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介几个伤科方面的单、验方(论文文献综述)
曾毅[1](2021)在《明代医书作者的群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医书是中医学术传承的重要载体,明代编着的医书的数量空前,达一千余种之多,在同时期的世界医学史上也绝无仅有。除了像《本草纲目》这样享誉世界的巨着,明代的许多医书至今仍是中医学医疗、科研、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因此,因此对明代医书进行多方位深入研究,无论对于认识明代医学的历史,还是对现代中医的传承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多关注个体医家及其着作的研究,对于医书整体尤其是对其作者群体的研究缺如。本文试图对明代医书作者的地域、学力、社会身份进行分类,并将作者划分出群体与着作类型特征进行相关性研究,以期通过数据挖掘,勾勒出明代医书作者群体的概貌。本文在广泛收集前任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重要目录文献调研、考证,甄选出812种明代医书,建立《现存明代医书信息数据库》,从中提取442位医书作者信息,逐一考察其籍贯、科考、社会身份等信息,建立《现存明代医书作者信息数据库》,并利用数据库开展了下述研究。1.对现存明代医书的种类、年代分布进行了考察;2.对作者的里籍、功名、职务、社会身份等进行考察,并将作者初步划分为职业医家、兼业医家、和非医家三类群体;3.对不同群体作者的着书数量、着书动机、着作种类与撰着方式、着作影响力进行了研究。获得了如下结果:1.现存有作者可考的明代医书种类涵盖了《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所列所有类目,其数量以临证各科、方书、养生修真导引、本草、医案医话为多。2.医书的产出年代以前期少,中期缓慢增长,后期快速增长的势态,政治动荡等因素对医书的产出数量没有太大影响,经济的发展、商业出版和医学内部的因素是促进医书产出的主要动力。3.医书作者的地域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以浙、苏、皖、赣为多,其数量依现今区划排序依次为:浙(127)、苏(95)、皖(60)、赣(37)、沪(17)、豫(17)、鄂(16)、闽(15)、鲁(13)、冀(7)、川(7)、陕(5)、湘(5)、晋(4)、粤(3)、桂、贵、滇、辽、琼各1。提示,相比金元时期,冀、豫、鲁名家辈出的景象,明代中国的医学中心南移,北方逐渐衰落。4.可以考察到科考背景,即获取到功名的的医书作者有131位,其中进士 68位,举人16位,武举人4位,生员43位。获取功名者占作者总数的30%。5.医书作者的身份多元,其中,职业医家(包括官医、民间医)215位,占总数的48.6%,接近半数;兼业医家(有其他职业,如官,同时行医者)40人,约占9%;非医家187人,约占总人数42.4%,这其中官员112、儒生26、文人10、僧道25、书商6、藩王2。医书作者中非医家数量庞大,值得关注。6.就医书编撰数量而言,职业医家人均1.96部,兼业医家人均2.5部,非医家群体人均1.6部;编撰有6部以上医书的高产作者18位,其中职业医家11位,兼业医家3位,非医家4位。其中前三位有2位为兼业医家。7.职业医家趋向于撰着综合性着作、伤寒与金匮、诊法、临证各科、针灸推拿、基础理论类书籍;其创作方式以撰着为主,偏向原创,是医学知识的创造者。兼业医家倾向于创作医论、基础理论、医经、伤寒与金匮,撰着方式上倾向于加工、阐释。非医家群体倾向于创作养生修真导引类书籍,文献整理是其撰着特征。8.高影响力的医书主要由职业医家撰着,是医学文本知识的绝对主导者。9.通过对高产出作者、着有高、极高影响力医书的作者调研发现,高产出作者在科考方面,以经过科举考试教育、有一定科考的作者为主。着有高、极高影响力医书的作者亦是相近,也以拥有生员及以上科考者为主。结合这些作者都是职业医家,可以得出着述数量多、能产出高影响力着作的人物是既有文化(科考)又有医家身份(临床实践经历)的人物。
肖雄[2](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李亚楠[3](2021)在《民国期刊《国医砥柱月刊》之文献研究》文中指出清末民初,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大量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传统医学,在西方全新医学理论和当时政府限制排挤的双重压力下,地位岌岌可危。为了中医的传承与发展,国医界展开了自救运动,诸多中医期刊编辑部相继成立,《国医砥柱月刊》便是其中之一。该刊由杨医亚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创刊,同年七月因抗战爆发、交通不便、报纸缺乏等因素被迫停刊,又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九月重新启刊,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正式停刊,历时11年,共发行74期。《国医砥柱月刊》创立于中医生存艰难之时,从创刊之日起就以坚持奋斗为宗旨,旨在交流中医学术经验,普及大众医疗知识。本文正文共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国医砥柱月刊》概述。1.结合民国时期中医动态发展史,探析《国医砥柱月刊》的创刊背景,了解其历史。2.深度挖掘创刊人杨医亚生平,分析其对《国医砥柱月刊》乃至传统医学的贡献。3.分析栏目设计,探查期刊发刊的总体趋向、总结期刊主要撰稿人,探查其背景,了解《国医砥柱月刊》背后的主要社会关系。4.分析版式变化,结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探析期刊在发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第二部分以《国医砥柱月刊》为主线,将该刊内容分为批评评论研究、经典名着研究、中药研究、方剂研究、针灸研究、养生保健常识、临床研究、中医的不足与改革八大类,其临床研究类又分为内、外、妇、儿四类。分析这些文章的内容,了解当时群众的身体状况并探析民国时期的中医学术思想。第三部分通过对期刊整体分析,总结刊物的办刊特色及价值。特色:在发刊内容上,紧扣时代脉搏,适时创办专号;在栏目设计上,种类繁多,体现了内容编排的灵活性;在民生问题上,重视大众医疗和健康;在刊物内容上,多以普及中医药文化为主。价值:《国医砥柱月刊》不仅是医家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是中西医之争的舆论平台。作为医家学术交流平台。该刊收录了大量民国时期关于疾病研究的文章,对现代临床诊疗具有宝贵的指导价值。除此之外,在方剂一栏还收录了许多简单、方便、廉价的民间验方,体现了其实用性;作为舆论平台,该刊发表诸多反对政府抑制中医发展政策的文章。
温佳雨[4](2021)在《国家图书馆藏孤刻本中医古籍考察研究》文中认为对古医籍存世情况的调查及相关信息的整理,其重要性和必要性都不言而喻。对于中医孤本古籍的整理和研究,更是兼具抢救性的意义。本研究是以导师王育林教授主持的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地区馆藏中医古籍资源的目录整理与利用对策研究》为基础,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通过对北京地区各图书馆馆藏中医古籍资源的查览,发现不仅这部分古籍的专门着录和资源利用的研究尚属需要填补的一项学术空白,而且亦没有以图书馆为单位,对其所藏中医古籍的全面性研究。本人在项目组主要负责对国家图书馆的藏书进行调查并撰写提要,最终成果得到了北京中医药文化研究基地的后期资助,将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通过长期的资料查览及实地考察,对于国家图书馆藏的中医古籍有了更全面及深刻的认识。根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的记录,国家图书馆藏中医古籍1898种,其中1911年之前的孤刻本共79种,按成书及刊刻时间可见宋刻本共1种;元刻本共1种;明刻本共23种,其余54种为清刻本。按照《总目》之分类:基础理论类2种,伤寒金匮类7种,诊法类5种,针灸推拿类1种,本草类6种,方书23种,临症各科类医籍25种,养生类5种,医案医话医论类2种,综合类着作3种。可见国家图书馆所藏孤刻本医籍多珍善本且种类丰富,是现存中医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最终选取孤刻本中医古籍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考证研究,这不仅是对国家图书馆藏的中医古籍进行研究的深化,亦是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进一步延伸。根据《总目》进行初步筛选后,结合国家图书馆OPAC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国家图书馆官方网站、国内外中医古籍相关数据库及实地考察,对79种孤刻本中医古籍按照年代进行逐本的考证。利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文献学研究方法,结合断代史研究法、分类研究法对不同种类的孤刻本医籍进行整理研究,对原书的作者传者、成书年代、刊印年代、纸张、序跋、凡例、目录、校注、残缺情况、正文体例、内容等方面进行相关的考察考证,其研究结果对所涉及的目录书、工具书、数据库中的相关着录均有一定的补正(如对医籍的存佚情况进一步明确);对版式进行较为详细地记录;对作者、传者、刊刻者的生平进行考证并补充;对相关医籍的成书时间、刻印时间进行考证并补充,难以明确成书及刻印时间的,通过相关考证缩小时间范围;对于难以查览的医籍摘录其序跋;对于医书内容,通过目录及正文的查览进行简要概述。最终,本研究成果的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可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根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整合了国家图书馆藏所有孤刻本中医古籍的基本信息,是首次在中医古籍目录整理的基础上对国家图书馆的刻本藏书进行专门的考察考证类研究。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总目》的部分医籍着录情况,同时与国家图书馆馆藏着录信息进行了对比,通过搜集相关资料进行考证并实地考察相关医籍,对国家图书馆藏孤刻本中医古籍有了一个全面的掌握。除此之外,整合了相关医籍包括作者、年代、版本、卷数、册数、目录、内容等在内的整体概况,丰富了中医文献的基本信息,于中医文献的研究提供了基础。第二,对79种古医籍进行的全貌式考察,是首次对国家图书馆藏孤刻本中医古籍开展的普查性的考察考证性研究。现有的成果所做工作或为辑录性质,虽汇集了大量材料,但是考据工作做得相对有限;或为对单本书籍的部分信息进行考据,未能将孤本医籍整合。另外,面对目前较为丰富的整理成果,通过鉴别,给出符合时代水准的综合判断,有利于研究向前发展的需要。第三,首次将国家图书馆所藏孤刻本中医古籍的版本、版式在经过实地考察后,整体记录于考证之中。而且在对具体书目进行考察考证时,在前述版本、版式信息之外,还涉及并包括历代目录对该书的着录信息、该书的序跋等材料,以便于综合利用这些信息对所涉及书目进行的全面考证,对以后中医古籍的研究和整理提供了真实度最高的材料。第四,对于版本信息缺失、作者信息缺失、文献研究未曾重视、现有中医古籍目录着述只存目而无提要、且现代研究中基本概况缺失的孤刻本中医古籍,在经过亲查阅览之后,纠正了笔误,补充了新的信息。具体可见,补充作者5条,补充作者相关信息6条;补正医籍成书及刻印相关信息17条;明确存佚情况3条。除此之外,还纠正了书名、版式、卷数残缺、内容等方面的记录错误8条。其中如《明堂图说》(总目号02156)根本不是医书,却被收入,属于大错,说明整理者并未查看原书,仅凭书名或作者背景就将其划为医书之列。《明医二着》(总目号05538)一书虽为残本,但现在所见3-5卷,实为王纶所撰《王节斋小儿医书》《医论问答》的合刻本,其中《王节斋小儿医书》是目前发现仅存的版本,《医论问答》是除浙江图书馆所藏明嘉靖刻本之外的另一发现。第五,除上述外,还存在国家图书馆有藏书,但《总目》未收录的情况。如《总目》记载国家图书馆存清代医家陆懋修的10种稿本,另有多部手抄本,但《总目》未记载国家图书馆还存有抄本《水饮治法》《世补斋医论》《随息居霍乱论》《内经遗篇病释》。因国家图书馆没有对于中医藏书的专门着录,故无法得出确切的比对结果。但此种情况提示学者在以《总目》及国家图书馆藏书作为研究对象时,应尤其注意并随时记录,以补充并完善《总目》及整体中医文献的记载。综上,本研究成果于目录学而言可以更新目录、核实版本、校勘讹误。对于图书馆可以补充及更正馆藏信息的缺失和错讹,从中医专业角度还原医籍信息的真实性,为其书籍的数据化提供依据和基础,为其余医籍的整理提供思路。同时该研究与中医文献学、中医训诂学、中医各个临床学科关系密切。从材料上可以进一步发掘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珍本、善本,厘清相关医籍的源流递藏,加强对于图书馆藏中医文献的利用,充实中医的理论研究;从内容上对于中医文献学有补充和丰富的作用,通过发掘鲜活生动的第一手资料,也为中医药学发展史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材料依据。具体内容还可比勘流传医籍、探讨文本的流传、分析学术的传承、研究医史文化以及挖掘临床利用价值。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古籍是中医药宝贵的遗产和资源,孤刻本更是尤其需要关注和抢救的对象。对于国家图书馆藏孤刻本中医古籍的研究,属于古籍整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拓展到中医药的理论探讨、中医科研、临床应用、学科建设、中医数字化、中医药产业开发等诸多方面,其意义渗透到文献学、图书馆学、中医学等多个学科。
孙立[5](2021)在《民国时期中医妇科学着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是指1912-1949的一段时期,此段时期虽然只短暂的持续了 38年,但是期间伴随着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革,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西方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剧烈碰撞,使得该时期的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医妇科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改变一脉相关。中医妇科学在民国时期的发展也受到了政权变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东西方思想碰撞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这一时期,大量妇产科书籍的编着呈现出中西医结合乃至全盘西化的特点,这些着作在近代中医妇科学的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此时期也是我国由传统妇科理论向现代妇科理论过渡的重要阶段。因此,深入发掘研究该时期的书籍文献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以民国时期中医妇科学着作为研究对象,广泛搜集民国时期中医妇科学着作的相关材料,以《中国医籍大辞典》《中国医籍通考》《民国时期总书目》(自然科学·医药卫生)《中国近代中医书刊联合目录》《中国中医药学术语集成-中医文献》等中医学目录书着录的书籍信息为线索,详细考察民国数据库以及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等各大图书馆,获取丰富的一手资料,对《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等目录书中记载的民国时期妇科着作进行考察,纠正其着录错误的相关信息,补入漏载的民国时期妇科书籍。在此基础上,同时运用目录学、版本学等文献学的方法,对民国时期中医妇科学着作的现存情况进行汇总,统计出真实可靠的妇科着作信息,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材料基础。民国时期的妇科着作在编撰形式、出版发行等方面都较有特色,本文在广泛结合民国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中医妇科书籍的编写、出版、发行、影响等方面。站在史学的角度,以时期特点为背景,介绍了民国时期妇科学的发展及着作相关情况。汇总编纂者相关信息,对其学术传承方式及学术背景、生平经历进行介绍,总结出妇科着作的类型特点,归纳妇科着作发行信息及发行特点,概括其中畅销着作的共性,为学界对民国时期妇科学着作的特点研究提供指导与借鉴。文章同时对民国时期代表性妇科着作的类型、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简要介绍,并挖掘其学术思想及特点。对于民国时期中医妇科学在病因病机、疾病诊断、治疗原则、中西汇通、临床用药等方面的理论创新进行梳理研究,简要探讨了此时期研究的热点问题,概括此时期中医产科学的发展状况,并对其在后世的影响方面做出了初步的评判。通过对民国妇科着作的整体性分析,力求呈现出民国中医妇科学着作更加真实具体的一面。
皮国立[6](2020)在《中国近代医疗史新论:中医救护队与西医知识的传输(1931—1937)》文中提出目前医疗史学界的研究,针对近代中国医学的近代转型,大多集中在防疫、卫生制度的建构、疾病、药物与技术之对照和比较。此外,在民国之前,无论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关切的焦点都放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上,瘟疫常是听任其发展或采消极避疫法,中医在社会中少有被谈及或承担什么深刻的国家和社会责任,过去史学界很少重视这方面的议题。战争的危机,给了中医另一个发展的空间与可能性。近代中医在外科技术、生理学知识发展上的落后,已是不争之事实,但中日战争即将爆发之危机,却使得中医界开始思考传统知识与国家存亡、战争伤员救治之间的联结。近代中医救护队的诞生,给了中医参与军政事务的可能,也帮助中医思索他们过往的学术发展和可能的未来。在此过程中,中医学习了过去从未接触过的知识,包括军事、救护、创伤、绷带、防毒等相关知识,并于当时报刊中,反思古代医学中的外科、急救、药品等相关知识,希望能在战争时发挥实际功能。本文除了丰富中国医疗史本身的研究,也可补充目前中日战争史研究之全貌,作为传统政治、军事历史之外的一种辅助和补充。
葛政[7](2020)在《亡佚隋唐医方书考略》文中研究指明隋唐两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的再次大一统时期。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民生复苏、国力强大、文化昌盛。隋代“开皇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为其这一时期的盛世景象。在这种盛世社会大环境下,从朝廷至民间开始全面整理前朝的医学理论与临床经验,并予以发挥创新,大量不同门类的医学书籍涌现。然因兵燹之厄、自然灾害、传播局限、年代久远等因素,众多医学书籍也随之湮灭于后世岁月中。目前,我们通过传世医籍与出土医药文献得见部分亡佚隋唐医书内容,弥足珍贵。迄今为止,尚无对亡佚隋唐医方书进行系统梳理与考证,而这一部分的内容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本研究旨在系统梳理亡佚隋唐医方书的书目,考证亡佚隋唐医方书内容及流衍,与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进行比对,结合隋唐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探求亡佚隋唐医方书的学术价值和对当代中医学的贡献与借鉴。本文研究对象为亡佚的隋唐时期医方书,即隋朝建立(581年)至唐朝灭亡(907年)的326年间成书,于后世散失的有明确文献出处或可考证文献出处的以记载中医方药为主的着作。主要内容是与亡佚隋唐医方书相关的书目、作者、医学内容及其学术流传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梳理了隋唐史志及相关医学目录学着作、传世医籍记载的亡佚隋唐医方书目,其目的是对亡佚隋唐医方书着录情况作整体把握。二是重点研究了《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医心方》记载的亡佚隋唐医方书内容,探索其作者、后世流衍、学术特点等。三是将亡佚隋唐医方书与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进行了对比研究,求证亡佚隋唐医方书的某些内容,同时补充亡佚隋唐医方书内容。上述三方面相关亡佚隋唐医方书的研究之前尚未开展,创新性显着,学术价值鲜明。研究过程中,应用历史与古代文献研究法。以亡佚隋唐医方书为主体研究内容,站在历史宏观的角度上,借助目录学与网络资源,力求全面收集原始资料。再对资料分析归纳,排除讹传、错伪,取其信实者,经过对比文献、考辨源流、正误纠错过程,从而较为全面系统地考证亡佚隋唐医方书的内容,发掘亡佚隋唐医方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研究所需资料及搜集途径如下:研究主体资料:《二十六史》《百纳本二十四史》《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等史志目录资料。《文献通考》《通典》《崇文总目辑释》《文渊阁书目》《郡斋读书志》《世善堂藏书目录》《千顷堂书目》《读书敏求记》《四库全书总目》《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文献学、目录学资料。《医藏书目》《医学读书志》《中国医籍考》《宋以前医籍考》《中国分省医籍考》《中国医籍通考》《四部总录·医药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国医籍大辞典》等中医类目录学资料。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唐·王焘《外台秘要方》、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日本·丹波康赖《医心方》等国内外唐宋时期传世医籍。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项目“马继兴古佚医籍基础文本手稿整理——隋唐亡佚医方书”课题初步辑佚资料。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敦煌医药文献辑校》《中国出土古医书考释与研究》、沈澍农《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丛春雨《敦煌中医药全书》《敦煌中医药精萃发微》、李应存《实用敦煌医学》《敦煌佛儒道相关医书释要》、陈增岳《敦煌古医籍校证》、王兴伊等《新疆出土涉医文书辑校》、“国际敦煌项目(IDP)”等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资料。此外,借助数字资源库对相近时代的文史类书籍进行检索,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搜集其中相关佚文和研究参考资料。资料搜集途径:主要通过图书馆及数字资源库。图书馆如: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在京的部分大学图书馆等。数字资源库如: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瀚堂典藏、350种传统医籍整理与深入加工(中医古籍数字图书馆、中医古籍知识库)、中华医典、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中华石刻数据库(唐代墓志铭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资源系统、超星数字图书馆、读秀学术搜索等。均可为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提供相应的方便。论文正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亡佚隋唐医方书目考”。《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其所载亡佚隋唐医方书目,结合相关医学目录学着作与传世医籍记载的亡佚隋唐医方书目,从目录学角度对亡佚隋唐医方书着录情况进行研究。第二部分为“亡佚隋唐医方书考”。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项目“马继兴古佚医籍基础文本手稿整理——隋唐亡佚医方书”基础上,从《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医心方》记载的亡佚隋唐医方书中,选出尚无辑校、考证者,且相对保存内容较多,历史上有所传承的亡佚隋唐医方书7种,即《梅师方》《贞元集要广利方》《崔氏纂要方》《必效方》《许仁则方》《海上集验方》《兵部手集方》。对每部亡佚隋唐医方书详述着录或研究概况,梳理佚文内容,探索佚文的后世流衍,论述佚文内容学术特点。第三部分为“亡佚隋唐医方书与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的相关研究”。概述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的研究背景。依据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是否着录文献出处,将其分为“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中着录来源的亡佚隋唐医方书”、“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中未着录来源的亡佚隋唐医方书”两小节。前者涉及隋唐医家3人,即韦慈藏、张文仲、崔知悌,亡佚隋唐医方书1部,即《古今录验方》。后者以前者为线索,择选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5种。将其与亡佚隋唐医方书佚文进行比对,筛选其所载亡佚隋唐医方,探索后世流衍情况。同时,因敦煌佛道医药文献亦载有医方,列“敦煌佛道医药文献中的亡佚隋唐医方书内容”小节,简要介绍敦煌佛道医药文献情况,比对分析其所载亡佚隋唐医方书内容。第四部分为“亡佚隋唐医方书学术价值研究”。基于本研究涉及的亡佚隋唐医方书,探究亡佚隋唐医方书体现的对前朝医学的继承、隋唐医学发展状况及后世学术影响。同时,对亡佚隋唐医方书与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之间的互证互补予以论证。第五部分为“亡佚隋唐医方书研究的现实意义”。阐析亡佚隋唐医方书的当代临床价值,探讨本研究对隋唐医学史内容的补充与借鉴。通过上述五部分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五点结论:一、考证亡佚隋唐医方书目55种。通过梳理考证史志目录及相关医学专科目录书、传世医籍引用书目,即《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与明·殷仲春《医藏书目》、日本·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日本·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所出经史方书》、宋·刘昉《幼幼新书》引录书目,整理考证出亡佚隋唐医方书目计55种。此数量仅为隋唐时期医方书之一角,还有大量医方书因史料不详等因素未作计入。隋炀帝敕撰《四海类聚方》两千六百卷,《四海类聚单要方》三百卷,卷帙浩繁,今已亡佚殆尽,仅余《证类》一条记载。今日得见隋唐传世医方书不过《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三种,皆赖北宋校正医书局的整理颁行传承,余者尽数亡佚。隋唐医方书亡佚之数量巨大,传承之艰难,可见一斑。本文所据的五种传世医籍保留的亡佚隋唐医方书不可多得,为稀缺隋唐时期医籍文献资源,极具学术研究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宋代大型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与《圣济总录》保存有大量亡佚隋唐医方书内容,为进一步的辑校与考证提供了线索。二、亡佚隋唐医方书学术渊源多元,内容丰富,真实记录隋唐医学之进步,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学术传承信息,因亡佚导致相关记载缺失。通过本文考证研究,使之得以接续。在隋唐时期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盛世修书,隋唐时期医籍成书呈现出大型、综合性的趋势。借传世医书所载亡佚隋唐医方书观之,隋唐时期医学处于全面发展阶段,承上启下,内容广博而丰富。集前朝医学之大成,各科发展不断向前推进,为宋金元时期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亡佚隋唐医方书学术渊源多元,是隋唐医学发展进步的真实记录。亡佚隋唐医方书内容可总结为三个主要来源,即源自前朝或当朝医方;根据医家自身临床经验对前朝或当朝医方进行发挥;医家自创医方。其不仅保存了大量前朝医学内容,也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亡佚隋唐医方书后世传承深远,为中医药学术传承的重要环节,之前因亡佚而断层,通过本研究使之重现于世。三、亡佚隋唐医方书与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可关联研究,呈现互证互补、互为完善的关系。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保存了部分亡佚隋唐医方书内容,卷子 P.3596、P.2662V、P.2662R、P.2565、P.2666 载方共计 409 首,其中亡佚隋唐医方共计91首,占比约为22.25%。所涉及亡佚隋唐医方书,共计14种。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因其文献的原生状态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实证作用,其保存的亡佚隋唐医方补充了传世医书中亡佚隋唐医方书的内容,也使我们进一步印证了传世医书中亡佚隋唐医方书的真实性。同时,传世医书中的亡佚隋唐医方为完善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提供了校勘线索,二者可互为补充印证。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保存了隋唐时期部分医书的原貌,展现了该时期医学发展的原始脉络,在医药文献校勘、理论与临床研究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四、亡佚隋唐医方书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研究价值。亡佚隋唐医书内容借助后世医籍的转录而传承,经后世医家不断应用于临床,并予以发挥改良,临床疗效确切。当代学者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从药理实验、临床试验的角度对部分亡佚隋唐医方进行了探索。在临床应用方面,如《许仁则方》葱白七味饮、《兵部手集方》香连丸、敦煌卷子P.4038八公神散、敦煌卷子P.2565韦慈藏四时常服方等仍应用于当代临床,极具临床使用价值,对丰富临床诊疗经验、拓宽临床用药思路等方面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五、亡佚隋唐医方书研究具有难得的史学价值,丰富了隋唐医学史内容。现存传世隋唐医学文献颇为少见。本文系统研究了 7种亡佚隋唐医方书《梅师方》《贞元集要广利方》《崔氏纂要方》《必效方》《许仁则方》《海上集验方》《兵部手集方》的成书学术内容与传承及其作者;并通过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关联研究,涉及8种亡佚隋唐医方书《韦慈藏方》《张文仲方》《古今录验方》《救急单验方》《救急方》《延年秘录》《随身备急方》《开元广济方》。在相当程度上充实隋唐时期医学文献。在隋唐医学人物方面,于传世医籍所载亡佚隋唐医方书的作者史料有所完善补充,如许仁则、崔元亮等。还可以补充一些兼通医学的人物资料,如唐初期名将李积、唐肃宗时吏部侍郎元希声、唐末混乱时期任荆南节度成汭等。与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相关研究内容,拓展了隋唐西域医学发展史研究的空间。此外,通过本文涉及的亡佚隋唐医方书辑佚考证工作,以此为亡佚隋唐医方书的进一步辑佚研究打下厚实的学术基础。书之论事,昭如日月。文献整理与研究之意义在于基础性,根本性,普遍性。作为一个古代中医文献工作者,秉持中医之平衡观念,以辩证的态度对待中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有所为,亦有所不为。有所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态度对待有瑕疵,有漏洞,有疑误的中医文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断深化研究,寻求真理,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以实现其在现实临床有所为的价值。有所不为,以孔夫子“述而不作”的态度对待经过长时间理论锤炼与临床验证而流传下来的中医文献。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之前,取中正之道,完整叙述其本来的面貌,不以个人观点去改变,以免违背其自然的状态。亡佚隋唐医方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亦循此论,其内容丰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因而有必要深入研究,为中医药传承研究、中医亡佚古籍考证研究、中医古籍辑佚、中医方剂临床应用等方面提供借鉴。
郑文洁[8](2019)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馆藏广东省中医献方普查研究》文中指出2016年我国首部中医药法强调“支持对民间中医药技术方法的整理、研究和利用。国家鼓励组织和个人捐献有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价值的中医药文献、秘方、验方、诊疗方法和技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医药献方具有民间中医药技术方法的特色,开展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整理挖掘运用名老中医的经验,也是贯彻中医药法的举措。笔者通过走访本校图书馆,利用校图书馆检索系统和读秀系统检索,对馆藏献方专着及中医期刊内广东省献方进行收集整理研究。目的:重整医学家底,填补当代医学史里献方运动广东板块的空缺,完善岭南医学史。同时对医学宝库进行挖掘,为现今临床运用提供借鉴与参考。献方运动中不少名老中医首次将秘方验方公开,对名老中医的经验传承的追本溯源也有一定帮助。方法:综合利用文献普查法、数据库检索法、历史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对九本广东省中医药献方与八种中医药杂志所载广东省献方进行综合研究,形成以下成果。成果:1.发现了九本献方专着:《广东省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展览会·中医药验方汇编上编》《广东省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展览会·中医药验方汇编下编》《广东省中医验方选集》《广东省各县市中医验方交流汇编第一集》《广州市中医验方选第一集》《中医验方汇集(五九年第一辑)》《中医验方汇编第一集》《广州市荔湾区中医工作展览会资料汇编·常用草药验方集解》《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特辑》和八种中医期刊所载广东省献方。2.整理了九本献方专着献方3254首,八种中医期刊中广东省献方7首。3.辑录体例6万余字(61957)。4.绘制献方统计图61幅,统计表70张。5.完成了九本献方专着的分类统计,其中内科分为11大类,包含疾病113种。内科献方总数1510方,所包含传染病514方,消化系统疾病348方,泌尿系统疾病200方,呼吸系统疾病143方,肢体经络病72方,其他内科疾病68方,神经系统疾病64方,内分泌和代谢性疾病38方,血液系统疾病24方,循环系统疾病22方,泌尿男性疾病17方。外科分为7大类,包含疾病34种。外科献方总数453方,所包含外科感染212方,其他外科疾病151方,腹外疝31方,肛门直肠疾病27方,肿瘤21方,泌尿男性疾病9方,骨关节结核2方。妇产科分为7大类,包含疾病29种。妇产科献方总数317方,月经病96方,产后病77方,妇科杂病76方,妊娠病31方,带下病18方,前阴病10方,乳汁喂养类9方。儿科分为16大类,包含疾病39种。儿科献方总数292方,所包含消化系统疾病88方,传染病62方,神经系统疾病44方,皮肤病26方,发热24方,咽喉口腔病方12方,新生儿病9方,呼吸系统疾病6方,内分泌和代谢性疾病4方,泌尿系统疾病4方,其他儿科疾病3方,腹外疝3方,耳疾2方,眼疾2方,鼻病1方。骨伤科分为6大类,包含疾病8种。骨伤科献方总数189方,所包含跌打伤96方,骨折38方,枪弹伤23方,外伤20方,刀伤10方,内伤2方。皮肤科分为8大类,包含疾病21种。皮肤科献方总数134方,所包含细菌性皮肤病40方,真菌性皮肤病36方,皮炎31方,其他皮肤病8方,荨麻疹类皮肤病7方,动物性皮肤病5方,病毒性皮肤病4方,性病3方。五官科分为4大类,包含疾病25种。五官科献方总数359方,所包含咽喉口腔病182方,眼疾95方,鼻病47方,耳疾35方。6.发现献方十则以上23人,共献方526方,占比16.16%。献方最多前十位者为关济民106、何中和34、赵思竞33、邬碧泉32、赵裕才30、邓鹤芝27、李庭芬25、覃振安20、赵芳伯20、陶葆荪18。十人献方达345方,占比10.6%。7.总结出献方人两大特点:(1)不乏着名医家、生草药家以单人献方为主(2)单位献方(不记名,以单位名义献方)其次,联合献方(多人献方或多单位献方联合)最少。8.发现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质量较高。9.中医献方运动产生的背景与领导人的号召,建国初期卫生条件差,医药资源不足有关。10.统计发现传染病献方占比15.8%,是所有病种中数量最多的。而其中痢疾、肺结核、麻疹最多。痢疾献方129则,占所有献方的3.96%。结论:献方以传染病方最多,原因有三:首先建国初期卫生条件差,医药资源分布不均;其次岭南地区向来因独特的气候环境温病疫症横生。献方人以临床名家为多,其中有41位广东省名老中医献方共计355则,关济民献方最多,达106方,涉及24个病种。广东省献方具有疗效好,善用岭南草药等特点。
崔良晓[9](2018)在《“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未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中医发展至近代,已然步入转型时代。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弊病丛生的传统中医面临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身处四面交困的窘境,中医界人士掀起了一系列抗争图存的救亡运动,构成了近代中医发展的主旋律。在这场跨越时代的救亡运动中,伴随着中西医激烈的论争,传统中医在“新中医”群体的努力下实现了知识体系的转型与建构。秦伯未作为当时“新中医”群体中的一员,积极接受西医知识,勇于变革传统中医,为中医发展摸索了多条路径。在中医学术研究方面,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这一新式院校中成长起来的秦伯未,接受中西医知识,形成了独到的衷中参西的中医观。他运用西医知识整理经典医籍,强调中医经典理论的研究,反对过激的西医化。他的学术观点连同其他学人观点,共同凝聚出近代中医学说理论新貌。在中医教育方面,秦伯未积极探索中医教育的多种形式。他投身院校教育,与医界同仁共同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完善课程设置,培育中医人才;他发挥个人力量,依托医室形成“秦氏同门”的群体力量,凝聚专业人才;他创设函授、刊授的社会教育形式,更为广泛地传播中医知识。在中医出版方面,秦伯未形成了独到的期刊编辑思想,关注读者视角,凝聚编创团体,更成为期刊传播中的“把关人”。其主办了四份各具特色的期刊,整合了中医药资源,构建出公共学术空间。还依托中医书局,打造品牌效应,推动中医知识的生产和消费。在中医社团方面,秦伯未从参与者到创办者,加入许多不同类型的中医社团,参与到众多社团活动中。中医社团结群聚力,在中西医论争、保障同业、期刊互动等方面均发挥了群体效力。在秦伯未的医学人生里,他始终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尽管他不是当时中医界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但他摸索开创了多种发展方式,这是远远超过同时期中医人士的。他创新了中医发展的既有模式,实际上也为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提供了更多的路径。透过秦伯未极为广泛的各项活动,能够看到近代中医的新面貌。在近代,传统中医学说融汇西方学说,重新整理出新体系。中医知识的传承也脱离了传统的师徒相授、医派相承,转为进入科学化的学科体制。另外中医期刊的繁荣、中医专业社群的出现,都是中医知识体系转型的表征。在以秦伯未为代表的“新中医”群体的努力下,近代中医在救亡图存的抗争道路上突破了四面楚歌的窘迫,完成了知识体系的转型,实现了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刘洋[10](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二、简介几个伤科方面的单、验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简介几个伤科方面的单、验方(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医书作者的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
1 明代医书的搜集与整理研究 |
2 关于医书作者的研究 |
3 有关医家群体的研究 |
第一章 前言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1 究范围的界定 |
2 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
3 分类标准 |
第三节 内容、结构、创新性 |
1 内容与结构 |
2 创新性 |
第二章 明代医学发展概述 |
第一节 明代的医学的成就与特色 |
第二节 明代医事制度 |
第三节 明代刻书业与医书刊刻 |
第四节 明代医药学家与医药学着作 |
小结 |
第三章 现存明代医书调研与数据库建立 |
第一节 相关医书目录及所录明代医书 |
1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及其所录明代医书 |
2 《宋以后医籍年表》及其所收明代医书 |
第二节 现存明代医书及作者信息数据库的建设 |
1 医书的甄选 |
2 数据库的建设 |
第三节 现存明代医书的种类与年代分布 |
1 现存明代医书的种类 |
2 现存明代医书的年代分布 |
小结 |
第四章 作者信息调研的与群体的划分 |
第一节 作者的地域调查与分布 |
1 浙江 |
2 江苏与上海 |
3 安徽 |
4 江西、河南、湖北、福建、山东等地 |
5 作者地域分布图 |
第二节 作者科考情况调查与分布 |
1 进士、举人、生员作者 |
2 无功名作者 |
3 科考情况不明的作者 |
4 作者的科考分布 |
第三节 作者的身份考察与群体划分 |
1 身份界定与群体划分的标准 |
2 职业医家群体 |
3 兼业医家群体 |
4 官员、文人与隐士、僧道等非医家群体 |
小结 |
第五章 作者群体与其着述关系 |
第一节 作者群体与着书数量 |
1 高产作者 |
2 职业医家着述数量 |
3 兼业医家的着述数量 |
4 官员、乡绅、书商等非医家群体的着述数量 |
第二节 作者群体与着述种类 |
1 职业医家的着述种类与撰着方式 |
2 兼业医家的着述种类与撰着方式 |
3 官员、文人与隐士、僧道等非医家群体的着述种类与撰着方式 |
第三节 作者身份与着述动机 |
1 职业医家的着述动机 |
2 兼业医家的着述动机 |
3 官员、文人与隐士、僧道等非医家群体的着述动机 |
第四节 作者群体与其着作的影响力 |
1 关于医书影响力的判断与划分问题 |
2 职业医家着述的影响力 |
3 兼业医家着作的影响力 |
4 官员、文人与隐士、僧道等非医家群体着作的影响力 |
5 高影响力医书的作者 |
小结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1. 现存明代医书表 |
2. 现存明代医书作者信息表 |
致谢 |
个人简历 |
附件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一) 选题依据 |
(二) 选题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三) 运动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三) 研究方法 |
四、研究材料 |
(一) 材料来源 |
(二) 材料的甄选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四) 简要评议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结语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致谢 |
附件 |
(3)民国期刊《国医砥柱月刊》之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1.研究对象 |
2.研究概况 |
3.研究方法与意义 |
3.1 研究方法 |
3.2 研究意义 |
1. 《国医砥柱月刊》概况 |
1.1 《国医砥柱月刊》的创刊背景及宗旨 |
1.2 创刊人 |
1.3 主要撰稿人 |
1.4 《国医砥柱月刊》的栏目分类 |
1.5 版式变化 |
2. 《国医砥柱月刊》文本内容分析 |
2.1 批判性研究 |
2.2 经典名着研究 |
2.3 中药研究 |
2.4 方剂研究 |
2.5 针灸研究 |
2.6 养生保健常识 |
2.7 临床研究 |
2.7.1 内科研究 |
2.7.2 外科研究 |
2.7.3 妇科研究 |
2.7.4 儿科研究 |
2.8 中医不足与建议 |
3. 《月刊》刊物特色及学术价值 |
3.1 刊物特色 |
3.1.1 紧扣时代脉搏,适时创办专号 |
3.1.2 栏目设计适时而变 |
3.1.3 重视大众健康和医疗 |
3.1.4 所刊文章以宣传、普及中医药知识为主 |
3.2 学术价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成果 |
(4)国家图书馆藏孤刻本中医古籍考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综述一 国家图书馆藏孤本中医古籍研究现状 |
1 目录书及医籍考据类着作 |
2 论文 |
参考文献 |
综述二 国家图书馆藏中医典籍的概况 |
1 数量及类别分布 |
2 收藏与着录情况 |
2.1 存佚情况 |
2.2 版本记录 |
2.3 原书信息 |
2.3.1 作者信息不全 |
2.3.2 成书年份阙如 |
2.3.3 卷数记载错误及残卷未标明 |
前言 |
一 收录标准 |
二 孤本的类别及数量 |
1 孤本的概念及成因 |
1.1 概念 |
1.2 成因 |
2 国家图书馆孤本医籍收藏概况 |
2.1 刻本 |
2.2 稿抄本 |
2.3 印本 |
三 国家图书馆藏孤刻本中医古籍考察研究 |
1 孤刻本概述 |
2 对孤刻本的版本考察研究 |
2.1 宋刻本 |
2.1.1 《伤寒要旨》 |
2.1.1.1 作者生平 |
2.1.1.2 历代着录 |
2.1.1.3 版本考证 |
2.2 元刻本 |
2.2.1 《宝庆本草折衷》 |
2.2.1.1 作者生平 |
2.2.1.2 历代着录 |
2.2.1.3 版本考证 |
2.3 明刻本 |
2.3.1 概述 |
2.3.2 明前期孤刻本医籍 |
2.3.2.1 《不自秘方》 |
2.3.2.1.1 存佚情况 |
2.3.2.1.2 作者生平 |
2.3.2.1.3 历代着录 |
2.3.2.1.4 版本考证 |
2.3.3 明中期孤刻本医籍 |
2.3.3.1 《新刊陶节蔗伤寒十书》 |
2.3.3.1.1 作者生平 |
2.3.3.1.2 版本考证 |
2.3.3.1.3 主要内容 |
2.3.3.2 《脉荟》《释药集韵》 |
2.3.3.2.1 作者生平 |
2.3.3.2.2 历代着录 |
2.3.3.2.3 版本考证 |
2.3.3.2.4 主要内容 |
2.3.3.3 《方脉举要》 |
2.3.3.3.1 作者生平 |
2.3.3.3.2 版本考证 |
2.3.3.3.3 主要内容 |
2.3.3.4 《痘科纂要》 |
2.3.3.4.1 相关考证 |
2.3.3.5 《校注病机赋》 |
2.3.3.5.1 作者生平 |
2.3.3.5.2 主要内容 |
2.3.3.6 《明医二着》 |
2.3.3.6.1 相关考证 |
2.3.3.7 《医林正印》 |
2.3.3.7.1 作者生平 |
2.3.3.7.2 历代着录 |
2.3.3.7.3 版本考证 |
2.3.3.7.4 主要内容 |
2.3.4 未着录成书时间的明孤刻本 |
2.3.4.1 《螽斯秘诀》 |
2.3.4.2. 《(新编)养生大要》 |
2.3.4.3 《医说抄方》 |
2.3.4.4 《太素脉要》 |
2.3.4.5 《新锲家传诸证虚实辨疑示儿仙方总论》 |
2.3.4.6 《慈幼设问痘疹》 |
2.3.4.7 《如宜方》 |
2.3.4.8 《(新刊)雷公炮制便览》 |
2.3.4.9 《食物本草》 |
2.3.4.10 《校增救急易方》 |
2.3.4.11 《二难宝鉴》 |
2.3.4.12 《保产育婴养生录》 |
2.4 清刻本 |
2.4.1 概述 |
2.4.2 基础理论类 |
2.4.2.1 《壶天八法说》 |
2.4.3 伤寒金匮类 |
2.4.3.1 《伤寒论句解》《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
2.4.3.2 《伤寒选珠》 |
2.4.3.3 《伤寒三书合璧》《伤寒舌辨》 |
2.4.4 诊法类 |
2.4.4.1 《明堂图说》 |
2.4.5 本草类 |
2.4.5.1 《本草集》 |
2.4.5.2 《药性赋注》 |
2.4.6 方书类 |
2.4.6.1 《思济堂方书》 |
2.4.6.2 《济世良方》 |
2.4.6.3 《救急良方》 |
2.4.6.4 《救急奇方》 |
2.4.6.5 《神效集》 |
2.4.6.6 《经验救急良方》《乌金丸方》 |
2.4.6.7 《经验良方》 |
2.4.6.8 《(续增)经验救急良方》 |
2.4.6.9 《经验良方》 |
2.4.6.10 《林文忠公戒烟断瘾经验良方》 |
2.4.6.11 《经验良方》 |
2.4.6.12 《经验良方》 |
2.4.6.13 《金液堂药目》 |
2.4.6.14 《永安堂虔修诸门应病丸散膏丹总目》 |
2.4.6.15 《许广和号丸丹集录》 |
2.4.6.16 《益寿堂医方总目》 |
2.4.6.17 《二十一种膏药熬法》 |
2.4.7 临证各科 |
2.4.7.1 《醒医秘集录》 |
2.4.7.2 《温病条辨纂要》 |
2.4.7.3 《温疫论全书》 |
2.4.7.4 《治痢奇方妙论》 |
2.4.7.5《内科通治》 |
2.4.7.6 《增订达生编》 |
2.4.7.7 《衍庆编》 |
2.4.7.8 《小儿痘疹纂要》 |
2.4.7.9 《痘症入门》 |
2.4.7.10 《痘麻金正全书》 |
2.4.7.11 《疹略》 |
2.4.7.12 《白喉治法忌表抉微撮要》 |
2.4.7.13 《丹痧咽喉经验秘传》 |
2.4.8 养生类 |
2.4.8.1 《却病秘诀》 |
2.4.8.2 《颐老切言》 |
2.4.8.3 《修元大道》 |
2.4.8.4 《诸仙导引图说》 |
2.4.9 医案医话医论类 |
2.4.9.1《陈氏医案》 |
2.4.10 综合性着作 |
2.4.10.1 《仁寿堂医书四种》《金镜伤寒验证舌法图说》 |
2.4.10.2 《鉴轩医书二种》 |
四 总结 |
1 补正医籍作者相关信息 |
2 补正医籍成书、刻印时间相关信息 |
3 明确存佚情况 |
4 其他 |
五 思考 |
1 善本的定义及收录 |
2 国家图书馆藏孤刻本中医古籍的利用情况 |
参考文献 |
附录 部分重要医籍序跋简要目录 |
致谢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5)民国时期中医妇科学着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民国时期中医妇科学着作研究概况 |
1 民国妇科学学术史研究 |
2 民国妇科学着作及代表医家类研究 |
3 民国妇科及中医药文献类研究 |
4 民国妇科学教育及期刊类研究 |
5 小结 |
参考文献 |
前言 |
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2 研究范围 |
3 研究方法 |
4 技术路线 |
5 创新之处 |
6 预期成果 |
第一章 现存民国妇科学着作考察 |
第一节 《总目》等目录书对民国妇科着作的着录考察 |
1 所载书籍实际未藏 |
2 书名及人名讹误 |
3 年份讹误 |
4 书籍版本信息漏载 |
5 小结 |
第二节 新补入的民国妇科着作探析 |
第三节 目录书籍误收西医妇科学着作订正 |
1 中医妇科学着作之定义 |
2 《总目》所误收西医妇科学着作 |
3 《总目》误收西医妇科着作原因分析 |
第四节 民国时期现存中医妇科着作简目 |
第二章 民国妇科学书籍的编纂与发行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妇科着作的类型特点 |
1 民国妇科医籍内容倾向性与时期特点相符合 |
2 中医妇科学传统传授模式的探讨及转变 |
3 中医妇科着作与读者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
4 经典中医妇科专着在继承中有所发展 |
5 胎产生殖类书籍广为流传 |
6 中医妇科学与儿科相携发展 |
7 小结 |
第二节 民国妇科着作的编撰者特点 |
1 民国时期妇科着作编纂者信息总结 |
2 编纂者之间的关系及学术传承 |
3 编纂者的学术背景及生平经历 |
4 以集体形式出现的编纂者 |
5 小结 |
第三节 民国中医妇科着作的发行特点 |
1 民国时期妇科着作的发行信息总结 |
2 妇科着作的发行特点 |
3 妇科着作的发行者特点 |
4 民国妇科畅销着作特点 |
5 小结 |
第三章 民国中医妇产科着作的理论成就 |
第一节 妇科理论的发展 |
1 病因病机 |
2 疾病诊断 |
3 治疗原则 |
4 中西汇通 |
5 临床用药 |
6 天癸诸论 |
7 小结 |
第二节 妇科研究热点探讨 |
1 关于月经病的探讨 |
2 关于带下病的探讨 |
3 关于产后诸疾的探讨 |
4 小结 |
第三节 民国中医产科的发展概况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妇科学着作 |
第一节 医家思想及经验介绍类 |
1 严鸿志《女科三种》 |
2 彭逊之《竹泉生女科集要》 |
3 陈稚泉《妇科心得》 |
4 小结 |
第二节 中西合参临床治疗类 |
1 时逸人《中国妇科病学》 |
2 顾鸣盛《中西合纂妇科大全》 |
3 小结 |
第三节 妇科理法方药介绍类 |
1 张山雷《沈氏女科辑要笺正》 |
2 杨志一《妇科经验良方》 |
3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7)亡佚隋唐医方书考略(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亡佚隋唐医籍研究概况 |
1. 亡佚隋唐医籍目录着作记录 |
2. 亡佚隋唐医方书研究 |
3. 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研究 |
4. 医籍亡佚原因研究 |
参考文献 |
前言 |
1 亡佚隋唐医方书目考 |
1.1《隋书·经籍志》医方书目考 |
1.1.1 《隋书·经籍志》已标明作者部分 |
1.1.1.1 隋前医方书目 |
1.1.1.2 史料不详医方书目 |
1.1.1.3 亡佚隋代医方书目 |
1.1.2 《隋书·经籍志》仅存书名卷数部分 |
1.1.2.1 隋前医方书目 |
1.1.2.2 史料不详医方书目 |
1.1.2.3 亡佚隋代医方书目 |
1.2 《旧唐书·经籍志》医方书目考 |
1.2.1 与《隋书·经籍志》重复医方书目 |
1.2.2 唐前及史料不详医方书目 |
1.2.3 亡佚唐代医方书目 |
1.3 《新唐书·艺文志》医方书目考 |
1.3.1 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重复医方书目 |
1.3.2 亡佚唐代医方书目 |
1.4 相关医学目录着作与传世医籍记载亡佚隋唐医方书目 |
1.4.1 《医藏书目》 |
1.4.2 《中国医籍考》 |
1.4.3 《宋以前医籍考》 |
1.4.4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
1.4.5 《幼幼新书》 |
小结 |
2 亡佚隋唐医方书考 |
2.1 《梅师方》考 |
2.1.1 研究概况 |
2.1.2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引《梅师方》佚文 |
2.1.3 后世流衍 |
2.1.4 内容特点及临床价值----杂方验书 单方为主 简便易行 |
2.2 《贞元集要广利方》考 |
2.2.1 着录及研究概况 |
2.2.2 《医心方》与《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引《贞元集要广利方》佚文 |
2.2.3 后世流衍 |
2.2.4 内容特点及临床价值----御撰方书 集各家验方 务于速效 |
2.3 《崔氏纂要方》考 |
2.3.1 作者考辨 |
2.3.2 《外台秘要方》引《崔氏纂要方》佚文 |
2.3.3 后世流衍 |
2.3.4 内容特点与临床价值----综合方书 涉猎各科 用药多变 |
2.4 《必效方》考 |
2.4.1 着录概况 |
2.4.2 《外台秘要方》引《必效方》佚文内容 |
2.4.3 后世流衍 |
2.4.4 内容特点及临床价值----奇效方书 广集验方 |
2.5 《许仁则方》考 |
2.5.1 作者着录概况 |
2.5.2 《外台秘要方》引《许仁则方》佚文 |
2.5.3 后世流衍 |
2.5.4 文献特点与学术价值----内科方书 方证同条 验于临床 |
2.6 《海上集验方》考 |
2.6.1 着录概况 |
2.6.2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引《海上集验方》佚文 |
2.6.3 后世流衍 |
2.6.4 文献特点与临床价值----集验方书 搜罗医案 |
2.7 《兵部手集方》考 |
2.7.1 着录概况 |
2.7.2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引《兵部手集方》佚文 |
2.7.3 后世流衍 |
2.7.4 文献特点与临床价值----验方之书 重视外科 |
小结 |
3 亡佚隋唐医方书与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的相关研究 |
3.1 背景述要 |
3.2 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着录来源亡佚隋唐医方书 |
3.2.1 韦慈藏方 |
3.2.2 张文仲方 |
3.2.3 《古今录验方》 |
3.2.4 崔知悌方 |
3.3 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未着录来源亡佚隋唐医方书 |
3.3.1 敦煌卷子P.2565 |
3.3.2 敦煌卷子P.2662R |
3.3.3 敦煌卷子P.2662V |
3.3.4 敦煌卷子P.3596 |
3.3.5 敦煌卷子P.2666 |
3.4 敦煌出土佛道医药文献亡佚隋唐医方书内容 |
小结 |
4 亡佚隋唐医方书学术价值研究 |
4.1 本研究涉及亡佚隋唐医方书概况 |
4.2 对前朝医学继承 |
4.3 反映隋唐医学发展 |
4.4 对后世学术影响 |
4.5 亡佚隋唐医方书与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的互证互补 |
5 亡佚隋唐医方书研究的现实意义 |
5.1 本研究现代临床价值探讨 |
5.2 对隋唐医学史研究的拓展 |
6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1. 《隋书·经籍志》“梁有”医方书目(包括香方和食疗方) |
2. 《证类》引《梅师方》佚文简述(完整) |
3. 《外台》引《崔氏纂要方》佚文简述(完整) |
4. 《外台》引《必效方》佚文简述(完整) |
5. 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原图像 |
6. 书名缩略语对照表 |
致谢 |
个人简历 |
(8)广州中医药大学馆藏广东省中医献方普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当代献方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1.1 研究现状 |
1.1.1 岭南地区单方、验方研究 |
1.1.2 献方运动及献方研究 |
1.1.3 民族医学的验方、单方、秘方研究 |
1.1.4 名医经验方收集整理 |
1.1.5 验方、单方、秘方的应用价值与现阶段问题 |
1.2 研究意义 |
第二章 献方收集与整理 |
2.1 研究方法 |
2.2 献方收集 |
2.2.1 广东省中医献方专辑 |
2.2.2 中医期刊所载广东省中医献方收集 |
2.3 献方整理 |
2.3.1 献方纳入标准 |
2.3.2 献方排除标准 |
2.3.3 数据校订校勘 |
第三章 献方体例 |
3.1 《中医药验方汇编上编》编撰体例 |
3.2 《中医药验方汇编下编》编撰体例 |
3.3 《广东省中医验方选集》编撰体例 |
3.4 《广东省各县市中医验方交流汇编第一集》编撰体例 |
3.5 《广州市中医验方选第一集》编撰体例 |
3.6 《中医验方汇集(五九年第一辑)》编撰体例 |
3.7 《中医验方汇编(第一集)》编撰体例 |
3.8 《常用草药验方集解》编撰体例 |
3.9 《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特辑》编撰体例 |
第四章 献方统计 |
4.1 九种献方专辑统计 |
4.1.1 《上编》统计 |
4.1.2 《下编》统计 |
4.1.3 《广东省献方集》统计 |
4.1.4 《各县市献方集》统计 |
4.1.5 《广州市献方集》统计 |
4.1.6 《兴宁县献方集》统计 |
4.1.7 《高要县献方集》统计 |
4.1.8 《荔湾区献方集》统计 |
4.1.9 《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特辑》统计 |
4.2 九种献方分类统计 |
4.2.1 内科 |
4.2.2 外科 |
4.2.3 妇产科 |
4.2.4 儿科 |
4.2.5 骨伤科 |
4.2.6 皮肤科 |
4.2.7 五官科 |
4.3 九本着述献方人统计 |
4.3.1 献方人特点 |
4.3.2 献方人介绍(献方数最多前十位) |
关济民 |
何中和 |
赵思兢 |
邬碧泉 |
赵裕才 |
邓鹤芝 |
李庭芬 |
赵芳伯 |
覃振安 |
陶葆荪 |
第五章 中医献方专题讨论 |
5.1 献方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 |
5.1.1 献方运动的产生 |
5.1.2 广东省献方运动启动与发展 |
5.1.3 广东省献方在全国献方运动中的地位 |
5.1.4 为什么要献方 |
5.1.5 存在问题 |
5.2 传染病献方数量居首 |
5.3 广州中医学院教职工献方质量较高 |
5.3.1 名医所献,疗效当佳 |
5.3.2 经验传承,实属宝贵 |
5.3.3 用方心得,佐证佳效 |
5.3.4 疫病献方,应时之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致谢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9)“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未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学术前史 |
三、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一) 概念界定 |
(二) 研究方法 |
(三) 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第一章 转型时代中的“新中医” |
第一节 步入转型时代的中医 |
一、确立医疗地位的西医 |
二、面临生存危机的中医 |
三、中医界的抗争运动 |
第二节 革新中医的“新中医”群体 |
一、支持中西医汇通 |
二、主张中医科学化 |
三、维护传统中医 |
第二章 “衷中参西”:秦伯未的中医观 |
第一节 秦伯未的中医之路 |
一、成医历程 |
二、职业生活 |
三、日常生活 |
第二节 秦伯未的医学主张 |
一、崇尚医籍经典 |
二、注重临床实践 |
第三节 衷中参西的中医观 |
一、整理中医,融会贯通 |
二、中西汇通,改造传统 |
第三章 培植后学:秦伯未与中医教育 |
第一节 从“医派”到“学院派” |
一、传统中医教育样貌 |
二、近代中医教育生存环境 |
三、走向学科建制的新式教育 |
第二节 秦伯未的教育实践 |
一、投身院校教育——以上海中国医学院为例 |
二、创设其他教育形式 |
第三节 秦伯未的中医教育思想 |
一、衷中参西,革新教育 |
二、躬身教育,指导后学 |
三、关注社会,重视宣传 |
第四章 中医知识传播:秦伯未与中医期刊 |
第一节 近代中医药期刊的创办 |
一、振兴中医的“期刊热” |
二、秦伯未主办的中医药期刊 |
第二节 完备期刊运营 |
一、秦伯未的期刊编辑思想 |
二、中医书局的期刊群效应 |
第三节 期刊作用下的近代中医发展 |
一、构建公共学术空间 |
二、整合中医药资源 |
三、形塑大众卫生观念 |
第五章 结群聚力:秦伯未与中医团体 |
第一节 秦伯未参与的中医团体 |
一、上海中医学会 |
二、中医指导社与中医世界社 |
三、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 |
四、上海国医公会 |
第二节 中医团体的作用 |
一、期刊互动,密切联系 |
二、保障同业,敦促学术 |
三、凝聚力量,抗争请愿 |
结语 秦伯未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转型 |
附录 |
附录一: 秦伯未大事年表 |
附录二: 秦氏着述一览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意义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0.3 研究思路 |
0.4 方法与创新 |
0.5 概念释名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1.5.1 远大的目标 |
1.5.2 合理的原则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1.6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2.6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3.1.2 晋城医学馆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6.2.1 办刊宗旨 |
6.2.2 栏目设置 |
6.2.3 文章主题 |
6.2.4 作者倾向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7.6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简介几个伤科方面的单、验方(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医书作者的群体研究[D]. 曾毅.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1(02)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民国期刊《国医砥柱月刊》之文献研究[D]. 李亚楠. 陕西中医药大学, 2021
- [4]国家图书馆藏孤刻本中医古籍考察研究[D]. 温佳雨.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1)
- [5]民国时期中医妇科学着作研究[D]. 孙立.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8)
- [6]中国近代医疗史新论:中医救护队与西医知识的传输(1931—1937)[J]. 皮国立.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20(01)
- [7]亡佚隋唐医方书考略[D]. 葛政.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0(01)
- [8]广州中医药大学馆藏广东省中医献方普查研究[D]. 郑文洁.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08)
- [9]“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未为中心[D]. 崔良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10]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标签:中医论文;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论文; 针灸培训论文; 外台秘要方论文; 中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