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染病防治中健康教育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李楠[1](2021)在《1932年广州市霍乱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霍乱是由霍乱弧菌所致的一种传染性强、死亡率高的烈性传染病。它与鼠疫、天花一并作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史上极具重要的一环。1932年的霍乱遍及全国诸省,其特点是蔓延速度之快、死亡人数之多以及社会不稳定之乱。而广州作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在此次疫情中患疫者众多,且谣言肆虐,给社会造成巨大恐慌。本文论述了面对1932年广州市霍乱暴发时,对其进行防治的主体有政府、社会组织以及民众,他们是此次疫情防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主要从官方层面对民众进行组织与约束,而社会力量也倾力其中,补充了政府行为能力的不足,共同为霍乱的防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次霍乱虽对广州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其中包括死亡人数较多、社会经济发展滞缓以及社会的不安与不稳定因素。但客观上又促成了广州市公共卫生建设的发展以及民众卫生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与卫生习惯的逐渐养成,这些积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遏制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构建广州现代化城市的面貌也有促进作用。最后从对霍乱原因的分析出发,对传染病仍存在的今天,如何开展高效的防疫措施也提供了经验与借鉴之处。
马莹莹[2](2021)在《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大理地区白族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指出目的:通过对大理地区白族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和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其影响因素,探索其健康素养与健康结局间的联系,对该人群当前的健康素养水平进行综合评估,并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为建设健康大理,全方位提高当地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供科学依据,并为今后少数民族居民的健康素养研究提供研究基础。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利用《2019版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问卷》对大理地区白族农村中15~69岁的常住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学分析和影响因素的卡方检验及Logistic回归分析。根据文献资料、单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建立人口学特征,健康素养和健康结局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健康素养与健康结局间的联系,通过AMOS 24.0实现。结果:本研究发放并回收问卷1200份,有效回收率为95.4%。具体结果如下:1.健康素养水平及慢性病情况:健康素养水平为16.2%;3维度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基本知识和理念21.7%,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25.3%,基本技能27.9%;6维度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科学健康观43.8%,传染病防治33.5%,慢性病防治14.1%,安全与急救68.0%,基本医疗16.9%,健康信息27.9%。大理地区白族农村居民慢性病患病率为17.7%,以高血压为主,高血压的患病率为10.1%。2.影响因素:大理地区白族农村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及各维度健康素养水平在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年收入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性别差异只体现在基本技能(P=0.028)、传染病防治(P=0.002)、安全与急救(P=0.015)、基本医疗(P=0.017)这4类健康素养中。健康素养水平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降低,随着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的增高而提升。职业对健康水平的影响主要与文化程度相关,医生、学生、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的健康素养水平较高,农民的健康素养水平最低。3.结构方程模型:人口学特征、健康素养、健康结局三者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显示人口学特征对健康素养有直接效应,对健康结局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而健康素养对健康结局有直接效应。结论:1.大理地区白族农村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远低于全国水平,尤其是基本知识和理念维度。2.大理地区白族农村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受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人口学特征的影响,但性别这一特征仅影响部分健康素养,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程度。3.大理地区白族农村居民的慢性病患病率较低,健康自评情况较好,但患病人数最多的慢性病仍是高血压,饮酒是该人群患慢性病的危险因素。4.健康素养水平对健康结局有直接影响作用,提升健康素养水平可以降低患慢性病的风险。
陈雷[3](2021)在《传染性公共卫生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进路》文中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共卫生体制尤其是传染病领域的公共卫生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并集中反映在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以及与卫生管理体制之间衔接性的优化。31个地区在传染性公共卫生领域事权改革方案的差别化对待,体现了地方在治理思路上的不一致性。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方面需要在疫情等级性和事权内容类型化基础上确定事权的法律属性,理清事权体系下基本公共卫生事权和重大公共卫生事权在传染病防治中的法律关系;另一方面需要在"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政策目标下,明确事权的层次性划分和支出责任的直接性与间接性差异,推动事权改革与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协同性,并发挥省级政府在区域治理中的统筹作用。在习近平总书记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要精神指导下,实现传染性公共卫生财政治理向常态型与应急型并重的共同事权模式转变的法治化策略目标。
李伟,郑宝珠[4](2021)在《论传染病密切接触者隔离规则的适用与完善——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隔离措施被证实为控制疫情传播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其制度实践过程基本能够做到依法行政,但也存在着实施与责任主体不同一、密切接触者范围与确定标准界定不清、指定场所具体要求模糊、强制隔离措施缺乏规制等问题。在适用密切接触者隔离规则过程中,应充分贯彻运用比例原则,平衡隔离措施实施主体、责任主体、密切接触者、社会公众等各方利益。在未来《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中,建议针对不同类别传染病区分一般接触者与密切接触者标准,细化隔离场所尤其是集中隔离场所具体要求,赋予医疗机构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传染病防治中的行政主体资格,明确隔离措施实施中的批准、通知、执行、解除等必要程序,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传染病疫情防控。
姚霏[5](2021)在《卫生知识与性别分工——近代中国传染病知识的性别化传播研究》文中指出女性是近代传染病知识传播的重要受众。得益于近代中国对传染病防治的日益重视和"家庭"在传染病防治中的特殊地位,妇女报刊和以教科书为基础的学校教育将较为系统前沿的传染病知识传播给女性。同时,通俗实用的传染病知识也经由民众教育向普通城乡妇女传播。在近代传染病知识向女性传播的过程中,性别化传播始终存在。传统性别分工成为向女性传播传染病知识的重要依据,性别化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传统性别分工。但在缺乏医学启蒙的近代中国,围绕"家庭"的知识传播,向女性提供了必要的传染病防治知识。近代中国重视以家庭为单位的传染病知识传播策略,可以给当下提升城乡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以启示。
张彩霞[6](2020)在《发挥中医药在新发传染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人类仍然面临传染病尤其是新发传染病的严重威胁。目前,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正严重威胁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积累了丰富的抗疫经验。中国历次抗击新发、突发传染病的临床经验表明,中医药乘早、深入介入突发传染病的预防、急救和康复等全过程是防控突发传染病的一剂良方。但是,中医药参与新发、突发传染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还面临种种政策障碍和实施困难,我国尚未建立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应急救治体系的长效机制。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新发传染病的严峻挑战,建议充分发挥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医药应急救治体系,构建公共卫生治理新模式。
李影影[7](2020)在《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居民传染健康素养干预方案构建及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1.描述社区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进一步基于健康信念模式,构建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方案。2.探讨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提升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促进其形成健康行为,提供新的实践思路。方法本研究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构建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方案通过回顾往年文献,和分析政策,采用便利抽样法对安徽省亳州市227名社区居民开展问卷调查,分析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在健康信念模式的指导下,根据调查结果形成干预方案初稿,经专家小组会议和预实验后,形成干预方案实施稿。第二部分:评价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效果采用量性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共同评价干预效果。①量性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安徽省亳州市富荣花园和天润花园小区各35名居民,通过抛硬币法,随机将富荣花园小区居民作为对照组,天润花园小区居民为干预组。对照组给予社区常规干预,干预组在此基础上,院校师生和社区工作人员共同为居民实施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采用中国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量表和健康行为能力自评量表进行量化评分,比较和分析干预前后两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和健康行为能力的得分情况。②质性研究:干预结束后,采用目的抽样法,对干预组10名居民进行半结构访谈,应用Colaizzi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结果第一部分:居民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总分为(21.73±7.25)分。通过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得分在年龄、学历和平均每天上网时间方面存在差异,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学历和平均每天上网时间是影响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得分的因素。院校师生和社区工作者共同为居民开展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居民向师生提供改进意见,社区医务人员和教师针对遇到的问题定期给予护生指导,护生定期写反思汇报,教师与护生相互讨论交流,教师根据各方反馈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传染病护理学教学。干预主题:感知传染病、认识传染病健康素养、传染病总论、提升传染病信息素养、消化道传染病防治知识、呼吸道传染病防治知识、接触传播疾病防治知识、动物疫源性疾病防治知识、血液/体液传染病防治知识、饮食指导、运动指导、心理指导、睡眠指导、巩固知识、保证依从、巩固练习、回顾总结、健康行为;干预形式:团体干预和个体干预。干预时间为8周,共计13次,每周1~2次,每次35~50分钟。第二部分:1.量性研究(1)两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得分比较采用协方差分析,对干预前基线水平矫正后,干预组居民干预后传染病健康素养总分、传染病预防和传染病的治疗与管理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配对t检验分析,干预组居民在传染病健康素养总分、传染病治疗与管理、对病原体和传染源的辨认维度得分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两组居民健康行为能力得分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干预前两组居民和健康行为能力总分和各维度得分,结果显示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居民健康行为能力总分和营养维度得分明显增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配对t检验分析,在干预组中,干预后居民健康行为能力总分、营养和运动维度得分较干预前增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质性研究通过分析居民的访谈资料,提炼出3个主题,即①居民获益良多:增加传染病防治知识、提升传染病防治意识、提高传染病防治技能、提高传染病信息素养;②居民战胜困难:克服自我惰性、控制自我饮食、改变自我作息;③居民共同期待:提高护生沟通能力、丰富干预内容、丰富干预形式。结论(1)居民的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受其自身的学历和每天上网时间影响。(2)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方案可操作性强,能够提高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促进其形成健康行为。
童德华,马嘉阳[8](2020)在《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立法的类型化整合》文中提出在新冠肺炎传染病防治期间,防治监管职责的渎职行为主要表现为防治主体不履行、不完全履行以及错误履行监管职责。防治监管职责的落实不到位除了与监管者本身原因有关外,还暴露出我国监督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强化监管职责的履行才能保障传染病防治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执行。当前我国有关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立法分散在多部法律法规之中,缺乏系统化的整合使其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甚至难以与刑法形成有效的衔接。根据类型化的思维,从主体、对象、内容以及主观罪过四个方面对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进行类型化的建构,并通过附属刑法的形式实现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立法整合。
王明成[9](2020)在《论《传染病防控法》基本原则的重构——基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思考》文中研究表明现行《传染病防治法》没有明确设定基本原则,理论上可以视为基本原则条文残缺,学界对此也少有系统的关注。缺失基本原则指导的传染病防治法律体系、制度、规范自然难以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引发及防控经验教训证明有必要构建、完善《传染病防控法》的基本原则。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目的、传染病及其防控的生成逻辑和规律,围绕价值选择、行为方式、路径、技术策略、管理机制、社会基础和外部环境等要素,该法应当创设"公共卫生安全优位""法治""预防为主、防控结合""科学审慎""分类管理、联防联控""全民参与"和"国际合作"七项基本原则。
汪娟[10](2020)在《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支撑程度的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据WHO发布的全球前十位死亡原因分析,在2016年全球5690万例死亡中,半数以上(54%)由10个原因导致,2016年下呼吸道感染在全世界造成300万人死亡,仍是最致命的传染病。虽然近几年传染病发病率有大幅下降,部分旧的传染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各种新发传染病层出不穷,传染病仍然在严重威胁我们的健康。社会环境是影响传染病防治体系的综合因素,从社会环境角度分析传染病防治体系存在的问题,有助于为构建科学实用的传染病防治体系提供新的思路。目的:通过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社会环境的支撑情况进行量化评价,了解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各组成部分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影响程度,并探讨其与健康结果之间的关系,明确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内的优势与不足,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社会环境角度的优化建议。方法:本研究以卫生系统宏观模型及政策制定科学程序为指导性方法,以基于“适宜公共卫生体系评价标准”的规范差距分析法及敏感性分析法为具体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政策、文献资料以及常规统计资料的收集,运用Excel建立初始数据库,结合SPSS软件进行资料的整理与分析。结果:(1)浙沪两地政策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决定程度浙沪两地政策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决定程度分别为55.7%和40.7%,分别达到适宜标准的65.5%和47.9%,浙江省政策环境决定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间无明显相关关系,上海市政策环境决定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间也无明显相关关系。(2)浙沪两地法律体系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保障程度浙沪两地法律体系的保障程度分别为76.8%和72.8%,分别达到适宜标准的90.4%和85.7%,二者与传染病发病率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均呈现显着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609(P<0.01)和-0.876(P<0.01),单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浙江省法律体系保障程度对健康结果的改善无明显作用,上海市则对健康结果有作用,解释程度为37.1%,弹性系数为-0.627。(3)浙沪经济发展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浙江经济发展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为48.4%,达到适宜标准的56.9%,上海经济发展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为50.3%,达到适宜标准的59.2%,二者与对应地区传染病发病率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均无明显相关关系。(4)浙沪文化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浙沪文化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分别为31.2%和40.8%,达到适宜标准的36.7%和48%,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与传染病发病率间均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587(P<0.05)和-0.738(P<0.01),回归结果显示浙沪两地文化环境均对健康结果的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解释程度分别为28.7%和56.3%,弹性系数分别为-0.434和-0.767。综合上述四个指标得到总体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作用,数据显示浙沪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分别为54.2%和51.1%,分别达到适宜标准的63.8%和60.1%,二者与对应地区传染病发病率的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均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582(P<0.05)和-0.766(P<0.01),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两地社会环境均未对健康结果的改善起到作用。结论:(1)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在稳步提升;(2)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支撑程度与适宜标准仍有差距,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作用仍需从各个方面不断提升。
二、传染病防治中健康教育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传染病防治中健康教育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1932年广州市霍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价值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价值 |
二、研究现状 |
(一)霍乱研究成果概况 |
(二)广州市霍乱研究现状 |
(三)广州市霍乱脉络梳理 |
三、相关说明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四、概念界定 |
第一章 霍乱疫情暴发及其社会危害 |
第一节 霍乱暴发及其蔓延 |
第二节 霍乱流行造成的社会危害 |
第二章 广州市政府与社会的疫情应对措施 |
第一节 政府防疫 |
第二节 社会防疫 |
第三章 霍乱与广州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
第一节 公共卫生建设的发展 |
第二节 民众卫生意识与习惯的形成 |
第四章 广州市霍乱暴发原因与历史启示 |
第一节 霍乱暴发的原因 |
第二节 对当代防疫事业的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2)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大理地区白族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词注释表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前言 |
1.1 国内外健康素养研究现状 |
1.2 国内少数民族健康素养研究现状 |
1.2.1 少数民族健康素养文献的发表情况 |
1.2.2 少数民族健康素养文献的地区分布 |
1.2.3 文献研究内容特点 |
1.2.4 少数民族健康素养研究的发展趋势 |
1.3 研究意义 |
1.3.1 研究的理论价值 |
1.3.2 研究的实用价值 |
1.3.3 研究的可及性探讨 |
1.4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4.3 质量控制 |
1.4.4 技术路线图 |
第二章 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
2.1 资料与方法 |
2.1.1 研究对象 |
2.1.2 研究方法 |
2.1.3 质量控制 |
2.1.4 统计方法 |
2.2 问卷信效度检验结果 |
2.3 调查结果 |
2.3.1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分布 |
2.3.2 3 维度健康素养水平 |
2.3.3 6 维度健康素养水平 |
2.3.4 健康素养水平及3 维度健康素养水平的单因素差异分析 |
2.3.5 6 维度健康素养水平的单因素差异分析 |
2.3.6 健康素养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
2.3.7 3 维度健康素养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
2.3.8 6 维度健康素养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
2.3.9 慢性病特征分布 |
2.3.10 吸烟饮酒习惯对慢性病的影响 |
2.4 讨论 |
2.4.1 健康素养水平 |
2.4.2 3 维度健康素养水平 |
2.4.3 6 维度健康素养水平 |
2.4.4 性别对健康素养的影响 |
2.4.5 年龄对健康素养的影响 |
2.4.6 文化程度对健康素养的影响 |
2.4.7 职业对健康素养的影响 |
2.4.8 家庭年收入对健康素养的影响 |
2.4.9 大理地区白族农村居民所患慢性病的现状 |
2.5 建议 |
2.6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
3.1 研究背景 |
3.1.1 结构方程模型的应用范围 |
3.1.2 结构方程模型的组成 |
3.1.3 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立过程 |
3.1.4 提出假设 |
3.2 资料与方法 |
3.2.1 研究资料 |
3.2.2 研究方法 |
3.3 结果 |
3.4 讨论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结论 |
4.1 结论与建议 |
4.1.1 结论 |
4.1.2 建议 |
4.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大理地区白族农村居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 |
综述 我国少数民族居民健康素养研究进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传染性公共卫生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进路(论文提纲范文)
问题的提出 |
一、传染性公共卫生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现状梳理与制度反思 |
(一)现状梳理:以中央和31个地区的实践样态为范本 |
(二)制度反思:权利保障的法定性与共同性要求 |
二、传染性公共卫生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一)传染性公共卫生服务的法理分析:事权划分的目标导向 |
(二)传染性公共卫生服务的类型化:理顺支出责任的关键 |
三、传染性公共卫生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优化配置 |
(一)优化配置的基本思路:常态性与应急性并重 |
(二)优化配置的层次性路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制度设计 |
结语 |
(4)论传染病密切接触者隔离规则的适用与完善——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一、密切接触者隔离规则属性及其在新冠肺炎防控中的意义 |
(一)密切接触者隔离规则的医学与法律属性 |
(二)隔离在新冠肺炎防控中的重要意义 |
1.通过切断传播途径实现有效控制疫情扩散 |
2.最大程度保障公民健康权利和社会公共秩序 |
二、密切接触者隔离规则在新冠疫情防治中的制度实践 |
(一)密切接触者隔离措施的实施与责任主体分歧 |
(二)密切接触者的范围及确定标准界定不清 |
(三)“指定场所”具体要求模糊 |
(四)强制隔离措施缺乏规制 |
三、比例原则在密切接触者隔离规范实施中的适用 |
(一)密切接触者隔离措施实施主体权力规制中的比例原则适用 |
(二)密切接触者范围及确定标准中的比例原则适用 |
(三)“指定场所”确定中的比例原则适用 |
(四)密切接触者强制隔离措施中的比例原则适用 |
四、对现行法中密切接触者隔离机制的完善建议 |
(一)明确医疗机构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特殊行政主体地位 |
(二)制定基础性密切接触者判定标准 |
(三)规范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场所的选择与管理 |
(四)细化密切接触者强制隔离措施的内容 |
(5)卫生知识与性别分工——近代中国传染病知识的性别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传统性别分工是妇女报刊传播传染病知识的主要依据 |
二、女学教科书和课程教学中存在传染病知识的性别化传播 |
三、人际传播在面向城乡妇女的传染病知识传播中发挥独特效应 |
四、结论 |
(6)发挥中医药在新发传染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一、新发传染病威胁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
二、中医药抗击新发传染病日益受到重视并屡创佳绩 |
(一)中医药抗疫历史悠久且经验丰富 |
(二)近年来中医药多次抗击新发传染病取得伟大成就 |
(三)中医药在介入突发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的困境 |
(四)中医药传染病防治体系和中医药应急救治体系正逐步建立 |
三、完善中医药传染病防治体系,构建中医药特色的公共卫生治理新模式 |
(一)严格执法,修改立法,为中医药参与传染病防治扫清人为制度障碍 |
(二)加强对中医药应急救治能力建设 |
(三)建立中医药应急救治长效机制 |
(四)加强对中药材质量监管,实施中药材战略储备计划 |
(五)向全民普及中医药养生文化,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
(六)树立“体医融合”观念,开展群众性中医传统体育运动 |
(7)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居民传染健康素养干预方案构建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引言 |
1 研究背景 |
1.1 立题依据 |
1.2 相关概念及操作性定义 |
1.3 国内外文献回顾 |
1.4 小结 |
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2.1 研究目的 |
2.2 研究意义 |
3 理论依据 |
4 技术路线 |
第一部分 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社区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方案构建研究 |
1 社区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
1.1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2 结果 |
1.3 讨论 |
2 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社区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方案的构建 |
2.1 初步建构干预方案 |
2.2 修订干预方案 |
2.3 形成干预方案实施稿 |
第二部分 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实践 |
1 量性研究 |
1.1 研究内容和方法 |
2 质性研究 |
2.1 研究内容和方法 |
3 结果 |
3.1 量性研究分析结果 |
3.2 质性研究分析结果 |
4 讨论 |
4.1 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水平得以提升 |
4.2 居民健康行为能力得以提高 |
4.3 护生亟需提升沟通能力 |
4.4 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方案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
4.5 对进一步开展传染病健康素养干预活动的思考 |
总结 |
参考文献 |
综述 我国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现状研究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个人简历 |
致谢 |
(8)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立法的类型化整合(论文提纲范文)
一、传染病防治中监管职责的履行问题 |
二、监管职责对传染病防治长效机制的重要性 |
(一)监管职责在事前防治中的作用 |
(二)监管职责在事中防治中的作用 |
(三)监管职责在事后防治中的作用 |
三、当前我国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立法现状 |
(一)关于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 |
1.《刑法》中关于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 |
2.《传染病防治法》中关于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 |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关于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 |
4.《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中关于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 |
(二)当前我国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立法存在的问题 |
1. 立法规定的内容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 |
2. 附属刑法与刑法难以形成有效的衔接 |
3.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规定缺乏系统化的整合 |
四、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的类型化建构 |
(一)类型化思维对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建构的重要性 |
(二)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类型化的具体建构 |
1.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主体的类型化 |
2.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对象的类型化 |
3.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内容的类型化 |
4. 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主观罪过的类型化 |
(三)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类型化的立法整合 |
结语 |
(9)论《传染病防控法》基本原则的重构——基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一、现行《防治法》基本原则的现状:立法与研究 |
(一)立法状况 |
(二)理论研究 |
二、《防控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原则的意义与现实的需求 |
(一)基本原则的意义:确保法律体系有机统一 |
(二)基本原则残缺:导致传染病防控困难 |
三、《防控法》基本原则构建依据:对象本质和立法目的 |
(一)传染病及其防控 |
(二)《防控法》的立法目的 |
四、《防控法》基本原则的构成:框架与建议条款 |
(一)基本原则框架 |
(二)基本原则建议条款 |
五、结语 |
(10)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支撑程度的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前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传染病仍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社会问题 |
1.1.2 完善的传染病防治体系需要社会环境的支撑 |
1.1.3 传染病防治体系能力建设仍需要提升 |
1.1.4 研究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的价值 |
1.2 相关概念的梳理 |
1.2.1 政府应关注的领域类型问题 |
1.2.2 传染病防治体系的部门界定 |
1.3 国内外研究现况 |
1.3.1 国外研究现况 |
1.3.2 国内研究现况 |
1.3.3 国内外研究不足 |
1.4 研究目的 |
1.5 研究内容 |
2 资料与方法 |
2.1 研究方法 |
2.1.1 卫生系统宏观模型 |
2.1.2 政策制定科学程序 |
2.1.3 基于“适宜公共卫生体系评价标准”的规范差距分析法 |
2.1.4 敏感性分析法 |
2.2 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
2.2.1 资料收集方法 |
2.2.2 资料评阅方法 |
2.2.3 量化思路 |
2.2.4 数据统计方法 |
2.3 技术路线 |
2.4 质量控制 |
3 结果 |
3.1 社会环境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支撑程度的量化评价 |
3.1.1 政策环境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决定程度 |
3.1.2 法律体系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的保障程度 |
3.1.3 经济发展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 |
3.1.4 文化环境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引领程度 |
3.2 浙沪两地传染病总体社会环境与健康结果关系的量化评价 |
3.2.1 总体社会环境支撑程度的内涵与作用 |
3.2.2 总体社会环境支撑程度对健康结果的影响 |
4 讨论 |
4.1 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支撑程度的评价 |
4.1.1 政策环境决定程度评价 |
4.1.2 法律体系保障程度评价 |
4.1.3 经济发展支撑程度评价 |
4.1.4 文化环境引领程度评价 |
4.2 社会环境角度下传染病防治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
4.2.1 确保健康战略配套政策的落实 |
4.2.2 提高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程度 |
4.2.3 加大经济投入,建立奖惩机制 |
4.2.4 加强科研建设,提高健康素养 |
4.3 本研究不足与下一步研究方向 |
5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个人简历 |
致谢 |
综述 社会环境对我国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研究 |
参考文献 |
四、传染病防治中健康教育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1932年广州市霍乱研究[D]. 李楠.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2)
- [2]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大理地区白族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D]. 马莹莹. 大理大学, 2021(09)
- [3]传染性公共卫生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进路[J]. 陈雷. 行政法学研究, 2021(02)
- [4]论传染病密切接触者隔离规则的适用与完善——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J]. 李伟,郑宝珠. 中国卫生法制, 2021(02)
- [5]卫生知识与性别分工——近代中国传染病知识的性别化传播研究[J]. 姚霏. 妇女研究论丛, 2021(01)
- [6]发挥中医药在新发传染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J]. 张彩霞. 中国卫生法制, 2020(06)
- [7]基于院校—社区多维度互动的居民传染健康素养干预方案构建及实践[D]. 李影影. 郑州大学, 2020(02)
- [8]传染病防治刑事监管责任立法的类型化整合[J]. 童德华,马嘉阳. 法治社会, 2020(03)
- [9]论《传染病防控法》基本原则的重构——基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思考[J]. 王明成. 社会科学研究, 2020(03)
- [10]浙沪两地社会环境对传染病防治体系支撑程度的评价研究[D]. 汪娟. 安徽医科大学,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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