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新世典型期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分布北界（论文文献综述）
高云逸[1]（2021）在《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东北地区是我国最早开展科学意义上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迄今已走过百年的历史。这里也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重点区域,对阐释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谱系论”和“文明论”为理论基础,本文试对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的考古学文化及其所表述的文明进行整合研究,以期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时空范畴内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情况。论文第一章对本文讨论的时间与空间范围作出界定,简要回顾“两论”在东北地区考古研究中形成与运用的发展历程,概述本文的研究方法、内容与程序。论文第二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将中国东北地区划分为十个地理—文化区,即辽西地区、西辽河流域、下辽河流域、辽东半岛地区、西流松花江流域、东辽河流域、海拉尔河流域、嫩江流域和三江平原地区。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基本方法,以陶器纹饰和器型为主要着眼点,对上述十个地理—文化区内所包含的诸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期定年研究,初步建立起各区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同时,从陶器纹饰、器型组合的共性与差异出发,辨识出了一些以往未被识别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将个别过去所划分的考古学文化或遗存合并为同一考古学文化;以及将部分曾经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拆分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或遗存。总之,是在已有研究成果和新材料的基础上,对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定性与定年的全面梳理。论文第三章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谱系关系和文化格局的研究。首先,通过将上述十个区的文化编年序列进行横向串联,建立起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体系。其次,立足于文化的编年序列,着眼于陶器的纹饰器型,对诸考古学文化的纵向传承与横向渗透关系进行解析,由此构建出诸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关系。最后,以历时性演进的年代顺序为叙事脉络,以共时态互动的文化关系为分析主干,分阶段、分层次地探讨我国东北不同地区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相互联系,即文化格局的演进与变动。论文第四章是对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社会发展的研究,主要探讨的是该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在前文所搭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平台之上,以年代早晚关系为线索,以物质遗存所反映出的社会演进现象为标准,分谱系、分阶段地剖析诸考古学文化的社会演进脉络。属查海时代的小南山文化、双塔一期文化和兴隆洼文化涌现出了玉质礼器,反映出当时社会已初步走向分化。仰韶时代早、中期诸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分化进一步加深,宗教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赵宝沟文化晚期和红山文化中期为代表的辽西地区神权和军权或已开始确立。至仰韶时代晚期,处于晚期阶段的红山文化为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神权进一步发展,王权正式形成,标志着红山文化晚期跨入文明时代。基于诸考古学文化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划分出文明启步、文明起源、文明形成三个发展阶段。并对红山文化所代表的渔猎主导型文明以及红山文明的消亡原因、东北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边际现象等几个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论文第五章依据经过科学鉴定的动、植物遗存材料,对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新石器文化的经济格局进行了分析,突出了渔猎主导型经济在东北文化区文化面貌塑造和社会发展特点形成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论文第六章主要是本文所得出的主要创新性认识和重要补充意见的扼要总结。
赵越云[2]（2018）在《原始农业类型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文中指出农业文明史研究逐渐成为农业史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文明史研究进入宏观整合阶段。农业史研究和文明史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转折与升华,由此,探讨农业与文明的关系成为可能,也有所必要。对农业史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并对考古学、历史学围绕中国早期文明而积累的诸多认识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两个学科在农业与文明方面,皆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成为本研究得以进行的学术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农业史、文明史研究的已有成果进行必要界定与检讨:一方面,提出本研究对中国原始农业进行阶段划分和类型划分的基本判断;另一方面,提出本研究对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标志的基本认识,对中华早期文明进行阶段划分的具体方案。从而,为系统探讨原始农业类型与中华早期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前提与论述框架。通过对原始农业类型的形成与早期文明的多元起源、稻旱撞击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农牧裂变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等关系的探索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稻作与旱作农业类型在中国南北方地区基本同时形成。原始农业类型的形成,使早期人类具备了一种脱离母体族群、异地生存繁衍的能力。原始血缘族群开始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自然地理单元内细胞分裂式地增长,区域性中心聚落得以产生,揭示出凌驾于区域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端倪;同时,具有不同血缘关系的族群开始在各自然地理单元的边缘地带彼此接触,地缘因素开始萌发。公共权力和地缘因素出现在史前各区域,标志着早期文明化进程的开端,也揭示出早期文明的多元起源。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原始稻作、旱作农业类型在持续发展中产生地域、文化间的相互撞击。在地域的撞击中,形成了稻旱混作农业类型;在文化的撞击中,生成了华夏、苗蛮与东夷三大古代族群。具有不同血缘关系的族群在面对史前洪水事件时产生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从而激化了族群间的矛盾。由矛盾到冲突、由冲突而战争。在华夏族群联合东夷,打击苗蛮的历史过程中,华夏族群实现了民族合并,从而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古代民族——华夏民族,同时也为中华早期文明在中原地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在联合治水的过程中,中原地区总结经验,调整产业结构,吸纳异质族群,最终促成了中华早期文明在中原地区的形成。殷周春秋之际,北方地区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区域差异,在气候干冷化趋势的刺激下逐渐凸显,北方地区逐渐在地域、文化上发生裂变。伴随北方地带逐渐从固有的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经由半农半牧农业类型而转变为原始游牧农业类型,戎狄、匈奴族群的在北方地带渐次形成。西戎北狄族群在与华夏民族的冲突中,一部分因遭到中原王朝的打击而参与到匈奴族群的构建过程中;另一部分则通过内附而融入华夏民族,扩充了华夏民族的构成,成为中华早期文明在中原地区获得发展的外部刺激因素。在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环伺的外部环境下,殷周春秋之际,“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政治实体的边界逐渐清晰。至此,稻旱撞击中形成的华夏民族与农牧裂变中凸显的中国边界,最终汇成“中华”。在农牧裂变的过程中,中原地区在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的基础上,接纳了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出现的畜牧业,种养结合的农业结构转变为农牧兼营。一方面为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转型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华早期文明在中原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驱动因素。基于上述基本结论,进一步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宏观思考。可以发现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在其早期阶段已然奠定,在撞击与裂变中,中华早期文明走向古代文明阶段。战国秦汉以来,基于三种彼此不同的农业类型,逐渐产生了三种异质性的文明类型:遒劲的草原游牧文明、厚重的中原农耕文明与富庶的江南农渔文明。三种文明类型和而不同,在中华古代文明阶段,互通有无,彼此扶持,最终走向相互熔合。由不同而多元、由熔合而一体,三种农业与文明的类型构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吕厚远[3]（2018）在《中国史前农业起源演化研究新方法与新进展》文中指出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主要中心之一,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和水稻（Oryza sativa）等是在中国最早被驯化的农作物.目前对史前粟类旱作和稻作农业起源与演化的时间、地点、种类、过程以及与气候变化和人类适应关系的认识,仍然是不确定的和有争议的.本文总结了近十多年来中国科学家针对这些问题在史前农业起源、演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新进展,重点介绍了早期农作物遗存鉴定的新技术、新方法,包括部分植物大化石（炭化种子、小穗轴）、微体化石（植硅体、植钙体、淀粉粒、花粉）、生物标志物（蛋白质组学、类脂物分子）等方面研究的新成果;早期农业起源、发展和传播的部分新证据,以及气候环境背景等方面的研究.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潜在机遇,对进一步深入研究农业起源、演化以及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响应等提出初步建议.
李志鹏[4]（2017）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黄淮下游地区的生业初探》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综合动植物考古和人工遗物的研究成果,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黄淮下游地区的生业进行了初步的综合研究和探讨。本文将以采集和渔猎经济为主、以农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为辅的生业模式称之为"初级开发型"的生业模式,将以农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为主、以采集和渔猎经济为辅的生业模式称之为"开发型"的生业模式。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是由"初级开发型"的生业模式到"开发型"的生业模式转变的过渡阶段,后一经济模式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确立,在此后的新石器时代基本呈稳定的上升发展。龙山文化时期较之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生业有很大的进步,形成多品种的农作物种植方式、多种类的家畜饲养方式,因地制宜的稻旱混作模式广泛分布。黄淮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的生业有明显的区域特点和时代特征,其形成受自然环境和气候演变的制约与影响,最终则取决于该地区古人自身的生存策略、文化状况等能动性的一面。
孙永刚[5]（2014）在《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植物遗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讨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化与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不同考古学文化时期人类活动、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的关系。本文涉及的年代范围是距今10000-3500年间，约相当于地学界的全新世初期至大暖期结束时期，或考古学界的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的完善，围绕着不同考古学文化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生业方式等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总体来看，缺乏对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经济形态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主要原因是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缺少有效的科学手段获取相关的实物资料，例如，最能反映古代农业经济特征的植物遗存资料就十分缺乏。随着近些年来植物考古学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浮选法的广泛应用，反映西辽河上游地区生业方式的资料日益丰富。尤其是最近几年，在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古文化遗址（兴隆沟、魏家窝铺、哈民忙哈、三座店和二道井子遗址等）发掘过程中，采用浮选法，发现了大量的炭化植物遗存。通过对典型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进行分类、种属鉴定、分析与讨论，这为探讨西辽河上游地区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不同考古学文化时间段生业方式的选择与变化等提供了科学的实物资料，而这些新资料将有助于我们对西辽河上游地区旱作农业起源与发展、生态环境对北方旱作农业的影响、农作物遗存与其他经济类型的比重关系等问题的探索。本文通过对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典型遗址进行系统的植物浮选，获得了第一手植物考古遗存资料。通过对这些植物遗存的生长习性、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进行分析与讨论，有助于对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及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人类活动、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对西辽河上游地区古代文明产生的动因与过程的探讨。论文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明确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研究概况、论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第2章，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浮选植物种子。介绍了兴隆沟第一地点的遗址背景、植物浮选过程，并对兴隆沟第一地点出土炭化植物遗存进行分类、整理与分析。第一地点出土炭化粟和黍，从其细部形状特征与籽粒的大小进行了分析，认为第一地点的出土的粟和黍是介于野生与栽培之间的品种，通过对第一地点周边微环境考察，西辽河上游地区是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地之一。第3章，魏家窝铺遗址浮选植物种子。介绍了魏家窝铺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的背景资料、植物浮选的过程，并对魏家窝铺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进行了分类、分析与讨论。魏家窝铺遗址所在红山文化早中期，出现了以粟和黍两种农作物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但炭化植物遗存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表明，当时的农业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主要的生业方式还是渔猎经济。第4章，哈民忙哈遗址浮选植物种子。介绍了哈民忙哈遗址的背景资料、植物浮选情况，对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炭化木屑、植物种子进行了综合分析。哈民忙哈遗址所在的红山文化晚期，出土了粟、黍和大麻三种农作物，说明当时出现了旱作农业，但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较低，当时的农业还处于相对原始的状态，生业方式应该还是以渔猎经济为主。第5章，二道井子遗址浮选植物种子。介绍了二道井子的遗址背景、植物浮选过程，对二道井子遗址出土的炭化木屑、植物种子进行了综合分析，二道井子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了以粟、黍、大豆和大麻四种农作物种子，这四种农作物种子，粟和黍无论是出土概率还是绝对数量都非常高，综合分析，当时的农业经济占据了主导，并出现了以大豆和大麻为主的新的农作物品种，相对多的农作物品种组合，一定意义上降低了食物资源的风险系数，同时在出土炭化植物遗存中还包括了大量的杂草类植物种子，表明，当时的农业较之新石器时代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还未进入精根细作的农业经济阶段，遗址出土的大量的动物骨骼，说明狩猎与畜牧在二道井子先民的经济生活中是农业的重要补充。第6章，西辽河上游地区生态系统与生业方式的变化。系统介绍与分析了西辽河上游地区全新世初期至大暖期结束生态系统的变化特征，并对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遗址分布进行了综合探讨，同时，在兴隆沟第一地点、魏家窝铺、哈民忙哈、二道井子遗址浮选结果的基础上，对西辽河上游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时间段处于不同海拔高度的遗址进行了区域性调查与植物浮选工作，通过上述典型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结果，对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不同时间段人类活动与生业方式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在此基础上，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不同时间段的人类活动与生业方式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西辽河上游地区与黄河流域人类活动与生业方式的选择之间的异同。第7章，结语。阐述了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人类活动与植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植物遗存在不同考古学文化时间段的差异，对当时的生业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交代了本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继续研究的问题。
张强[6]（2014）在《生态环境对西周历史进程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学者在研究西周历史时，多将重点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生态环境作为影响西周历史进程的重大因素，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尽管也有学者就其中某些方面有过研究，但明显缺乏系统性，造成了学界对西周历史进程中的诸多重要问题，一直不能形成一个统一、正确的认识。事实上，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系统，始终影响着西周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关键历史节点上的重大问题。将生态环境因素引入西周史研究，以生态环境史的视野，对西周历史进程中的问题进行重新的审视；研究过程中实现自然科学、考古学、生态学等多学科与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的有机结合，将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和认识西周历史。从《诗经》、《国语》、《左传》等文献记载来看，周人的始祖为长于农业的“农神”弃（后稷），发祥地在今陕西扶风、武功县一带的邰地。全新世大暖期相对温湿的气候条件，为这一时期周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先周时期周人的频繁迁徙极有可能与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有关。碾子坡考古遗址发现表明，公刘立国于豳（南豳）——“周道之兴自此始”。至古公亶父时期，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戎族为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对周人发动了多次攻击，周人被迫迁于周原地区。周原良好的自然环境为周人开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客观自然条件；姬姜之间的联姻，为周人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在客观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共同作用下，周族势力迅速扩张，周人在殷商西部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为后来西周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周人的起源，在时间上正与地理学上的全新世大暖期（距今8500-3000年间）的末期相对应。自然科学、考古学和历史文献的综合研究表明，从周人兴起到西周灭亡，气候的总体变化趋势是由温湿转向干冷，但并不排除短时间段内的气温波动现象；干旱是西周中后期气候的主要特点。农业是保障西周国家政权稳固的重要基础，而生态环境则通过对农业经济的影响，进而作用于西周王朝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条“生态环境→农业经济→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的作用链条。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下，周人形成了特有的农耕方式——“轮换休闲耕作制”；这种新的农作制在扬弃“轮荒农作制”的同时，也确立了古代中国农耕制度演变的基本方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三杨庄遗址中夏商周以前农田的最新考古发现，为上述结论提供了实物证据。周原地区特有的生态环境，使农耕文明成为先周时期周人生活方式的必然选择；农业的发展，也为周人的崛起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周人的综合实力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提高。全新世大暖期末期多变气候所导致的干旱，严重削弱了殷商的经济实力，武王恰当地利用了这一自然机遇和殷商内部的诸多矛盾,及当时殷商地区的客观地理条件，完成了以蕞尔小国战胜“大邦殷”的壮举，开启了中华文明一个崭新的阶段。周人克商以后，通过“分邦建国”，建立起了一个地域辽阔的西周王朝。受各地区内不同生态地理状况的影响，在庞大的王朝内部，存在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分封所导致的诸侯国与中央王朝在地理空间上的分离，为不同地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同时，分封也导致了西周王朝军事力量的分散。从西周分封开始，王朝内部就蕴含有文化、政治离心力形成的条件；这两种离心力从王朝的内部对王室安全、国家政权稳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所以，尽管分封制对西周王朝长达数百年的统治曾发挥过重大作用，由于其本身蕴含着诸多固有问题，因而对于西周王朝的衰落、乃至灭亡，也难辞其咎。西周的灭亡同时与周人和西北戎族之间的战争关系密切，战争的结果直接影响了西周历史的发展进程。文献和青铜器铭文记载表明，双方战争的攻守态势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并未有一方在战争中始终占有绝对优势。生态环境因素——尤其是寒冷和干旱，作为重要因子对战争形势的转换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出现相对温湿的气候时，周人多采取主动攻击战术；当面临干冷气候时，周人则多处于防守状态。尽管在某些阶段，周人在双方的战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但从整体上看，全新世大暖期以后，日趋干冷的气候发展趋势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加剧了西周西北边界的危机；也影响了周人农业经济的发展，动摇了周人战争依赖的经济基础。西周政权逐渐丧失了制衡西北戎族的经济实力，被迫将都城东迁至洛邑。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成为西周逐渐走向衰落最为重要的客观原因。西周早期，武王、周公之所以选择宅都于洛邑，原因之一是试图通过建都来表明自己的统治是绍续夏禹，具有伦理上的合理性。而建都洛邑，可以实现“四方入贡道里均”，同时也便于控御东方地区，是周公“宅都”洛邑更为重要的原因。传统上将“天下之中”与宅都洛邑相联系的观点，仍需继续讨论；事实上，“天下之中”这一概念，在西周时期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蕴，并非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地理学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意味明显的地理概指。西周灭亡之时，平王之所以东迁洛邑，则是更看重这一地区地理位置的安全价值。总的来说，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对周人的起源、西周的建国及王朝以后历史进程的演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构成西周各个历史时期发生变化最为重要的客观原因。西周中后期逐渐干冷的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加之分封过程中蕴含的内部潜在危机，成为西周王朝日趋衰落、乃至灭亡的重要根源。
秦岭[7]（2012）在《中国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研究与展望》文中研究表明农业起源是严文明先生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学术领域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明确提出了"稻作长江中下游起源说"的观点①;并就稻作和旱作两个农业起源地的发展和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基础作用进行了全面阐释。近年来,随着考古学趋于专门化的发展态势和各类交叉学科的渗入,农业起源问题正在逐渐成为植物考古和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属研究内容。严文明先生对于农业起源的研究方法和系统论述,为实验室训练背景下的新一代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启示:1)要全面掌
孙永刚[8]（2010）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经济形态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辽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演变与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和发展的关系"（批准号：40571155）课题的一部分,主要研究目的是通过植物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经济结构与人地关系进行系统研究。自20世纪60年以来,学术界对夏家店下层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考古学文化分区、分期、社会形态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研究中尽管涉及到关于该文化经济形态的成果,但系统考察该文化经济结构与人地关系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为此,本文在学界研究已有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典型遗址进行针对性采样、浮选,并进行植物分类与种属鉴定,并结合有关夏家店下层文化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等综合分析,对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聚落分布与经济模式的选择、粟作农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古代人类的食物结构等进行深入探讨,发现距今4000——3500年左右的西辽河地区是全新世大温暖期晚期中又一个比较适宜的气候暖温时期,气候环境与聚落的选择为这一时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遗址出土生产工具种类的多样化和形制的定型化,植物浮选、鉴定结果发现炭化粟、黍的绝对数量在样品中远远高于其它植物遗存,说明这一时期粟作农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因素,并取得了支配地位。
侯林春,彭红霞,张利华[9]（2009）在《中国全新世暖期农业考古文化分区及人地关系特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首先讨论中国全新世时期农业考古文化区划的研究进展,并提出了我国全新世暖期的农业考古文化总体可以分出四个文化区:1)北方粟黍旱作农业文化区;2)旱作北界以北以西的渔猎采集或游牧文化区;3)南方稻作文化区;4)东南沿海的渔猎文化区。最后从人地关系的角度讨论了全新世暖期的农业考古文化与环境的关系。
吴文祥,葛全胜,郑景云,周扬,胡莹[10]（2009）在《气候变化因素在蒙古西征中的可能作用研究》文中认为13世纪上半叶蒙古帝国发动的3次西征极大地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进程,成为世界最为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其发生原因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人们提出了各种假说,其中气候变化驱动说,即干旱或/和降温事件触发蒙古西征说最具影响力。文章依据古气候研究进展对蒙古西征的动因进行了重新研究,首先对蒙古西征各种假说进行了回顾,重点介绍和评述了气候变化驱动说,然后根据我国高分辨率气候重建资料,结合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古气候重建成果,恢复了蒙古西征时期的气候背景;结果发现蒙古西征并非发生在传统上所认为的干旱或/和降温期,而是发生在相当于中世纪温暖期中的中后期,而且当时蒙古民族主要生活住居地区还比较湿润。研究结果对传统的气候驱动说提出了挑战,认为蒙古西征并非干旱或/和降温事件所触发,相反,当时温暖而湿润的气候环境为蒙古西征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研究结果较好地解释了蒙古当时征讨的重点地区为什么是西北方而不是东南方的印度和南宋地区之谜。
二、全新世典型期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分布北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新世典型期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分布北界（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评阅小组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区系类型研究思想的实验与实践 |
| 1.2 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试点与发展 |
| 1.3 小结 |
| 第二章 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分期与编年序列 |
| 2.1 辽西地区 |
| 2.1.1 小河西文化的界定与年代 |
| 2.1.2 兴隆洼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1.3 西梁文化的年代 |
| 2.1.4 赵宝沟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1.5 富河文化的年代 |
| 2.1.6 上宅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1.7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的年代及东山嘴遗址的分段 |
| 2.1.8 水泉F18遗存的年代 |
| 2.2 西辽河流域 |
| 2.2.1 哈民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3 下辽河流域 |
| 2.3.1 新乐下层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3.2 红山文化遗存的年代 |
| 2.4 辽东半岛地区 |
| 2.4.1 小珠山下层文化的界定、分期与年代 |
| 2.4.2 后洼下层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4.3 后洼上层文化的内涵与年代 |
| 2.4.4 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内涵、分期与年代 |
| 2.4.5 辽东半岛地区大汶口文化的辨析 |
| 2.4.6 万发拨子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性质 |
| 2.5 西流松花江流域 |
| 2.5.1 大青川遗存的辨析 |
| 2.5.2 关于左家山下层文化分期与年代的说明 |
| 2.5.3 左家山上层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6 东辽河流域 |
| 2.6.1 盘山遗存的辨析与年代 |
| 2.6.2 西山湾子遗存的辨析与年代 |
| 2.6.3 长山遗址的辨析与年代 |
| 2.7 海拉尔河流域 |
| 2.8 嫩江流域 |
| 2.8.1 后套木嘎一期文化的年代 |
| 2.8.2 双塔一期文化的内涵与年代 |
| 2.8.3 黄家围子文化的内涵与年代 |
| 2.8.4 乌兰吐遗存的辨识与年代 |
| 2.8.5 后套木嘎三期甲组遗存的辨识 |
| 2.8.6 后套木嘎三期文化的内涵与年代 |
| 2.8.7 后套木嘎四期遗存的内涵与年代 |
| 2.8.8 嫩江上游地区北山洞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 |
| 2.9 牡丹江流域 |
| 2.9.1 河口一期类型的内涵与年代 |
| 2.9.2 亚布力文化的年代 |
| 2.9.3 振兴文化的年代 |
| 2.10 三江平原地区 |
| 2.10.1 小南山文化的内涵与年代 |
| 2.10.2 新开流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第三章 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谱系关系与文化格局 |
| 3.1 时空框架 |
| 3.2 谱系关系 |
| 3.2.1 辽西地区 |
| 3.2.2 西辽河流域 |
| 3.2.3 下辽河流域 |
| 3.2.4 辽东半岛地区 |
| 3.2.5 西流松花江流域 |
| 3.2.6 东辽河流域 |
| 3.2.7 海拉尔河流域 |
| 3.2.8 嫩江流域 |
| 3.2.9 牡丹江流域 |
| 3.2.10 三江平原地区 |
| 3.2.11 小结 |
| 3.2.12 对考古学文化区划分的两点认识 |
| 3.3 文化格局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发展 |
| 4.1 导言 |
| 4.2 小河西文化系统的社会发展 |
| 4.2.1 小河西文化的社会发展状况 |
| 4.2.2 苏秉琦关于上万年文明启步的思考 |
| 4.2.3 兴隆洼文化社会发展的新迹象 |
| 4.2.4 对兴隆洼文化聚落和墓葬研究的两点说明 |
| 4.2.5 赵宝沟文化军权与神权的萌芽 |
| 4.2.6 红山文化中期神权的发展和社会分化的加剧 |
| 4.2.7 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质变 |
| 4.2.8 红山文化玉质权杖头辨析 |
| 4.2.9 红山文化文明形成的背景 |
| 4.2.10 红山文明的消亡 |
| 4.2.11 生业 |
| 4.2.12 渔猎主导型文明——红山文化的个案分析 |
| 4.3 小珠山下层文化系统的社会发展 |
| 4.3.1 社会 |
| 4.3.2 生业 |
| 4.4 左家山下层文化系统社会的发展 |
| 4.4.1 社会 |
| 4.4.2 生业 |
| 4.5 嫩江流域诸考古学文化社会的发展 |
| 4.5.1 社会 |
| 4.5.2 生业 |
| 4.6 小南山文化的社会发展状况 |
| 4.6.1 小南山文化社会分化的初现 |
| 4.6.2 小南山文化与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关系 |
| 4.6.3 查海时代中国东北其他地区的玉器 |
| 4.7 新乐下层文化的社会 |
| 4.7.1 社会 |
| 4.7.2 生业 |
| 4.8 哈民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 |
| 4.8.1 社会 |
| 4.8.2 生业 |
| 4.9 中国东北地区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 |
| 4.10 中国东北地区社会发展的几个特征 |
| 4.11 东北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边际现象 |
| 4.12 小结 |
| 第五章 生业方式与相关问题 |
| 5.1 生产性经济的格局 |
| 5.2 渔猎主导型经济与独特文化面貌的塑造 |
| 5.3 渔猎型经济对特定地理单元内文化谱系演进的影响 |
| 5.4 渔猎主导型经济与社会发展个性的形成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2）原始农业类型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中国农业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1.3.1.1 对古农书和农史资料的发掘、整理、校注、汇编 |
| 1.3.1.2 农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各分支学科的深入发展 |
| 1.3.2 早期文明相关理论的形成途径 |
| 1.3.2.1 考古研究者的理论贡献 |
| 1.3.2.2 史学理论研究者的贡献 |
| 1.3.2.3 兼顾归纳与演绎的成果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历史文献研究法 |
| 1.4.2 文物考古研究法 |
| 1.5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检讨 |
| 2.1 原始农业类型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原始农业的时代下限与构成因素 |
| 2.1.2 农业类型与原始农业的类型划分 |
| 2.2 中华早期文明相关理论检讨 |
| 2.2.1 国家的标志探讨与概念再界定 |
| 2.2.2 中华早期文明发展阶段的划分 |
| 第三章 原始农业类型的形成与中华早期文明的起源 |
| 3.1 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动植物驯化的开端 |
| 3.1.1 人类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的转变 |
| 3.1.2 生产工具与渔猎采集经济的发展 |
| 3.1.3 人类驯化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迹象 |
| 3.2 新石器时代中期构成原始农业类型诸因素的齐备 |
| 3.2.1 北方地区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的雏形 |
| 3.2.2 南方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类型的因素 |
| 3.3 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旱作、稻作农业类型的形成 |
| 3.3.1 北方地区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的确立 |
| 3.3.2 南方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类型的形成 |
| 3.4 原始农业类型形成的历史影响与意义：中华早期文明的起源 |
| 3.4.1 原始血缘性族群的繁殖 |
| 3.4.2 区域性中心聚落的形成 |
| 3.4.3 不同血缘族群间的接触 |
| 3.5 本章小结：中华早期文明的多源起源 |
| 第四章 稻旱撞击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 |
| 4.1 新石器时代末期-殷商以前原始农业类型的演进格局 |
| 4.1.1 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的持续发展 |
| 4.1.1.1 豆麦牛羊的相继出现 |
| 4.1.1.2 中国家马的域外引入 |
| 4.1.2 原始稻作农业类型的演进历程 |
| 4.1.2.1 原始稻作农业类型的发展 |
| 4.1.2.2 原始稻作农业类型的衰落 |
| 4.2 稻旱地域撞击：稻旱混作农业类型的形成 |
| 4.3 稻旱文化撞击：古代三大族群的初步生成 |
| 4.3.1 史前洪水事件真实存在的多元证据 |
| 4.3.2 不同农业类型与族群对洪水的应对 |
| 4.4 中华早期文明形成的外部刺激与内部驱动 |
| 4.4.1 克有三苗：史前中国南北格局的终结 |
| 4.4.2 禹别九州：中华早期文明的最终形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牧裂变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 |
| 5.1 农牧地域裂变：北方地带原始游牧农业类型的渐趋形成 |
| 5.1.1 从旱作到半农半牧：北方地带生业模式的初次调试 |
| 5.1.2 从半农半牧到游牧：北方地带生业模式的再次调试 |
| 5.1.3 北方地带早期文明进程断裂的宏观审视——以石峁为例 |
| 5.2 农牧文化裂变：北方地带西戎北狄匈奴族群的渐次形成 |
| 5.3 农牧兼营：中原地区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的结构调整 |
| 5.3.1 殷商以来中原地区对畜牧业的接纳 |
| 5.3.2 殷商以来中原地区家马本土化历程 |
| 5.4 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外部刺激与内部驱动 |
| 5.4.1 农以富国·牧以强兵：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发展的内部驱动 |
| 5.4.2 戎狄内附·错居中国：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发展的外部刺激 |
| 5.4.2.1 华夏民族意识的强化 |
| 5.4.2.2 中国地域边界的明晰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多样熔合：农业与文明类型的历史演进 |
| 6.1 河流轴心·东西绵延：农业类型的地域最大化与文明类型的多样性 |
| 6.2 南北异质·互补熔合：多样文明类型最终走向一体化的动因与机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中国史前农业起源演化研究新方法与新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农业起源、演化研究的农作物分析鉴定新方法 |
| 2.1 植物大化石鉴定标志的新进展 |
| 2.1.1 野生、驯化水稻小穗轴基盘离层、维管束组织鉴定特征 |
| 2.1.2 野生、驯化大豆炭化颗粒形态鉴定特征 |
| 2.1.3 粟、黍炭化过程初步分析及在旱作农业研究中的意义 |
| 2.2 植物微体化石鉴定标志的新进展 |
| 2.2.1 粟、黍、稗以及狗尾草小穗表皮长细胞植硅体形态鉴定特征 |
| 2.2.2 驯化、野生水稻植硅体形态鉴定特征研究进展 |
| 2.2.3 植钙体分析及其在经济作物鉴定中的应用 |
| 2.2.4 粟、黍、小麦族、块茎类等农作物淀粉粒鉴定标志的突破 |
| 2.2.5 禾本科农作物花粉粒鉴定进展 |
| 2.3 生物标志物新进展 |
| 2.3.1 蛋白质组学方法鉴定标志的进展 |
| 2.3.2 类脂物分子类生物鉴定标志的进展 |
| 2.3.3 遗传学生物鉴定标志的进展 |
| 3 中国农业起源、演化研究的新进展 |
| 3.1 中国稻作、旱作农业考古遗存分布 |
| 3.2 中国稻作、旱作农业起源、演化过程初步研究 |
| 3.3 中国稻作、旱作农业传播过程初步研究 |
| 3.3.1 水稻起源传播可能的过程和途径 |
| 3.3.2 旱作农业向中亚、青藏高原传播与史前人类迁徙-定居 |
| 4 中国农业起源、演化研究的问题与机遇 |
（4）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黄淮下游地区的生业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一、黄淮下游地区新时期时代晚期到末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
| 二、动植物考古研究 |
| 1、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 (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 。 |
| 2、大汶口文化时期 (公元前4200-公元前2600年) |
| 3、龙山文化时期 (公元前2600至公元前2000年) |
| 三、相关人工遗物的探讨 |
| 四、生业特征及形成原因 |
| (一) 生业特征 |
| (二) 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对生业特征的影响 |
| (三) 文化状况对生业特征的影响 |
| 五、结论 |
（5）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植物遗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地域背景与研究资料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土样采集与浮选法的使用 |
| 1.3.2 实验室数据处理 |
| 1.3.3 比较法 |
| 1.3.4 历史文献法 |
| 1.3.5 考古调查法 |
| 1.4 研究意义 |
| 第2章 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浮选植物种子 |
| 2.1 遗址背景 |
| 2.2 炭化木屑 |
| 2.3 硬果壳核 |
| 2.4 植物种子 |
| 2.4.1 农作物种子 |
| 2.4.2 其他植物种子 |
| 2.5 植物遗存统计分析 |
| 2.5.1 对粟和黍两种农作物种子的认识 |
| 2.5.2 炭化植物种子与人类经济生活的关系 |
| 2.5.3 杂草类种子与农业耕作方式的关系 |
| 第3章 魏家窝铺遗址浮选植物种子 |
| 3.1 遗址背景 |
| 3.2 炭化木屑 |
| 3.3 植物种子 |
| 3.3.1 农作物种子 |
| 3.3.2 其他植物种子 |
| 3.4 植物遗存统计分析 |
| 3.4.1 炭化木屑的问题 |
| 3.4.2 农作物种子综合分析 |
| 3.4.3 其他植物种子的问题 |
| 第4章 哈民忙哈遗址浮选植物种子 |
| 4.1 遗址背景 |
| 4.2 炭化木屑 |
| 4.3 硬果壳核 |
| 4.4 植物种子 |
| 4.4.1 农作物种子 |
| 4.4.2 其他植物种子 |
| 4.5 植物遗存统计分析 |
| 4.5.1 炭化木屑的问题 |
| 4.5.2 农作物种子的讨论 |
| 4.5.3 其他植物种子分析 |
| 第5章 二道井子遗址浮选植物种子 |
| 5.1 遗址背景 |
| 5.2 炭化木屑 |
| 5.3 植物种子 |
| 5.3.1 农作物种子 |
| 5.3.2 禾本科植物种子 |
| 5.3.3 其他植物种子 |
| 5.4 植物遗存统计分析 |
| 5.4.1 粟和黍类农作物遗存分析 |
| 5.4.2 大豆遗存及其起源问题探讨 |
| 5.4.3 杂草类植物遗存综合分析 |
| 第6章 西辽河上游地区生态系统与生业方式的变化 |
| 6.1 西辽河上游全新世初期至大暖期结束生态系统的变化 |
| 6.1.1 气候与植被变化 |
| 6.1.2 河流阶地的发育与地貌的变化 |
| 6.1.3 科尔沁沙地的收缩与扩张 |
| 6.2 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时空分布 |
| 6.2.1 新石器时期早期 |
| 6.2.2 新石器时代中期 |
| 6.2.3 新石器时代晚期 |
| 6.2.4 早期青铜时代 |
| 6.3 西辽河上游地区典型遗址调查与植物遗存鉴定结果 |
| 6.3.1 新石器时代早期 |
| 6.3.2 新石器时代中期 |
| 6.3.3 新石器时代晚期 |
| 6.3.4 早期青铜时代 |
| 6.4 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的关系 |
| 6.4.1 新石器时代早期 |
| 6.4.2 新石器时代中期 |
| 6.4.3 新石器时代晚期 |
| 6.4.4 早期青铜时代 |
| 第7章 结语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今后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6）生态环境对西周历史进程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由来及意义 |
| 一 选题由来 |
| 二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整体状况 |
| 二 西周生态环境研究的现状 |
| 三 生态环境与西周社会关系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本研究的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目标与所采用的材料、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所使用材料的甄别处理与应用 |
| 三 研究方法与途径 |
| 第五节 内容、结构与创新点 |
| 一 本研究的结构 |
| 二 创新点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周人的起源和迁播 |
| 第一节 地理环境与周人的起源 |
| 一 周人的始祖—“农神”后稷（弃） |
| 二 后稷以后周人的世系 |
| 第二节 生态环境与周人的早期史迹 |
| 一 周人的发祥地——邰 |
| 二 生态环境与先周时期周人的迁播 |
| 第二章 由温湿到干冷：西周生态环境变化的总趋势 |
| 第一节 西周生态的环境状况 |
| 一 全新世大暖期 |
| 二 西周早期生态环境状况 |
| 三 西周晚期的生态环境状况 |
| 第二节 《豳风·七月》与西周的生态环境 |
| 一《七月》产生的时代与地区 |
| 二《七月》所采用的历法 |
| 三《七月》所呈现的先周晚期、西周早期的生态环境状况 |
| 第三章 生态环境与周代的农耕方式：新形式的轮换休闲农作制 |
| 第一节 “甽”与“畎”、“亩”与“亩” |
| 一“甽”与“畎” |
| 二“亩”与“亩” |
| 第二节 西周以前的农耕方式 |
| 一“沟洫制”与“井田制” |
| 二“沟洫法”与“垄作法” |
| 三《诗经》农事诗中所反映的周代农业生产 |
| 第三节 生态环境与农耕方式演变：周代的轮换休闲农作制 |
| 一 前人对菑田、新田和畲田的解读 |
| 二 菑、新、畲田新解与三杨庄农田遗址中商周以前农田耕作方式 |
| 三 西周时期的农田耕作方式 |
| 第四章 农业文明与建国：生态环境与周人的选择 |
| 第一节 生态环境与周族的兴起 |
| 一 全新世大暖期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影响 |
| 二 先周时期周原的生态环境与周人生活方式的抉择 |
| 第二节 生态环境与西周王朝的建立 |
| 一 商代末期农业凋敝的生态环境因素 |
| 二 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对牧野大战的影响 |
| 第五章 分封中潜在的危机：文化与地理空间上的离心力 |
| 第一节 西周的分封 |
| 一 诸侯国的地理分布与作用 |
| 二 周王的直接控制区与诸侯控制区 |
| 第二节 地理环境因素产生的政治文化离心力 |
| 一 地理环境与不同文化的形成及发展 |
| 二 不同地缘政治的形成：地理空间上的离心力 |
| 第六章 攻守的不断转换：生态环境对周人与西北戎族之间战争的影响 |
| 第一节 玁狁西戎鬼方 |
| 一 玁狁与西戎及鬼方略考 |
| 二 生态环境对西北戎族生活方式的影响 |
| 第二节 周人与西北戎族之间的战争 |
| 一 周人在北方的战争 |
| 二 周人在西部的战争 |
| 第三节 生态环境对周人和西北戎族之间战争的影响 |
| 一 周人和西北戎族之间战争态势的不断转换 |
| 二 生态环境对双方战争的影响 |
| 第七章 地理环境因素与迁都洛邑：西周的灭亡 |
| 第一节 洛邑的自然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洛邑与“天下之中” |
| 一“天地之中”与“天下之中” |
| 二“日中无影”和“日景尺有五寸”与“天下之中” |
| 三 周公与“测影以求地中” |
| 第三节 营建洛邑：地理和军事安全上的选择 |
| 一 宅都洛邑：缵禹夏之绪 |
| 二“四方入贡道里均”与控御东方：宅都洛邑的主要原因 |
| 第四节 西部危机与周人东迁 |
| 一 西周的分裂 |
| 二 周平王面临的危机 |
| 三 迁都洛邑：平王的必然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夏家店下层文化经济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前言 |
| 二、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分布与经济模式的选择 |
| 三、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环境信息与农业经济模式的可操作性 |
| (一)、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宏观环境分析 |
| (二)、夏家店下层文化微观环境分析 |
| 1、自然层的环境信息 |
| 2、文化层的环境信息 |
| 四、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农业生产的综合分析 |
| (一)、考古遗址所见粟作农业信息 |
| (二)、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与粟作农业的关系 |
| (三)、浮选结果与粟作农业的关系 |
| (四)、碳、氮稳定同位素含量与粟作农业的关系 |
| (五)、人口增长与粟作农业的关系 |
| 五、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辅助型经济手段分析 |
| 六、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与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中国全新世暖期农业考古文化分区及人地关系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1 中国全新世时期农业考古文化分区的研究进展 |
| 2 中国全新世大暖期农业考古文化分区 |
| 2.1 北方粟黍旱作农业文化区 |
| 2.2 狩猎采集或游牧文化区 |
| 2.3 南方稻作文化区 |
| 2.4 东南沿海的渔猎文化区 |
| 3 中国全新世暖期农业考古文化的人地关系特征 |
| 3.1 环境变化对农业考古文化的约束 |
| 3.2 农业考古文化对环境的依赖与适应 |
四、全新世典型期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分布北界（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D]. 高云逸. 吉林大学, 2021
- [2]原始农业类型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D]. 赵越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8(12)
- [3]中国史前农业起源演化研究新方法与新进展[J]. 吕厚远.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2018(02)
- [4]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黄淮下游地区的生业初探[J]. 李志鹏. 南方文物, 2017(03)
- [5]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植物遗存研究[D]. 孙永刚.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4(11)
- [6]生态环境对西周历史进程影响研究[D]. 张强. 郑州大学, 2014(12)
- [7]中国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研究与展望[J]. 秦岭. 考古学研究, 2012(00)
- [8]夏家店下层文化经济形态研究[D]. 孙永刚. 内蒙古大学, 2010(02)
- [9]中国全新世暖期农业考古文化分区及人地关系特征[J]. 侯林春,彭红霞,张利华.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9(09)
- [10]气候变化因素在蒙古西征中的可能作用研究[J]. 吴文祥,葛全胜,郑景云,周扬,胡莹. 第四纪研究, 20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