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二届理事会各工作委员会成员名单（论文文献综述）
吴宏英[1]（2021）在《民进中央内设工作委员会的有关历史资料》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所指的民进中央内设工作委员会,指的是民进中央内部的以某项工作为主题设置的委员会,与民进中央临时领导小组（1977）、执行局（1983）、参议委员会（1987）、监督委员会（2008）等领导层面的组织设置相区别,亦同民进中央主管主办的开明出版社、开明基金会、叶圣陶研究会、《民主》杂志社等拥有独立法人的组织相区别。近年来设立的网站管理委员会、理论学习中心学习组、舆情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主题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等暂不在本文考察范围内。
李悄然[2]（2021）在《西安市基督教女青年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陆泓江[3]（2021）在《战后中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史料一组》文中研究说明二战结束后,联合国拟成立教科文组织,旨在通过增进各国的教育、科学和文化合作,对和平、安全、正义与人类进步等方面作出贡献。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始国之一。本组史料主要反映了中国筹划参加教科文组织相关文书、会议记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工作报告、组织规则以及中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等相关情形,对研究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作用有一定裨益。
毛和荣[4]（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刘丽[5]（2021）在《民国时期中国劳动协会研究（1935-1949）》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协会是1935-1949年间由国民政府（严格来说是由当时国民党社会部）领导的一个半官方性质的全国性工会组织,也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研究近代中国工人运动史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利用现有档案文献和相关论着资料,首先分析了中国劳动协会（后简称“中国劳协”）成立原因是加强工会管理、维护工人权益和参与国际劳工活动的需要。接着梳理了中国劳动协会的发展历程、组织机构与职能变迁、运作方式等内容,指出其作为社团管理组织,其运作较为合理,制度规章完善,具有时代进步性。继而对中国劳动协会的维权活动、福利活动、文教活动、国际活动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着重阐明了这一时期该组织作为实现和维护工人权利与权益的社团,发挥了全国性工人联合组织的职责及作用。最后从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出发,分析了其政治分化的原因,以期能揭示其发展规律及特点。通过分析论述,本文得出三点结论:一是中国劳动协会的性质是当时国民政府领导的一个半官方性质的全国性工人联合组织。二是这一时期中国劳动协会开展了维护工人权益、创办福利事业、参与国际交流等活动,并取得了显着成效。三是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该组织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分化,其右翼势力倒向国民党阵营,左翼势力投入人民民主阵线。目前,国内学界对该组织研究较为薄弱,继续探究该组织的性质、地位及作用,具有学术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李宁[6]（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指出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张学义,张爱荣,王泉珍[7]（2020）在《《人民日报》中的许广平简编（中）》文中认为说明一、本《简编》以《人民日报》中有关许广平的记载文字为主要内容;二、本《简编》以1946年至1968年《人民日报》中有关许广平的资料为据;三、每一条文末括号内的日期均为《人民日报》所刊登的日期;四、为叙述方便,本《简编》在文字表述上作了适当技术处理;五、为节省篇幅,本《简编》删略了较多辅助性材料;
高文豪[8]（2020）在《河南新修家谱初探》文中认为家谱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质的文化之一。家谱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载体,与正史、方志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其独特的优势在于广泛生动地记录了底层普通民众的思想和生活状态。河南,即河南省,地处中原,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姓氏文化源远流长,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了重修家谱的热潮;21世纪之后,民间新修家谱数量又创新高,目前这些新修家谱分散于河南各地,但尚缺少系统整理与研究。此文章选取1949年后的河南新修家谱作为研究对象,对河南新修家谱进行了一个系统研究,力图说明河南新修家谱的史料价值与现实意义。首先编写河南新修家谱目录,以此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其主要内容为各个地区的家谱数量、出版的年代、各个家谱的基本信息等,对河南部分新修家谱做一个基础的文献资料整理,并对其作简要分析。其次以亲自察验及所编新修家谱目录为基础,对河南新修家谱进行细致分析与研究,通过整理分析新修家谱目录、编修缘由、编修过程和编修主要内容,探究河南新修家谱的史料价值与不足之处,并阐述新修家谱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周焕博[9]（2020）在《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作用及现实启示研究》文中认为政党制度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支柱之一,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包括政党制度在内的政治制度建设,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性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通过推动重庆谈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有过短暂的合作。国民党为建立独裁统治撕毁政治协议、进攻解放区导致内战爆发,中国人民的和平期盼破灭。经过军事斗争和政治较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取得战略优势,中共中央适时发布“五一口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滥觞于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它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历史进程。新中国建立70余年的政治实践证明,这项基本政党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得到人民拥护,开创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本文通过对统一战线历史文献的发掘和梳理,追根溯源,“五一口号”奠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深入阐述了“五一口号”产生的理论渊源,分析了中国各党派对“五一口号”的反应及其在新政协运动中所持立场和实践举措,力求揭示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启示。除引言和结论部分外,正文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的理论渊源。作为本文的逻辑支撑,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统一战线理论、中华和合文化传统等三个方面进行概括,为本文写作做理论铺垫。第二部分,概括了“五一口号”发布的时代背景。主要从社会历史因素:两条战线赢得胜利、解放区政权加速统一;中国共产党主体因素:中共中央召开城南庄会议、中共中央绘就建国蓝图;民主党派客体因素:民主力量心向中国共产党、部分中间党派转向中国共产党。等三方面加以论述。第三部分,总结了“五一口号”发布的历史作用。主要从“五一口号”的直接影响--香港、解放区、国统区的新政协运动;新政协运动的硕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等方面进行阐述。第四部分,揭示了“五一口号”的现实启示。主要从不断坚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不断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独特优势、不断凝聚实现“中国梦”磅礴力量等方面进行讨论。
晏娇[10]（2020）在《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学界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集中在演进路径和具体机制的研究上。演进路径的研究集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问题上,以及具体的诸如“共区原则”、“资金与技术”或者“气候融资”等问题上;气候治理机制的研究则试图从之前的京都机制中寻找机制设置的缺陷,进而对机制的完善提供思路。但这些采用国际合作的方式解决诸如“公地悲剧问题”的研究,限制了进一步研究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思维。因为这些研究成果都无法解释两个问题:“为什么全球气候治理不是在‘自上而下’的京都机制式治理路径上进行自我完善,而是在《巴黎协定》的设计下发生了‘自下而上’的转型”以及“为什么美国在京都进程中退出,到了巴黎进程再次退出”。气候治理路径转型之后的“后巴黎时代”的谈判仍然艰难。无论是从合作理论还是从制度主义视角都很难对这种现象给予很合理的解释。因此,研究跳出现有研究成果的限制框架,在全球气候治理走向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背景、梳理气候治理路径转型的现象、得出治理权威动态变化的结论,最后探讨其对中国的意义。首先,当前的全球治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背景:全球治理总体上呈现出了多层次的特性。各个国家不但更多时候选择进行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更多地选择在特定的议题上进行联合,还有日渐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与传统的主权国家共同拉开了全球治理的大网。因而文将多层次治理框架引入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中,搭建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为支撑,大国气候治理行动为基石,跨国气候治理网络为辅助的全球气候治理架构。其次,通过以“服从”为核心特征的治理权威这一关键因素,探求气候治理路径转型的根原因及实际意义。分析发现,在气候治理路径的转变过程中,权威在全球气候治理系统中产生了动态变化。这种变化一是国家的权威得以增强;二是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权威已经兴起且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产生影响。在对“自上而下”气候治理路径的梳理中发现,《京都议定书》的惨淡收场实际上并非是其机制设置的问题,原因在于该多层次治理体系没有一个实质凌驾于所有主权国家之上的“超级政府”,因而就无法确保一个机制得到所有国家的遵守。在审视《巴黎协定》安排的气候治理路径时,可发现所谓的“自下而上”路径实质上依靠的是主权国家各自的节能减排行动。由于还没有明确的不遵约机制,因此该路径的治理效果取决于各国最后对国的定位和对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认识。协定对签约国实际上的约束力非常小,既无法强制国家履约,也无法在国家能履约的情况下进行惩罚。这就是国家层次在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这一超国家层次的互动博弈过程中,权威在全球气候治理系统中产生的动态变化——国家权威的强势回归。这是一种全球气候治理重心的再平衡,同时也是对强法律约束力减排框架的再定位。再次,在国家权威回归、超国家权威势弱,且缺乏强制性法律效力的减排协议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发展方向、治国理念以及中国当前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展现出的积极态势,文认为目前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展现出了方向型领导力。因此通过与国直接相关的气候行动以获得领导力,增加中国的话语权,是合理且可行的。最后,结合当前针对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谈判进程,文认为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强法律效力的全球性减排协议,全球层面的国家间合作会持续性艰难。因此国家自主气候治理行动最终将会落在次国家层次,而各国是否能顺利地将气候治理政策内化及下沉是气候治理的关键。国家内部的次国家层次的区域化合作、国际层面的次国家合作以及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参与,可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更多可能性。
二、第二届理事会各工作委员会成员名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二届理事会各工作委员会成员名单（论文提纲范文）
（3）战后中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史料一组（论文提纲范文）
| 1.杨公达致朱家骅函 |
| 2.朱家骅致杨公达电稿 |
| 3.朱家骅致顾维钧电稿 |
| 4.朱家骅致顾维钧电稿 |
| 5.参加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
| 6.参加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 |
| 7.汤吉禾致朱家骅签呈 |
| 8.洪陆东致朱家骅函 |
| 9.参加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筹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记录 |
| 10.教育部统计处、社会司、总务司致部长会签 |
| 11.教育部代电(1) |
| 参加联教组织墨西哥会议教育展览品目录草案 |
| （一）教育行政 |
| （二）教育工作内容 |
| （三）教育工具 |
| （四）其他 |
| 12.余上沅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戏剧专家会议建议书 |
| 1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记录 |
| 1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成立大会记录 |
| 15.朱家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致词 |
| 1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记录 |
| 1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记录 |
| 1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教育组第一次会议记录 |
| 19.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次会议简要报告 |
| 20.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中国委员会组织规程 |
| 21.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中国委员会秘书处组织规程 |
| 22.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中国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组织通则 |
| 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第二届大会议程及议题 |
| 2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工作报告 |
| 25.瞿菊农致朱家骅函 |
| 26.联教组织翻译世界名着计划节略 |
| 27.中国参加联教组织及其他各项国际会议报告 |
（4）“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绪论 |
| 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 |
| 1.1.2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重视 |
| 1.1.3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 1.1.4 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有助于推动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 |
| 1.2.2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
| 1.2.3 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
|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2.1 研究对象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荆楚文化 |
| 2.2.2 中医药文化 |
| 2.2.3 荆楚中医药文化 |
| 2.2.4 “一带一路” |
| 2.2.5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4.1 研究内容 |
| 4.2 基本框架 |
| 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5.1 研究重点 |
| 5.2 研究难点 |
| 5.3 创新之处 |
| 第二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特征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影响 |
| 2.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孕育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1.1 孕育发展期(远古-商朝) |
| 2.1.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定型期与历史影响 |
| 2.2.1 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 |
| 2.2.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3.1 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 |
| 2.3.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4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4.1 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 |
| 2.4.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5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高峰期与历史影响 |
| 2.5.1 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 |
| 2.5.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6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徘徊期与历史影响 |
| 2.6.1 发展徘徊期(1912 年-1949 年) |
| 2.6.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7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7.1 恢复发展期(1949 年-20 世纪末) |
| 2.7.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8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8.1 全面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
| 2.8.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 |
| 3.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 |
| 3.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 |
| 4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 |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
| 1.4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
| 2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 |
| 2.1 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要义 |
| 2.2 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 |
| 2.3 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 |
| 2.4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第四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传播学分析 |
| 1.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孕育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1.1 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 |
| 1.1.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黄金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2.1 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 |
| 1.2.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3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发展滞缓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3.1 发展滞缓期(1912 年-1978 年) |
| 1.3.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4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全面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4.1 全面发展期(1978 年以来) |
| 1.4.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经验启示 |
| 3 本章小结 |
| 第五部分 案例分析:中阿中医中心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1 中阿中医中心建立背景 |
| 1.1 历史基础 |
| 1.1.1 中医药医疗实践基础 |
| 1.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基础 |
| 1.2 现实因素 |
| 1.2.1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
| 1.2.2 中医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
| 2 中阿中医中心建设概况 |
| 2.1 建设过程 |
| 2.2 建设模式 |
| 2.3 建设成效 |
| 2.4 建设困境 |
| 3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分析 |
| 3.1 传播主体分析 |
| 3.2 传播内容分析 |
| 3.3 传播媒介分析 |
| 3.4 传播受众分析 |
| 3.5 传播效果分析 |
| 4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思 |
| 5 本章小结 |
| 第六部分 构建“一带一路”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意义 |
| 1.1 坚定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荆楚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 1.2 增强荆楚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 1.3 服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 2 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
| 2.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对接 |
| 2.2 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普适价值 |
| 2.3 增强多元传播要素的协同效应,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大事记 |
| 附录三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大事记 |
| 附录四 专家官员访谈录 |
| 4-1 温长路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2 吕文亮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3 巴元明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4 周仲瑜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5 胡峰队长访谈录(节选) |
| 4-6 王莎主任电话访谈录(节选) |
| 4-7 胡海涛老师访谈录(节选) |
| 附录五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编(译)着作 |
| 致谢 |
（5）民国时期中国劳动协会研究（193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 |
| 1.4 论文架构 |
| 1.5 创新与不足 |
| 2 中国劳动协会的成立背景 |
| 2.1 加强社团管理的需要 |
| 2.2 维护工人利益的需要 |
| 2.3 适应国际劳工活动的需要 |
| 2.4 陆京士等人的大力支持 |
| 3 中国劳动协会的组织机构与运行机制 |
| 3.1 中国劳动协会的发展历程 |
| 3.2 中国劳动协会的组织机构变迁 |
| 3.3 中国劳动协会的运作机制 |
| 3.3.1 组织管理制度 |
| 3.3.2 经费的运作 |
| 4 中国劳动协会的维权活动 |
| 4.1 维护工人合法权益 |
| 4.2 调解劳资纠纷 |
| 4.3 支持失业工人请愿 |
| 5 中国劳动协会的福利活动 |
| 5.1 创办工人福利社 |
| 5.2 创办劳工托儿所 |
| 5.3 提供医疗服务 |
| 5.4 救助困难工人 |
| 6 中国劳动协会的文教活动 |
| 6.1 出版劳工刊物 |
| 6.2 举办劳工学校 |
| 6.3 开展学术活动 |
| 7 中国劳动协会的国际活动 |
| 7.1 出席国际劳工会议 |
| 7.2 推动国际劳动立法 |
| 7.3 维护中国海员的权益 |
| 8 中国劳动协会的政治分化 |
| 8.1 中国劳协自身的困境 |
| 8.2 国民党对中国劳协的影响 |
| 8.3 共产党对中国劳协的影响 |
| 8.4 中国劳协领导层的分化 |
| 9 中国劳动协会的作用及历史地位 |
| 9.1 中国劳动协会的作用 |
| 9.2 中国劳动协会的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6）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 一、招生改革 |
| 二、教学改革 |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人民日报》中的许广平简编（中）（论文提纲范文）
| 说明 |
| 1956年 |
| 1957年 |
| 1958年 |
| 1959年 |
| 1960年 |
| 1961年 |
（8）河南新修家谱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与价值 |
| 一 河南省民间兴起修谱热潮 |
| 二 家谱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三 研究对象及范围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及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重点难点 |
| 三 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河南新修家谱概况 |
| 第一节 新修家谱区域分布 |
| 第二节 新修家谱年代分布 |
| 第三节 新修家谱姓氏分布 |
| 第二章 河南省新修家谱编修方式 |
| 第一节 个人独力编修 |
| 第二节 群体编修 |
| 一 倡修家谱 |
| 二 成立修谱机构 |
| 三 筹措资金 |
| 四 编修印刷 |
| 第三章 河南省新修家谱的内容及特色 |
| 第一节 新修家谱的主要内容 |
| 一 谱序方面的内容 |
| 二 凡例方面的内容 |
| 三 图片方面的内容 |
| 四 世系源流方面的内容 |
| 五 世系图表方面的内容 |
| 六 人物传记方面的内容 |
| 第二节 新修家谱的思想特色 |
| 第四章 河南省新修家谱之学术及社会价值 |
| 第一节 极具地方史料价值 |
| 一 社会之沧桑变迁 |
| (一)时代中个人命运的起伏变化 |
| (二)乡路漫漫之变化历程 |
| (三)社会医疗卫生水平之发展 |
| 基层山村的医疗资源紧缺 |
| 社会医疗卫生水平之进步 |
| 第二节 河南灾难之真实记录 |
| 一 豫西匪患 |
| (一)宜阳县乡村匪患猖獗 |
| (二)当地村民深受土匪残害 |
| (三)各乡村建村寨以避匪患 |
| (四)民国宜阳县政府软弱无力 |
| (五)当地存在亦农亦匪的现象 |
| 二 河南灾荒 |
| (一)农民受灾之真实状况 |
| (二)乡村灾害之真实记录 |
| (三)战乱之苦 |
| 第三节 为婚姻及习俗研究提供一手资料 |
| 一 乡村婚姻及习俗之反映 |
| (一)婚姻观的转变 |
| (二)乡村高价彩礼的兴起 |
| (三)高价彩礼之根源 |
| 二 少数民族婚姻及习俗之记载 |
| 第四节 实录了回、汉两个民族的交往与融合 |
| 一 对回汉文化融合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
| 二 回族民族的抗日斗争 |
| 第五节 新修家谱之社会价值 |
| 一 尊祖敬宗、敦亲睦族的社会价值。 |
| 二 教化子女,警励后人之主要目的。 |
| 三 为民立传和为国写史的观念。 |
| 四 海外同胞寻根问祖之心愿。 |
| 结语 |
| 附录： 河南新修家谱目录 |
| 一 郑州地区新修家谱 |
| 二 开封地区新修家谱 |
| 三 洛阳地区新修家谱 |
| 四 新乡地区新修家谱 |
| 五 许昌地区新修家谱 |
| 六 安阳地区新修家谱 |
| 七 商丘地区新修家谱 |
| 八 焦作地区新修家谱 |
| 九 濮阳地区新修家谱 |
| 十 鹤壁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一 周口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二 驻马店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三 平顶山地区新修家谱 |
| 十四三 门峡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五 济源地区新修家谱 |
| 十六 信阳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七 南阳地区新修家谱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9）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作用及现实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五一口号”发布的理论溯源 |
| (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
| 1.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理论 |
| 2.列宁统一战线思想 |
| (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战线理论 |
| 1.毛泽东周恩来论统一战线 |
| 2.“三三制”原则实践总结 |
| (三)继承中华和合文化传统 |
| 1.和合文化标示中华优良传统核心理念 |
| 2.和合文化促进中华历史发展 |
| 二、“五一口号”发布的时代背景 |
| (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日益壮大 |
| 1.两条战线赢得胜利 |
| 2.解放区政权加速统一 |
| (二)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 |
| 1.中共中央召开城南庄会议 |
| 2.中国共产党绘就建国蓝图 |
| (三)民主党派爱国人士郑重选择 |
| 1.民主力量心向中国共产党 |
| 2.部分中间党派转向中国共产党 |
| 三、“五一口号”发布的历史作用 |
| (一)“五一口号”推进新政协运动展开 |
| 1.香港新政协运动 |
| 2.解放区新政协运动 |
| 3.国统区新政协运动 |
| (二)“五一口号”达成协商建国共识 |
| 1.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新政协召开 |
|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 |
| 3.《共同纲领》确立新型政党制度 |
| 四、“五一口号”的现实启示 |
| (一)不断坚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 |
| 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符合中国国情 |
| 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解决中国问题 |
| 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接受历史和人民检验 |
| (二)不断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优势 |
| 1.协商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 |
| 2.发挥协商民主独特优势 |
| 3.协商民主为世界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
| (三)不断凝聚实现“中国梦”磅礴力量 |
| 1.“五一口号”精神实质 |
| 2.“五一口号”精神汇聚中国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关于全球治理中的权威的研究 |
| (二)关于气候治理路径的研究 |
| (三)关于多层次全球治理的研究 |
| (四)关于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研究 |
| (五)国内外研究综述的评价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主要内容 |
| 四、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一)文的主要创新 |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威重构 |
| 一、全球治理权威的重置与分解 |
| 二、全球治理权威的分层 |
| (一)国家让渡权威给区域一体化组织 |
| (二)国家让渡权威给国际组织 |
| (三)非国家行为体逐步形成权威 |
| 三、多层次全球气候治理的思路与架构 |
| (一)全球气候问题与环境问题的同源性 |
|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思路 |
|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架构 |
| 第二章 “自上而下”气候治理路径 |
| 一、“自上而下”的实质 |
| (一)“自上而下”的内涵 |
| (二)“上”与“下”之间的“服从”关系 |
| (三)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原因 |
| 二、“自上而下”治理思路的源起与实践 |
| (一)总量控制与排放贸易 |
| (二)美国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 |
| (三)欧盟二氧化碳排放交易体系 |
| (四)臭氧层治理与削减战略武器谈判 |
| 三、“自上而下”思路安排下的京都机制 |
| (一)联合履约机制 |
| (二)清洁发展机制 |
| (三)排放交易机制 |
| 第三章 “自下而上”的全球气候治理路径 |
| 一、“自下而上”的实质 |
| (一)“自下而上”的内涵 |
| (二)“下”与“上”之间的相对关系 |
| 二、《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安排 |
| (一)国家自主贡献 |
| (二)国家自主贡献的内容 |
| (三)国家自主贡献的特点 |
| 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外的“自下而上”路径 |
| (一)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兴起 |
| (二)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范例 |
| 四、美国国内“自下而上”气候治理实践 |
| (一)加州经验 |
| (二)康州经验 |
| 第四章 两种气候治理路径下的权威分析 |
| 一、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威结构 |
| (一)以国家为权威基础的气候治理 |
| (二)不以国家为权威基础的气候治理 |
| 二、动态的气候治理权威的变化 |
| (一)京都机制的衰弱——国家权威让渡受限 |
| (二)《巴黎协定》——国家权威增强 |
| (三)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知影响 |
| 三、权威的动态变化带来的结果 |
| (一)国家权威在转向过程中增强 |
| (二)全球气候治理重心的再平衡 |
| (三)强法律约束力减排框架的再定位 |
| 第五章 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中国应对 |
| 一、中国与京都机制的互动 |
| (一)中国参与的CDM项目 |
| (二)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 |
| (三)京都时期中国体现的大国担当 |
| 二、中国在“自下而上”时代的大国风范 |
| (一)日益进取的中国治理 |
| (二)中国地方政府与城市的治理实践 |
| 三、中国在后巴黎时代的角色定位 |
| (一)中国以积极作为发挥“领导”作用 |
| (二)中国的准备 |
| (三)中国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重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致谢 |
四、第二届理事会各工作委员会成员名单（论文参考文献）
- [1]民进中央内设工作委员会的有关历史资料[J]. 吴宏英. 民主, 2021(12)
- [2]西安市基督教女青年会研究[D]. 李悄然. 西北大学, 2021
- [3]战后中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史料一组[J]. 陆泓江. 民国档案, 2021(02)
- [4]“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D]. 毛和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01)
- [5]民国时期中国劳动协会研究（1935-1949）[D]. 刘丽.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6]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7]《人民日报》中的许广平简编（中）[J]. 张学义,张爱荣,王泉珍. 绍兴鲁迅研究, 2020(00)
- [8]河南新修家谱初探[D]. 高文豪. 郑州大学, 2020(08)
- [9]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作用及现实启示研究[D]. 周焕博.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10]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D]. 晏娇.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