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课程改革中教育局长的角色期待（论文文献综述）
韦星安[1]（2021）在《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情境问题教学模式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课改提倡在当前地理课堂教学中要发挥学生学习为主体的作用,并将落实学生地理核心素养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任务,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使学生提升关键的能力和树立健全的品格。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育教学要在加强学生品德修养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的优良品德,使学生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调查结果显示,在当前高中地理课堂教学中,教师对于落实地理核心素养的观念较为薄弱,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得不到较好的培养。情境问题教学法作为新兴教学法,以学生自主探究情境问题为主线学习地理知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该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学习为主体,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及积极性,结合具体的真实生活情境参与知识的探究,能够将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融合到教学课堂中,提升学生的地理思维和品格能力,进而落实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本论文以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情境问题教学模式实践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研究对象,以此提出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情境问题教学模式策略。基于此项研究,提升当前教师对地理核心素养的关注,提高对情境问题教学法的运用,并根据相应教学策略将地理核心素养落实到高中地理课堂教学中。本研究基于地理核心素养培养和情境问题教学等相关理论,利用问卷调查及访谈方式,以柳州市某中学学生及教师为调查对象,对当前地理核心素养培养及情境问题教学实施现状开展调查并得出结论:当前中学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培养较为薄弱,教师对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不够重视;教师在课堂开展情境问题教学的频率不高,多以传统讲授法为主;学生对于地理学习的兴趣层次不一但是对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充满兴趣;学生对情境问题教学模式报以支持态度并预期学习成效明显;学生自评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状况参差不一,总体情况并不乐观。基于以上实地调查研究分析,了解当前高中地理课堂地理核心素养落实及情境问题教学活动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存在问题包括:（1）师生对情境问题教学模式的认识较为一般,对地理核心素养认知薄弱;（2）教师教学方式较为传统,难以落实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3）情境问题教学案例不足,缺乏实时性和聚焦性;（4）学生学习问题急需关注,机械学习缺乏核心素养提升;（5）师生交流互动较少,素养目标与教学效果差距明显;（6）教学任务繁重而课时量较少,没有良好的情境问题教学实施环境。影响因素包括:学校关注层面及评价机制的局限性;教师教学方式及教学习惯的单一性;学生自身学习兴趣及学习方式的主观性等。笔者结合文献、实际调查、实践探究、结果呈现等方法提出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情境问题教学策略,为实施情境问题教学模式提供策略参照。策略包括:（1）以发挥“学生学习主体”为主线,明确情境问题教学实施原则;（2）以落实“地理核心素养”为核心,科学制定教学目标;（3）以课程教学内容为重点,多样化创设情境问题策略;（4）以实行“多元化评价”为导向,注重素养培养的有效性;（5）以增强教师理论素养为基础,优化教师工作机制的合理性。最后通过教学实践表明:在该教学策略的指导下,教师在地理课堂教学中能够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指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高学生地理学习成绩及地理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同时增加师生间交流互动的机会,教师能够更好地把握课堂教学成效。该策略为教师在高中地理课堂实施面向地理核心素养培养的情境问题教学模式提供一定的参考。本文研究的结论为该策略对于当前地理教学课堂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和可行性,能够丰富教师教学方式,创新学生学习方式;情境问题教学模式对于学生的地理学习兴趣及课堂参与度、地理核心素养的培养有一定的提升等。由于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文中的最后部分,笔者总结了不足并对以后的研究做出了展望,还有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待笔者日后继续实践分析。
刘景珍[2]（2021）在《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传播》文中研究指明英语是迄今为止人类语言史上传播最广、影响力最强的语言,它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相互交织,已经成为塑造世界的力量之一。鉴于语言传播是一种多因素影响的复杂行为,目前语言传播领域的研究尚未能对此提供有力的解释和指导。但研究者们仍在不断地探索,结合不同的对象国/地区进行挖掘,旨在找到英语传播背后的动因机制。本研究在完善Cooper（1979,1982）的语言传播研究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语言政策与规划学、传播学、语言经济学等相关理论,通过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和伊拉克这7个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英语传播以历时与共时、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调查和剖析。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地区的传播历经铺垫期、兴盛期和矛盾期。英保护国体制并不是影响英语传播的主要因素。石油经济的兴起才真正促发了英语传播,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为英语传播接力,而海湾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本土语言文化的重视和回归成为英语进一步传播的阻力;（2）各对象国个案研究的结果印证了经济和文化是影响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国家传播的主导因素,但在人口、历史、政治和地缘因素的调节和制约下,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传播又表现出各自的特色;（3）综合历时与共时、整体与个案的分析结果,笔者提出了英语传播的“经济驱动-文化互化模式”。“经济驱动-文化互化模式”不但验证了 Quirk（1988）语言传播“经济文化模式”的宏观传播思想,还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出具体的英语传播机制。“经济驱动-文化互化模式”的提出不仅为语言传播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些新思路,而且给国际中文传播实践也带来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郭立[3]（2021）在《抗战后期应征学生译员的身份塑造与消解（1941-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在中美联合抗战的背景下孕育出一批为支援抗战的来华美军服务的特殊群体—翻译员,因其工作对英语水平的特殊要求,应征者多为专科及以上高校学生。到抗战结束,国民政府面向高校的译员征调前后共经历志愿服役、统一征调和公开招考三个阶段,共征调译员4000人左右,他们在征调历程中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角色转化和身份调试。为生产出一个符合国家标准的“译员”身份,国民政府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利用行政权力设定了一套制度化的译员身份标准,并形成了以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牵头,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和教育部共同协助的制度化的征调机制,负责面向各大高校征调译员。各大高校为贯彻政令,在西南联合大学的率先示范下,皆采用强制征调与自愿报名相结合的方式选拔学生,强制的同时还通过各类精神动员唤醒学生报国之志,强化学生对译员身份的认知。学校将原本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学生选拔出来后,再通过战地服务团统一组织的译员训练班进行技能和思想上的短期集中训练,最终培养出一批代表国家意志的,既承担联络盟军、抗战救国的政治使命,又负责中美友好文化交流的军事“译员”群体。作为被征调主体的学生们,在初闻征调消息时,对“译员”身份的认知是混合且多元的,多数人因对军队的恐惧和迷茫、英文水平的不自信以及政令的贯彻执行等陷入忧虑之中,担忧该身份已超出“学生”的承担范围。在国家意志的影响和各校的引导下,学生们逐渐改观,经过心理挣扎后多数都自觉地接受了国家赋予的这一“光荣”身份,并不自觉地产生了试图通过“译员”这一身份摆脱当前各自生活困境的期待。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国家征调政策的制度性缺损,逐渐打破了他们对译员角色最初持有的想象与期待。在工作中无法获得中心地位的译员,遭遇了来自军衔的虚无、待遇的不稳定、人事安排的不合理、职责的模糊繁杂、与美军相处的弱势地位等困境,使他们不得不进行自我调试,寻找在角色预期与实践中的平衡状态。随着译员自主性的提高,调试中多数译员仍体现出了其较强的国家忠诚度,选择坚守使命。但战后复员过程中,政府效率迟滞低下,原本公开允诺的优待政策也在逐渐变质,直至破产,使得译员最终对政府的公信力逐渐绝望,黯然退场。译员从身份获取到身份体验,从身份体验到身份调试,再到身份退场的过程背后,不仅反应出了国家意志对个人的影响和个人对译员身份的认同变化,更折射出了特殊时期个人与国家之间从良好互动到逐渐背离的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征调政策的有效性。
汪颖奇[4]（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认为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韩文娜[5]（2021）在《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的课程表达研究》文中提出生成于历史传统之中、植根于民间生活沃土、彰显儿童天性趣味的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蕴含着宝贵的可供现代体育课程开发和利用的课程资源。本论文旨在集中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中所潜藏的教育意蕴,通过现代课程手段,转化为以立德树人、培育素养为导向的现代中小学体育课程的建设资源,以服务于新时代中国基础教育学校体育改革的推进和课程质量的提升。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立足当代中国小学体育课程的发展实际,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实现体育课堂育人质量提升为具体目标,以儿童认知、课程组织和多元文化课程转化等教育学、心理学和体育学原理为理论前提,采用历史史料梳理、学术文献分析、课程田野调查、专家对话访谈、教学案例设计等质性研究和量化统计相结合的方法,遵循历史与当下相统一的问题导向,按照“有什么”“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的解题思路,尝试论证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资源有效表达转译为现代体育课程语言的学理依据与实践进路。本文共分6章,其内在的逻辑理路如下:绪论从缓解当下课程危机的现实情境和推进体育课程现代化研究的学术意义出发,描述本文选题的缘起并介绍论文的解题设想和基本架构。第一章首先以历史学的方法,在史料梳理基础上再现1949年以前中华传统民间儿童体育游戏所承载的社会教化功能。第二章转向现实关切,力争回答以民间传统形态遗存至今的儿童体育游戏在发挥课程育人和课程改造方面,能带来怎样的积极影响与正向价值。课程表达的价值目标与当下现状间存在实际落差。准确测量这一落差、找到课程表达困阻症结之所在,正是第三章的主题。在揭示民间体育游戏实现当下体育课程表达的困境及其成因之后,第四章集中对课程表达的原理与程序进行设计,即在规范层面提出民间儿童体育游戏中的什么元素,在现代体育课程中的哪些环节,以何种载体和形式实现表达。其中所涉及的课程化理论问题构成本文研究的难点。紧随理论设计,论文第五章聚焦实践案例,以学生发展一般素养和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为上位指南,为体育游戏育人作用的发挥设计了文化价值、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三大课程表达功能区,为了更好的确认本研究提出的民间体育游戏课程表达体系构建的应用价值,本研究在后期初步检验了课程表达的效果。通过对专家访谈,对授课教师和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实践检验结果分别为:有质量的体育课,有内涵的体育课和有意思的体育课。证明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的课程表达既有文化内涵又有实践意义。由于事关课程实施的可操作性,故此本章构成研究的重点。论文第六章研究民间儿童体育游戏实现合理课程表达的外部环境,力争构建学校、家庭、社区和社会四位一体的促进游戏资源向课程资源转化的保障体系,由此形成实现体育游戏课程表达的内外合力。论文研究结论如下:1、将中华传统儿童体育游戏表达为现代课程语言,能够强化当下中国的中小学体育课程的全面育人功能,探索体教融合的实践新路。2、中华传统儿童体育游戏是基于儿童娱乐天性的社会交往活动。以儿童“兴趣”为切入点,通过游戏为手段,可以构建儿童社会交往的实践路径,从而避免生硬灌输。3、当前民间儿童体育游戏存在使用频率较低且类型单一等问题,不能释放其应有的功能来激活校园活力。但大部分教师对其文化价值等教育价值存在一定认可。4、课程表达不是用传统民间体育游戏取代现代体育课程,而是旨在汲取其优长,强化现代体育课程的育人功能。5、将传统游戏转译为现代课程语言遵循着现代课程表达的规则与程序,包括课程目标的厘定、游戏资源的遴选及其在现代课程体系中的嵌置等步骤。6、学生发展一般素养和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是实现现代体育课程返本开新的重要遵循。7、加强顶层制度支持,着力民间体育游戏落地课堂的政策引导;强化学校组织支持,创设民间体育游戏课程表达的学校文化;巩固家庭活动支持,构建民间体育游戏课程表达的家校联动;培育社区空间支持,促进民间体育游戏课程表达的场域延伸。
王美[6]（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指出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陈立刚[7]（2021）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文中提出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不断提升教育质量是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建立完善的教育问责体系是保证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也是利益相关者密切关注的重点问题。美国是一个分权制国家,根据联邦宪法,教育属于州和地方政府的公共事务,除国会授权外联邦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地方教育事务,基础教育的管理权属于各州,由各州来分配教育经费和制定教育标准。20世纪50年代后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发展的过程中,联邦政府逐渐突出了其主体性地位。梳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过程中联邦政府的角色变化,剖析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的核心要素和内在逻辑,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本研究以文献研究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环境结构”“制度复合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复合体中“理念”“利益”“制度”三项核心要素的变化产生的张力与矛盾。以联邦政府的角色作为切入点,为全面理解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的演进逻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萌芽期（二战前）、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初步发展期（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蓬勃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完善期（进入21世纪以来）共四个时期。通过全面、系统地梳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演变历程及内在逻辑,探寻联邦政府在其中的角色的变迁。本文根据制度变迁的三种逻辑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其一,从历史变迁来看,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其演进过程中呈现出制度萌芽、制度生成、制度发展、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其二,从理念变迁来看,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遵循“结构环境、行动者、制度复合体”的复合式逻辑,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其三,从“利益”“理念”“制度”三个核心要素之间的张力关系来看,它们是推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变迁的内聚力。联邦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研究认为:首先,从历史变迁来看,联邦政府能成为美国基础教育问责主体的原因包括:其主导政策理念的合理性、环境带来的机遇、联邦政府的行动能力。其次,从角色实践中,联邦政府扮演了问责理念实践者、基于标准问责的推广者、激进的权力的行使者三种角色。最后,探讨了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变迁历程中,其角色是有界限的。
周小渟[8]（2021）在《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英语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国际通用语,其传播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必然带来语言的碰撞。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语言激烈碰撞,社会动荡与大批西人的到来使晚清社会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英语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因此,晚清时期可以被看做英语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起始阶段。目前学界对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研究往往聚焦于教育教学和西学东渐,偶有涉及中英语言接触,但信息比较零散,未有针对此阶段的英语传播进行的系统分析与归纳。本研究基于对“史料”与“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借助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晚清社会为时代背景,以路径、动因、影响及规律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总结这一阶段英语传播的状况和效果,力图建构语言传播的研究模式。具体研究问题如下:一、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语言传播机制?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传播机制是如何产生的?最终效果如何?三、英语在中国晚清社会的传播揭示了哪些语言传播规律?对当下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有怎样的启示和借鉴?语言传播具有社会性,对某一时期某种语言传播进行研究需采用跨学科视角。本研究以库柏语言传播变量、夸克语言传播模式和语言选择主义为理论框架,建构由路径、动因、影响、规律构成的语言传播研究模型,对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较全面的探讨。笔者通过文献爬梳,整理出大量与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相关的原始资料（包括奏折、地方志等史料汇编和当时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等）、近代着作（包括晚清时期英语传播过程中亲历者的着作及其它相关着作）以及当代论着（包括期刊论文、专着等）。以质性研究为方法,同时利用史料进行相互佐证,从中提取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受晚清时期历史背景影响,英语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主要由来华西人群体及晚清政府洋务派群体主导。其中,来华西人主要指“英美传教士群体”和“英美商人群体”。“英美传教士群体”主导的英语传播活动集中在教会教育与翻译出版上,体现了传播的文化路径;而“英美商人群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引导以商务英语教学为主的民间教育机构的创办,促使中西交往中产生了“皮钦英语”这种语言变体,显露出经济对语言传播的影响。晚清政府洋务派则通过政府支持,从政治层面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由不同群体主导的文化、经济、政治传播路径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机制。其次,语言传播的主体是人,人们基于生活环境刺激产生不同的动机与目的,做出语言传播行为。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的主导群体与被主导群体在当时环境影响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传播英语,导致以文化、经济、政治为路径的传播机制的产生。最终促使中文吸收了大量英语外来词,在促进汉语语法研究完善的同时,为民国时期外语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给后世带来了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影响。最后,晚清时期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下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一）英语在晚清外语传播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体现了语言传播中的竞争规律;（二）晚清来华西人群体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不断进行传播路径的调整,这体现了语言传播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三）当时的英语传播对后世的影响说明了语言传播由下及上,再到由上及下的受众规律;（四）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经济、政治层面既平行又交互的传播规律。综上所述,晚清时期不同群体受客观环境与自身目的驱使,通过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主导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对后世中国的语言和社会产生了影响,并揭示了一定的语言传播规律。这就提醒我们,我国在制定汉语推广政策时应注意外语竞争和受众规律的影响,利用“路径依赖”规律,制定适用于目的国的汉语传播政策。期望该研究能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陆露[9]（2021）在《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王逢贤（1928-2013）,辽宁省大连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德育专家、知名学者。任何教育思想的生成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现实性,有其深刻的生成基质和复杂影响因素,探究王逢贤教育学思想,不仅要探究他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同时也要对思想产生的机理加以深入阐析,以达到最终揭示思想者思想形成的辩证之路。将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对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研究中,探究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经历的特殊阶段,探查王逢贤在不断接受思想洗礼的过程中,其思想嬗变的历程。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何以为优质教育之思再到如何使之落地为优质之教,也是教育本质与规律所应呈现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话语在一种持续界面中相互交叉和关联。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的历史顺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总结其教育观点的精髓所在,实际是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思想体系的构成与思想本身一样具有双重性,将本研究做微观史学审视,将隐匿于王逢贤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中,与其思想变化发生链接的具体事件与经验描述出来,寻踪觅迹,呈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聚成事实,为我国教育学思想史谱系建构添枝增叶,丰富、充盈、拓展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论框架和综合研究。王逢贤的忧思是科学地揭示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积极、乐观、理性的教育理论思维活动,在此种思维活动的导向下,创生出与之契合的规范教育则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教育学思想指导下的规范教育的表达和生成,应该可以回答最令人满意的教、最好的教育这一重要议题。王逢贤规定了最好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简称“优教”。由于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学可能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人文、经济、心理等诸多学科要素,由此造成教育学沦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边界”亦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一门科学如教育学这般有着模糊的面影,这是科学乃至其作为学科独立存续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在于含混模糊的学科边界对其论哉的清晰性乃至知识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严峻的质疑和巨大的挑战。教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上面临的质疑和巨大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教育学者们停滞不前的借口,可能也正是因为赫尔巴特未尽之事,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们留下无数思考和研摩的空间,王逢贤就是众多学者们之一,对教育学本质规律探寻和追求成为他教育学研究的动力与燃点。本研究利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展示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脉络下得以最终呈现。个人思想形成必然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思想源流,也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背景,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力分配博弈的结果,其思想的形成必然体现了思想者的话语权,也是其思想在话语权实践中所处地位的表现。教育思想形成于教育思想者头脑中的认知世界,认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外部世界的摄入,并着落于教育思想者所专注的个人事业上,通过对个人从事的事业的认知加工,以个人思想形式内在的生成,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前瞻性、继承性等特征。教育思想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都是复杂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都有其来源的客观性和形成的主观性。王逢贤的教育思想诞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于曲折多舛的个人经历与源流多重的文化思想交互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却始终坚守着同一的教育信念。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唯一途径,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对教育经验的审视、可以揭示教育本质与教育规律的存在,使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成为可能是王逢贤终其一生所执着的思与教的思想嬗变之过程。关于教育的探讨中,已经涉及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定义、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如何为优教之思再到何以使之落地为教的不懈探索。王逢贤对于教育原理的重审,主要是辨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王逢贤的观点是要在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王逢贤认为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目的不二之选,对于如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王逢贤认为必须要摒弃异化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复归,认知自我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最后在社会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因此,王逢贤认为教育的实践取向必须指向如何实现为社会服务,否则教育必然会脱离教育的本体追求,而出现异化的趋向,在这一维度上,王逢贤认为,应该以教育的超前性面向社会未来,以教育的前提性推动社会实践,以教育的现代性驱动社会发展,以教育的本体性抵制社会异化。教育的任务是对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人,因此,道德教育成为教育实践的必然选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取向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有整体的系统性,应该从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中国教育的发展从西方接受了很多的思想,但是本土化研究取向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必然选择,必须要做到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教育研究本土化是一个认识过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发展需要、政治需求为导向的政治话语权力主导下,同时受国外教育领域话语实践、学术态势和社会发展等的学科话语权力参与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话语权力和学者话语权力共同主导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表征与特质,其鲜明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即政治话语实践在先,学者话语实践在后的,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成并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王逢贤毕生挚爱研究的事业所体现的必然之意就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能成为有特色的、质量高的,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发展、潜能充分发展的优质教育。基于这一着眼点,王逢贤的教育学思想都围绕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教育先行、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在于指明中国教育现在的实践取向和未来的目标指向,这包括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根基,内容包括运用马克思人的学说,扩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教育研究必须坚守本土意识,内容包括让社会为教育做后勤,坚守教育的本真角色,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性。教育研究必须直面规律的复杂性,内容包括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问题基点,内容包括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先进性是任何教育思想都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否则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具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王逢贤有着中国传统教师最典型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教师的风骨、风范、品格与情怀。如果不能体悟、通感他的教育学思想,便无法知晓新中国教育理论从无到有,在荆棘中跋涉的探索历程,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当下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未来去向与实践向度。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是后辈学子需要认真挖掘的宝藏,思想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受洗礼者变得睿智,而感悟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在研学之路上懂得如何精进学识,达到提升思想高度的目的。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会有一探教育规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位有着思想意识和职业追求的教育思想者潜在的驱动力。再审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可以更加清晰的理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思想风格,王逢贤不仅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教育家,也是始终走在中国教育实践最前沿的拓荒者与探索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老一辈教育家光辉形象的延伸和价值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镜鉴,是为教育现代化探索合理化,科学化路径的最好手段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赵雪琴[10]（2021）在《名师成长及影响的个案研究 ——以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姚嗣芳老师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名师是从普通教师队伍中脱颖而出的优秀教师,拥有出类拔萃的个性品质,是新时代高素质教师队伍的组成部分。名师的素质影响教育质量,是高质量教育的基础。研究名师成长及其影响因素,提供名师成长的经验、路径对于教育改革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升意义重大。本研究以四川省特级教师姚嗣芳老师为个案,以个案研究的窗口理论、内外因素论、教学做合一和终身学习为理论基础,运用文献法、个案研究法和访谈观察法对名师成长经历进行考察,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分析影响名师成长的因素,并发现与探讨名师影响的发挥途径和作用。在姚嗣芳老师身上看到了名师成长的如下特点:首先,名师成长受多种因素影响;第二,名师拥有坚定的教育信念并付诸实践;第三,名师成长要经历从艺、悟道到创变的阶段,每个阶段都贯穿着教学做合一;第四,名师成长是“切磋琢磨、涵育熏陶、终身学习”的过程;最后,名师成长依赖于良好的外部环境。从姚嗣芳老师身上看名师影响发挥方面有如下发现:第一,名师发挥影响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第二,名师影响的发挥对教师、学生、学校和社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三,学校和社会应积极为名师影响的发挥创设条件。个人在研究中的收获和启示:阅读、实践、坚守三足鼎立,广泛读书,敢于实践,注重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善于借助外部条件发展自己;持续激发教师专业发展内驱力,坚定教育信念,积极反思,设置目标;最后,以课为本,努力使自己的课堂彰显教育风格。
二、课程改革中教育局长的角色期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课程改革中教育局长的角色期待（论文提纲范文）
（1）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情境问题教学模式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前言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研究方法 |
| 2.研究思路 |
| 二、理论基础及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理论基础 |
| 1.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
| 2.情境认知学习理论 |
| 3.问题教学理论 |
| 4.地理教学论和地理新课程标准理论基础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及论述 |
| 1.情境式教学 |
| 2.问题式教学 |
| 3.教学模式 |
| 4.“情境问题”教学模式 |
| 5.地理核心素养 |
| 6.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情境问题教学模式 |
| 三、基于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情境问题教学模式运用现状分析 |
| (一)调查目的 |
| (二)调查对象及调查时间 |
| (三)调查问卷的设计思路 |
| 1.学生调查问卷设计 |
| 2.教师调查问卷设计 |
| (四)调查结果分析 |
| 1.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2.学生调查结果分析 |
| 3.地理教师访谈记录分析 |
| (五)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高中地理情境问题教学模式实施存在问题分析 |
| 1.对情境问题教学模式认知薄弱,总体认知情况一般 |
| 2.教师教学方式趋于单一,较难落实核心素养培养 |
| 3.情境问题教学案例不足,缺乏实时性和聚焦性 |
| 4.学生学习方式机械化,缺乏核心素养提升 |
| 5.师生交流互动较少,教学实时效果一般 |
| 6.教学任务繁重,缺乏情境问题教学实施环境 |
| (六)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情境问题教学模式实施现状影响因素 |
| 1.学校关注层面及评价机制的局限性 |
| 2.教师教学方式及教学习惯的单一性 |
| 3.学生自身学习兴趣及学习方式的主观性 |
| 四、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情境问题教学模式实施原则及策略 |
| (一)以发挥“学生学习主体”为主线,明确教学模式实施原则 |
| 1.启发性原则 |
| 2.时代性原则 |
| 3.真实性原则 |
| (二)以落实“地理核心素养”为核心,科学制定教学目标 |
| (三)以课程教学内容为重点,多样化创设情境问题策略 |
| 1.结合实例教学,创设时事热点情境问题 |
| 2.融合诗词古韵,创设古词赏析情境问题 |
| 3.开展角色扮演,创设角色模拟情境问题 |
| 4.引入比赛竞技,创设竞技大赛情境问题 |
| 5.实施地理实践,创设社会实践情境问题 |
| (四)以实行“多元化评价”为导向,注重素养培养的有效性 |
| 1.重视课堂小结反思,触发学生综合思维提升 |
| 2.合理利用表现性评价法,检验学生学习实践力 |
| (五)以增强教师理论素养为基础,优化教师工作机制的合理性 |
| 五、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情境问题教学模式的实践 |
| (一)实验目的 |
| (二)实验对象 |
| (三)实验方法 |
| (四)实验时间 |
| (五)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情境问题教学实验典型案例分析 |
| 1.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情境问题教学设计—以《水循环》为例 |
| 2.教学实践反思 |
| 六、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情境问题教学模式实践成效分析 |
| (一)学生成绩分析 |
| (二)实验结果分析 |
| 1.实践调查表信效度分析 |
| 2.学生评价结果分析 |
| 3.教师访谈反馈分析 |
| (三)实践成效总结 |
| 七、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1.研究创新点 |
| 2.研究不足 |
| (三)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情境问题教学模式的基本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地理教师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情境问题教学模式实践评价表 |
| 附录四 2020~2021学年上学期高一年级期中考试地理试题 |
| 附录五 2020~2021学年度上学期高一期末考试地理试题 |
| 攻读硕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 |
| 1.1.1 语言传播研究中英语的凸显 |
| 1.1.2 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语言传播的理论研究 |
| 1.2.2 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英语传播研究 |
| 1.2.3 本节小结 |
| 1.3 研究问题与方法 |
| 1.3.1 研究问题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 |
| 第2章 语言传播研究分析框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语言传播 |
| 2.1.2 英语传播 |
| 2.1.3 海湾阿拉伯国家 |
| 2.1.4 地租经济 |
| 2.1.5 知识经济 |
| 2.1.6 文化互化 |
| 2.2 语言传播研究的五大要素 |
| 2.2.1 传播背景 |
| 2.2.2 传播主体 |
| 2.2.3 传播内容 |
| 2.2.4 传播模式 |
| 2.2.5 传播成效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地区的现状 |
| 3.1 海湾阿拉伯地区复杂的语言环境 |
| 3.1.1 多元文化汇集下的多语共存 |
| 3.1.2 阿拉伯语的双言及式微现象 |
| 3.2 英语的多面角色 |
| 3.2.1 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
| 3.2.2 外籍人口的沟通桥梁 |
| 3.2.3 国民就业的制约筹码 |
| 3.2.4 教育改革的焦点 |
| 3.2.5 外宣和外交的工具 |
| 3.2.6 西方文化的象征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地区的传播历程 |
| 4.1 英语传播的铺垫期(1820s～1910s) |
| 4.1.1 奥斯曼帝国时期英语传播的萌芽 |
| 4.1.2 英国保护国体制下英语的缺席 |
| 4.1.3 阿英双语者的出现 |
| 4.2 英语传播的兴盛期(1920s～1990s) |
| 4.2.1 促发英语传播的石油经济 |
| 4.2.2 现代化建设中兴起的英语传播 |
| 4.2.3 西方文化助推英语传播 |
| 4.3 英语传播的矛盾期(2000s～现在) |
| 4.3.1 “9.11”事件后英语的强势传播 |
| 4.3.2 经济转型对英语传播的影响 |
| 4.3.3 本土语言民族主义的觉醒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海湾阿拉伯各国的英语传播 |
| 5.1 阿联酋 |
| 5.1.1 语言社区概述 |
| 5.1.2 缺乏语言接触的英保护体制 |
| 5.1.3 经济驱动的英语传播 |
| 5.1.4 助推英语传播的四次教育改革 |
| 5.1.5 本土文化回归与英语传播的制衡 |
| 5.2 阿曼 |
| 5.2.1 语言社区概述 |
| 5.2.2 契约关系下有限的英语输入 |
| 5.2.3 石油催生的英语传播 |
| 5.2.4 强调英语交际的教育改革 |
| 5.2.5 英语传播带来的社会与文化冲击 |
| 5.3 巴林 |
| 5.3.1 语言社区概述 |
| 5.3.2 保护体制对巴林行政英语的影响 |
| 5.3.3 石油和外籍劳工共助英语传播 |
| 5.3.4 通过教育改革提升英语能力 |
| 5.3.5 国家发展战略中英语的淡化 |
| 5.4 卡塔尔 |
| 5.4.1 语言社区概述 |
| 5.4.2 保护国时期英语外来词的传播 |
| 5.4.3 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对英语的矛盾需求 |
| 5.4.4 以英语为中心的教育转向 |
| 5.4.5 阿拉伯语回归中的语言平衡 |
| 5.5 科威特 |
| 5.5.1 语言社区概述 |
| 5.5.2 保护国时期的行政和外交语言 |
| 5.5.3 随着石油经济兴起的英语 |
| 5.5.4 助推英语传播的教育体制 |
| 5.5.5 亲美文化下英语的流行 |
| 5.6 沙特 |
| 5.6.1 语言社区概述 |
| 5.6.2 英国与英语的到来 |
| 5.6.3 石油业带动的英语传播 |
| 5.6.4 从自发到被迫的英语教育 |
| 5.6.5 西方文化与瓦哈比思想的悖逆 |
| 5.7 伊拉克 |
| 5.7.1 语言社区概述 |
| 5.7.2 委任统治下英语教育的推广 |
| 5.7.3 英语从二语到外语的变迁 |
| 5.7.4 伊拉克战争后英语的流行 |
| 5.7.5 牵制英语传播的多方因素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经济驱动-文化互化传播模式 |
| 6.1 经济驱动-文化互化模式的构成 |
| 6.1.1 五大传播要素的特征 |
| 6.1.2 传播机制的多维双重结构 |
| 6.2 经济驱动与文化互化在语言传播中的互动 |
| 6.2.1 经济驱动是语言传播的源动力 |
| 6.2.2 文化互化是语言传播的博弈场 |
| 6.2.3 经济驱动与文化互化的辩证统一 |
| 6.3 经济驱动-文化互化模式的意义 |
| 6.3.1 对语言传播理论研究的推进 |
| 6.3.2 对中文国际传播实践的启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语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创新 |
| 7.3 研究局限 |
| 参引文献 |
（3）抗战后期应征学生译员的身份塑造与消解（194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抗战后期译员从军活动的演变 |
| 第一节 志愿征募阶段(1941 年 10 月-1943 年 10 月) |
| 一、中美合作形势下对译员的需求 |
| 二、战地服务团组织的志愿征募 |
| 三、外事局组织的志愿征募 |
| 第二节 强制征调阶段(1943 年 10 月-1944 年 6 月) |
| 一、志愿征募译员不敷使用的困境 |
| 二、强制征调政策的出台 |
| 三、征调政策的弊端 |
| 第三节 公开招考阶段(1944 年 6 月-1945 年 8 月) |
| 第二章 译员身份的建构:征调体系的完善 |
| 第一节 政府对译员身份的认定 |
| 一、志愿征募阶段充任“通译” |
| 二、强制征调阶段的“翻译官”身份 |
| 第二节 译员的制度化产生机制与折冲 |
| 一、译员的制度化产生机制 |
| 二、译员生产中的矛盾与平衡—以西南联大为核心 |
| 第三节 对译员的身份塑造 |
| 一、学校的译员征调动员 |
| 二、政府相关机构对译员的精神塑造 |
| 第三章 译员的角色困境:遭遇与调试 |
| 第一节 学生对译员工作的忧虑与期待 |
| 一、学生对译员工作的忧虑 |
| 二、学生对译员工作的期待 |
| 第二节 译员工作中遭遇制度性困境 |
| 一、军衔设定的模糊 |
| 二、薪津体制的缺失 |
| 三、“国格”与“人格”之争 |
| 四、对译员存在价值的迷茫 |
| 第三节 译员的自我调适 |
| 第四章 译员角色的无奈退场:战后译员的复员 |
| 第一节 复学过程中的矛盾 |
| 第二节 复员后翻译官留学考试的破产 |
| 一、留学考选过程中的波折 |
| 二、留学梦彻底破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理论借鉴 |
| 四 研究对象分析与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戊戌前后徐兆玮的经世期许与思想变动 |
| 第一节 “从何市到常熟”:地方社会中的家族与权势网络 |
| 一 何市镇状况 |
| 二 徐氏家族及姻亲网络 |
| 第二节 “乡谊”与实践:徐兆玮的社会交往与经世期许 |
| 一 社交网络与交游活动 |
| 二 守望乡邦与道德教化 |
| 第三节 “青萍之末”:从阅读世界看维新思潮与士人思想变动 |
| 一 维新思潮的出现 |
| 二 旧学与新知:徐兆玮的阅读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徐兆玮的“立功”实践与转型 |
| 第一节 徐兆玮的“立功”期望与翰林公务生活 |
| 一 共预新政的地方士人 |
| 二 入京动机与翰林公务生活 |
| 第二节 徐兆玮居京的社会活动与谋官生态 |
| 一 在京社会交往 |
| 二 日常活动空间 |
| 三 京师政治生态与个人状态 |
| 第三节 应变: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 |
| 一 游学动机与对异邦的想象 |
| 二 观光游历的感官体验 |
| 三 对都市文明的理性思考 |
| 四 阅读选择与关注焦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权变与调适:辛亥鼎革前后的政治抉择 |
| 第一节 从翰林编修到国会议员:辛亥前后徐兆玮的身份转型 |
| 一 由国到乡:归国谋职失利后转向地方自治 |
| 二 1911年再次入京失望到离京返乡 |
| 三 民政副长到国会议员:鼎革之际的身份转化 |
| 第二节 1913至1923年的参政议政实践与民国印象 |
| 一 1913年的国会议政实践与心态变化 |
| 二 国会恢复与徐兆玮的无心留恋 |
| 第三节 国会议员与地方资源争夺——以争夺农村师范分校为中心 |
| 一 事件缘起与常熟士绅因应 |
| 二 事件转机与士绅分歧 |
| 三 士绅裂化与纷争结束 |
| 小结 |
| 第四章 “五四”之后由“立功”到“立言”的新取向 |
| 第一节 五四“潮流”之外的士人:徐兆玮对国事日渐疏离 |
| 一 渐趋排斥:徐兆玮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 |
| 二 小镇隐居:1920年代江南士绅隐逸的一种方式 |
| 三 由政转文:隐逸期间的文化活动 |
| 第二节 士绅文化权力的延续:以《重修常昭合志》为中心 |
| 一 从参与到总纂——徐兆玮接任《重修常昭合志》的编修工作 |
| 二 《重修常昭合志》的体例与书写 |
| 三 地方志中士人文化权力的实践 |
| 第三节 结社与文化认同——以虞社诗文唱和为中心 |
| 一 虞社创办与发展 |
| 二 文化认同:徐兆玮与虞社同人的诗文唱和 |
| 三 科举功名士人的其他文化活动 |
| 小结 |
| 余论 士人因应的区域比较——以徐兆玮、刘大鹏为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1 徐氏家族世系图 |
| 2-1 徐兆玮在京日常活动统计表 |
| 2-2 徐兆玮在北京出行去处统计表 |
| 4-1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与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对照表 |
| 4-2 1931年虞社社员名单 |
| 4-3 1928至1937年《虞社》各期刊载情况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的课程表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时代要求 |
| (二)体育课程目标达成的规律探寻 |
| (三)体育课程西化危机的文化化解 |
| (四)民间游戏丰富内涵的价值回归 |
| (五)文化记忆课程开发的自觉选择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民间体育游戏 |
| (二)儿童 |
| (三)课程表达 |
| 四、理论基础 |
| (一)认知发展理论 |
| (二)课程组织理论 |
| (三)多元文化教育课程转化理论 |
| 五、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一)理论价值 |
| (二)现实意义 |
| 六、研究方法和框架 |
| (一)文献资料法 |
| (二)访谈法 |
| (三)实地考察法 |
| (四)问卷调查法 |
| 第一章 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的历史演进轨迹 |
| 一、体育游戏的起源假说 |
| (一)宗教仪式起源说 |
| (二)军事战争起源说 |
| (三)生存劳动起源说 |
| (四)角色模仿起源说 |
| 二、古代儿童体育游戏的社会教化功能 |
| (一)伦理秩序的规范 |
| (二)社会行为的体验 |
| (三)劳动经验的传授 |
| (四)集体意识的培养 |
| 三、近代儿童体育游戏的变革与维新 |
| (一)晚清时期儿童体育游戏的变革 |
| (二)民国时期儿童体育游戏的发展 |
| (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儿童游戏观 |
| 第二章 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的课程表达价值 |
| 一、当代学校体育课程改造的示范 |
| (一)平衡日益西化的课程价值取向 |
| (二)厚植中华传统文化的课程底色 |
| (三)释放学校体育课程的潜在活力 |
| 二、体育课程立德树人功能的凸显 |
| (一)在身心体验中享受运动乐趣 |
| (二)在自主锻炼中增强身体素质 |
| (三)在群体交往中完善健全人格 |
| (四)在积极求胜中培养道德意志 |
| 第三章 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的课程表达现状 |
| 一、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课程表达调研的设计 |
| (一)调研对象 |
| (二)调研工具 |
| (三)分析工具 |
| 二、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课程表达的问题诊断 |
| (一)课程表达的总体概况 |
| (二)课程表达的成效与经验 |
| (三)课程表达的瓶颈与局限 |
| 三、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课程表达的困境表现 |
| (一)课程表达的目标失联 |
| (二)课程表达的内容失语 |
| (三)课程表达的方法失策 |
| (四)课程表达的评价失措 |
| 第四章 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课程表达的设计 |
| 一、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课程表达的程序规则 |
| (一)层级与过程:课程表达的靶向调整 |
| (二)嵌入与整合:课程表达的进路选择 |
| (三)展示与竞技:课程表达的要素呈现 |
| (四)目标与结果:课程表达的评价再构 |
| 二、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课程表达的功能定位 |
| (一)儿童价值观念的正向引领 |
| (二)儿童运动能力的自主提升 |
| (三)儿童身心习惯的正确养成 |
| 三、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课程表达的载体 |
| (一)教材教具:内容载体 |
| (二)课堂教学:形式载体 |
| (三)校运动会:拓展载体 |
| 第五章 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的课程表达案例 |
| 一、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课程表达的类型划分 |
| (一)身体素质类游戏的课程表达 |
| (二)运动能力类游戏的课程表达 |
| (三)文化素养类游戏的课程表达 |
| 二、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课程表达的案例呈现 |
| (一)翻山头与送军粮:灵敏素质的发展 |
| (二)蹦房子与跳大绳:运动能力的强化 |
| (三)赛龙舟与蝶穿花:文化素养的涵育 |
| 三、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课程表达的效果反馈 |
| (一)有质量的体育课:专家评价与建议 |
| (二)有内涵的体育课:教师自评与反思 |
| (三)有意思的体育课:学生评价与期待 |
| 第六章 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的课程表达环境 |
| 一、顶层制度支持:着力民间体育游戏落地课堂的政策引导 |
| (一)顺应时代的课程建设导向 |
| (二)因地制宜的特色政策保障 |
| 二、学校组织支持:创设民间体育游戏课程表达的学校文化 |
| (一)学科统整视域下的教学软环境营造 |
| (二)体育教师“游戏认知与素养”的提升 |
| 三、家庭活动支持:构建民间体育游戏课程表达的家校联动 |
| (一)游戏育人职责在家庭中的落实 |
| (二)体育游戏、师徒模式与亲子关系的加固 |
| 四、社区空间支持:促进民间体育游戏课程表达的场域延伸 |
| (一)“全民健身”对社区儿童体育游戏的接纳 |
| (二)社区空间与儿童体育游戏的课外拓展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结论 |
| 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6）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相关文献综述 |
| 五、研究的价值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七、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的变化: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背景 |
| 一、政治局势的杌陧 |
| (一)共和体制初建催发民初教育新气象 |
| (二)一元权力制度促使教育权向上集中 |
| (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引发教育态势迫紧 |
| 二、经济形势的起伏 |
| (一)实业经济初步发展对教育的有限投入 |
| (二)稳定财政格局促使教育经费短暂平稳 |
| (三)强化收支控制导致教育陷入生存困境 |
| 三、文化运动的洗礼 |
| (一)复古逆流回澜与反复古主义的斗争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多元思想碰撞 |
| (三)三民主义文化涌现与国家意志统制 |
| 四、教育轨迹的转换 |
| (一)“以日为师”教育基准的破除 |
| (二)德美教育理念由边缘走向主流 |
| (三)法国教育模式在近代中国的延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初期的探索:高等教育政策实现多样化起步(1912-1926) |
| 一、民主决策机制及其多样高等教育政策制定 |
| (一)学制的趋新改造与办学新规定 |
| (二)教育经费“指定专款”的设想 |
| (三)学科规程“现代性”的融入 |
| (四)招考办法“独立化”的尝试 |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程的初拟 |
| 二、“悬浮型”政权管理下的高等教育政策实施 |
| (一)自由治学改革实践的进行 |
| (二)管理中的纷乱:教育财政方案执行失范与索薪运动 |
| (三)自由中的无序:单独招生政策的实施困境 |
| 三、革新起步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近代政策体系初具,引导高等教育事业初步发展 |
| (二)政策设计缺乏规划,导致大学规模过度扩张 |
| (三)政策实施效果式微,管理高等教育能力有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秩序的选择:高等教育政策趋向规范化与体系化(1927-1936) |
|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嵌及其高等教育政策选择 |
| (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下办学法令的颁布 |
| (二)国家对教育经费筹拨的权威保障 |
| (三)训政时期学科政策内容的不断充实 |
| (四)“单独招生”向“计划招生”的政策过渡 |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定的“规范化”完善 |
| 二、“压力型”强权推动下的高等教育政策落实 |
| (一)大学整顿工作的有力推进 |
| (二)中央财政训令下发与地方应对 |
| (三)“党化”与“秩序化”:训育政策的强化执行 |
| (四)“取舍”与“统一”:各校师生管理办法的实施 |
| 三、发展与控制双重奏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政策体系逐步规范,立法建设取得成果 |
| (二)政策实施效力增强,推动高等教育秩序化管理 |
| (三)政策强制性加大,促使府学互动和博弈增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失序的应对:高等教育政策进行应急调整与迁变(1937-1949) |
| 一、抗战建国及其高等教育应急政策部署 |
| (一)教育方针的仓促调整与学校布局规划 |
| (二)教育经费“减成拨发”办法的采用 |
| (三)配合战时需求的学科训令变化 |
| (四)“统一招生”到“多元选拔”的政策转衔 |
| (五)教员与学生相关事项的“调适性”补充 |
| 二、“挽救性”动员督促下的高等教育政策执行 |
| (一)抗敌御辱与内迁方案的临危施行 |
| (二)统一招生政策的短暂实施与终止 |
| (三)恢复秩序的艰难努力:复员与甄审计划的开展 |
| (四)困境中的生存维系:各校有限的师生救济方案和措施 |
| 三、喜忧参半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政策纵向供给较为密集,立法数量得到扩充 |
| (二)确立战时教育政策体系,挽救高等教育事业 |
| (三)政策执行效果欠佳,影响大学稳定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动因的探寻: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外部因素 |
| (一)社会诉求与国家危机的回应——外部场域发生的改变 |
| (二)知识分子与教育团体的起弊——政府与民间的自主互动 |
| (三)教育问题凸显及严重性变化——决策主体关注度的提升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部因素 |
| (一)政党规约的折射与渗透——执政集团理念的转变 |
| (二)决策程序的失调与规范——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 |
| (三)目标群体的规避与适从——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演进的归结: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与利益逻辑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 |
| (一)“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 |
| (二)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 |
| (三)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利益逻辑 |
| (一)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 |
| (二)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 |
| (三)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成本考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历史的审思: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评析与启示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经验借鉴 |
| (一)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 |
| (二)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
| (三)从理论构建和实践需求中生成教育政策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局限 |
| (一)政策“质”呈现与“量”供给的脱节 |
| (二)政策设计“幻象”与执行“真相”的阻隔 |
| (三)“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的摇摆 |
| 三、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现实启示 |
| (一)建构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与中国化坐标 |
| (二)推进高等教育政策法制化建设与社会发展并轨 |
| (三)兼顾“质”“量”效益,靶向高教需求精准施策 |
| (四)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与约束机制 |
| (五)形成合理的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与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一)教育问责是保障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 |
| (二)美国是教育问责实践的重要阵地之一 |
| (三)政府在教育问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教育问责内涵的研究 |
| (二)关于教育问责类型的研究 |
| (三)关于教育问责历史的研究 |
| (四)关于教育问责构成要素的研究 |
| (五)关于教育问责趋势的研究 |
| (六)关于政府与教育问责关系的研究 |
| (七)对已有研究的审思 |
| 三、研究问题的澄清与分解 |
| 四、研究目标 |
| 五、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一章 研究思路与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对象 |
| (一)研究对象的历史跨度 |
| (二)研究对象的范围选取 |
| 三、研究方法与实施步骤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步骤 |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的解释 |
| (三)制度变迁理论之于本研究的适切性 |
| 五、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历史分期 |
| (二)论文结构图 |
| 第二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萌芽期(二战前)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科学管理思潮的扩散 |
| (二)教育管理集权化 |
| (三)进步主义内部的争论 |
| (四)课程分化 |
| (五)测试的出现 |
| (六)官僚制作为问责的基础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初步发展期(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行动者行为——联邦政府对基础教育控制的试探 |
| (一)制定《初等和中等教育法》 |
| (二)联邦政府的改革实践 |
| 三、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教育平权运动的呐喊 |
| (二)教育中保守主义的泛起 |
| (三)州政府对教育问责的尝试 |
| (四)学校推动最低能力测试 |
| 四、基础教育问责制中三要素的变化 |
| (一)理念——科学管理理念的回归 |
| (二)利益——学校内部与外部的对立 |
| (三)制度——问责制的生成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蓬勃发展期(20 世纪80 年代至20 世纪末)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危机”下的学校改革 |
| (二)置顶教育的经济目的 |
| (三)学校成为被问责的中心 |
| 三、行动者行为——联邦政府基于标准的基础教育问责实践 |
| (一)联邦政府的立法 |
| (二)设定国家目标 |
| 四、基础教育问责制中三要素的变化 |
| (一)理念——对标准理念的呼吁 |
| (二)利益——政府和教师的斗争 |
| (三)制度——基于标准的教育问责实践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发展的完善时期(21 世纪以来) |
| 一、外部环境 |
| (一)经济背景 |
| (二)社会背景 |
| (三)人口背景 |
| 二、制度的结构环境 |
| (一)对基础教育质量的不满 |
| (二)州教育机构的变化 |
| (三)教育环境中的外部力量上升 |
| 三、行动者行为——联邦政府对基础教育问责的修正 |
| (一)颁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 |
| (二)颁布《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 |
| 四、基础教育问责制中三要素的变化 |
| (一)理念——优质教育均衡发展 |
| (二)利益——多重力量的博弈 |
| (三)制度——联邦政府基础教育问责制的实践与修正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中的联邦政府角色的变迁 |
| 一、基础教育问责制三要素——制度、行动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 |
| (一)理念与利益的互动 |
| (二)理念和制度的互动 |
| (三)环境与行动者的互动 |
| (四)制度与行动者的互动 |
| (五)制度和环境的互动 |
| 二、三要素互动关系下的美国联邦政府角色的变迁 |
| (一)联邦政府能成为基础教育问责主体的原因分析 |
| (二)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中的角色 |
| (三)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中的角色界限 |
| 三、关于基础教育问责活动与政府角色关系的省思 |
| (一)谁来问责——问责主体是一个关键的变量 |
| (二)问责困境——制度虚置与制度缺位 |
| (三)完善问责——明确责任与创造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论文结构 |
| 1.研究问题 |
| 2.论文结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理论依据 |
| 1.研究方法 |
| 2.理论基础与认识依据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研究回顾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1.英语传播 |
| 2.晚清时期 |
| 3.晚清时期传教士 |
| 第二节 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1.国外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2.国内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晚清以前英语传播回顾 |
| 第四节 晚清社会英语传播研究 |
| 1.晚清社会传教士的相关研究 |
| 2.晚清社会翻译情况的相关研究 |
| 3.晚清社会近代化教育的相关研究 |
| 第三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来华传教士 |
| 第三节 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1.前期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2.后期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 第四节 翻译出版与英语传播 |
| 1.翻译机构与英语传播 |
| 2.报刊出版与英语传播 |
| 第五节 传教士主导的英语传播的文化特征 |
| 1.双向语言文化传播 |
| 2.群体性书面语传播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经济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经济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来华英美商人 |
| 第三节 民间英语培训机构与英语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皮钦”英语与英语传播 |
| 第五节 英美商人主导的英语传播的经济特征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政治路径 |
| 第一节 传播的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晚清政府洋务派 |
| 第三节 近代化教育与英语传播 |
| 1.三类新式学校与英语传播 |
| 2.官派留美与英语传播 |
| 第四节 翻译活动与英语传播 |
| 1.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西学传播 |
| 2.京师同文馆翻译活动与译员培养 |
| 第五节 洋务派主导的英语传播的政治特征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晚清社会英语传播规律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外来语言传播竞争激烈 |
| 1.其他外语的传播情况 |
| 2.影响外语竞争的因素 |
| 第二节 路径依赖及其体现 |
| 1.路径依赖及其内涵 |
| 2.英语传播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英语传播中人的因素 |
| 1.晚清来华西方人 |
| 2.晚清政府洋务派 |
| 3.个体被动传播者 |
| 第四节 传播受众:底层-精英-群众的传播模式 |
| 第五节 文化、经济、政治层面的平行交互传播 |
| 第六节 英语在中国传播带来的影响 |
| 1.对汉语的影响 |
| 2.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局限及启示 |
| 第一节 主导性局限及表现 |
| 1.来华西人主导的传播的局限性 |
| 2.洋务派们主导的传播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
| 1.应对传播中的竞争现象 |
| 2.注重主导者的路径依赖 |
| 3.尊重受众传播相关规律 |
| 4.结合“场论”防范预警 |
| 第三节 对外语政策与规划的启示 |
| 1.应对英语的语言霸权 |
| 2.提高中华文化自信心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 |
| 第一节 结论与贡献 |
| 第二节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9）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致敬先贤:对思想的追根溯源 |
| (二)挖掘思想:领悟先生学术精妙 |
| (三)后辈仰止:在企首中追寻足迹 |
| 二、研究问题 |
| (一)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生成的内在机理 |
| (二)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内隐的教育意蕴 |
| (三)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指向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厘清研究个人思想的方法 |
| (二)一位德育专家的思想脉络 |
| (三)对后辈学生德育研究之引领 |
| (四)学界同仁对先生思想之评述 |
| (五)后生晚辈对先生品格之追忆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微观历史法 |
| (二)个人访谈法 |
| 第一章 逻辑辨析:思想呈现的科学进路 |
| 一、教育学研究逻辑的反思 |
| (一)教育学元认知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科学逻辑的继承 |
| (一)寻找教育学史中的教育学体系 |
| (二)揭示教育规律为教育学逻辑起点 |
| 三、教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 |
| (一)教育社会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二)教育认识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第二章 条件追因:思想生成的实然之路 |
| 一、社会与个人的互动机理 |
| (一)沉与浮的交织经历 |
| (二)学与教的思想洗礼 |
| 二、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 |
| (一)思想的聚合与积淀(1935-1956) |
| (二)思想的沉淀与凝练(1957-1977) |
| (三)思想的焕发与升华(1978-2000) |
| (四)思想的总结与反思(2000 年以后) |
| 三、恒定不移的教育信念 |
| (一)国家与个人的共在中寻找教育之美 |
| (二)现实与理想的平衡中达成教育之善 |
| (三)现代与后现代统整中追求教育之真 |
| 第三章 本体挖掘:探寻教育规律的应然之旨 |
| 一、教育原理的重审——教育本质的辩证 |
| (一)从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 |
| (二)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 |
| (三)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 |
| 二、教育目的的定位——人的全面发展 |
| (一)人是基础:对教育目的的审思与锚定 |
| (二)人的复归:对异化的批判与摒弃 |
| (三)人能为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觉察 |
| (四)发展程度:体现社会进步纵向度 |
| 三、教育功能的展开——教育先行的战略 |
| (一)服务社会:教育的自觉功能 |
| (二)人才培养:实现的前置条件 |
| (三)指向未来:教育发展的构想 |
| (四)正确逻辑: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
| 四、教研方法的确定——教育研究本土化 |
| (一)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 |
| (二)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 |
| (三)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 |
| 五、教育任务的剖析——学校德育系统论 |
| (一)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 |
| (二)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 |
| (三)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 |
| (四)教育者要先受教育 |
| 第四章 向度阐释:对现实指导的必然之意 |
| 一、理论根基:教育研究的生成基点 |
| (一)坚守哲学基础本根 |
| (二)坚持教育就是教育自身 |
| 二、本土意识:教育研究必须扎根 |
| (一)教育发展要有社会的保障 |
| (二)不能将教育做成产业 |
| (三)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 |
| (四)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于培养具有创新性的人 |
| 三、复杂规律:教育研究必须遵循的过程机理 |
| (一)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 |
| (二)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 |
| (三)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 |
| 四、人为基点:教育研究的逻辑肇始 |
| (一)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 |
| (二)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 |
| (三)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 |
| 第五章 意蕴生发:对先生精神之检视 |
| 一、弘毅明德:在探索与思考中开创再立 |
| 二、修己安人:在为学与治学中彰显品格 |
| 三、忧国忧民:在为人与为师中抒发情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王逢贤生平 |
| 附录二:访谈提纲 |
| 附录三:手稿资料 |
| 附录四:实物照片 |
| 后记 |
（10）名师成长及影响的个案研究 ——以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姚嗣芳老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教育改革呼唤名师 |
| 1.1.2 课程改革需要名师 |
| 1.1.3 学生发展需要名师 |
| 1.1.4 个人心向与导师意见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3.3 个人意义 |
| 1.4 相关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综述 |
| 1.4.2 国外研究综述 |
| 2 研究设计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对“名师”概念的界定 |
| 2.1.2 对“名师成长”的界定 |
| 2.1.3 对“名师影响”的界定 |
| 2.1.4 对“教师专业发展”的界定 |
| 2.1.5 对“个案研究”的界定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窗口理论 |
| 2.2.2 内外因素论 |
| 2.2.3 教学做合一 |
| 2.2.4 终身学习 |
| 2.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2.3.1 研究方法 |
| 2.3.2 研究思路 |
| 2.4 研究对象 |
| 2.4.1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 |
| 2.4.2 姚嗣芳老师 |
| 2.4.3 研究的访谈对象 |
| 3 名师成长影响因素研究 |
| 3.1 影响姚嗣芳老师成长的内部因素 |
| 3.1.1 “最适合当老师” |
| 3.1.2 “不忘初心,必有轴心” |
| 3.1.3 “走了研究性变革之路” |
| 3.2 影响姚嗣芳老师成长的外部因素 |
| 3.2.1 师范教育:铺好一块基石 |
| 3.2.2 学校环境:培育一片沃土 |
| 3.2.3 外部支持:搭建一步台阶 |
| 4 名师影响发挥的途径和作用 |
| 4.1 名师影响的发挥途径 |
| 4.1.1 带教徒弟制度化 |
| 4.1.2 教育媒体传师魂 |
| 4.1.3 着书立说论教育 |
| 4.1.4 示范课堂显风格 |
| 4.2 名师影响发挥的作用 |
| 4.2.1 理清教学思路 |
| 4.2.2 鼓励给足勇气 |
| 4.2.3 敢于接受挑战 |
| 5 研究发现与启示 |
| 5.1 从姚嗣芳老师身上看名师成长 |
| 5.1.1 名师成长受多种因素影响 |
| 5.1.2 名师拥有坚定的教育信念并付诸实践 |
| 5.1.3 名师成长要经历从艺、悟道到创变的阶段,教学做合一 |
| 5.1.4 名师成长是“切磋琢磨、涵育熏陶、终身学习”的过程 |
| 5.1.5 名师成长依赖于良好的外部环境 |
| 5.2 从姚嗣芳老师身上看名师影响发挥 |
| 5.2.1 名师影响发挥的途径多样 |
| 5.2.2 名师影响的发挥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
| 5.2.3 学校和社会应积极创设条件让名师发挥作用 |
| 5.3 研究的个人收获与启示 |
| 5.3.1 阅读、实践、坚守三足鼎立 |
| 5.3.2 持续激发教师专业发展内驱力 |
| 5.3.3 以课堂彰显教学主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访谈提纲 |
| 附录B:成都市第二届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名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课程改革中教育局长的角色期待（论文参考文献）
- [1]地理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情境问题教学模式实践研究[D]. 韦星安.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2]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传播[D]. 刘景珍.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抗战后期应征学生译员的身份塑造与消解（1941-1945）[D]. 郭立.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4]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5]中华民间儿童体育游戏的课程表达研究[D]. 韩文娜.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D]. 陈立刚.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8]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周小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9]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D]. 陆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10]名师成长及影响的个案研究 ——以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姚嗣芳老师为例[D]. 赵雪琴. 成都大学, 20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