剧目丰富、音乐独特、表演技艺高超,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更好地保护晋剧艺术遗产,使之能够作持续性发展,近年来晋剧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戏曲界学者对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戏剧文本研究,表演艺术家研究、戏曲音乐研究等选题。出于各种原因,晋剧艺术全面而系统的理论性研究成果至今未见。晋剧艺术是一种舞台表演艺术,由于历史原因,古代与近代史料奇缺,散见于一些有关的回忆录、艺术杂谈等文章中,至于当今晋剧的戏剧改革,特别是晋剧乐队音乐的现代化发展,学术界还未来得及总结。为了弥补晋剧艺术研究中这些缺失点,本文以晋剧艺术研究为题,试对之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以期对晋剧艺术遗产的保护工作贡献一份力量。本文设晋剧的产生、传播、班社、剧目、音乐、表演、音乐创新等七个章节,对晋剧艺术进行系统研究。每个章节中特别针对前人未涉及的问题做了深入挖掘,以补缺失。如晋剧为何能够在旧时交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远播外省,为何在晋商衰落以后能够继续留在冀蒙陕三省的部分地区并开花结果?而在其它地区却随晋商一起销声匿迹?对这些疑问学界尚未进行深入思考,本文在探索晋剧传播省外的动因时发现,晋剧在冀蒙陕落户地区均为北方“晋语区”。这些新“晋语区”的形成与明清时期的山西移民有直接关系,相近的习俗与方言正是晋剧能够在这些地区扎根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大量史料分析理清了晋语区的形成与晋剧落户这三省的联系。长期以来,对于晋剧班社的经济来源少有学者进行探索,一方面是囿于史料的缺乏,另一方面则是学界对班社的经济状况长期不重视造成的,以戏谋生的职业戏班资金来源是怎样的呢?本文从庙台广场演出、会馆演出、园馆演出、堂会演出四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对班社经济来源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补充。关于晋剧剧目研究,至今仍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此前山西省戏曲研究所曾进行过两次剧目（本）的整理,李谦光先生于2015年也曾做了晋剧剧目的收集整理工作。但这三次剧目统计均以剧情的发生年代作为分类标准,这样分类难以了解晋剧各发展时期曾上演过的剧目类型,因此为探索剧目与晋剧发展演变之间的规律带来困难。要解决这一问题,最严谨地做法即为对舞台题壁中有关班社、剧目、上演年代等记载进行统计,通过对各时期剧目题材、内容的分析摸索晋剧的发展规律。但舞台题壁史料极度缺乏,收集困难,本文收集了近40个舞台题壁,大量剧目的来源则通过王永年老艺人口述、刘巨才先生执笔的《晋剧百年史话》以及各地方志、戏曲志的记载。本文对近三十年来晋剧舞台上上演的剧目,包括新编传统戏、改编传统戏、现代戏等进行了统计分析,这项工作是对以往三次剧目统计的补充。为了更透彻地了解剧目与各剧种之间的关系,本文对600多出剧目进行了移植剧目、共有剧目、生僻剧目、昆曲、小戏（稍戏）、晋剧独有剧目、折子戏7个类别的分类,进一步摸索了晋剧剧目的来源与演变。对于晋剧音乐的研究,前人多从传统晋剧的唱腔、乐器演奏等方面进行分析,对于近三十年来的晋剧现代乐队编制和乐队创作研究未曾涉及。本文自晋剧传统音乐设计到当代音乐创作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大量谱例分析,具体阐述了晋剧传统音乐设计与当代乐队创作在形态、结构上的改革与创新。本文的写作建立于大量的考察采访工作之上,为了达到研究的真实性,即便是已有的史料也需要做进一步的核实,通过考察采访工作笔者得到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口述史料,在大量的研究工作基础上,形成了本文写作的基本框架。本文在研究中运用了文献学、汉语方言学、田野考察、统计学、戏曲图像学等方法以增强论文写作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杨光^[9]（2016）在《中国电影中的河南形象流变史—（1978-201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炎黄子孙的发源地,有着无可替代的地域形象价值。同样,河南形象在中国电影银幕中也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从1895年电影诞生至今,河南形象在中国电影银幕上已有一条明晰的历史线索。本文截取新时期作为起点,将河南形象的书写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政治、文化和工业市场三个面向探讨河南形象是什么和为什么的双重问题。并依据每个时期内河南形象银幕展现的不同特点,提炼出电影生产与河南形象的建构关系,媒介传播、受众心理与河南形象的内在联系,以及河南形象在生产、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所造成的误读、丑化问题。新时期以后的十年是河南形象银幕建构的十年。尤其是《包青天》、《少林寺》、《七品芝麻官》等影片的出现,为河南形象的书写涂上了一层颇为浓厚的政治色彩。该时期河南形象的建构因具备早期类型化电影的雏形,不仅为后来的主旋律电影对干部典型形象塑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带动了文化的区域传播。90年代,随着主旋律电影、商业片和艺术片的兴起,以《焦裕禄》为代表的河南形象在这一时期承载了更多的精神内涵。与此同时,该时期河南乡土文学为河南形象的银幕展现提供了供丰富的沃土,“作家电影”呼之欲出。而该时期的武侠片也在类型片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了不同以往的新特色。新世纪以来,随着电影工业化和商业化的不断壮大,银幕上的河南形象求同存异,探索出了以刘震云为代表的“作家电影”、合拍片和合制片为代表的新生产模式。但该时期也是河南形象银幕传播问题最多的十几年,一系列人物或地域形象的丑化、误读,让河南形象一落千丈。本文共四部分。绪论部分阐述本论文的选题依据、研究意义、分期断代依据、目标、方法以及目前国内外对河南形象学术研究的现状。第一章,以政治表述为切入口,分析河南形象的银幕建构和传播形态。第二章,以文化想象为出发点,探讨世纪之交的十年,河南形象的新发展与新尝试。第三章,以市场化生产为契机,主要探讨河南形象在电影产业发展的大浪潮下所出现的银幕传播问题,以及作家电影的生成与发展。

崔春雨^[10]（2016）在《明代长篇白话小说中的战争叙事 ——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三部小说为例,对明代长篇白话小说中的战争书写进行了研究,总结了三部小说战争叙事的基本模式,探讨了战争描写与古代军事文化、神秘文化的关系,分析了小说中战争叙事的文学特点和艺术手法。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三种各具特色的战争书写模式。将三部作品的战争叙事归纳为三种模式,即:《三国演义》长于从各个角度全面审视战争,重在对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在战争叙事中有对“智慧”类情节的偏爱;《水浒传》展示的是草莽英雄征战的历程,注重在战争描写中完成英雄形象的塑造,在战争叙事中比较偏重对打斗情节的细致描述;《封神演义》写的是发生在人间的神魔之战,偏重于对各种法宝、阵法的描述,战争叙事偏于程式化。第二部分:战争书写与古代军事文化、神秘文化的关系。这三部作品从成书到完善再到流传,受到了古代军事文化、神秘文化的多方面影响。传统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智慧在道德观、谋略观、战争观、将帅论等方面给小说创作提供了指导,各式各样的兵法也影响了小说中故事情节的设置和发展。神秘文化则使小说中的战争描写带上了神奇的色彩,增加了小说的魅力。第三部分:小说中的战争是艺术化了的战争,几部小说对历史题材都做了艺术化的处理,作品中突出了人物的性格,通过虚构和想象使战争叙事更为具体、生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还注意了对战争叙事的艺术化处理,注重人物个性,注重叙述手法的变化,使作品中的战争更具艺术魅力。

二、孔明事业继承人的悲剧形象——论姜维艺术形象的塑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孔明事业继承人的悲剧形象——论姜维艺术形象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1）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论文提纲范文）

（4）《闲中咏古咏史》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5）京剧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948-2018）（论文提纲范文）

（6）试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艺术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7）《三国演义》“降将”叙写及其文化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8）晋剧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电影中的河南形象流变史—（1978-2014）（论文提纲范文）

（10）明代长篇白话小说中的战争叙事 ——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孔明事业继承人的悲剧形象——论姜维艺术形象的塑造（论文参考文献）

• [1]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研究[D]. 张慧儒. 吉林大学, 2021(02)
• [2]《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D]. 陈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3]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D]. 邓弟蛟.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9)
• [4]《闲中咏古咏史》校注[D]. 郭文瑞.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4)
• [5]京剧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948-2018）[D]. 黄建华. 苏州大学, 2019(08)
• [6]试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艺术形象[J]. 李堂堂. 青年文学家, 2019(17)
• [7]《三国演义》“降将”叙写及其文化意蕴[D]. 严丽定. 湖北师范大学, 2019(08)
• [8]晋剧艺术研究[D]. 高燕. 山西师范大学, 2017(01)
• [9]中国电影中的河南形象流变史—（1978-2014）[D]. 杨光. 四川师范大学, 2016(02)
• [10]明代长篇白话小说中的战争叙事 ——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为例[D]. 崔春雨. 陕西理工学院, 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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