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三农问题及解决思路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常羽菲[1]（2021）在《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文中提出农业作为“创造物质生活本身”的重要生产部门,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若没有农业生产的物质资料,人类只能通过采集与狩猎获取食物和皮毛,无法摆脱完全依赖于自然的迁徙生活;若没有农业的稳定发展,人类就失去了开展新事业的可能,无法向更高层次的文明迈进。农业以其独特的生产属性,保障着每一个人的生存所需,支持着人类社会的发生与发展。因此,无论到什么时候,农业的基础性地位都是不可动摇的。纵观世界历史,每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在中国尤为如此。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农业生产的国家之一。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不曾断绝正是得益于农业的稳定发展,这种世代相传的农耕记忆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心中不可磨灭的文化基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学者认为农业正是中国文化的根基所在是有道理的。中国因其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形成了农业独特的发展脉络。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对立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的双重制约下,结合小块土地耕种方式下的小农村社经济的特点,中国所面对的不是孤立的投入产出的农业发展问题,而是农业、农村、农民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的“三农”问题。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包含着土地制度、管理分配制度及组织载体等丰富内涵的综合管理制度,正是将农业、农村、农民三者有机联系起来的制衡点和联结点。因此,对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变迁的原因及内涵的研究,有助于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为解决“三农”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有关农业发展的各种议题,包括对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解和认识始终是学界讨论不朽的研究热点。然而,传统的研究思路总是将“三农”问题看作既定的、本体化的对象,以农业抓农业、以农村论农村、以农民看农民,总是从一个方面对问题进行解释,因此无法避免其结论的片面性。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变迁进行研究,强调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变迁和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密切联系,从整体性、历史性以及具体普遍性的视角来把握制度变迁的实质,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的理解中,从对“现实的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的肯定中去探寻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变迁的真实内涵,从而得出对制度变迁背后的真实动因和现实意义的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和评价。在肯定过往发展农业农村的基本原则和整体思路的基础上,指导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未来发展和完善,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探索一条以实践贯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认识是基于他们对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的现代工业化发展的研究,以及重视工业化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肯定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农业的稳定和发展不仅保证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更为重要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人类其他社会生产部门的发生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论述了关于城乡二元对立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城市与乡村的融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必然产生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实现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高度上真切的关怀农民的现实处境,并在充分分析不同阶层的农民的特点的基础上,论证了他们关于工农联盟的设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为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社会历史事件的经典之作,完美的呈现出马克思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首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解释一切社会历史事件的黄金钥匙,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经济基础是归根结底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其次,经济基础虽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却不是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同样不能忽视。再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同的意志合力完成的结果,这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最后,马克思始终以“人”的终极价值的关怀为基础,提出“现实的个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条件,一切事件最终都因人类有目的的活动而获得意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回看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变迁的历程,为制度变迁的研究打开了全新的理论空间。新民主主义发展时期,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第一次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终极理想,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初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对的是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面对被西方国家集体封锁的尴尬境地,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不得不从新民主主义发展路线转变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从分步走的发展战略转变为集中一切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开始了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之路。在没有更多资金支持的现实情况下,重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原始资本积累,只能无奈地通过提取农业剩余来完成。随着工业的发展,又出现了工业产品该销往何处的新问题,在外无世界市场的情况下,国家一方面以极低的价格统购农产品以维持城市居民的低工资和低消费,另一方面又利用农业生产消化工业产品,通过工农两大部类产品交换的价格剪刀差,源源不断的将农业剩余投入到支持工业发展中。然而中国自古以来的小块土地生产为主的小农村社经济,以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使得农民各自分散且封闭,造成了国家与农民交易成本过高的必然结果。再加上分散的小农没有可供机器使用的条件,这才有了兴办合作社,搞集体经济的制度安排,并在长期积累的制度影响下激化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制度矛盾,最终导致了农业的衰败。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人们提起这一段改革的经历,早已先入为主的抱着否定的态度。然而,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农村及农民的相关论述,并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将会发现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并形成了一条合逻辑的前后相继的因果链条。即便在当时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的确存在左倾的问题,但制度本身并无对错或好坏之分,只有是否适合当下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区别。如今我们批判这段历史,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然选择。因此,由制度所造成的恶果,也是中国在那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必须承受的制度成本。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农民自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从人民公社时期开始被长期压抑的农民生产积极性被迅速激发,极大的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家庭承包制,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经历了“合”、“分”、“再合”的发展路径,实际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必然。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正是跟随时代的洪流,根据当下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产生的合理变化,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通过实践在现实中的映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变化意味着农业发展也一并进入了历史新阶段,对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无论是乡村振兴战略,还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要求,都是立足于中国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历史条件而提出的,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拥有十四亿庞大人口的现实情况下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只有依靠自身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不断试错,从而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实践正是联通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键所在。在新时代背景下,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继续完善,都应该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在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前提下,继承和发展我国在三农问题上一以贯之的辩证发展思路,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建辉,苏劲贤[2]（2021）在《中国教育扶贫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意蕴探究——基于历时性与共时性双维度分析》文中指出通过"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农"问题的演化发展及其在复杂地域差异性下的空间表征进行双向度的深入分析,揭示"三农"问题解决的历史性意义与时代价值,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教育扶贫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发挥的助推作用和意义,以期彰显通过教育扶贫积极推动乡村振兴、农村现代化、城乡融合有序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内在意涵。
赵悦[3]（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长春市鹿乡特色小镇建设研究》文中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缓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重要战略,多年以来一直是活跃农村经济、推进农业现代化生产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自2016年以来,我国政府在宏观政策上积极建设一批特色小镇,其不仅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起到推动作用,同样也对活跃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思想认识等起到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特色小镇的建设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影响重大。截止目前,各地政府积极结合小镇特色,大力建设特色小镇,取得了优异成绩,其中,吉林省政府在近年来相继结合各区域特色打造出了一批优质特色小镇。长春市鹿乡特色小镇作为吉林省优质特色小镇之一,已经基本实现产业规模化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等小镇建设目标。但与此同时,小镇建设还需与时俱进,基于自身发展现状,积极探求未来发展目标及方向。为此,本文以长春市鹿乡特色小镇为研究对象,进行如下四部分研究:第一部分,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本文对特色小镇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概念、特色小镇建设的思想渊源、乡村振兴战略与特色小镇关系予以整理,明确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可为特色小镇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及建设路径,特色小镇建设同样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实践检验。第二部分,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长春市鹿乡特色小镇建设现状、问题及成因。本文从产业、文化、组织、生态、人才五方面探讨鹿乡特色小镇建设现状、问题及成因,结果表明,鹿乡特色小镇在产业方面已经建成并发展梅花鹿养殖基地,挖掘鹿业产业附加值,发展农旅产业,但仍然存在鹿业附加产业发展面临局限、产业间彼此融合效果不佳以及经济效益受季节影响较大的问题;在文化方面通过镇内举办文化宣传活动、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打造了特色文化,但仍然存在对外文化宣传力度薄弱、乡风文明建设不足等问题;在组织方面,鹿乡特色小镇通过建立以村民为主引导企业发展、引进致富能手等方面提高组织管理能力,但仍然存在村民议事制度仍需完善、乡村德治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在生态方面,虽然鹿乡特色小镇致力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人居环境,但仍然存在返污染情况、道路环境欠佳等问题;在人才方面,鹿乡特色小镇大力引进优质人才,但存在人才流失现象,部分人才具备倦怠心理。第三部分,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国内特色小镇建设比较借鉴。本文深入分析了远洋渔业小镇以及磐安江南药镇的建设经验;发现远洋渔业小镇充分挖掘区域特色、多思路发展产业经济,磐安市江南药镇以地域优势形成经济发展辐射区、围绕核心产业丰富产业配套设施等经验十分值得长春市鹿乡特色小镇予以学习,可为鹿乡特色小镇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第四部分,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推进长春市鹿乡特色小镇建设的对策。本文结合鹿乡特色小镇建设实际所需、优秀特色小镇建设经验,从建设方向及具体做法两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鹿乡特色小镇应当以打造完整经营产业链条、深化内外部文化建设、丰富组织顶层设计、全面优化环境监管工作以及增强人才留用机制吸引力为建设方向,从宏观层面为鹿乡特色小镇的建设提供思路。同时,鹿乡特色小镇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扶持效果、全面开展文化建设、丰富组织管理体系建设、充实环境改善工作、建立人才留用机制为具体做法,尽快改进当前存在不足,为小镇未来发展夯实基础。
王永仓[4]（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说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赵丹[5]（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发展历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不懈地探索中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改革之路,领导农村改革不断取得新成绩、新突破,形成了丰富系统的农村改革思想。当前,我国“三农”工作成绩斐然,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时代深化农村改革和202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需要党的农村改革思想给予理论指导。研究党的农村改革思想,从党的农村改革历史中汲取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归纳总结、历史分析等方法,着重从理论基础、现实依据、基本脉络、主要内容、价值启示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发展历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首先,概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相关研究,在对中国农村改革、党的农村改革思想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农村改革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实践依据进行深度剖析,历史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从宏观角度为深入研究奠定基础。其次,重点论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农村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着重于从农村改革的重要地位、改革措施、改革动力及改革目标等方面进行系统阐释与分析,突出整个研究的重点内容。最后,在深入分析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与实践基础上,总结党的农村改革思想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同时,从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方法,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满足农民幸福生活的需求,改革要遵循科学的发展理念、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保持农村政策的稳定性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等方面揭示农村改革思想发展的启示,为新时代深化农村改革提供经验遵循。
李治兵[6]（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2020年,我国已完成了全国农村脱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实现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由全面小康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战略,也将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因此,乡村振兴已成为下一步农村从基层党建到经济产业发展,再到文化建设、生态保护、乡村治理等多项工作的时代背景和总体方略,对民族地区下一步旅游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统领指导意义。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等方面地位突出,但也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多重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的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产业发展问题,而是涉及经济、文化、生态、基层治理等多个方面的复合问题。在羌族地区发展村寨旅游业,对于在资源与环境硬约束背景下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和政府有关乡村振兴的决议、规划、政策为指导,运用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按照“背景研究—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咨询交流—重点突破”的思路,采用“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程序,对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分析,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聚焦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的核心命题,明确研究的内容、思路,以此作为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梳理相关指导思想及理论,对乡村振兴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选取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特性以及乡村振兴实施情况,全面勾画出其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历程与现状。综合运用既有研究成果、政府政策及田野调查资料,从产业、生态、文化、基层治理、收入五个方面构建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以老人村、桃坪村、坪头村等三个典型案例村寨,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剖析其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及存在的问题。系统总结村寨旅游发展在产业融合、村民增收、生态建设、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层党建等方面的成效,生成具有民族地区发展特色的村寨旅游发展经验。以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辨析其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管理机制、基础设施建设等现实挑战,洞悉其在人力、土地、资金、管理、基层组织、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把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村民组织化、基层治理等纳入村寨旅游发展分析框架,探索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乡村振兴战略是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以及所有民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的重大时代背景和统领方略。在此背景下,发展村寨旅游应当并也能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村治方面的要求。第二,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阶段,尽管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村寨旅游业的恢复、发展、升级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对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区域宏观贡献与案例村寨的微观贡献的研究表明,村寨旅游是推进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之一。第三,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发展应树立新的资源利用与产业获益理念。第四,产业融合是促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良性发展以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第五,构建劳动、经营、资本的多元化参与格局,其中落实与活用中央有关土地确权与“三权分置”重要政策,探索多样化土地流转,确保村民资本化参与旅游业及收益权利是一项重要新课题,也是巩固全面小康和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振兴的政策保证。第六,加强村级基层党建,探索村寨旅游业新型集体经济形式并保证村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加快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社会主义村民自治,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发展旅游产业是构建良好村寨旅游秩序的重要途径。
钟玲玲[7]（2021）在《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论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历来是党和国家关心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多次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他针对新时代出现的各种变化,提出了许多经典论述。2020年,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再次指出,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三农”工作依旧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论述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下,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中共历届领导人的“三农”思想以及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新变化以及自身实践经历而形成的一整套科学完整的体系。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农业强则基础强”,要稳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美则中国美”,中国的美丽离不开改善乡村环境、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民富则国家盛”,培育新型农民队伍、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培育基层优秀头雁都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渠道。研究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论述,发现其基本特征包括人民主体性、理论时代性、方法战略性、作风务实性四个方面;理论价值包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农”思想,成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实践价值包括成为了新时代指导“三农”工作的理论武器,推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进步伐,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三个方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论述在新时代下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性,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前进步伐,保障了乡村社会的平稳发展。
李青[8]（2021）在《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文中认为
张宇[9]（2021）在《习近平务实精神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体现及启示研究》文中认为重农固本,贵在求实。当前我国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既是我们取得巨大历史成就的光辉时期,也是面临新挑战,迈向新征程的重要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三农”问题,“三农”工作成效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质量如何,更决定着实现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是否扎实。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三农”问题展开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强调必须将务实精神贯穿“三农”问题始终,这既是我们“三农”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经验总结,也是开启“三农”工作新篇章的精神动力与工作指南。本文主要以习近平“三农”问题重要论述为依托,研究了习近平务实精神的内涵、来源及其重要表现。习近平关于“三农”论述中的务实精神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务实思想,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优秀政治品格的继承与弘扬,也是当前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所必须坚持的精神品质。学习和贯彻习近平务实精神的重要内涵,有利于我们传承和弘扬伟大民族精神,激发昂扬斗志。更重要的是,探究习近平务实精神对我们今后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启示。将习近平务实精神贯彻落实到“三农”工作的方方面面,推动“三农”工作细化、深化、实化。论文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研究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围绕习近平务实精神的内涵以及习近平务实精神的来源等相关内容进行阐述。第三部分通过梳理习近平总书记“三农”问题重要论述,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务实精神在“三农”论述中的体现,并归纳习近平务实精神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重要特征。第四部分集中探讨了习近平务实精神的当代价值,进而思考习近平务实精神对我国未来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些现实启示,以期推动“三农”工作继续深入推进。
王（龙天）[10]（2020）在《农户政策性贷款影响因素分析 ——以淮安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为解决农户政策贷款业务开办中,由于农户信用信息缺乏、有效净资产不足、农业产业抗风险能力薄弱和规模约束等原因导致该业务高风险低收益问题,借鉴微观社会资本测量理论,开展农户社交行为特征定量测量及其在风险控制中应用的可行性研究。本文主要工作和结论包括:涉农贷款高风险低收益水平与商业银行利润最大化目标之间的矛盾,决定农村金融排斥产生;金融排斥的自强化机制,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加剧与固化。这是“三农”问题的起因。加强金融支持,打破金融排斥,是优先发展农业,实现城乡均衡,进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农户政策性贷款是被理论与实践证明有效的惠农政策安排。该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有效贷前风险控制机制和贷后还款约束有力。根据微观社交资本理论和信用风险评估理论、技术和方法,农户社交行为特征可定量测量且具有准物质特性,可应用于规范信用信息和担保缺乏的农户政策贷款业务中,形成有效的还款约束。基于淮安农村商业银行2018会计年度财务报告中农户政策贷款业务开展情况数据,通过访谈、问卷调查讨论、数据处理与分析,对农户社交行为特征对还款意愿影响问题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将农户社交行为特征定量测量结果,应用于贷前风险识别和贷后约束还款,可以保证业务风险收益和银行风险控制要求间的平衡,政策目标实现和银行自身发展的统一。
二、中国三农问题及解决思路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三农问题及解决思路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评阅小组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背景及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第1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 |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问题的论述 |
| 1.1.1 关于农业基础性地位的理解 |
| 1.1.2 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理解 |
| 1.1.3 面向未来的农业生产 |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问题的论述 |
| 1.2.1 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 |
| 1.2.2 城乡融合的实现 |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 |
| 1.3.1 农民的解放 |
| 1.3.2 工农联盟的建立 |
| 1.3.3 农民政策的具体设想 |
| 1.4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 |
| 1.4.1 解释整个政变的黄金钥匙: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
| 1.4.2 阶级斗争贯穿始终: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
| 1.4.3 意志合力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
| 1.4.4 “现实的个人”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前提 |
| 第2章 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变迁的历程 |
| 2.1 旧中国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
| 2.1.1 内部制度 |
| 2.1.2 外部制度 |
| 2.1.3 商业资本的侵入 |
| 2.2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
| 2.2.1 建国之初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 |
| 2.2.2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农业合作化运动 |
| 2.2.3 合作化高潮 |
| 2.2.4 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 |
| 2.3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
| 第3章 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变迁的反思 |
| 3.1 新民主主义发展时期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
| 3.1.1 不可回避的制度约束: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 |
| 3.1.2 土地改革运动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关系 |
| 3.1.3 国家政权侵入导致土地产权的残缺 |
| 3.2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全力支持国家重工业建设 |
| 3.2.1 基于现实国情再认识:优先发展生产力与优先发展生产关系之争 |
| 3.2.2 从“意志合力论”看农村集体化的成败得失 |
| 3.2.3 中国工业化发展必须承担的制度成本:城乡对立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 |
| 3.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 |
| 3.3.1 大包干体现自觉的生产关系的调整 |
| 3.3.2 大包干体现“现实的个人”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前提 |
| 3.3.3 大包干以来产生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
| 3.4 农业的贡献 |
| 第4章 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未来发展 |
| 4.1 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重新认识 |
| 4.1.1 保障粮食安全:农业基础性地位没有改变 |
| 4.1.2 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处于从属地位 |
| 4.2 立足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来完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
| 4.2.1 工业与农业:科技投入发展农业生产力 |
| 4.2.2 城市与乡村:县域发展促进城乡融合 |
| 4.3 坚持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的基本原则 |
| 4.3.1 坚持从国情出发 |
| 4.3.2 坚持共产主义解放理想 |
| 4.3.3 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
| 4.3.4 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上的辩证发展思路 |
| 4.3.5 坚持以实践贯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教育扶贫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意蕴探究——基于历时性与共时性双维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历时性维度——“三农”问题的概念流变 |
| （一）前概念阶段（1949-1978年） |
| （二）概念化阶段（1978-2004年） |
| 1. 市场经济准备时期（1978-1986年）。 |
| 2. 市场经济探索和建构时期（1987-2003年）。 |
| （三）概念重构阶段（2004-2018年） |
| 1. 城乡统筹时期（2004-2007年）。 |
| 2. 城乡一体化时期（2008-2017年）。 |
| 3. 城乡融合时期（2018年至今）。 |
| 二、共时性维度——“三农”问题的空间表征 |
| （一）国外维度——“三农”问题解决模式的适切性 |
| （二）国内维度——“三农”问题空间表征的复杂性 |
| 1. 经济水平差异。 |
| 2. 生态环境差异。 |
| 3. 文化与教育差异。 |
| 三、教育扶贫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意义 |
| （一）历时性维度下教育扶贫在“三农”问题中的意义 |
| 1. 教育扶贫通过教育手段扶志治愚，有助于重新唤起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主体能动性。 |
| 2. 教育扶贫通过教育手段发挥文化继承创生职能，重新继承发扬构建中国的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
| 3. 教育扶贫通过教育手段传播生态环保理念，构筑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乡村生活方式。 |
| （二）共时性维度下教育扶贫在“三农”问题中的意义 |
| 1. 教育扶贫通过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地域间教育资源配置不平等现象。 |
| 2. 教育扶贫结合各地实际条件进行精准帮扶，为引导农民发展当地特色产业提供助力。 |
| 3. 教育扶贫提高当地劳动者素质，为发展乡村地区内生动力提供内在保障。 |
（3）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长春市鹿乡特色小镇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乡村振兴战略 |
| 2.1.2 非建制镇 |
| 2.1.3 特色小镇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 |
| 2.2.2 中国化城乡关系建设思想 |
| 2.3 乡村振兴战略与特色小镇关系 |
| 2.3.1 乡村振兴战略为特色小镇建设提供理论基础 |
| 2.3.2 乡村振兴战略指导特色小镇建设路径 |
| 2.3.3 特色小镇建设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
| 2.3.4 特色小镇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实践检验 |
| 第3章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长春市鹿乡特色小镇建设现状、问题及成因 |
| 3.1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长春市鹿乡特色小镇建设现状 |
| 3.1.1 围绕核心产业发展经济 |
| 3.1.2 打造特色文化 |
| 3.1.3 建立以群众为本的组织管理体系 |
| 3.1.4 构建健康宜居环境 |
| 3.1.5 大力引进优质人才 |
| 3.2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长春市鹿乡特色小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3.2.1 经济发展略显乏力 |
| 3.2.2 文化建设仍需增强 |
| 3.2.3 组织管理内核仍需丰富 |
| 3.2.4 环境改善工作仍有遗漏 |
| 3.2.5 人才留用机制尚不健全 |
| 3.3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长春市鹿乡特色小镇建设存在问题的成因 |
| 3.3.1 经济发展辐射效果尚未形成 |
| 3.3.2 文化建设缺乏全面性 |
| 3.3.3 组织顶层设计需要进一步丰富 |
| 3.3.4 环境持续监管力度需要增强 |
| 3.3.5 人才留用机制吸引力不强 |
| 第4章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国内特色小镇建设比较借鉴 |
| 4.1 舟山市远洋渔业小镇 |
| 4.1.1 基本概况 |
| 4.1.2 发展模式 |
| 4.1.3 相关启示 |
| 4.2 磐安市江南药镇 |
| 4.2.1 基本概况 |
| 4.2.2 发展模式 |
| 4.2.3 相关启示 |
| 第5章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推进长春市鹿乡特色小镇建设的对策 |
| 5.1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推进长春市鹿乡特色小镇建设的具体方向 |
| 5.1.1 打造完整经营产业链条 |
| 5.1.2 深化内外部文化建设 |
| 5.1.3 丰富组织顶层设计 |
| 5.1.4 全面优化环境监管工作 |
| 5.1.5 增强人才留用机制吸引力 |
| 5.2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推进长春市鹿乡特色小镇建设的具体做法 |
| 5.2.1 进一步提高经济扶持效果 |
| 5.2.2 全面开展文化建设 |
| 5.2.3 完善组织管理体系建设 |
| 5.2.4 充实环境改善工作 |
| 5.2.5 健全人才留用机制 |
| 第6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4）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5）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的创新点 |
| 2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相关研究概述 |
| 2.1 中国共产党农村改革思想概念界定 |
| 2.1.1 中国农村改革 |
| 2.1.2 党的农村改革思想 |
| 2.2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
| 2.2.1 理论基础 |
| 2.2.2 实践依据 |
| 2.3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发展基本脉络 |
| 2.3.1 农村改革思想的兴起(1978-1992) |
| 2.3.2 农村改革思想的发展(1992-2002) |
| 2.3.3 农村改革思想的完善(2002-2012) |
| 2.3.4 农村改革思想的深化(2012年至今) |
| 2.4 本章小结 |
| 3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农村改革思想 |
| 3.1.1 阐明农村改革的重要地位 |
| 3.1.2 提出变革农村经营体制,解放生产力 |
| 3.1.3 推动发展乡镇企业,激活农村改革动力 |
| 3.1.4 提出改善农民生活,实现小康目标 |
| 3.2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农村改革思想 |
| 3.2.1 聚焦农村改革中“三农”问题的解决 |
| 3.2.2 提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
| 3.2.3 制定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
| 3.2.4 提出扶贫开发带动农民增收 |
| 3.3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农村改革思想 |
| 3.3.1 明确“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
| 3.3.2 确立“多予、少取、放活”方针 |
| 3.3.3 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
| 3.3.4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3.4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农村改革思想 |
| 3.4.1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 3.4.2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
| 3.4.3 提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3.4.4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
| 3.5 本章小结 |
| 4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的价值与启示 |
| 4.1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的理论价值 |
| 4.1.1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农村的思想 |
| 4.1.2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 4.1.3 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党的农村改革思想 |
| 4.2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的实践价值 |
| 4.2.1 加强党的领导,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
| 4.2.2 实现人民幸福,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 |
| 4.2.3 不断破解难题,推进了全面深化改革 |
| 4.3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发展的启示 |
| 4.3.1 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方法 |
| 4.3.2 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 |
| 4.3.3 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满足农民幸福生活的需求 |
| 4.3.4 改革要遵循科学的发展理念,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
| 4.3.5 保持农村政策的稳定性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
| 4.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东北林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6）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乡村的研究 |
| (二)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 |
| (三)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 |
| (四)关于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研究 |
| (五)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旅游业关系的研究 |
| (六)对已有相关研究的简要评价 |
|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点的选择 |
| 四、研究内容和重点难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五、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1章 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 |
| 1.1 指导思想 |
| 1.1.1 乡村振兴战略 |
| 1.1.2 乡村振兴战略与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
| 1.2 理论基础 |
| 1.2.1 当代中国民族理论 |
| 1.2.2 乡村旅游理论 |
| 1.2.3 产业融合理论 |
| 1.2.4 乡村文化变迁与文化保护理论 |
| 1.2.5 中国当代产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基本情况与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 |
| 2.1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概况 |
| 2.1.1 羌族与岷江上游羌族地区 |
| 2.1.2 自然地理概况 |
| 2.1.3 历史文化概况 |
| 2.1.4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 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基本情况 |
| 2.2.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数量和所属行政区划 |
| 2.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风貌、地理分布 |
| 2.2.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经济概况 |
| 2.2.4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社会概况 |
| 2.3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及其重要性分析 |
| 2.3.1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及其发展 |
| 2.3.2 灾后旅游业振兴及其问题 |
| 2.3.3 单一区域性扶贫、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及其问题 |
| 2.3.4 部分羌族村寨面临的现实问题 |
| 2.3.5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分析 |
| 2.4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初步实施 |
| 2.4.1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全面小康基本实现 |
| 2.4.2 乡村振兴规划制定及相关政策体系的建立 |
| 2.4.3 农村产权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 2.4.4 合村并乡与乡村基层组织建设 |
| 2.4.5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
| 2.4.6 全域旅游推进与村寨旅游发展 |
| 2.4.7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的成绩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3.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与条件 |
| 3.1.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分类 |
| 3.1.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 |
| 3.1.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条件 |
| 3.2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历程 |
| 3.2.1 起步阶段(90年代初至中后期) |
| 3.2.2 初步发展阶段(1998 年—2008 年) |
| 3.2.3 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 |
| 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现状 |
| 3.3.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数量 |
| 3.3.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供给能力及旅游收入 |
| 3.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 |
| 4.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 4.1.1 科学性原则 |
| 4.1.2 系统性原则 |
| 4.1.3 可比性原则 |
| 4.1.4 可行性原则 |
| 4.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
| 4.2.2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 4.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 |
| 4.3.1 确定权重的方法 |
| 4.3.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个案研究 |
| 5.1 老人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1.1 老人村概况 |
| 5.1.2 老人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5.1.3 老人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1.4 老人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2 桃坪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2.1 桃坪村概况 |
| 5.2.2 桃坪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5.2.3 桃坪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2.4 桃坪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3 坪头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3.1 坪头村概况 |
| 5.3.2 坪头村旅游发展历程与现状 |
| 5.3.3 坪头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3.4 坪头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4 三村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的整体评价与对比分析 |
| 5.4.1 整体评价 |
| 5.4.2 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 6.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经验 |
| 6.1.1 同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村寨旅游发展 |
| 6.1.2 差异化的村寨旅游发展策略 |
| 6.1.3 村寨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综合贡献效应 |
| 6.1.4 不同类型的村寨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存在差异 |
| 6.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问题探析 |
| 6.2.1 旅游业发展后劲乏力 |
| 6.2.2 新型经营主体发育迟缓 |
| 6.2.3 旅游管理机制不完善 |
| 6.2.4 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足 |
| 6.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
| 6.3.1 人力资本欠缺 |
| 6.3.2 土地资源制约 |
| 6.3.3 资金制约 |
| 6.3.4 自然灾害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
| 6.3.5 产权制度不完善 |
| 6.3.6 村寨原子化 |
| 6.4 乡村振兴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 6.4.1 村寨旅游发展思维转向 |
| 6.4.2 探讨村寨旅游赋权及村民受益方案 |
| 6.4.3 激发村寨旅游内生发展活力——多元化参与 |
| 6.4.4 村民再组织与村寨旅游秩序的重塑 |
| 6.4.5 加强旅游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
| 6.4.6 争取国家有关乡村振兴的扶持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一: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调查问卷 |
| 附录二: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村民访谈提纲 |
| 附录三: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管理者访谈提纲 |
| 附录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赋值专家打分表 |
| 附录五:访谈纪要 |
| 附录六:田野工作相关照片 |
| 致谢 |
（7）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1.6 相关概念界定 |
| 2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的形成条件 |
| 2.1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形成的理论依据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三农”思想 |
| 2.1.2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三农”思想 |
| 2.1.3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农思想 |
| 2.2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形成的现实依据 |
| 2.2.1 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总结 |
| 2.2.2 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新变化 |
| 2.3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形成的主体依据 |
| 2.3.1 知青岁月培育了“三农”情怀 |
| 2.3.2 施政实践积累了“三农”经验 |
| 3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的主要内容 |
| 3.1 农业强则基础强 |
| 3.1.1 稳固农业“基本盘”,发展之基更牢靠 |
| 3.1.2 努力念好“两藏经”,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
| 3.1.3 给农业插上“科技翅膀”,推动农业现代化 |
| 3.1.4 深化农业结构调整,走好质量兴农之路 |
| 3.2 农村美则中国美 |
| 3.2.1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
| 3.2.2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 |
| 3.2.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
| 3.2.4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 3.3 农民富则国家盛 |
| 3.3.1 实施惠农政策,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
| 3.3.2 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农民队伍 |
| 3.3.3 落实帮扶政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
| 3.3.4 夯实基层党建,培育基层优秀头雁 |
| 4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的基本特征与时代价值 |
| 4.1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的基本特征 |
| 4.1.1 人民的主体性 |
| 4.1.2 理论的时代性 |
| 4.1.3 方法的战略性 |
| 4.1.4 作风的务实性 |
| 4.2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的时代价值 |
| 4.2.1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的理论价值 |
| 4.2.2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的实践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习近平务实精神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体现及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习近平务实精神的内涵及其来源 |
| 2.1 习近平务实精神的内涵 |
| 2.1.1 务实精神 |
| 2.1.2 习近平的务实精神 |
| 2.2 习近平务实精神的来源 |
| 2.2.1 理论来源 |
| 2.2.2 现实依据 |
| 2.2.3 习近平个人成长经历 |
| 第三章 习近平务实精神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体现及其特征 |
| 3.1 习近平务实精神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体现 |
| 3.1.1 以战略智慧重新定位“三农”工作 |
| 3.1.2 以制度创新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保障 |
| 3.1.3 以绿色发展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 |
| 3.1.4 以弘扬乡村文明为“三农”工作提供发展动力 |
| 3.1.5 以加强党的建设为“三农”工作提供保证 |
| 3.2 习近平务实精神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重要特征 |
| 3.2.1 把握整体,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
| 3.2.2 立足实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道路 |
| 3.2.3 坚守使命,党的建设与振兴“三农”相统一 |
| 第四章 习近平务实精神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当代价值及现实启示 |
| 4.1 习近平务实精神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当代价值 |
| 4.1.1 习近平务实精神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方法指南 |
| 4.1.2 习近平务实精神为解决“三农”问题明确价值导向 |
| 4.1.3 习近平务实精神为解决“三农”问题增强了落实力度 |
| 4.2 习近平务实精神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启示 |
| 4.2.1 在现实与未来的结合中把握“三农”问题 |
| 4.2.2 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
| 4.2.3 处理好农村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 |
| 4.2.4 构建有务实精神的“三农”工作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农户政策性贷款影响因素分析 ——以淮安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目标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1.5 论文框架 |
| 2 文献综述 |
| 2.1 “三农”问题的解决与金融支持需求 |
| 2.2 金融风险与风险控制发展新趋势 |
| 2.3 农村金融风险与农户信用风险评估 |
| 2.4 贷款风险评估 |
| 2.5 小结 |
| 3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中国“三农”问题的成因与影响 |
| 3.1.2 金融排斥 |
| 3.1.3 普惠金融 |
| 3.1.4 博弈论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金融发展理论与金融排斥理论 |
| 3.2.2 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与农户政策性贷款 |
| 3.2.3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测定 |
| 3.2.4 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
| 3.3 小结 |
| 4 研究方法与数据采集规则 |
| 4.1 研究模型构建 |
| 4.2 农户社交行为特征定量分析的维度确定 |
| 4.3 调查数据采集规则 |
| 4.4 农户贷款获得性与还款情况数据定义与采集 |
| 4.5 小结 |
| 5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
| 5.1 调查数据处理与分析 |
| 5.1.1 问卷调查各子项贡献权重 |
| 5.1.2 调查问卷的信度、区分度和效度分析 |
| 5.1.3 基于信度与区分度的农户社交行为特征定量表征值计算调整 |
| 5.2 基于农户社交行为特征定量表征值的统计分析 |
| 5.3 小结 |
|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四、中国三农问题及解决思路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D]. 常羽菲. 吉林大学, 2021
- [2]中国教育扶贫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意蕴探究——基于历时性与共时性双维度分析[J]. 李建辉,苏劲贤. 教育学术月刊, 2021(09)
- [3]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长春市鹿乡特色小镇建设研究[D]. 赵悦. 长春工业大学, 2021(08)
- [4]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5]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改革思想发展历程研究[D]. 赵丹.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6]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D]. 李治兵.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7]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论述研究[D]. 钟玲玲.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8]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D]. 李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9]习近平务实精神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体现及启示研究[D]. 张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10]农户政策性贷款影响因素分析 ——以淮安为例[D]. 王（龙天）. 浙江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