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方交通大学成果介绍（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提出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李园园[2]（2021）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呼和浩特地区是“大窑文化”文明的创造地,是长城密度最大的地方,也是长城修筑最早的地方,融合了少数民族与中原文化,同时又融合着草原文化、阴山文化和黄河文化。在呼和浩特这片地域上,历代王朝在此统治,其特殊的边塞区位使城池发展几经兴衰,历史时期城池建制时有时无,时兴时衰。呼和浩特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城池建设的开端在4000多年前即开始。2019年至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龙山文化后城咀石城既是呼和浩特地区最早的城,也是放眼全国最早出现的一批城池,是目前已知内蒙古中南部最大的史前城址。后城咀石城其瓮城改写了学界中马面、瓮城始现于历史时期的认知,将其出现年代提前至龙山时期。今和林格尔地区的盛乐故城（土城子古城）的西城区是春秋时期所建,即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最早营建的历史时期的城市,土城子西城区的发现打破了长久以来学界中对于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最早古城是云中城的认知。呼和浩特地区“最后”的古城是民国时期的“土围子”,因城墙系用传统的立板夯筑法修建,在此之后,中国少有再用此法修建的土城,因此,姑且将民国时期修建的围子称为中国“最后”的古城。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城池,即在建设发展中所形成的四周有围墙,部分有护城河,有城址遗迹的古城,包括行政中心的郡县城、驻守军队的军事障城等。研究表明,呼和浩特地区因地理位置重要一度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曾是多个王朝的军事防御地带。通过对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城池的资料调研,将经过文献考察和考古报告确认为呼和浩特地区的历史时期城池列入研究范围。呼和浩特地区因其在历史长河中前后建造过近百座城池,亦被称作“百城之城”。本文从呼和浩特地区及历史文化背景分析入手,根据考古资料选取其中的105座历史城池作为研究对象。按春秋、战国、秦汉（公元前770--公元220年）、魏晋南北朝（公元386--581年）、隋唐（公元581--907年）、辽金元（公元907--1368年）、明清时期（公元1368--1911年）时间段分期进行研究,从城池的建城起源、城池发展、延续与消亡的原因、地理位置、规模形制等方面。通过手绘和电脑绘制,对重要时期的城池位置与形态尽可能的复原,提供历史依据。结合各个历史时期城池的建造发展特点,总结出:1.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城池建设多与军事防御相关,长城沿线多设置边堡、城障、列亭等以用于作战需要巩固王朝统治;2.城池的发展、延续与荒废与诸多因素有关,就其延续情况来说,那些地理位置或宏伟的建设能起到重要作用的城池,在王朝覆灭后被继任统治者因军事需要、政治统治或环境宜居等情况再被利用起来,甚至改建增筑。3.各历史时期城池分布情况呈“大集中、小分散”的特点,各时期城池分布的重心亦有所不同,呈现出:秦汉城池散布整个区域、北魏城池集中在北部、隋唐城池在中部、辽金元城池集中在中北部、明清城池集中在中南部的特点。城池在各历史时期的集聚分布与呼和浩特地区多元文化核心区（即以赵长城、秦汉长城、金界壕及明清长城沿线为核心带的历史城池集聚区,以黄河沿岸为核心带的历史城池集聚区,以阴山地界为核心带的历史城池集聚区,以土默川文化为核心带的历史城池集聚区）耦合度极高;4.往往城池的等级级别越高,规模越大,建造数目越少,相互距离越远,提供服务种类越多,服务范围越大,职能越多,如:都城、郡治、州县邑等。反之,城池的等级级别越低,城池数目越多,相互距离越近,提供的服务种类越少,服务范围越小,职能越少,如:长城障城、各类军堡;5.城池建造往往选择地形相对平坦,临近水源的位置,军事类为主的城池多建于北部古阴山的山麓山谷一带和黄河流域地带,倚靠阴山山脉和黄河的天险屏障,都城、宫殿等大型居住类城池多建于呼和浩特中部的土默川平原,因其地势平坦开阔、交通方便。古阴山的“用险制塞”与黄河干流及支流的“以河为塞,逐水而居”、水上兵粮运输及黄河天险屏障作用对城池位置选址的建造产生了较大影响;6.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中,方形城池比重最大,占67%,菱形、三角形、“彐”形、曲尺形、凸字形等,各种形状都出现过,但这种不规则形所占比重较少,往往是因为城的自然环境,随河流山川地势起伏曲折,按照不同地形随机应变;7.随着国家日渐富强,社会生产力的逐渐发展,统治者对自身利益需求逐渐增大,城池在建设过程中,功能逐渐完善,由单一功能逐渐演变成集政治、军事、经济、宗教、交通、商业、文化于一体。
王石雨[3]（2021）在《高车历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车是中国古代活跃于北方和西北的一个游牧民族,因其族人擅长制造并使用“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车子而得名。公元4世纪中后期起,活跃在大漠以北的高车各部开始多见于历史记载。北魏灭亡后,“高车”这一称谓逐渐消失在正史之中。较早记载高车历史的《魏书》不仅为高车设立专传,同时也开创了高车文献史的先河。原本《魏书·高车传》散佚后,《北史·高车传》成为了现存最早、记载最全面的研究高车历史文化的传记。《北史·高车传》等专传与《通典·边防十三·北狄四·高车》等专条共同构成了研究高车历史的基本史料,后出史书对前出史书也多有继承。除基本史料外,还有一些重要的高车历史情况散见于《晋书》《魏书》《北史》《北齐书》《资治通鉴》各卷之中。它们既可对基本史料进行补充,也可以起到修正、勘误之用。依据高车基本史料及主要散见史料,大致可以勾勒出北朝时期高车历史文化的粗略框架。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中期,迁徙至蒙古高原的丁零人同留居当地的匈奴余部交往、杂居,形成了一个以丁零人为主,融合了部分匈奴人的民族。该族自称为敕勒,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又称其为高车。简单的认为高车来源于丁零或匈奴均不够准确。高车社会中,有包括“六种十二姓”在内的诸多氏族、部落。这些氏族、部落大多分布于漠北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或色楞格河以西至阿尔泰山一带。他们的形成、发展与北方各族之间的征伐、交流、融合密切相关。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漠北高车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部落制发展阶段,他们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大联盟,而是各氏族、部落分别由其首领统辖管理,文献中也记载了一些高车首领的称谓。太和十一年（487）副伏罗部西迁建立高车国后,社会形态向前发展,出现了新的首领称号。在高车的首领称号中,“莫弗”原有“勇猛”之意,本出自东胡系民族,与“莫何去汾”一同自柔然传至高车;“候娄匐勒”是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过渡阶段的军事首领。“候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事首领,它们均为高车国所创;“部帅”“渠帅”“大人”则是中原史官对于高车部落首领的称谓。在探寻这些称号来历、含义、职掌的过程中,也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继承及相互影响。军事方面,高车人不仅借鉴了匈奴的军事制度,还以作战勇猛、善于骑射着称,号为“天下名骑”。无论北魏还是柔然军中,均有一定数量的高车骑兵效力。高车人的经济类型主要包括畜牧业、狩猎业、手工业等,副伏罗部建立的高车国则通过朝贡方式与北魏政权进行物品交换。尽管文献中对于高车文化习俗的记载较为零散,但仍可以对高车的原始信仰、语言文字、婚姻、丧葬、音乐舞蹈等有所认识,这些内容也有助于全面了解高车人的日常生活。通过梳理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车的民族关系,可知高车与北魏政权、柔然、西域诸国接触频繁。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稳定发展,高车一方面与上述诸民族或政权进行战争,另一方面通过贸易、和亲、出使等方式不断吸纳先进的文化及生产技术。经过长时期的努力,高车各部实力持续渐强,成为了这一时期大漠南北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张静雅[4]（2021）在《基于硕博士论文统计分析的陕西省当代建筑理论研究成果梳理》文中认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建筑大环境进入转型性发展阶段,陕西省作为历史文化发祥地,其所继承下来的建筑本土原生风格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面临建筑系统的重新构成。随着国内外交流的日益增多,国外建筑思潮不断冲击影响着陕西省本土建筑风格,建筑市场一度呈现“西方化”与“国际化”。但对于陕西省本土文脉的建筑思想还未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就盲目接受国外建筑理论,使得建筑实践脱离建筑理论,建筑实践的繁荣景象与建筑理论的极度匮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成这种结果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对陕西省现有的建筑理论系统性的总结、提炼和研究,导致建筑理论远远落后于建筑实践。本课题研究以论题的方式展开,采用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对能够体现陕西省当代建筑思想的基础资料进行了基本统计分析。基础资料包括:陕西省建筑师在建筑领域进行的探索、建筑期刊及会议论文、专业着作、陕西省高等院校建筑类硕博士论文和陕西省当代建筑作品等。在本课题组,已有人进行建筑期刊及会议论文、陕西省建筑思想的建筑师和陕西省当代建筑作品的研究。本论文则透过陕西省高校建筑学硕博士论文来看陕西省当代建筑理论的发展。统计分析的时间段均控制在1949年至今,其中因所收集到的陕西省建筑学硕博士论文的发表是在1980年之后,所以本篇文章主要研究发表硕博士论文之后的时间。首先,本文以时间为纵轴,运用文献计量法统计分析了1984-1989年段、1990-1999年段、2000-2009年段和2010-2020年段四个历史时段的建筑学硕博士论文;其次,从统计分析的结果出发,梳理了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并从数据特征、理论特征和关键词特征三个方面对硕博士论文进行分析。随后,提出陕西省当代建筑理论由原创思想与引进思想两部分组成,对这两部分分别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最终,笔者对陕西省当代建筑理论在建筑学硕博士论文方向的发展进行了梳理探讨。
谢文韬[5]（2021）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文中研究说明近代引领着变革潮流的都市,和象征着传统的旧体诗坛之间,看似并不协调,实则存在紧密联系。研究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发掘近代旧体诗坛的独特性,从而确立其文学史意义。但旧体诗坛面对近代都市的诸多变革,并非一味被动地受到影响,而是根据主观意志进行适应调整,最终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面貌。因此需要超越一般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机械反映论,避免将旧体诗坛的创作、批评等活动看成都市变革的注脚,单纯从其中寻找涉及近代都市变革的内容的做法,如罗列堆砌与都市某一方面变革相关的诗词作品等,而应将近代旧体诗坛看成由具备不同意志的群体构成的复杂存在,摸索近代旧体诗坛与前代不同的运作机制,寻找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探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先须确定近代都市中与旧体诗坛联系紧密的变革,以及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从而为深入研究打下铺垫。首先物质方面,都市交通方式的变革让诗人们的出游、交际大为便捷;通讯媒介变革与诗人的谋生、求知与济世活动紧密相关;交际场所的变革让诗人们有了新的互动空间。其次在社会方面,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给积极入世的诗人们提供了为理想奋斗的机遇;教育体系的变革让在都市中求学、任教成为诗人们的普遍经历;思想风潮的变革则给诗人们走向多样化的人生道路提供了指引。正因如此,凡是在近代旧体诗坛稍有影响的诗人,都与变革的都市密切相关,或长住于这些都市,或长期以其为中心活动,或兼而有之。在明确二者的基本联系后,便可考察都市变革背景下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变化。以民国建立、新诗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等关键事件为节点,都市中旧体诗坛的实体依托发生了不同轨迹的走向,这直接影响了旧体诗坛的生存状态。在晚清时期,诗坛与都市政治强人的幕府间联系,较前代质变虽然不多,量变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进入民国后,这种联系却突然断裂。而报刊在晚清民初经不同诗人群体的努力,逐步被旧体诗坛接受、认可,然而随着新诗的兴起,旧体诗坛在报刊上受到严峻挑战,不得不进行反击,但在关键的论辩方式上,面对以概念定义为逻辑起点的新文学阵营,学衡派为代表的诗坛中坚力量仍保持着以历史经验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模式,在报刊空间中表现得并不适应,反倒是旧体诗坛基层在论战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自我突破。而近代高等教育机构,长时间内并未表现出与旧体诗坛的特别联系;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旧体诗坛在社会上逐渐式微,它们成为了旧体诗坛延续微弱生命的难得依托。在理清近代都市变革作为背景的影响后,便可将坐标切换至旧体诗坛本身,探讨近代旧体诗坛自身如何在创作潮流、批评活动以及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行为上的主动调整以及机制上的自我调适,以适应近代都市的变革。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创作潮流上。首先,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使得诗人们要通过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来在都市政治场域中生存,甚至获取更多政治资源。虽然这种情况前代也有,但在近代程度可谓达到顶峰。然而不同政治热情、政治目标以及诗歌风格的诗人,在转型幅度和方式上各有不同。其次,近代都市生活场域的变革,则让各种新名物开始成为书写对象,但不同时期诗坛对新名物语汇所普遍采取的书写模式不同。最开始抱着介绍、夸耀心态的诗人,往往将新名物作为诗歌的主题进行书写;而在新名物被熟悉之后,诗人更多将之作为单位在诗中使用,但保守的诗人,则一直只将其作为背景以减弱对旧体诗歌传统造成的冲击。相较之下,尽管都市思想场域的变革使得新概念语汇同样开始进入诗人的笔下,但旧体诗坛最初普遍没有将之与传统的语汇区分开来,故在书写模式上多与传统典故混同,不过随着诗人文化普及意识的提高,诗人们逐渐会将以诗歌作品总体来对这些新概念进行介绍阐释。近代旧体诗坛的批评活动方面也体现了旧体诗坛面对都市变革时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都市中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诗歌批评的形式、对象与本质都在发生变化。形式上,过往单向、个人化的诗话,成为了一种高度公开化、互动化的批评形式,它可由报刊征集素材而生成,能够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读者可以用各种即时性的反馈手段来影响诗话的创作,批评者在创作诗话时也必须时刻考虑读者,同时它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特色,报刊带来的一些互动形式由于其体式传统而并不能被广泛接受。对象上,在没有被某种具有特定观念的特定群体所垄断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同群体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使得过往累积的诗歌资源会被重新挖掘。而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也随都市中社会阶级的变化与前代不同。诗歌不再被视为士人的身份象征,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必须掌握,而对诗歌的文学知识的研究、诗歌的鉴赏等,开始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渐渐变得可以独立进行,且渐渐被知识分子所看重。面对近代都市变革,旧体诗坛结构体系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体现。就诗坛流派而言,“都市型”诗派开始取代“地域型”诗派,成为诗坛主导。就诗人社群而言,过往实地、封闭、主要依赖士人关系网的特点发生改变,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更加具有全国意识,对士人关系网有所突破。成员地位取决于存在感,而社群之间界限模糊,比起内部进行活动,向外界公开举办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在诗坛的个体层面,都市的风气与社会阶级变革使诗人对于使用诗歌谋取经济利益不再感到可耻,诗歌开始向书画靠近,其交易有走向体系化的趋势,这使得诗人的交际策略和关系网也发生了变化。综合这些方面来看,近代都市的变革,对于旧体诗坛的整体影响,在于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以及知识谱系层面的专门多元化三点。这些相对于前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近代旧体诗坛的近代性体现。
马立志[6]（2021）在《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章以西周金文所见邦国的地理为研究对象。绪论首先对“邦国”的概念进行界定:西周时“邦”是普遍的称呼,是以血缘氏族爲核心的政治实体;“国”表示地域概念,东周以後变成政治学概念“国家”。“邦国”一词是西周实际内涵之“邦”与现代政治学概念之“国家”的结合,具有包容性。接下来对百年以来邦国地理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利用铭文资料,结合考古发现的邦国遗址,对传世文献中的地理记载进行批判总结,分析地理、族群要素,説明邦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邦国是构建西周王朝国家的基石,考察分析邦国的区位地形、交通、部族关系等要素,可以认识西周地缘政治结构,并为政体研究提供素材;邦国是东周领土国家的前身,对其考察有助於认识前行政区划时代的面貌。整理的对象,以位於宗周和成周以北、古黄河以西范围内的畿外邦国爲主。文章把西土、北土划分为七个单元,各为一章。第一章整理了泾河流域的邦国。密国於先周时已在灵台县一带,处在达溪河谷通道上,西周甲骨文、金文中有一些与密有关的材料。灵台县白草坡墓地的字释潶或泾均非确释,释为（申）则较可能,墓葬性质显示、是殷遗身份的邦伯。是周初亲附的边缘友邦,先祖称“王”,可能位於泾河上游一带。姜姓四岳之後的吕、申,西周时位於泾河上游地区,覆灭宗周的即是西申,西周晚期申、吕的分支氏族迁至南阳盆地。国族名“”在金文出现了几例,有的出土在泾河上游,释为“缯”有待验证。“”字释为“豳”在文字学上有合理的解释,豳王、豳公的特殊身份有待研究,豳地是宗周北面的军事交通枢纽。第二章整理了位於陇山两侧的夨和秦。汧水谷地的夨在西周时期是一个较有实力的部族,夨可以读为虞,可能与汧水附近的吴山及周初“虞芮质讼”之虞有关,夨可称“王”,在政治体系中不同於周朝内服的“侯”,与称“侯”的平陆虞国、宜侯夨簋之“虞侯”、东南吴国,均不会是同一个。秦人出自商奄之民,周公东征後被迁徙到陇右,与戎杂处,西汉水上游礼县附近的城邑与西周晚期的西陲、犬丘有关,陇西牛头河流域的清水县李崖遗址或是孝王时封赐非子的“秦”邑。第三章整理了宝鷄渭河附近的虢、二氏族。虢是位於今宝鷄虢王镇一带的西虢,始自虢仲、虢叔二人,後世分衍出虢仲氏、虢叔氏、虢季氏数支,诸支系的源流和相互关系有待辨明,兴起於两周之际的陕县之虢是西虢分支。是周初来自西南地区的友邦,周朝将其安置在宗周腹地外围的清姜河附近,扼守古嘉陵道入口,进入西周中期後氏贵族政治经济地位从周室疏远、孤立,此後消失不见。第四章整理了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族氏。无终族在殷墟二三期时可能生活在晋陕之间,殷墟附近出土多件无终铜器,显示其与商朝曾有密切关系,无终部族春秋时渐迁到太原盆地与晋国接触,後又沿代谷迁至今河北蔚县一带,今蓟县之地名无终是後起。梁国在今韩城市西南,春秋初期周平王册封秦仲少子为梁伯,《系年》等参证此秦仲指秦襄公,梁伯戈铭文字体、语句风格与春秋早期秦戈铭文一致,是梁氏出自嬴秦的物证,内容显示梁国受命在北方防御蛮方。韩城梁带村附近是芮国最晚段的居点,已发掘的遗存年代从西周晚期後段持续到芮国之亡,在秦晋到达河西之前,芮一度是该地实力最强的氏族;流散芮国铜器中有不少属於西周早期,但此时的芮居地尚不明确。金文之“”、“”可释为“韩”,乃武王之子受封的韩侯之国,西周之韩国应在汾河下游的河津县一带,控制着从宗周经梁山之南越河到河东汾浍地区的交通。第五章整理了河东地区的邦国。姬姓杨国在今洪洞县,为宣王之子始封,它建立在此前杨地的基础上,姬姓杨侯之前的杨氏或是姞姓,杨国在临汾盆地的北缘、西周文化在河东地区的最北端,目的是防御玁狁。公簋之（疏）是生活在唐叔虞领地之内的一个先代氏族,疏公之妻姚是帝舜後裔,簋铭反映了晋地唐、夏遗民并存的多元环境。文王玉环、唐叔虞方鼎、疏公簋代表了商末周初唐、晋变迁的历史,河汾之间的“唐”具体地望有待确认,天马-曲村遗址是叔虞之子燮父徙封为侯的“晋”之所在,唯具体名字尚有争议。晋国附近翼城大河口之霸、绦县横水之倗、绦县雎村的某不知名氏族,性质可能属於“怀姓九宗”,具有王臣身份,有独立地位,同时也受到晋国的监管。荀国受封在今临猗县涑水附近为“侯”,控制着宗周与汾浍之间的交通,後为邻近的晋室曲沃支系兼并。虞国在平陆县北中条山脉之顶的原上,扼守汾浍地区通往河南成周的交通綫“虞阪-巅軨道”,武王别封虞仲为虞侯,是因爲吴国已奉祀太伯为始祖,别封虞国可使虞仲一支在宗法上独立奉祀仲雍为始祖。第六章整理了燕山附近的邦国、族氏。商末周初的孤竹族与商室有亲缘关系,周初活动在燕山东侧,喀左一带孤竹等窖藏铜器以及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显示燕山南北衆多族群共存的面貌,其背景是中原的殷周革命;而孤竹与山戎、令支不能简单等同。西周早期的燕国位於北京琉璃河一带,与广安门一带的蓟共处,以後燕国可能兼并了蓟据以为都;周初相继为燕侯的克、旨可能是太保的两个儿子;燕是边陲封国,是周朝控制北方的锁钥,也是与东北民族交流对抗的前沿。涞水县北子铜器,或称北伯,是周初当地的北氏之长,与三监之邶未见关联证据;涞水北子器与湖北江陵北子器无关,後者是当地制作的。第七章整理了太行山沿綫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軝》一节对元氏西张村西周墓作了补充説明,軝侯所封之地位於元氏县槐河之滨,古为泜水,《地图集》等所绘泜水偏南可能不确,軝是邢国之北的附庸小国,任务是防御自井陉突出的戎族。《邢》一节分析了记录初封的麦尊等器应该在前,邢侯簋偏後;邢在商代井方故地建立,初封即在邢台,与温县之邢丘、畿内之丼氏均无关系;邢侯之封目的是防御北戎、控制太行东麓成周至燕国的交通綫,邢与戎对抗交流,有臣谏簋、省命铜剑以为物证。太行西麓上党盆地的黎是周初戡黎後封建的侯,始封君是毕公之子,金文中写作（楷）,黎国的任务是防御晋北和太行山区的戎狄,并扼守东出太行的壶关道。河内地区附近是文武周公之胤衆氏族定居的渊薮。康叔初封於康丘为侯,在殷畿故地内,目的是监管殷遗民,淇水附近的卫是康之鄙,对康、卫铜器的分组整理,表明卫作爲国名要在西周中期以後,“夷王命卫为侯”可能反映了康、卫变迁的历史。另外整理了金文中的凡、柞:凡在今辉县市西南,旧释为“同”的字现已改释为“凡”,沈子它簋是凡国铜器,器主它以凡氏小宗的身份作了祭祀周公的礼器。柞即胙,在今延津县北,是周公之後,目前发现的胙氏铜器有柞伯簋、柞伯爵、柞伯鼎等。第八章以山形水系为要素将西土、北土划分爲小的地理单元,描述了各自的地貌背景,进而勾勒了不同单元之间的交通綫:汧水河谷通道,由周原或宝鷄出发至六盘山东麓,或逾陇山至陇右秦地;泾河上游通道,自栒邑-彬县的古豳地出发,沿泾河、马莲河河谷至宁夏南部,这两条通道之间有东西向的泾河支流河谷互通。由丰镐渡渭,经合阳县至河滨韩城之梁、芮,再渡河溯汾水经韩国至上游杨国或汾浍之交的晋国;也可由丰镐至河曲处渡河後上溯涑水,经荀国、倗邑越绦山亦至晋国。汾浍地区与洛阳盆地的交通跨越中条山脉,一是经过虞国的虞坂-巅軨道,二是由中条-轵关道至河内地区,渡河後均可至洛阳成周。自成周经河内沿太行东麓北行,经卫、邢、軝至於燕国。太行东西的陉道,黎国在西侧扼守上党盆地东口之壶关道,诸陉东口,邢在滏口、井陉之间,軝侯守在井陉。这些綫路以宗周、成周为中心,构成了西土、北土的交通网络。周初西土、北土的复杂族群背景,塑造了封建邦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泾河上游是西周的边疆,它没有明确的界綫,而是多种文化人群并存的地带,该区域内周文化、寺洼文化、殷遗民等人群共处。周王朝在这一带没有封建军事性质的“侯”,只是出於镇抚和防御目的安置了一些盟好的小邦国,其中有一些人群是殷遗民,周室还通过边鄙邦伯与戎族通婚等方式维持政治稳定。西周中期以後殷遗民等缓冲要素消失,使得宗周失去西北屏障,屡遭玁狁入侵。在河东地区有先代的唐、夏遗民和戎狄,以及与殷商亲近的一些方国,燕国附近有土着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多个族群,这些因素既成爲晋、燕封建的多元背景,也是後来发展壮大的资源。黎、邢原本只是扼守交通,卫国周初监管殷遗民的使命也渐告终结,缺少交流壮大的发展空间,终在戎狄的侵扰下而迁徙。第九章是对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的历史概述。西周肇建前夕的周邦联盟联合伐商,成康时期迅速封建亲戚以爲藩屏,奠定了西周王朝四土的基本格局;中期王朝对外围邦国的管理事务渐繁,边徼戎狄、淮夷势力濅盛,交侵入境;晚期又有南土噩国联合淮夷的大叛乱,北方又有玁狁入侵,遂因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邦国进行重建、移徙的调整,仍极力维持王朝的经营,但幽王末年与西土申侯关系的破裂,直接招致内外的联合入侵,覆灭宗周。文末附录,包括《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分布图》、《宗周西北诸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两张地图,以及文中邦国各自的金文材料分类表。
徐曼[7]（2021）在《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北极问题在21世纪伊始就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以及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使该地区凸显出的经济价值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对北极地区巨大经济潜力和地缘政治地位的再认识使环北极国家和域外国家开始围绕北极发展勾织蓝图。在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北极地区的发展是环北极国家整体实力的综合表现,国家能否采用合理开发政策来适应经济变化趋势、充分发挥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是北极开发的关键问题。俄罗斯作为北极地区面积最大、拥有最长海岸线的国家,在北极开发问题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出台了积极的开发政策,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实际上,俄罗斯北极开发在21世纪初的酝酿阶段到至今的强化运行阶段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北极开发进行宏观性研究以窥探其开发路线与逻辑,并将重点放在21世纪以来的开发政策,主要研究对象为具有代表性的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支撑区”建设领域。本文以要素禀赋、“增长极”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对俄罗斯北极地区十多年的开发演变进行归纳与剖析。本文发现,俄罗斯北极开发是在北极战略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实质上是安全与发展两大主题,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其中,北极地区核战略威慑的军事安全、北极大陆架划分的领土安全、北方航道通行控制的航道安全、自然资源开采的能源安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社会安全以及对气候环境进行保护的生态安全,都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这种战略逻辑下,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路径主要表现在开发动因和现实目标指导下的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安全的政策实施。在这一路径下,俄罗斯北极开发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由笼统向重点领域展开、开发范围由宽泛向某些具体项目展开,开发方式由粗放向可持续发展展开,开发措施由单边管控向寻求国际合作展开。目前,北极开发的某些领域向良好的态势发展。21世纪以来,俄罗斯联邦在采取投资和税收等优惠经济政策,数字化医疗、住房安置和教育等社会保障政策,加强生态监控、消除积累污染物和保护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等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强化军事力量部署和应对开发中的紧急事故等地区安全政策的背景下,对北方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采以及“支撑区”建设三个方面采取了既具共性也具特性的领域开发。共性主要体现在,首先,三个领域的开发与本国经济水平、世界格局和整个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经济的繁荣程度决定着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其次,由于北方航道运输的主要货物集中在能源资源领域,能源资源开采程度以及“支撑区”项目建设的进展直接影响了航道通行的效率,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特性则主要表现在,航道通行、油气开采和支撑区建设的模式、方向和评估的方法完全不同。首先,在开发模式和方向上,根据资源禀赋的特点,俄罗斯对航道进行了管理框架的构建、通航法律制度的规范以及发展一切与运行相关的运输工具、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支持。利用资源禀赋的特点对北极地区陆上和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进行分析,总结了油气综合体战略管理模式和国际勘探开发模式,并探究油气未来发展的方向。运用增长极理论方法继续对推进北方海航道建设和能源资源开发两个战略目标而规划出的重点建设区域,虽然区域轮廓模糊,但也是旨在实现俄罗斯北极战略利益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前瞻区域;其次,在评价方法上,北方航道采用了总货物运输量、过境货物运输量及货物、重要港口货运量以及破冰船运行时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收入分析了航道的利用率。油气资源开发从北极地区资源开采所占份额、开采量、对主要合作伙伴国的运输量以及促进本国技术和设备进口替代化的角度分析开采效率。因“支撑区”概念落实较晚,仅取得了一些效果,而它是以总体规划的实施阶段和项目开发进程以及是否建立以矿产资源为核心的产业集聚为评判标准。通过对航道、油气和支撑区建设三个层面的开发过程和成效分析,俄罗斯北极的主要开发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与取得的成果相比,实际上面临的阻碍因素更多,这些因素主要由整体上存在的短时间难以解决或调和的矛盾以及各领域在开发中面临的问题所组成。从整体来看,国际经济制裁的延长、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投资环境的持续恶劣、劳动力资源的不断减少、爆发地区冲突的预期以及生态环境的脆弱,这些都加大了俄罗斯北极开发难度,影响了北极开发进程。从重要领域来看,在航道通行方面,国际航运业危机、油气价格下跌、与传统航线的竞争以及气候条件的恶劣等降低了北极航道通行的红利;在油气资源开采方面,油气项目开采风险高以及俄联邦为保障能源安全而限制国内外企业参与油气使原本规划好的项目举步维艰;在“支撑区”建设方面,俄联邦对各支撑区投入的融资结构差距大、项目建设的资金筹措难度大和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太大使“支撑区”难以均衡发展。俄罗斯北极地区开发对本国经济的重要作用为其他国家发展进行北极活动提供了依据,为了最大限度地营造有利于北极开发的国际环境和氛围,俄罗斯以和平、开放的姿态加强同北极域内外国家的合作,可以说,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和克服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取决于国际合作的发展。但受西方制裁影响,俄罗斯与美欧开发合作的项目或推迟或停滞。在此情况下,中俄北极合作存在着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实现全方位战略对接的可行性以及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必要性,虽然两国合作存在一定的制约,但从长远来看,中俄北极合作不仅有利于成为两国关系中合作的新亮点,更有助于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时,树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大国典范。
刘贵玺[8]（2021）在《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ПетрКузьмичКозлов,1863-1935）是着名的中亚考察家,是20世纪初俄国探险考察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曾8次来华,开展7次考察活动,组织3次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1907-1909年,他第2次率队对中国北部和西部开展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活动,这是他考察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考察。《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正是此次考察的考察记,其中记载了考察的整个过程、途中见闻、考察所获等信息。其内容涉及考古学、西夏学、民族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为了解百余年前我国西北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大量生物学信息,为西北地区生物区系组成、物种多样性及其分布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为生物学史和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贡献了新的史料。目前,关于科兹洛夫及这部考察记,在人文学科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在生物学方面学界对其关注却微乎其微,也未见与之相关的生物学专门论着的报道。鉴于此,本文在对科兹洛夫及科学成就总结的基础上,以两个俄文版《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1923版,1948版）为蓝本,以其中的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整理、考证和研究。以填补对科兹洛夫及其考察记无生物学专门研究的空白,为民族生物学调查研究探索新思路,为生物学史研究尝试新方法,为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发掘新史料、开辟新视角。本文共5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首先阐述了西方人来华考察的历史概况,科兹洛夫来华考察的时代背景及其在考察探险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其次,从三方面综述了学界相关研究。一是对科兹洛夫考察队考察成果的研究,主要是对他带回大量文物、文献、生物标本、矿石样本和科考数据等的研究。这类研究成果最多,也最为充分。二是对科兹洛夫其人的研究,主要是对科兹洛夫生平和考察工作的传记性研究。这类研究以俄国学者为主力,成果较多;我国对此研究相对薄弱,成果很少且相对扼要。三是,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的研究。未见专门对该着作的研究报道,仅对该书的汉语翻译情况作了介绍和评述,肯定了汉译本的价值和贡献,也指出了专业术语翻译欠准的问题。此外,本章还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缘由、内容、方法、意义和拟解决的问题等。第二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科兹洛夫的生平进行了概述,揭示了他的命运、成就与来华考察的内在联系。同时,从考古发掘、民族学和社会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这几方面对他的科学工作做了总结。并且从版本、撰写特点和主要内容三个方面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对比了两个俄文版的差异,分析了该着作的撰写特点,明确了地名的今昔对应,绘制了科兹洛夫考察路线图,梳理了科兹洛夫的考察日程,概述了该着作中记载的考察成果,指出了所载生物学内容的局限性和不足。第三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植物种类及其分布、生境等800余条信息按区域分段进行整理、逐一比对和考证,形成名录。结果显示,其中共记载植物73科,268属,422种,7亚种,13变种。同时,还以考察记中所载贺兰山植物为个案进行了讨论。通过对贺兰山植物种类（54科、140属、186种）、植被类型及其分布等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并与当今状况进行百年前后的对比,得出以下结论:1.考察记中所载植物信息本身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2.考证出的植物名录及其分布信息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3.科兹洛夫及其考察队具备扎实的植物学基础和较高的专业素养,并在植物采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为植物多样性、植物区系等的历史研究提供参考;5.这部考察记具有很高的植物学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第四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动物种类及其生境、分布等约1000条信息按区域分段进行整理、逐一比对和考证,形成名录。结果显示,其中共记载脊椎动物181属,258种,53亚种;节肢动物及软体动物137属,162种。物种多寡按纲排列依次为鸟纲、昆虫纲、哺乳纲、爬行纲、两栖纲和辐鳍鱼纲。通过动物种类及其分布考证结果,以及百年前后状况的对比分析,可知:1.该考察记具有很强的动物学专业性,其中所载动物学信息对动物区系历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2.科兹洛夫具备非常深厚的动物分类学功底;3.动物种类的历史分布状况,为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可靠证据;4.对科学文献的征引和物种生境以及标本采集相关信息的详细记述,不但提升了该考察记的科学专业性和学术价值,而且还增强了它的史实性和史料价值。第五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蒙古族关于植物、动物的地方性传统知识分别进行梳理和分析,开展民族生物学研究。结果表明,该考察记中共记载植物的蒙古名10个、动物的蒙古名20个,蒙古族对9种植物的6类用途和对10种动物的7类用途,以及对2种动物的保护与防范措施。这些地方性知识共涉及植物15种,隶属12科15属;动物23种,隶属14科21属。研究结果揭示:1.蒙古族对植物和动物的命名除专有名词知识的传承外,还有一套比较特有的命名规则,而且蒙古族对植物和动物的命名规则具有很高的一致性;2.蒙古族民间的植物和动物分类水平较高,可能存在一套特殊的分类体系,有待进一步系统研究;3.蒙古族的生物学地方性知识与其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彼此依存的关系;4.不同地区蒙古族的生物学地方性知识既存在广泛的统一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5.考察记所载生物学地方性知识不但很高的文化价值、史料价值,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6.不但近代科学考察文献资料中生物学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和研究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与之相关的保护和传承等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最后,在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首先,将科兹洛夫及其考察记《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了分析:1.从所载生物学信息看科兹洛夫对后世影响,及其考察记的学术价值;2.讨论了科兹洛夫及其所获成果对生物学相关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3.分析了当时社会背景、科兹洛夫与《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阐明了本文中各项研究的价值,及其对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现实意义,并尝试提出了一些观点。最后,还指出了本文的研究缺憾和不足,提出了需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明确了来深入系统研究的方向。
张晓明[9]（2021）在《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文中指出明朝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经营辽东地区,并“带控”包括大宁、努尔干都司在内的广大东北区域。有明一代,辽东都司辖境虽有盈缩,但其核心地理范围变化不大,即南濒海,东南附朝鲜半岛,东北环群山,西接草原、沙地,为中原重要门户。辽东地区因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与日本隔海相望,其社会变迁进程与邻邦牵涉颇多。所以,辽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亦是维系东亚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制度与边疆秩序共同作用于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之间的关系,双方交往实践亦对区域社会以及国家发展产生影响。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较早确立了宗藩关系。包含贸易在内的对外活动均被纳入朝贡体系。朝鲜使臣赴明买卖方式、内容以及数量均有定例。但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仍有鲜明的边疆特色。明代历史文献卷帙浩繁,日本、韩国等汉籍资料不断刊印,为明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史中“封贡”“事大”“使臣”“贸易”“中华观”“跨境民族”等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然而,对外关系史内容宽泛、表述复杂,致使学界围绕典型历史问题是认同“传统秩序”,还是维护“民族荣誉”各抒己见,甚至争论不休。政治、文化交往的主观性和灵活性较强,经济交流则比较具体,且易于量化。本文通过梳理明代辽东地区中朝贸易活动,以期展现对外关系发展的客观态势及影响因素。明代之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经济交流已有数千年历史。人们利用自然条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现状,通过相互学习改善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所以,贸易交换并非如浮萍般依附政治关系而存在。贸易为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社会交流的重要内容。辽东地区作为中原与朝鲜半岛物货相通的重要桥梁,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皆重视该区域的贸易活动。明代,辽东边疆营建与中朝宗藩关系确立是明廷政治生活中的紧要内容。其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受之影响并发挥了独特作用。洪武、永乐两朝确立了辽东都司静态辖区与动态管控地带。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构建宗藩关系的过程中,辽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活动以官贸为主导,民间贸易群体难以逾越地理的瓯脱地带以及政治上的交往禁令。洪熙、宣德以后中朝宗藩关系稳定,贸易体系随之确立。正统至正德年间,中朝社会生产能力逐渐恢复,双方经济交流意愿不断加强,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明代中后期,明朝几度实施“新政”,中朝“礼治”外交得以重塑。明廷加强了对中朝官、私贸易的管控。然而,辽东边政持续恶化,边臣在处理涉朝事务时向使臣征索财物已成惯例。朝鲜使臣在辽东地区购买违禁物品或转输超额物资相对容易。嘉靖至万历前期,辽东地区东南部得到开发,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民间贸易活跃。女真族南下过程中与朝鲜半岛交集增多,贡贸、边市贸以及潜贸促进了女真农业经济的发展。明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使辽东地区中朝贸易物品种类丰富,白银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购买高价物品及上层人情打点等活动。明后期,中朝社会动荡与边疆危机迭起,特别是壬辰战争的爆发使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突破了朝贡体系的束缚,区域贸易活动居主导地位。壬辰战争期间,明廷耗费巨额人力、物力驰援朝鲜战场,辽东地区资源输出量居于前列。明廷与朝鲜为解决筹集、运输物资等困境,出台诸多战时经济政策,如以布贸粮,许商帮军。中江以其地利优势成为官、商、民买卖与转运物资的集中之地,中江关市得以建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人员互动频繁,物资交换异常活跃。壬辰战争结束后,中朝统治秩序恢复,贸易活动亦回归常态。明清易代之际,中朝贸易活动对女真社会发展、辽东政局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后金占领辽东地区之前,朝鲜官民仍可在辽进行贸易活动。辽东贡路受阻后,一方面,朝鲜通过水路继续向明朝贡;一方面,与驻守皮岛东江集团贸换物资。后金政权日益巩固,明廷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逐渐松散,辽东不同区域同朝鲜间的贸易规模、途径、物品等均有所扩大。有明一代,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通过奉表、传诏、献礼等方式维系了紧密的宗藩礼制。辽东地区依托地缘优势与朝鲜半岛之间贸易往来不断。所以,明代辽东地区贸易活动有着明显的历史痕迹和传统。同时,明朝承元启清,作为传统社会后段建立的汉族政权,其统治下的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显然繁荣于前代又受制于当代。明朝的强大国力为以“封贡”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保障,宗藩体系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内容呈多元化发展态势。明廷统治辽东期间,各种贸易活动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受到明朝对外制度和边疆政策的双重支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对双方宗藩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区域社会秩序变迁等影响深远。
李思超[10]（2021）在《基于文献的陕西传统民居与聚落研究历程探析（1934-201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之一是采用文献来考证其学术发展脉络,即文献本是“记录一切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代称。当前处于信息化时代,知识爆炸成为一种常态化。知识更新速度远大于人们接受和理解知识的速度。随着文献数量激增,现今已经难以通过窥见全貌。亟待需要进行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基于数字人文的“远读”理念和文献计量学方法对陕西地区传统民居和聚落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定量化总结,梳理其研究历程。首先,在文献收集1236篇学术论文和50余部着作的基础上,采用“远读”方法对其从四个方面进行定量化分析和研究图景描摹:（1）论文关键词视角下的陕西民居和聚落研究的宏观演进特征。（2）科学知识图谱下的陕西民居和聚落（3）比较了陕西和全国相关研究的关系（4）陕西民居研究和陕西地区建筑工作者进行的其他地区民居研究的关系。此外,本研究论述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陕西地区传统民居和聚落研究发展历程,将其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早期探索（20世纪30年代——改革开放）,稳步发展（改革开放——21世纪初）,多元繁盛（21世纪初——至今）。在此基础上对每个阶段的大事件进行了解读。最后,从现有的陕西地方通史和全国民居相关着作、陕西民居和聚落研究着作和98篇代表性学术论文进行研究内容的归纳,梳理出具体的8大研究主题和具体的21个研究方向。本研究陕西传统民居和聚落研究提供了较为详尽的基础资料,为未来陕西地区传统民居和聚落的保护、发展和传承提供了理论参考。同时为数字人文研究提供了研究参考样本。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民居建筑学学科的发展。
二、北方交通大学成果介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方交通大学成果介绍（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家背景 |
| 1.1.2 呼和浩特历史文化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城市发展历史研究 |
| 1.3.2 国内城市发展历史研究 |
| 1.3.3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发展相关专题研究 |
| 1.4 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区域 |
| 1.4.2 研究对象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2.春秋至秦汉时期(公元前770 年—公元220 年)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 |
| 2.1 春秋至秦汉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背景 |
| 2.2 春秋至秦汉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概述 |
| 2.2.1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 年—476 年)历史城池概述 |
| 2.2.2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 年—221 年)历史城池概述 |
| 2.2.3 秦朝时期(公元前221 年—207 年)历史城池概述 |
| 2.2.4 汉朝时期(公元前206 年—公元220 年)历史城池概述 |
| 2.3 春秋至秦汉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建造的特点 |
| 3.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 年—581 年)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 |
| 3.1 魏晋南北朝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背景 |
| 3.2 北魏时期(公元386 年—534 年)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概述 |
| 3.3 魏晋南北朝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建造的特点 |
| 4.隋唐时期(公元581 年—907 年)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 |
| 4.1 隋唐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背景 |
| 4.2 隋唐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概述 |
| 4.2.1 隋朝时期历史城池概述（公元581年—618年） |
| 4.2.2 唐朝时期(公元618 年—907 年)历史城池概述 |
| 4.3 隋唐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建造的特点 |
| 5.辽金元时期(公元907 年—1368 年)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 |
| 5.1 辽金元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背景 |
| 5.2 辽金元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概述 |
| 5.2.1 辽代时期(公元907 年—1125 年)历史城池概述 |
| 5.2.2 金元时期(公元1115 年—1368 年)历史城池概述 |
| 5.3 辽金元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建造的特点 |
| 6.明清时期(公元1368 年—1911 年)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 |
| 6.1 明朝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 |
| 6.1.1 明朝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背景 |
| 6.1.2 明朝时期(公元1368 年—1644 年)历史城池概述 |
| 6.2 清朝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 |
| 6.2.1 清朝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历史背景 |
| 6.2.2 清朝时期(公元1616 年—1911 年)历史城池概述 |
| 6.3 明清时期呼和浩特历史城池建造的特点 |
| 7.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城池特征研究 |
| 7.1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城池发展概述 |
| 7.1.1 城池建设多与军事防御相关 |
| 7.1.2 城池发展、延续与废弃分析 |
| 7.2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城池分布特征分析 |
| 7.3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城池级别与规模分析 |
| 7.4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城池位置分析 |
| 7.4.1 城池选址特点分析 |
| 7.4.2 山水地貌对城池建造的影响 |
| 7.5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城池形态分析 |
| 7.6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时期城池功能分析 |
| 7.7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呼和浩特地区各朝代疆域沿革表 |
| 附录B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大事件 |
| 附录C 古城平面图绘制主要参考资料 |
| 附录D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沿革图 |
| 附录E 呼和浩特地区古城调查一览表 |
| 附录F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长城分布示意图(a)/ 呼和浩特地区历史长城与城池位置分布示意图(b) |
| 附录G 赵国重镇云中城复原模型(推测)图 |
| 附录H 辽代繁华古都丰州城复原模型(推测)图 |
| 附录I 明代塞外商埠归化城复原模型(推测)图 |
| 附录J 清代驻防城绥远城复原模型(推测)图 |
| 致谢 |
（3）高车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内容及学术创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一)中国古代史家对高车历史的探究 |
| (二)20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对高车历史的研究 |
| (三)国外史学家对高车历史的研究 |
| 第一章 高车的文献史料 |
| 第一节 高车基本史料辨析 |
| 一、《魏书·高车传》 |
| 二、《北史·高车传》 |
| 三、《通典·边防十三·北狄四·高车》 |
| 四、《太平御览·四夷部二十二·高车》 |
| 五、《太平寰宇记·四夷二十三·北狄六·高车》 |
| 六、《册府元龟·外臣部·种族·高车》 |
| 七、《文献通考·四裔考十九·高车》 |
| 八、《通志·四夷传七·北国下·高车》 |
| 第二节 高车重要散见史料评介 |
| 一、《晋书》中的高车史料 |
| 二、《魏书》《北史》中的散见高车史料 |
| 三、《北齐书》中的高车史料 |
| 四、《资治通鉴》中的高车史料 |
| 第二章 高车的族名与来源 |
| 第一节 高车族名探析 |
| 一、“敕勒”为族自称,也是漠北各族对敕勒族的称谓 |
| 二、“高车”为族他称,是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对敕勒族的称谓 |
| 三、“丁零”是两晋十六国以前的中原政权及南朝对敕勒族的称谓 |
| 第二节 高车来源述论 |
| 一、高车来源诸说 |
| 二、高车来源考察 |
| 第三章 高车的氏族、部落 |
| 第一节 高车“六种”与“十二姓” |
| 一、高车“六种” |
| 二、高车“十二姓” |
| 三、高车“六种”与“十二姓”关系探析 |
| 第二节 高车“六种十二姓”以外的氏族、部落 |
| 一、叱列氏(叱利氏、叱李氏、乜列氏) |
| 二、叱罗氏 |
| 三、豆陈氏 |
| 四、他莫孤氏 |
| 五、屋引氏 |
| 六、蛭氏 |
| 七、解拔氏(斛拔氏、贺拔氏) |
| 八、斛斯氏(斛薛氏) |
| 九、渴侯氏 |
| 十、高车氏、敕勒(力)氏 |
| 第四章 高车的社会、首领称号与军事特点 |
| 第一节 高车的社会状况 |
| 第二节 高车的首领称号 |
| 一、“莫弗”“莫何去汾”是高车人借用东胡系民族语词对其首领的称谓 |
| 二、“候娄匐勒”“候倍”是高车人自身所创的首领称号 |
| 三、“部帅”“渠帅”“大人”是中原史官对高车首领的称谓 |
| 第三节 高车的军事特点 |
| 一、借鉴匈奴的军事制度 |
| 二、号为天下名骑 |
| 三、作战勇猛且团结一心 |
| 第五章 高车的经济类型与文化习俗 |
| 第一节 高车的经济类型 |
| 一、畜牧业是主业 |
| 二、狩猎业是重要的辅助与补充 |
| 三、手工业附属于畜牧、狩猎业 |
| 四、交换贸易以朝贡为主 |
| 第二节 高车的文化习俗 |
| 一、原始信仰 |
| 二、语言文字 |
| 三、婚姻习俗 |
| 四、丧葬习俗 |
| 五、音乐及舞蹈 |
| 第六章 高车与北魏政权、柔然及西域诸国的关系 |
| 第一节 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一、道武帝时期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二、太武帝至孝文帝时期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三、宣武帝及其以后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第二节 高车与柔然的关系 |
| 一、漠北高车各部与柔然的关系 |
| 二、高车国与柔然的关系 |
| 第三节 高车与西域诸国的关系 |
| 一、高车与高昌的关系 |
| 二、高车与鄯善、焉耆、车师的关系 |
| 三、高车与嚈哒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历史文献 |
| 二、相关研究着作 |
| 三、相关研究论文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4）基于硕博士论文统计分析的陕西省当代建筑理论研究成果梳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中国当代建筑理论研究 |
| 1.3.2 陕西省当代建筑理论发展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框架 |
| 1.6 论文创新点 |
| 2 陕西当代建筑理论研究对象的确立与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的限定 |
| 2.1.1 当代 |
| 2.1.2 建筑学 |
| 2.1.3 建筑理论 |
| 2.1.4 陕西当代建筑理论 |
| 2.2 硕博士论文的收集 |
| 2.2.1 确定高校研究范围 |
| 2.2.2 论文收集的网上整理 |
| 2.2.3 论文收集的实地调查 |
| 2.3 硕博士论文的层次分析 |
| 2.3.1 四所高校论文的统计分析 |
| 2.3.2 陕西建筑思想流派倾向 |
| 2.3.3 国外建筑思想的冲击 |
| 2.4 本章小结 |
| 3 陕西省建筑学硕博士论文统计分析 |
| 3.1 统计分析的基本范围和建筑理论框架 |
| 3.1.1 基本范围 |
| 3.1.2 建筑理论框架 |
| 3.1.3 纵向时间段划分 |
| 3.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硕博士论文梳理 |
| 3.2.1 硕士论文数量统计分析 |
| 3.2.2 硕士论文建筑理论统计分析 |
| 3.2.3 硕士论文关键词统计分析 |
| 3.2.4 博士论文数量统计分析 |
| 3.2.5 博士论文建筑理论统计分析 |
| 3.2.6 博士论文关键词统计分析 |
| 3.3 长安大学建筑理论硕士论文梳理 |
| 3.3.1 硕士论文数量统计分析 |
| 3.3.2 硕士论文建筑理论统计分析 |
| 3.3.3 硕士论文关键词统计分析 |
| 3.4 西安交通大学建筑理论硕士论文梳理 |
| 3.4.1 硕士论文数量统计分析 |
| 3.4.2 硕士论文建筑理论统计分析 |
| 3.4.3 硕士论文关键词统计分析 |
| 3.5 西北工业大学建筑理论硕士论文梳理 |
| 3.5.1 硕士论文数量统计分析 |
| 3.5.2 硕士论文建筑理论统计分析 |
| 3.5.3 硕士论文关键词统计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硕博士论文统计分析的总结呈现与解析 |
| 4.1 陕西省四所高校建筑理论硕士论文分类汇总 |
| 4.1.1 硕博士论文数量统计分析 |
| 4.1.2 硕博士论文建筑理论统计分析 |
| 4.1.3 硕博士论文关键词统计分析 |
| 4.1.4 高校导师代表硕博士论文统计分析 |
| 4.1.5 硕博士论文特征总结 |
| 4.2 陕西省四所高校硕士论文选题的共同点 |
| 4.2.1 建筑创作论 |
| 4.2.2 居住建筑 |
| 4.2.3 生态建筑学 |
| 4.2.4 建筑评价理论 |
| 4.3 陕西建筑思想流派倾向的硕博士论文分析 |
| 4.3.1 建筑方针 |
| 4.3.2 民族性的现代化演绎 |
| 4.3.3 地域性建筑的新作为 |
| 4.3.4 可持续发展(园林景观——城市环境意识) |
| 4.4 本章小结 |
| 5 国外建筑思想的引进 |
| 5.1 引进建筑思想的硕博士论文统计 |
| 5.1.1 硕博士论文统计分析 |
| 5.1.2 高校导师代表硕博士论文统计分析 |
| 5.2 国外建筑思潮的发展 |
| 5.2.1 经典现代主义建筑思潮 |
| 5.2.2 现代主义之后的建筑思潮 |
| 5.3 国外建筑理论引进的热点问题 |
| 5.3.1 经典现代与先锋流派引进的统计分析 |
| 5.3.2 国外建筑师及其设计理念引进的统计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图录 |
| 表录 |
| 附录 |
| 致谢 |
（5）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研究回顾 |
| 二、基本概念、边界与方法 |
| 三、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变革的近代都市对旧体诗坛的吸引力 |
| 第一节 近代都市物质变革及其吸引力 |
| 一、交通方式:活动距离限制的解除 |
| 二、通讯媒介:谋生、求知与济世的三重诱惑 |
| 三、交际场所:诗歌互动新型空间的形成 |
| 第二节 近代都市的社会变革及其吸引力 |
| 一、政治环境:提供为理想奋斗的便利 |
| 二、教育体系:求学、任教成为普遍经历 |
| 三、思想风潮:走向偏离传统士人的人生道路 |
| 第三节 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状态 |
| 一、长住都市 |
| 二、环绕都市活动 |
| 三、混合型 |
| 第二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 |
| 第一节 传统联系从强化到中断: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 |
| 一、晚清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延续发展 |
| 二、民国时期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断裂 |
| 三、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联系从强化到断裂的原因 |
| 第二节 新诗兴起带来命运转折:都市报刊与旧体诗坛 |
| 一、新诗兴起前旧体诗坛对报刊空间的接受 |
| 二、新诗兴起对报刊空间中旧体诗坛的冲击 |
| 三、旧体诗坛中坚力量的论辩方式与局限:对《学衡》杂志的再考察 |
| 四、旧体诗坛基层反击的早期困境:以上海《学生文艺丛刊》为例 |
| 五、旧体诗坛基层的策略转变与局部成功:以天津《益世报》为例 |
| 六、旧体诗坛的反击对新诗阵营基层之影响 |
|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后的生命延续:都市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 一、新文化运动前的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 二、新文化运动后大学课程设置对旧体诗坛的制度保障 |
| 三、新文化运动后大学教师对旧体诗歌互动风气的引导 |
| 四、新文化运动后大学刊物对旧体诗歌创作成果的呈现 |
| 第三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歌创作潮流 |
| 第一节 都市政治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政治书写模式 |
| 一、典型积极者的转变:以郑孝胥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二、典型消极者的转变:以陈衍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三、非典型诗人的转变:以沈瑜庆、易顺鼎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第二节 都市物质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名物”书写模式 |
| 一、初步接触时作为诗歌主题 |
| 二、认知成熟后作为表意单位及书写模式复合 |
| 三、回避冲击意识下作为创作背景 |
| 第三节 都市文化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概念”书写模式 |
| 一、与传统典故混同的书写模式 |
| 二、文化普及意识下的书写模式 |
| 三、对不同书写模式的兼采 |
| 第四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学批评活动 |
| 第一节 形式的变异:近代报刊空间中诗话文本生成机制的转型 |
| 一、传统载体上诗话文本的生成机制 |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素材来源 |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反馈修正 |
| 四、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创作标准 |
| 五、传统批评形式的变革对近代诗坛之影响 |
| 第二节 资源的再挖掘:以黄景仁《绮怀》诗的近代传播为典例 |
| 一、传统的诗学话语权与《绮怀》诗的流传程度 |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中的二次创作与《绮怀》诗的公开流行及范式形成 |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中的学术批评与《绮怀》诗的讨论升温及地位上升 |
| 四、都市话语空间对前代诗歌资源再挖掘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质的重构:从学校教育角度的考察 |
| 一、学校教学制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 二、教科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 三、“一般知识分子”诗歌知识的实际表现 |
| 四、诗学本质重定位与诗歌知识体系重构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五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组织结构 |
| 第一节 诗坛流派的兴替:从“门存唱和”谈起 |
| 一、“门存唱和”参与诗派与主导权之间的分离 |
| 二、湖湘诗派被分化与湖湘诗学传承被阻断 |
| 三、桐城诗派被吸收与桐城诗学体系被覆盖 |
| 四、“门存唱和”与“都市型诗派”对诗坛的主导 |
| 第二节 诗坛社群的异变:以都市报刊空间为中心 |
| 一、士人私谊网络内的传统诗人社群 |
| 二、报刊诗人社群组建对士人私谊关系的突破:以“同人录”等文件为中心 |
| 三、报刊诗人社群活动的进一步公开化:以诗歌竞赛为中心 |
| 四、报刊诗人社群的新型结构特征 |
| 第三节 诗坛个人的生存选择:由诗歌交易活动观照 |
| 一、晚清都市与诗歌交易的体系形成 |
| 二、民国都市与诗歌交易的观念变化 |
| 三、诗歌交易活动对诗坛结构之影响 |
| 结语 近代都市变革对旧体诗坛的独特影响 |
| 一、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 |
| 二、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 |
| 三、知识谱系层面的多元专门化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邦国”概念的界定 |
| (一)邦 |
| (二)侯 |
| (三)地域概念的“国”、“土” |
| (四)诸侯、邦国概念的混同 |
| (五)本文所用“邦国”一词的含义 |
| 二、邦国研究的内容 |
| 三、百年来西周邦国地理研究史述略 |
| 四、选题的意义 |
| 五、本文的整理范围 |
| 第一章 泾水流域的邦国 |
| 第一节 密 |
| 一、文献及甲骨、金文中与密有关的材料 |
| 二、密国的位置 |
| 三、可能与密国有关的考古发现 |
| 第二节 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墓地( (?)、 (?) ) |
| 一、“ (?) ”、“ (?) ”二字释读平议 |
| 二、“ (?) ”和“ (?) ”的性质 |
| 第三节 |
| 一、“ (?) ”字的释读 |
| 二、对 (?)伯归刍簋铭文的认识 |
| 三、 (?)伯归刍簋所见史事 |
| 第四节 吕 |
| 一、吕氏的起源与分衍 |
| 二、吕氏早期居地的讨论 |
| 三、西周晚期的吕国 |
| 第五节 西申 |
| 一、“申”字的释读 |
| 二、畿内之申与“南申” |
| 三、西申地望 |
| 四、西申、申戎、姜戎关系的辨析 |
| 五、西申之一支迁徙南阳的原因和意义 |
| 第六节 (?) |
| 一、金文中的(?) |
| 二、 (?)字释读及其与缯的关系 |
| 第七节 (?)(豳) |
| 一、 (?)字释读 |
| 二、西周金文中的豳 |
| 三、豳的地理考察 |
| 第二章 陇山两侧的邦国 |
| 第一节 汧水谷地的夨 |
| 一、夨国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
| 二、铜器及铭文的分组 |
| 三、 (?)的文字学解释 |
| 四、夨的族姓 |
| 五、夨国的地理意义 |
| 六、夨、虞之关系 |
| 第二节 陇山西侧的秦 |
| 一、秦人早期的活动地点 |
| 二、秦人西迁的时间 |
| 三、秦与戎的关系 |
| 四、与西周之秦关系存疑的一些铜器 |
| 第三章 宝鷄渭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西虢 |
| 一、虢氏的地理问题 |
| 二、虢氏氏族的分衍 |
| 第二节 (?) |
| 一、 (?)氏墓葬分析 |
| 二、 (?)氏铜器、陶器文化因素反映的历史 |
| 三、 (?)氏对外关系分析 |
| 第四章 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无终 |
| 一、“无终”的释读与无终铜器的年代 |
| 二、无终族的迁徙 |
| 第二节 梁 |
| 一、梁伯戈与梁国 |
| 二、梁国史事与地理 |
| 三、梁姬罐的分析 |
| 第三节 芮 |
| 一、西周芮国铜器及铭文整理 |
| 二、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 |
| 三、芮国地望综理 |
| 第四节 韩 |
| 一、西周金文“ (?)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之韩国 |
| 三、三晋之“韩”的地望 |
| 四、《诗·韩奕》的争论和西周韩国地理 |
| 第五章 河东地区的邦国 |
| 第一节 杨 |
| 一、西周金文中的杨 |
| 二、西周末年杨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附:西周与“昜”有关的铜器铭文分析 |
| 第二节 (?) (疏) |
| 一、 (?)字释读 |
| 二、对 (?)公簋 (?)公、妻姚身份的认识 |
| 第三节 昜(唐)-晋 |
| 一、西周晋国都邑(侯马新绦之前)的探索 |
| 二、晋国始封地“唐”的考述 |
| 三、出土材料所见唐、晋的变迁 |
| 第四节 霸 |
| 一、金文霸字的分析 |
| 二、金文所见霸氏史事 |
| 第五节 朋(倗) |
| 一、倗字形体来源分析 |
| 二、金文中的“倗”氏 |
| 三、西周倗氏的来源 |
| 附论:倗、霸的性质 |
| (一)倗、霸墓地的葬俗特徵 |
| (二)倗、霸的族姓来源 |
| (三)倗、霸的地位和性质 |
| 第六节 荀(郇、 (?) ) |
| 一、金文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郇国 |
| 三、荀的地望 |
| 第七节 虞 |
| 一、文献中的平陆虞国 |
| 二、虞国铜器 |
| 三、虞国地理 |
| 附:西周“吴”氏铭文的整理 |
| 第六章 燕山南北的邦国、族氏 |
| 第一节 孤竹 |
| 一、孤竹铜器和铭文的发现 |
| 二、文献中的孤竹历史和地理 |
| 三、孤竹铭文反映的族氏关系 |
| 四、喀左窖藏铜器的历史背景分析 |
| 第二节 匽(燕) |
| 一、匽字的释读总结 |
| 二、金文所见燕国初封 |
| 三、匽国附近的氏族 |
| 四、西周匽都 |
| 五、封建燕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第三节 北 |
| 一、涞水张家洼“北伯”铜器与文献中的“邶” |
| 二、“北子”、“北伯”铜器的分析 |
| 三、涞水、万城铜器之间的关系 |
| 第七章 太行山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 |
| 第一节 軝(泜) |
| 一、元氏县西张村西周墓的补充説明 |
| 二、軝国地理及其军事意义 |
| 第二节 邢 |
| 一、西周早期的邢国 |
| 二、西周邢国地理问题 |
| 三、邢国的地理意义及其与戎的关系 |
| 第三节 楷(黎) |
| 一、 (?)字释读 |
| 二、楷国的发现与确认 |
| 三、楷国铜器反映的史实 |
| 四、楷国地理 |
| 第四节 康-卫 |
| 一、康、卫铜器的整理 |
| 二、从康徙卫 |
| 三、相关地名考证总结(沬、朝歌、卫、淇卫、旧卫) |
| 四、关於“夷王命卫爲侯” |
| 附:“康侯鬲”跋 |
| 第五节 河内地区附近邦国 |
| 一、凡 |
| 二、柞(胙) |
| 第八章 西土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第一节 西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关中渭河谷地平原区 |
| 二、陕北高原区 |
| 三、关中、陕北地区之间的交通 |
| 四、关中与西南地区的交通 |
| 第二节 北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河东汾浍地区的地理 |
| 二、太行山两侧、古黄河以西的地理 |
| 三、晋南汾浍、涑水流域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交通 |
| 四、成周至燕山以南的交通 |
| 五、太行山东西的交通 |
| 六、西土渭河谷地与河东地区的交通 |
| 第三节 西周的西北边疆 |
| 第四节 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一、山西地区 |
| 二、太行山以东地区 |
| 第九章 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史略 |
| 一、?受万邦:文王时代的小邦周 |
| 二、遹征四方的武王时代 |
| 三、成王“奠四国万邦”和康王“ (?)尹亿疆” |
| 四、昭王南征不复 |
| 五、穆王时期 |
| 六、东南淮夷的兴起 |
| 七、恭懿孝夷诸世 |
| (一)恭王 |
| (二)懿王 |
| (三)孝王 |
| (四)夷王 |
| 八、厉宣之世的西北玁狁和东南淮夷 |
| 九、宣幽时期的四方忧患 |
| 十、西周末世的氏族东迁 |
| 结语 |
| 附录 |
| 地图 |
| 西周金文邦国材料分类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7）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北极地区开发的研究 |
| 1.2.2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总体研究 |
| 1.2.3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具体领域的研究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概念 |
| 2.1.1 北极地区范围及开发概念 |
| 2.1.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围 |
| 2.1.3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畴 |
| 2.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增长极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动因 |
| 3.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沿革 |
| 3.1.1 探索发现-奠定基础阶段(1917-1990) |
| 3.1.2 机制重组-机制转型阶段(1991-1999) |
| 3.1.3 政策酝酿-实际启动阶段(2000-2011) |
| 3.1.4 政策强化-全面开展阶段(2012-至今) |
| 3.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现实动因 |
| 3.2.1 北极开发的经济利益动因 |
| 3.2.2 北极开发的社会环境动因 |
| 3.2.3 北极开发的政治安全动因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与政策 |
| 4.1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 |
| 4.1.1 促进俄罗斯北极地区经济增长 |
| 4.1.2 推动俄罗斯北极地区社会发展 |
| 4.1.3 保护俄罗斯北极地区生态环境 |
| 4.1.4 保障俄罗斯北极地区国家安全 |
| 4.2 俄罗斯北极开发政策 |
| 4.2.1 北极开发的招商引资政策 |
| 4.2.2 北极开发的财政税收政策 |
| 4.2.3 北极开发的社会保障政策 |
| 4.2.4 北极开发的环境保护政策 |
| 4.2.5 北极开发的地区安全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重点领域及推进措施 |
| 5.1 挖掘地理禀赋:完善北方海航道运营管理体系 |
| 5.1.1 构建联邦、区域、公司三级管理架构 |
| 5.1.2 遵循无害通行和过境通行的法律制度 |
| 5.1.3 建设“北方海航道”通行的运营模式 |
| 5.2 利用资源禀赋:加强油气资源开发 |
| 5.2.1 北极陆上及大陆架的油气资源开发现状 |
| 5.2.2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模式 |
| 5.2.3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方向 |
| 5.3 培育新增长极:建设“北方发展支撑区” |
| 5.3.1 “支撑区”构想的政策出台 |
| 5.3.2 基于经济地理方法探究的“支撑区”内项目选择标准 |
| 5.3.3 “支撑区”的规划:打造北极开发增长极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成效及制约因素 |
| 6.1 俄罗斯“北方海航道”通行的效果评估 |
| 6.1.1 “北方海航道”的物流运输成效显着 |
| 6.1.2 “北方海航道”开发面临的困境 |
| 6.2 俄罗斯北极地区油气开采的效果评估 |
| 6.2.1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占比逐年提升 |
| 6.2.2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
| 6.3 俄罗斯北极“支撑区”建设的效果评估 |
| 6.3.1 北极“支撑区”建设实施效果尚未明显体现 |
| 6.3.2 北极“支撑区”建设面临的局限性 |
| 6.4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制约因素 |
| 6.4.1 投资环境较差影响北极项目运行潜力 |
| 6.4.2 劳动力潜力弱难以支撑北极开发力度 |
| 6.4.3 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加大“资源诅咒”风险 |
| 6.4.4 生态环境脆弱增加可持续发展难度 |
| 6.4.5 西方国家制裁严重延缓北极开发进程 |
| 6.4.6 对北极地区爆发冲突的担忧降低合作意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 |
| 7.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国际化趋势 |
| 7.1.1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
| 7.1.2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可行性 |
| 7.2 中俄北极开发的重点合作领域 |
| 7.2.1 依法并合理利用北极资源的合作 |
| 7.2.2 建设并开发北极航道通航的合作 |
| 7.2.3 开拓并实现北极旅游休闲的合作 |
| 7.2.4 保护北极气候与生态环境的合作 |
| 7.2.5 积极探索并认识北极科考的合作 |
| 7.3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制约因素 |
| 7.3.1 中俄关于“冰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分歧 |
| 7.3.2 航道通行问题制约合作项目的收益 |
| 7.3.3 积极寻求北极合作的国家间竞争带来的压力 |
| 7.4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模式探索 |
| 7.4.1 本国资金投入与多方资本参与相结合 |
| 7.4.2 北极项目开发与生态理念相结合 |
| 7.4.3 选择可行建设项目与模块化架构相结合 |
| 7.4.4 支撑区建设与中俄“冰上丝绸之路”相结合 |
| 7.4.5 中俄北极“公域”合作与参与俄罗斯国内建设相结合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 章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和选题缘由 |
| 1.1.1 课题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概况 |
| 1.2.1 对科兹洛夫考察队所收集成果的研究 |
| 1.2.2 对科兹洛夫的研究 |
| 1.2.3 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的研究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科兹洛夫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
| 1.4.2 植物、动物种类的确定与分析 |
| 1.4.3 植物、动物地方性知识的研究 |
| 1.5 解决的问题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之处 |
| 第2 章 科兹洛夫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
| 2.1 科兹洛夫传略 |
| 2.1.1 探险萌芽 |
| 2.1.2 命运转折 |
| 2.1.3 踏上征途 |
| 2.1.4 崭露头角 |
| 2.1.5 中坚力量 |
| 2.1.6 蜚声世界 |
| 2.1.7 首谒达赖喇嘛 |
| 2.1.8 发现黑城遗址——哈喇浩特 |
| 2.1.9 守卫保护区 |
| 2.1.10 发掘匈奴汉墓——诺彦乌拉 |
| 2.1.11 晚年归隐 |
| 2.2 科兹洛夫在华考察的成果 |
| 2.2.1 考古发掘 |
| 2.2.2 民族学和社会学调查 |
| 2.2.3 地理学和地质学勘测 |
| 2.2.4 生物学采集与研究 |
| 2.2.5 生态学考察 |
| 2.3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简介 |
| 2.3.1 版本 |
| 2.3.2 撰写特点 |
| 2.3.3 内容简介 |
| 2.4 小结 |
| 第3章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的植物种类 |
| 3.1 蒙古国考察段的植物种类 |
| 3.1.1 蒙古国北部和中部的植物种类 |
| 3.1.2 古尔班赛罕山及其附近的植物种类 |
| 3.2 中国考察段的植物种类 |
| 3.2.1 内蒙古地区的植物种类 |
| 3.2.2 甘青地区的植物种类 |
| 3.3 所载植物种类及其分布的价值和意义 |
| 第4章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的动物种类 |
| 4.1 蒙古国考察段动物种类 |
| 4.1.1 蒙古国北部和中部的动物种类 |
| 4.1.2 古尔班赛罕山及其附近的动物种类 |
| 4.2 中国考察段动物种类 |
| 4.2.1 内蒙古地区的动物种类 |
| 4.2.2 甘青地区的动物种类 |
| 4.3 所载动物种类及其分布的价值和意义 |
| 第5 章 蒙古族关于植物、动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1 研究区域和民族 |
| 5.1.1 研究区域 |
| 5.1.2 研究民族 |
| 5.2 蒙古族关于植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2.1 蒙古族对植物的命名 |
| 5.2.2 蒙古族对植物的利用 |
| 5.2.3 蒙古族对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 |
| 5.2.4 结论 |
| 5.3 蒙古族关于动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3.1 蒙古族对动物的命名 |
| 5.3.2 蒙古族对动物的利用 |
| 5.3.3 蒙古族对动物的防范与保护 |
| 5.3.4 结论 |
| 5.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文献 |
| 2 外文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科兹洛夫大事年谱 |
| 附录2:科兹洛夫所记植物学名与当今学名对照表 |
| 附录3:科兹洛夫所记脊椎动物学名与当今学名对照 |
| 附录4:科兹洛夫所记昆虫及其他动物名称与当今学名对照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9）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地缘关系及交往历史 |
| (一)先秦时期辽东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经济交流 |
| 1.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文化交通 |
| 2.先秦时期辽东地区的开发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二)秦汉至隋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1.秦汉至南北朝时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政权更迭与人口迁徙 |
| 2.隋唐五代时期辽东地区民族发展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三)辽、金、元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往来 |
| 1.辽朝与高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及贸易往来 |
| 2.金朝的建立与高丽的贸易关系 |
| 3.元朝与高丽的政治关系与贡物索取 |
| 二、明代前期至中期辽东政局与区域间的贸易体系 |
| (一)明朝对辽东地区的治理与明初辽东社会概貌 |
| 1.辽东都司的建立与防御体系的发展 |
| 2.明初辽东地区的社会概貌 |
| (二)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初建与辽东地区的贸易形态 |
| 1.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的初建 |
| 2.洪武至永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形态 |
| 3.宣德年间辽东防御体系的调整与贸易体系的确立 |
| (三)明中期辽东社会与区域贸易的发展 |
| 1.辽东都司的边政与社会发展 |
| 2.朝贡制度下中朝贸易的新进展 |
| 3.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贸易的繁荣 |
| 三、明代中后期的礼治外交与辽东地区中朝贸易 |
| (一)嘉靖至万历前期的中朝关系 |
| 1.嘉靖时期重塑的礼治外交 |
| 2.壬辰战争爆发前中朝“礼治”外交格局的延续 |
| (二)礼治外交影响下的中朝贸易 |
| 1.官方贸易的衰退 |
| 2.朝鲜使臣贸易的盛行 |
| 3.贸易中的交换媒介与货币 |
| (三)明代中后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状况 |
| 1.辽东地区的使臣贸易 |
| 2.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四、万历时期辽东的边疆危机与中朝贸易 |
| (一)壬辰战争以前辽东地区的中朝经济交流 |
| 1.隆庆至万历初期辽东经济的短暂复苏 |
| 2.万历前期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二)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对朝援助与贸易 |
| 1.壬辰战争的爆发与辽东地区的援助 |
| 2.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的新突破 |
| (三)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及中朝贸易的衰落 |
| 1.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 |
| 2.传统外交秩序恢复与中朝贸易的萎缩 |
| 五、明清易代与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 |
| (一)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 |
| 1.后金政权的建立及对辽东的占领 |
| 2.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变化 |
| (二)东江集团与朝鲜之间的经济往来 |
| 1.明末辽东地区的海上贸易群体 |
| 2.东江集团与朝鲜的陆路贸易 |
| 3.东江集团与朝鲜的海上贸易 |
| (三)清朝入关前对朝鲜的征伐与贸易 |
| 1.后金在辽东地区的统治及对朝鲜外交策略 |
| 2.清朝入关前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体系 |
| 3.后金与朝鲜的贸易物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10）基于文献的陕西传统民居与聚落研究历程探析（1934-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研究成果的激增使得学术研究图景日趋复杂 |
| 1.1.2 信息化时代使得量化学术研究历程成为可能 |
| 1.1.3 信息技术驱动下改变了传统文献的认识方式 |
| 1.2 研究方案 |
| 1.2.1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对象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基础理论:数字人文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传统民居研究现状及学术研究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
| 1.4.2 构建传统民居研究框架、研究技术路线的研究现状 |
| 1.4.3 相关议题其他类型研究对象的研究现状 |
| 1.4.4 文献计量学和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现状 |
| 1.5 研究框架 |
| 2 陕西传统民居和聚落研究的定量化分析 |
| 2.1 陕西传统民居与聚落文献数据收集 |
| 2.1.1 数据收集 |
| 2.1.2 获取研究对象 |
| 2.1.3 收集结果 |
| 2.2 文献数量变化情况 |
| 2.2.1 研究专着 |
| 2.2.2 学术论文 |
| 2.3 量化研究一:论文关键词分析 |
| 2.3.1 总体关键词词云描摹 |
| 2.3.2 分时段关键词词云描摹 |
| 2.4 量化研究二:陕西传统民居和聚落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 |
| 2.4.1 共现词统计和解读 |
| 2.4.2 膨胀词分析和解读 |
| 2.5 量化研究三:《中国传统民居文献索引》中的陕西相关研究 |
| 2.5.1 粗粒度下的中国传统民居研究概况 |
| 2.5.2 细粒度下的中国传统民居研究概况 |
| 2.6 量化研究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的陕西民居和聚落研究 |
| 2.6.1 传统民居与聚落相关研究区位分析 |
| 3 陕西传统民居和聚落研究历程 |
| 3.1 陕西传统民居和聚落研究历程分期依据 |
| 3.1.1 已有研究综述 |
| 3.1.2 本研究的分期 |
| 3.2 第一阶段:早期探索期(20 世纪30 年代至改革开放) |
| 3.2.1 民居研究先声:从龙庆忠到刘敦桢 |
| 3.2.2 民居广泛调查:全国研究和陕西调查 |
| 3.2.3 考古发掘研究:半坡村史前聚落考古 |
| 3.2.4 乡村建设活动:“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
| 3.2.5 民居展示利用:大办地主庄园博物馆 |
| 3.2.6 文物普查活动: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 |
| 3.3 第二阶段:稳步发展期(改革开放-21 世纪初) |
| 3.3.1 首部综合专着:《陕西民居》的编纂 |
| 3.3.2 考古复原研究: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 |
| 3.3.3 国际交流合作:竞赛教学和保护实践 |
| 3.3.4 民居展示利用:阶级教育展览馆转型 |
| 3.3.5 绿色窑居建筑:延安枣园村绿色住区 |
| 3.3.6 文物普查活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 |
| 3.4 第三阶段:多元繁盛期(21 世纪初至今) |
| 3.4.1 民居展示利用:民营化博物馆的兴起 |
| 3.4.2 文物保护制度:从古村落到传统村落 |
| 3.4.3 文物普查活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
| 4 陕西地区传统民居与聚落代表性文献内容解读 |
| 4.1 地区建筑通史和中国民居专着中的陕西地区传统民居与聚落 |
| 4.1.1 地区建筑通史着作中的陕西民居 |
| 4.1.2 中国民居研究专着 |
| 4.2 陕西传统民居和聚落代表性研究专着 |
| 4.2.1 总体面貌解读 |
| 4.2.2 地区民居综合着作 |
| 4.2.3 民居专项研究着作 |
| 4.2.4 民居个案研究着作 |
| 4.3 陕西传统民居和聚落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
| 4.3.1 概说 |
| 4.3.2 主要研究方向以及图谱的绘制 |
| 4.3.3 研究方向1:某类型民居研究 |
| 4.3.4 研究方向2:民居和聚落个案研究 |
| 4.3.5 研究方向3:农宅建设 |
| 4.3.6 研究方向4:设计创作 |
| 4.3.7 研究方向5:绿色建筑 |
| 4.3.8 研究方向6:人文地理 |
| 4.3.9 研究方向7:风景园林 |
| 4.3.10 研究方向8:旅游开发 |
| 4.4 陕西传统民居和聚落研究述评 |
| 4.4.1 与全国研究现状的比较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创新点 |
| 5.3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与后期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陕西传统民居与聚落重点文献统计表 |
| 代表性学术专着 |
| 代表性期刊论文 |
| 附录2 陕西地区传统民居和聚落相关建筑竞赛图纸 |
| 附录3 陕西传统民居和聚落作为创作原型的建筑实践 |
| 附录 4 图录和表录 |
| 图录 |
| 表录 |
| 硕士学习期间研究成果和研究工作 |
四、北方交通大学成果介绍（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历史城池研究[D]. 李园园.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21
- [3]高车历史研究[D]. 王石雨.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4]基于硕博士论文统计分析的陕西省当代建筑理论研究成果梳理[D]. 张静雅.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5]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D]. 谢文韬. 浙江大学, 2021(02)
- [6]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D]. 马立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7]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D]. 徐曼. 吉林大学, 2021(01)
- [8]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D]. 刘贵玺.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9]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D]. 张晓明.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10]基于文献的陕西传统民居与聚落研究历程探析（1934-2019）[D]. 李思超.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