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世贸组织：矿业对策大盘点

一、入世：矿业对策大盘点（论文文献综述）

张舒慧^[1]（2020）在《《欧盟外资审查条例》及其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互动中,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日益显着。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都是彼此关系密切的重要贸易伙伴。无论是历史上的古丝绸之路,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时非正式的外交往来,又或者是新世纪以来不断升级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发展,这都反应了中欧经贸关系的合作与互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欧经贸关系一定程度上存在竞争性,且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摩擦,对此双方都有相应的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19年3月21日欧盟发布的《欧盟外资审查条例》。鉴于《欧盟外资审查条例》刚发布不久,目前为止国内外的研究大多是从法律层面分析欧盟外资审查制度的发展、内容、特点以及趋势,从在欧投资者角度分析风险和提供建议,从欧盟与其他国家的外资审查制度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很少从该条例对中欧经贸关系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基于《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文本,运用历史分析法、文本分析法并结合相关数据,以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为面,以欧盟外资审查制度的演变为线,探究条例出台的背景以及内容特征,并结合相关数据基于观点创新来总结《欧盟外资审查条例》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希望能深化相关研究、贡献绵薄之力。本文研究发现欧盟出台的外资审查条例不是临时提议,而是深受欧盟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既有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欧盟经济发展困境的考量,也有外国直接投资引发欧盟安全威胁的担忧,还有其他发达经济体、欧盟成员国的推动。《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交代了制定和发布该条例的法律、政策依据,写清了制定该条例的原因、目的,说明了该条例所涉及的对象及相关审查范围,列出了该条例具体实施的要求、注意事项。同时,该条例为欧盟与其成员国之间或者成员国相互之间建立了一个双重审查、信息互换、合作协调机制,旨在为欧盟各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提供法律依据以及解决安全或公共秩序风险的手段。经数据分析后发现《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目前为止对中欧贸易往来、中欧投资产生的影响甚微。首先,中欧贸易规模增速下降且有下滑趋势,贸易差额整体而言中国对欧盟顺差趋势不变,但无论是中国对欧盟出口还是进口的主要商品所受影响甚微,中欧双方进出口贸易额整体仍是上升趋势。其次,虽然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增速不断放缓,但是欧盟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地位总体而言还是有所提高。中国在欧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总数增幅明显,且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如制造业、金融业、采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无论从流量分析还是存量分析,整体来看波动不明显。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态势整体良好,短期可能受阻但是长期仍具有上升趋势。从短期来看,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就是《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一是外资审查范围扩大,二是审查条例泛政治化。从长期来看,中国和欧盟的经济需求和优势互补,且无论是双方政府还是企业都在积极推动合作。条例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欧盟技术外流的速度,但只要欧盟在技术方面有领先优势,商业驱动型的投资者就会有兴趣继续在欧盟内进行收购。中欧双方经济优势互补,欧盟希望保护其工业和技术的竞争力以及领先地位,最大的挑战不是阻止技术向国外转移,而是确保其仍是吸引投资、研究和创新的开放之地。总之,中欧之间的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于分歧。

付正^[2]（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刘宗涛^[3]（2017）在《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类型的发展观。在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探索中,我们党的发展理论分别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发展观、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改革开放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和五大发展理念等几种类型发展观的历史演变。这些发展理论都汲取了前人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并以前人发展实践为基础,对前人发展理论进行积极扬弃,体现了我们党的发展理论在继承、改革和发展上的统一。新常态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在内外主客观条件变化下,产生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主要是体现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一个过渡转化阶段。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保持中高速增长,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必须要有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针对我国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五中全会集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指导中国十三五及更长时期发展的指导思想。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常态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的新发展观。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五大发展理念立论的基础,新常态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发展阶段理论。五大发展理念使发展的涵义更加丰富,使发展的内涵深深地打上了人的烙印,人成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核心思想的复归和坚持。五大理念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牢牢扭住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等主要问题,提出了基于经济基础上的破解之法。五大发展理念简单明了,内涵丰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概括性,彰显了我们党的理论风格的新变化和新气象,具有了新的涵义、风格和力量。五大发展理念自成体系,形成了一个内在统一、内外呼应的有机系统。五大发展理念既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又指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发展方向。创新针对发展动力问题,创新驱动、创新型国家是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的必然途径;协调针对发展不平衡问题,强调抓薄弱环节和补齐短板,增强发展平衡性和持续性,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绿色针对人与自然矛盾问题,坚持和实现绿色发展,才能够解决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之间的矛盾,使发展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开放针对内外联动问题,开放发展是中国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基础;共享针对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共享发展必须共建共享、走共同富裕道路。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一种发展理论,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共性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中国个性和阶段性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的具体表现。以五大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发展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一般原理:体现了人民既是发展主体又是发展目的原理;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及其创新的作用;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体现了发展的整体性平衡性思想;体现了事物发展内外因共同作用的原理等等。五大发展理念具有鲜明的有机统一性、人民至上性、现实针对性和时代趋势性。坚持和实现五大发展理念,需要有领导力量、体制机制改革、法治等方面的战略保障,具体来说就是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发展也不例外。落实好五大发展理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取决于领导干部的素养和能力。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说到底就是制度改革,改变旧制度、旧体制,破除一切不利于五大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起有利于实施五大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才能保障五大发展理念落到实处。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

吴婷^[4]（2016）在《合作与摩擦：冷战后的中加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加拿大的互动为主要线索,考察20余年来中加合作与摩擦的原因。文章认为90年代以后,中加合作在速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政治关系一再升级,经贸金融合作的深化,教育文化关系不断拓展。这主要归因于国际-国内结构的互动,其中,国家内部行为体的经济利益偏好是促进双边合作的关键要素。行为体的经济利益诉求以及国家的经济增长需求推动两国政府将经济利益至上作为双方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经济成为政治关系发展的助推器,两国关系呈现经济化的特点。但是,中加关系在深度上的发展并不尽人意,双方的合作程度有限,众多协定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双边贸易投资规模较小,相互依赖程度较低,且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摩擦不断,固有矛盾加剧（贸易摩擦、人权争端）,新的摩擦不断涌现（信息安全、能源投资、文化教育政治化）。国家结构和社会认知的差异是导致两国关系不温不火的主要因素。前者是由国家异质而带来的客观结果,后者则是实力变化而引发的主观反应,加拿大国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负面化是近期中加关系波动的主要因素。内部的不协调导致了加拿大对华政策长期包含多种声音,而民意出现了不利于中加关系健康发展的转变,政府为了选举利益,往往会做出迎合民意的政策。目前,国际国内促进和阻碍中加关系的因素同时存在,加上结构和认知性矛盾难以在短期内消解,双边关系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中加关系将仍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深化利益链接,发挥优势互补、正确理解矛盾领域,强化机制建设、扩大信任半径,积累社会资本是巩固和深化中加关系的路径选择。

朱瑞雪^[5]（2015）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贸合作研究》文中提出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演讲,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即用创新的合作方式,使丝路沿线各国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合作领域更为广阔、多边合作更加深入。这是一项造福沿线各国人民的大事业。从外部效应看,通过互利共赢的经贸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利于深化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关系,加强区域交流与合作,促进欧亚大陆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从内部效应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以带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从而形成新的开放前沿；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周边政治、经济环境；消化中国严重过剩产能,并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契合了国外和国内的发展需求,受到沿线各国和国内各地区的欢迎与积极参与。中亚地区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陆上商业贸易路线——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咽喉。如今,’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重要性更加突出,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境外起点,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板块和核心地带。近些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迅猛。20多年间双边贸易额扩大了近100倍。目前,中国是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塔吉克斯坦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额也增长迅速。截至2013年,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外资来源国,哈萨克斯坦第四大外资来源国。此外,双方在能源、交通、金融、产能等领域的合作也不断提升。中国和中亚国家经济结构互补,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下,已显示出良好的合作势头。然而,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临较大的挑战。本论文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贸合作问题展开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本文共分为八章,各章的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对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概括与梳理,并指出了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其中,国内外研究现状部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意义、建设基础、建设路径及对策建议等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并对中国和中亚国家在贸易、投资、能源、金融、交通物流领域合作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第二章为理论综述。论文从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开展区域经贸合作的实际出发,介绍了国际贸易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区域开发空间模式理论、地缘经济理论等,以便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介绍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的历史与现实背景,阐述了中亚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并结合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区域经贸合作的实际,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现实性与可行性。出于地缘政治与经济安全、中国西部开发开放、能源安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的考虑,“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鉴于中国与中亚国家具有良好的历史人文基础、睦邻友好基础、认同共识基础、经济合作基础、基础设施基础,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可行性。第四章分析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贸合作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本章系统分析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贸易、投资、能源、金融和交通物流等领域的合作情况。第五章阐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和中亚国家区域经贸合作的机遇与挑战。自2013年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来,得到了中亚各国的积极响应。中国同中亚各国签署了一系列宣言、协议、公报等,明确了双方加强合作的意愿和合作领域,这为双方开展区域经贸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如中亚地区大国博弈复杂激烈、中亚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贸易投资环境欠佳、能源合作困难重重、金融合作发展缓慢、交通物流合作问题颇多等。第六章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贸合作发展的近期目标和远景目标、建设原则与合作模式、合作机制和合作重点,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提出要在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和平合作的建设原则下,采取多领域、增量利益、“点-轴-面”合作模式,发挥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推动双方合作深入开展。第七章针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下开展区域经贸合作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在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中国还需处理好与相关大国的关系,积极开展丝路外交,推动双方在贸易投资、能源、金融、交通物流等领域的深入合作。第八章为结论,对本文的分析研究进行了概括性总结。

白潇卓^[6]（2013）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全球第五次跨国并购浪潮,中国正规划“走出去”战略。虽然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发展日新月异,但由于各种显性或隐性的问题存在和制约,能够顺利成功的实施跨国并购的企业并不多见。现阶段,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文献多重于经济领域的研究。跨国并购是一种多变复杂的经济手段,它覆盖的领域面广泛,并同时受制于两国或者多国的法律调整,针对跨国公司的法律规范会直接影响到跨国并购的成败与未来发展。因此对跨国并购的法律问题研究关乎决定企业扩大发展命运的关键所在。本文试图以实证案例分析和跨学科交叉结合研究的方法,从法学角度出发,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法律现状分析,提出问题并给予相应的完善对策。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跨国并购的概念进行界定,通过对并购含义的分析概述跨国并购的含义。之后进一步阐述跨国并购形成的主要动因以及随之表现出来的新特点。第二部分通过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实际案例分析,简单阐述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变化及发展趋势。第三部分揭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法律现状,其中包括有关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国内外法规综述,以及其存在的法律问题及风险。第四部分借鉴国外相关跨国并购的法律规制,主要是美国与德国的法律体系和制度,启示中国如何完善和加强跨国并购法律体系建立。第五部分是针对上述正文中提出的问题和启示,从填补立法、完善制度和提供良好环境三个方面,指出完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法律制度的建仪。

李墨^[7]（2012）在《经济类电视谈话节目的选题研究 ——以黑龙江电视台《话龙点经》节目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特殊的节目形态，已经被这个注重精英培养的时代所接受。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在20多年的自身发展历程中，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加入WTO之后，对外贸易的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电视观众对于电视谈话节目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类电视谈话节目应运而生，并迅速的得到中央电视台乃至各省台、地方台的重视，各档经济类电视谈话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电视银屏上。作为以财经发展、经济事件、商界人物为展开要素，并借用谈话这一形式呈现于银屏，经济类电视谈话节目对于选题的把握，始终是我国经济类电视谈话节目制作过程当中的薄弱环节。它的选择直接影响到节目的整体效果，加之经济类电视谈话节目本身对于专业要求颇高，使得目前我国的经济类电视谈话节目在对话题的选择上面临一定困境，并急待解决。本文将对当前我国经济类电视谈话节目选题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具体研究。首先通过对比分析、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去探寻经济类电视谈话节目的源头及兴起原因。从不同节目中寻找选题的共性，总结出经济类电视谈话节目选题的类别。再运用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以黑龙江电视台《话龙点经》栏目为例，对经济类电视谈话节目的选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将选题中出现的问题分门别类，通过节目制作实例总结出不同的解决办法。选题作为谈话节目的灵魂，它的处理方式对节目的整体呈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经济类电视谈话节目，要求更加严格，必须要目的明确、分析精准，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根据实例的总结和归纳，解决经济类电视谈话节目在选题上所遇到的具体困难，为经济类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扫清障碍，为节目中话题的选择和制作提供借鉴意义。

班红娟^[8]（2010）在《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 ——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文中提出国家意识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国家的态度、情感、认知以及信念、习俗、价值认同的复合存在形式。国家自身也是一种地域概念,它拥有一定的疆域和一定数量的人口,因此,一定意义上说,国家意识也是一种地域意识。国家文化包含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特质,对于国家内部各地域人口而言,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有助于对国家的态度、情感和认知的形成,离开对地域文化的情感和认同,国家意识往往也就成了空洞之物。本研究借用阐释人类学范式,以文本分析法和田野调查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百年来河南乡土教材的变迁为主线,透过乡土教材文本和本地人话语来阐释河南乡土教材兼具的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双重文化意义,分析作为补充教材的乡土教材中的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统一性,乡土教材如何既传承了地域文化,又建构了国家意识。清末,社会面临转型,国家被迫革新。乡土志是清政府应对生存危机不得不妥协而采取变革的产物。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末乡土志更多的是为主流价值和国家主义服务的,凸显的是一种国家意识。清政府采取了通过乡土观强化国家观的程式,在培养乡土情的基础上养育人的爱国、爱朝情怀。乡土志的这种功能一直伴随其以后的发展历程。民国时期,在国民党只是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统一的状况下,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内战不断,各地地方自治、教育自治甚嚣尘上,乡村建设、乡村教育运动此起彼伏。虽然河南省教育厅对学校乡土教材的编辑进行了理想化的阐释,视乡土教材为培育民族精神的基础,但实际中,初等及中等教育的乡土教材编辑很不理想,起步晚,又逢战争,遂不得不搁浅。而在地方自治、教育自治的催生下,河南乡村教育及教育实验区中产生了一批乡土教材,这批乡土教材成为河南民国乡土教材的主体。其主要内容是对民众进行最基本的教育,如识字教育、卫生教育、生计教育等,也包括有公民教育。因此,民国河南乡土教材更多的是从地域状况出发,为河南民众最基本的生存生活需要而服务的一种教育工具,教材最主要的功能是教育民众、振兴乡村,实现教育自治与地方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这样一个新生的政权,迫切的是要国民树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在国家政治形势的影响下,五十年代末的河南乡土教材及“文革”时期的自编教材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政治性、国家政治文化潮流成为教材的主要内容,乡土教材在地域文化的框架中坚定地传达着国家政治主流话语。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双基”教育成为教育的主旋律,受此影响,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河南乡土教材成为学科知识的载体。进入21世纪,随着各地经济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各地发展中的一个重头戏,地域文化自觉意识渐强。河南地方政府致力于中原文化的复兴,河南乡土教材逐渐成为教育领域中地域文化宣扬的主阵地。适逢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改革,乡土教材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在河南地方教材与校本教材中诞生了一批地域文化浓厚的乡土教材。但乡土教材并非地域文化的独角戏,地方与国家的不可分割,爱乡与爱国的浑然一体,决定了爱乡进而爱国是乡土教材的一贯使命。乡土教材本身蕴含的文化意义,以及其兼具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双重文化意义,决定了利用乡土教材进行德育的可能性。目前,河南一些乡土教材的开发就是在德育的旗帜下进行的,乡土教育被视为学校德育工作的一项创新。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的《走近红旗渠》乡土教材就是把地域文化与德育进行联姻的典范。但是,在现实中,乡土教材面临很多困境,这些困境制约着乡土教材文化功能的发挥。对于河南乡土教材而言,其开发及使用存在着不稳定和短期行为,评价方式也值得进一步商榷；分析制约河南乡土教材发展的因素,典型的莫过于经费的瓶颈和应试教育的影响。可以说,国家意识和地域文化是乡土教材的双重文化意义,河南乡土教材就是一曲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二重奏,透过河南乡土教材的历史变迁,我们看到,乡土教材既反映和传承地域文化,又有助于国家意识的建构。本研究进一步指出,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政治形态以及河南人对河南文化的认识对此有一定的影响。

本刊编辑部,康建中,段含斌^[9]（2008）在《2007金融大盘点》文中研究表明新年到了。辞旧迎新是一种必然,尽管每个人面对过去和未来的心情并不相同。打扫房间,在门口贴上崭新的对联。"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习惯。岁月更替时,梳理过去一年的发展脉络,做全景式的盘点与评说,对媒体而言,同样是一种习惯。诚然,我们也不能"免俗",不能打破惯例。虽然《银行客户》创刊仅区区几个月的时间,但我们亦有责任对2007年的中国金融市场进行盘点,为读者送上一份"年夜文化大餐"。只不过,我们考虑的是,如何才能不同于别人的做法,与概念炒作相区分,让年底大盘点的"旧瓶"装上《银行客户》的"新酒"。本刊既然定位于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沟通桥梁,自当关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背后更宏大的金融投资市场。此次先从关键词、理财产品等维度对金融理财行业进行整体盘点。然后,再对证券、基金、地产、外汇等分类市场做回顾与概括。另外,还会记录下2007年里关于投资理财的经典话语和精彩瞬间。观金融市场潮起潮落,品投资心情五味杂陈,尽在《银行客户》"2007金融大盘点"。

刘春雨^[10]（2007）在《吉林省医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医药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过多年的发展,吉林省已成为具有比较完备的医药生产体系和商业流通网络的医药大省。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吉林省乃至全国的医药产业仍是一个低技术、低效率、低利润的产业,经济总量小、技术水平低、结构性矛盾突出。全球化的趋势使吉林省面对的不仅是国内企业而且是世界制药巨头的竞争,而原本实力弱小的企业必将受到更大的挤压。无论资本实力、技术开发能力还是市场控制力,吉林省与跨国公司之间差距都是悬殊的,这种“快艇对航母”的竞争局面给拥有众多中小医药企业的吉林省医药产业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纵观吉林省医药产业全局,目前呈现出这样一种状况。在一条战线上,吉林省化学药企业面临着跨国医药企业的围剿;在另一条战线上,传统的中成药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生活的要求,吉林省中药产业又远落后于日本和韩国;在新生代的战线上,吉林省生物制药技术领先,而产业化进程缓慢。导致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是医药产业极度缺乏产业战略研究并用于指导医药企业群的合法集体行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吉林省医药产业没有一次彻底的战略思想变革,那么正处在两面夹击的困境中的吉林省医药产业,在我国加入WTO后的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和生存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最终的结果极有可能是在三条战线上均全线崩溃。这一切都意味着,对于中国医药产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战略的分析研究,不仅是合理的、现实的,而且是无法回避的。在此背景下,本文立义于现实,为了加速吉林省医药产业发展,抢占国内外医药市场制高点,充分发挥吉林省在医药产业技术人才、研发力量和产业基础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吉林省医药产业的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将医药产业打造成吉林省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点,为吉林省政府部门和吉林省医药企业提供科学的对策性建议与决策依据,从而促进吉林省医药产业的工业化发展进程,这可以说是本文选题的现实基础和基本立意。

二、入世：矿业对策大盘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矿业对策大盘点（论文提纲范文）

（1）《欧盟外资审查条例》及其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3）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合作与摩擦：冷战后的中加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贸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经济类电视谈话节目的选题研究 ——以黑龙江电视台《话龙点经》节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 ——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吉林省医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入世：矿业对策大盘点（论文参考文献）

• [1]《欧盟外资审查条例》及其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D]. 张舒慧.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2]《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3]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研究[D]. 刘宗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4]合作与摩擦：冷战后的中加关系研究[D]. 吴婷. 暨南大学, 2016(08)
• [5]“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贸合作研究[D]. 朱瑞雪. 东北财经大学, 2015(08)
• [6]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D]. 白潇卓. 东北大学, 2013(07)
• [7]经济类电视谈话节目的选题研究 ——以黑龙江电视台《话龙点经》节目为例[D]. 李墨. 吉林大学, 2012(09)
• [8]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 ——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D]. 班红娟. 中央民族大学, 2010(02)
• [9]2007金融大盘点[J]. 本刊编辑部,康建中,段含斌. 金融博览(银行客户), 2008(01)
• [10]吉林省医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D]. 刘春雨. 吉林大学, 2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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