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疆清理整顿内部资料（论文文献综述）
张重洲[1]（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赵子夜[2]（2021）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中华民族历来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同时积淀出无数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但在数千年的封建思想浸染下,传统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文艺作品在其内容上均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暴力、愚昧、迷信、色情等诸多封建落后因素。这些封建落后的思想异质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新中国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完全疏离的,必然要受到整饬与改造,使其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轨道,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巩固新生人民政权。随着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新的文艺机构团体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传统文艺改造运动逐渐拉开帷幕。期间,中国共产党相继从“改制”“改人”“改剧”三个方面,分别对传统文艺的体制、艺人、内容进行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造。虽然在改造过程中也产生一定的问题,但总的来说,通过传统文艺的改造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了传统文艺的发展繁荣,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也进一步明晰了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理清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坚定了“双百”方针的正确引导。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文艺思想的基础上,运用党史学、艺术学、文学等知识,通过文献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研究法等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背景、步骤、措施、作用、问题等进行综合研究,以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探索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历史规律,为当下文艺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和借鉴。具体来看,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国内外学者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及及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同时对论文中所涉及的一些特定名词进行具体阐释。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背景。该部分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列宁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艺理论三方面分别进行归纳分析,剖析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理论基础;随后对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文艺改造的历史实践进行总结回溯,总结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实践经验;最后则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改造的现实缘由进行系统分析,包括推进文艺现代转型、整饬伦理道德观念、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等等。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准备。该部分主要对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为破旧立新,全面改造传统文艺所进行的铺垫工作进行系统地梳理与解构,包括对旧文艺机构的接管与改造、对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与利用、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及贯彻。该部分为本文的核心部分。首先对这一时期决定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第一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五五指示”及文艺整风运动这三个重要节点进行梳理分析,从宏观上描绘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路线。随后从“改制”“改人”“改剧”三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改造的具体措施进行系统阐释解构,如从改革文艺管理体制、改革团体组织体制、改革团体管理体制三个层面对传统文艺体制进行彻底的变革;从思想改造、技能改造、形象改造三个层面实现传统艺人到文艺工作者的蜕变;最后从查禁反动有害的旧文艺、整理改造传统文艺和创作社会主义新文艺三个方面实现对传统文艺内容的改造与利用。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该部分承接第四章,主要对“双百”方针提出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嬗变进行解构研究。其中,首先介绍“双百”方针的形成、出台,客观评价“双百”方针对传统文艺改造的影响。之后从传统文学、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音乐四个方面分别阐述“双百”方针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第六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成果及经验。该部分首先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所取得的成果,并对传统文艺改造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借此进一步明确今后文艺的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文艺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艺的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文艺的繁荣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第七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及反思。该部分对传统文艺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文艺改造中的教训进行深度反思,为当下及今后中国共产党文艺发展的路线政策提供借鉴参考。
张蓉[3]（2021）在《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文中研究指明循化厅是清朝实施特殊族群管理与民族政策的典型场域,其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相当复杂,由此导致社会纠纷处理领域的“地方性”特色格外突出。经由循化厅衙门处理的案件可概分为“细故”与“重案”。历史上,该区域社会内形成了各类社会纠纷照依土俗予以裁断的惯性机制。国家权力作为介入性力量,为循化厅提供了多样化的法律适用依据。然而,“细故”案件仍应视为民间调解失败后的例外情况,衙门对“细故”诉讼和息具结乐见其成,导致其大部止步于“中间阶段”既已结案。命盗重案虽深受重视,但审理却相当灵活:对涉及藏、蒙古等的重案,本应根据特别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处断,实则多参照民间习惯法罚服完结;对涉及撒拉、回、汉等的重案,本应依照《大清律例》处断,实则为律例与“番例番规”的杂糅,没有清晰的界限划分。群体性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部落冲突、寺院纠纷、族际冲突,亦因外国势力的介入而演化为外事纠纷,总体上呈现出群体武装械斗的特点。前三类冲突频繁发生且循环往复,严重破坏地方社会秩序,并威胁王朝国家之政治稳定,往往形成以陕甘总督、西宁办事大臣居中协调而多方联动的应对机制。究其本质,官方对群体械斗与民间“细故”的处置并无不同:皆希冀借助地方权威充当乡老予以调解。虽每临以兵威,且有官员主张借机推行内地律例,但受制于“羁縻为政”总体统治框架以及地方社会权力网络的制约,终流于个别特例。即便涉及到“洋人”的群体性事件,被晚清政府视为头等大事者,也概莫能外。循化厅的设置,为缺乏整合而具有浓厚离散性的区域社会,提供了一个公共权力,为个体诉求“公平”与区域社会摆脱“无序”提供了可能和新的途径。然而,整体施政理念与制度设计则导致了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出高度的复合性:传统民间力量依然强大,使之成为地方政府解决区域社会纠纷不得不依赖的力量;大清律例与特殊律例名存实亡,必须借助土俗与习惯法方能行之有效。这表明,缺乏高效的国家政权建设,势必难以按照统一的法律制度处置社会纠纷,就法论事、缘法而判终究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
苏彬[4]（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史晓玲[5]（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表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杨芹[6]（2020）在《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文中研究表明都察院是清代专门的监察机关,上以启沃君心,中以纠劾官邪,下以舒表民志,在朝廷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都察院之职由各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科道言官行使,他们“匡君德,儆官邪,达民情”,地位清要,享有威权。迨至清末新政时期,科道不仅继续弹劾贪墨权贵,揭参违法官吏,而且就新政改制发表卓见,还通过处理吏民申冤,监督地方,为中央集权助力。然而,因内外交困启动的新政,很快走上仿行西法、改革官制的快车道,传统的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官制受到巨大冲击。就都察院而言,倡议裁撤者有之,反对裁改者有之,主张都察院代下议院者颇有其人,提议改都察院为行政或惩戒裁判所者亦不乏。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左都御史陆宝忠、御史汪凤池、王步瀛、赵炳麟、江春霖等人颇多建言和运作,引人瞩目。这不仅反映出中外思想观念的杂糅和碰撞,也意味着监察体制的新旧转型即将来临。尽管直至辛亥革命爆发都察院仍然存留,但其编制和人员大为缩减,影响力也颇见式微。1912年民国成立,除旧布新,都察院被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裁撤。但是,官员的监督和惩戒仍是亟待考虑的问题。1914年平政院设立,附设肃政厅,专司纠弹官吏。一方面,平政院评事和肃政史颇多前清科道出身,肃政厅与都察院设置相仿,职能相近,可见新旧监察制度的延续性。另一方面,肃政厅设在平政院,除弹劾以肃政史的名义,其他公文往来冠以平政院,并非完全独立的机构。肃政史依据纠弹法案行使职权,对弹劾案件进行调查取证,由平政院审理,再依违法还是犯罪,分别由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惩处或法庭裁判,最后上呈大总统定夺。这不同于前清由堂官、督抚查核,吏部议处的程序。因此,民初的机构分工更加凸显分权制衡,更加追求弹劾与惩戒程序的司法化,在行政案件的审理上初步实现了近代转型。进言之,平政院并非具有裁决权的审判机关,其对官员赃私案构成犯罪的审理后,交大理院裁决执行;对官员渎职违法应予惩戒的交惩戒委员会处分。平政院仅为接收行政案件的机构,对一些行政决定做出维持或者撤销、变更的决定,对官员违法情事不具有裁决权。因此,平政院设立之初职务较为清简,与惩戒委员会、肃政厅之间也存在权限之争。不论在职权还是公署的争取上,平政院都频频落败。后来平政院长周树模改任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以后,要求各省呈劾属员的案件交付惩戒委员会惩戒,不必再交平政院审理;加以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计官惩戒委员会相继成立,官员惩戒的专门化逐渐实现。伴随着袁世凯政权的起落,肃政厅从1914年设立到1916年裁撤。此期延续传统监察制度与仿行西式建制并行,是旧制度与新举措交汇之时。从都察院到平政院肃政厅,从御史到肃政史,从台规到纠弹法,名称的变化不仅蕴含着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也反映着由帝制到共和的政治体制变革。但改革背后一直不变的主题,就是对官员的监督与惩戒。中国历来重治吏,通过各种方式掌握大小官吏的动向,监督一切官吏,监督官吏的一切。这是中国古代治吏的传统情形,是巩固皇权的重要手段。这种治吏的方式发展到清代,历经清末民初的改革,不仅机构形式有所不同,而且职能也多有改变。本文从清末都察院的改革切入,从都察院上奏纠弹、审判覆核、申冤呈请到肃政厅专职弹劾,再到平政院受理诉讼、惩戒委员会职司惩处,挖掘制度变化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内在的张力。在各个事件中探寻真相,揭示机构的制度设计与运行状况,以期展现1901-1916年间官员监督与惩戒制度的延续、改革和探索。
柳丽娜[7]（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提出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武端利[8]（2020）在《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文中认为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阶段,也是探其历史过程及其经验、教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且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但其中所囊括的陕甘区域新政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是该区域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发轫和真正启动时期,不论是从清末新政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史,还是近代陕甘区域史的视角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该领域的研究尚有很多空缺,仍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的努力开拓。有鉴于此,本文以清末新政为研究背景,以陕甘地区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化理论为依据,从区域现代化的角度尝试对该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始于1901年底陕西宏道大学堂的成立,至辛亥陕西起义结束,历时近十年时间,其改革涵盖了军事、教育文化、实业和财政、交通、法政和预备立宪等多个领域。本文的结构由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清末陕甘新政与军事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时期的教育文化革新;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经济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中的交通与邮政改革;清末陕甘警政创设与预备立宪这六个部分组成。社会与经济状况是清末陕甘新政的基础因素。文中从人口变化、地方经济、洋务运动的影响和地方督抚群体等多方面对清末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清同治朝以后由于战争和灾荒的影响,陕甘两省人口锐减,加剧了地方经济和财政的困难;洋务运动时期左宗棠虽然创立了几家洋务企业,但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没有真正开启区域早期现代化;清末陕甘督抚群体思想保守且更动频繁,没有形成区域现代化的领导者。清末陕甘新政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与经济变动的历史背景下艰难启动,也因此带来了诸多的窒碍。军事现代化是清末陕甘新政最主要的革新内容。陕甘两省在裁撤原有旧军的基础上,各自编练了一协规模的新军力量,不论是在营制、装备、指挥上都有了根本性的变革。文中对清末陕甘军事变革的历史贡献和局限进行了分析:一方面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近代军事体系,并通过创办军事学堂和外派留日学生,形成了一批具备近代色彩的知识群体;另一方面陕甘两省均未完成新军编练任务,且耗费巨大,造成了严重的地方财政负担,直接影响到了交通、教育、工矿业等其它领域的新政。出于革新风气、培育人才的目的,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创建,先后成立了宏道大学堂、陕西大学堂、甘肃大学堂等多所大学堂,创立了覆盖两省的中小学堂教育体系,建立了省级教育管理机构,开始有计划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为近代陕甘地区培养了第一批的留学人才。此外,两省又先后创立了多种官报和民办报纸,推动了区域风气的开通和思想的变革。文中认为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创建,为陕甘早期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和思想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工矿业的发展是在洋务运动零星遗存的基础上,利用两省丰富的资源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创建了涵盖农业、轻工业、工矿业的多家近代化工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实业发展制度和机构,聘请了一定数量的外国技术人才,并重视自有人才的培养,提高了近代陕甘实业的技术水平,形成了近代企业经营制度和商业意识。同时,为筹措新政经费缓解财政压力,陕甘两省采用增加捐税、裁官节费、推行统税的办法,对原有的税收制度进行了近代意义的改革,试图解决举办新政带来的财政困难。交通是推动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事业。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的交通邮电事业在电报、铁路、邮政、航运、公路建设方面均有创建,但受制于地方财力、清政府规划的影响,仅有邮政、电报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兰州铁桥得以建成,其他如铁路、航运等均成效寥寥。文中对西潼铁路筹修的过程和失败原因进行了专门分析,认为西潼铁路是近代陕甘交通现代化中最关键的内容,该路未能开工修筑,阻碍了风气的开通和货物的转运,影响到整个清末陕甘新政的进程。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政治现代化主要集中于警政、司法和预备立宪。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近代巡警制度,并设立了警政管理机构,形成了初步的社会治安管理与服务职能;在司法改革方面,通过普遍设立审判厅、检察厅、改良监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司法体系,是近代陕甘司法改革的第一步;通过推广地方自治、投票选举议员、设立省级谘议局,士绅的民主意识得到了难得的一次教育和启蒙,推动了近代陕甘民主意识的发展。总之,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军事、交通、工矿业、民主政治等领域进行了一定成效的建设和探索,推动了本区域乃至西北地区早期现代化的开展。同时,清末陕甘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也说明,落后区域受制于地方经济条件、地域的风气、官吏的思想和作为、早期现代化路径和改革领域的选择,其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更为艰难。本文通过对陕甘新政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历史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也将裨益于清末区域新政史,尤其是陕甘地区早期现代化史的进一步研究。
王天丹[9]（2020）在《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边区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地处黄河西岸,扼守日军进攻大西北的要道,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军事目标。为抗击日军,消灭土匪,取得反磨擦斗争胜利,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加强军事建设,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加强边区防卫力量,确保边区安宁,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为加强边区军事建设,中共首先建立了边区武装力量,为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军事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后,边区防守力量薄弱,为加强边区防卫力量,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边区驻军留守部队,成立留守兵团,编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指挥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和地方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形成了八路军正规部队、保安部队和民众抗日武装（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边区武装力量和组建和政变,为保卫中共中央和确保边区安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为解决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建立了抗大及有关军事院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中共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保证。为提高边区部队战斗力,开展了军事教育和大练兵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被中共中央军委表扬,并将其经验批转全军学习推广。以上举措为取得河防、剿匪、反磨擦斗争的军事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防止日军西犯边区,进攻大西北,八路军专门成立河防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挫败了其进犯边区和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为创造模范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发动进攻和反磨擦事件,边区部队打退了其进攻,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和军令的统一,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唯一合法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在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中共建立和开展了军工生产,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双拥运动”,为八路军提供了武装装备保障,解决了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增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为给八路军提供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中共中央军委在边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组建了一系列军工厂,研发和生产了武器弹药,开展了赵占魁运动,逐渐扩大了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作战需要。为解决边区和部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展开了打盐运盐及食盐等出口,以换取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物价。为解决边区工作中暴露出的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开展了双拥运动。经过整风,中共实现了对边区部队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形成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克服边区部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边区部队认真学习,经过整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形成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首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总结经验,推广全军,在毛泽东支持下,将边区部队的整风经验成果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与古田会议并列,多次下发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了中共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认识,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危害,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总结形成了中共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指导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共领导军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对建国后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仍是全党全军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王淼[10]（2019）在《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新疆建省为切入点,以历任巡抚的治疆活动为中心,在晚清被迫从“大一统”天下观的天朝逐渐转型整合到“多元一体”的近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综合运用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历任巡抚治理新疆的施政历程,并从政治、边防、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等方面,全面分析其治疆政策与措施等方面的利弊得失,探索和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供当今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发展借鉴和参考。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在西方民族国家主导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朝收复新疆后,统治阶级经过“海防”“塞防”国家战略走向的激烈争论,最终放弃了在边疆与民族地区延续千年的“因俗而治”“羁縻而治”等传统治理边疆的政策与措施,废除旧的行政体系,设立善后总局,最后建立行省、设置巡抚,新疆逐步实现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改变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第二章讨论了新疆建省设抚初创时期的边疆治理情况。“建省设抚”的实施正值新疆收复不久,各方面百废待举。首任巡抚刘锦棠及护理巡抚魏光焘对外整军固防,对内废除军府制下的旧制度、政策,采取了各种稳定民生的措施,以便让新疆社会与经济尽快得到恢复与发展。通过刘锦棠与魏光焘的努力,新疆在建省以后的社会局势逐渐趋于平稳,各种制度不断完善,为新疆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章探讨了先后继任新疆巡抚的陶模、饶应祺,前两任巡抚主要以恢复发展,保障稳定为主,大规模洋务还来不及筹办。这一时期虽然外部英俄列强一直觊觎新疆,内部社会局势也非持久太平,但在前任巡抚治理边疆的基础上,陶模、饶应祺大力推行洋务,加强武备、力行屯田、促进教育,使得新疆政令基本通达、社会基本稳定;新疆的边防、吏治、整军、教育等方面都有了显着的发展,促使新疆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时期新疆各方面发展都有显着提高。第四章、第五章探讨了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后新疆巡抚的边疆治理情况。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洋务运动的破产、维新变法的流产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清廷被迫实行“新政”与预备立宪。“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实施对西北边疆的政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军事边防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潘效苏、吴引荪、联魁等几任巡抚对新疆的兵制、警政、文化教育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到袁大化在任时期,新疆甚至已经有了修建铁路的构想。但这一时期新疆巡抚更换频繁,社会危机加深,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下,清朝灭亡,新疆省与内地所有省份一样,最终都走向了共和。对晚清新疆历任巡抚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镜”,探索边疆治理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当今新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大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二、新疆清理整顿内部资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疆清理整顿内部资料（论文提纲范文）
（1）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史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高昌国佛教及寺院经济的结构 |
| 第一节 高昌建国前后对佛教的政策 |
| 第二节 寺院经济与佛教地理 |
| 第三节 寺院经济的概念及与其他宗教 |
| 小结 |
| 第二章 高昌国佛教寺院的经营模式及财务收支 |
| 第一节 高昌国寺院的基本经济模式 |
| 第二节 寺院日常收入 |
| 第三节 寺院日常支出——对《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解斗帐历》再探讨 |
| 小结 |
| 第三章 高昌国的僧官、僧众和寺户 |
| 第一节 僧官阶层的执掌及管理 |
| 第二节 国家政权对僧众的管理及其赋税劳役 |
| 第三节 寺户制度及依附人口 |
| 小结 |
| 第四章 高昌国僧尼的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僧尼个人的私有经济 |
| 第二节 释门群体与豪门望族间的往来 |
| 第三节 佛教僧尼的宗教活动与社会角色 |
| 小结 |
| 第五章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和衰落 |
| 第一节 多维视野下的寺院经济与高昌社会 |
| 第二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 |
| 第三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衰落再探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基本概念界定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背景 |
| 2.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 |
| 2.1.2 列宁的文艺理论 |
| 2.1.3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艺理论 |
| 2.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实践经验 |
| 2.2.1 苏区时期的文艺改造 |
| 2.2.2 延安时期的文艺改造 |
| 2.3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现实缘由 |
| 2.3.1 协调继承发展,推进文艺现代转型 |
| 2.3.2 培育文化认同,整饬伦理道德观念 |
| 2.3.3 建立人民主体,重塑民族国家理想 |
| 2.3.4 强化宣传机制,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准备 |
| 3.1 中国共产党对旧文艺机构及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 |
| 3.1.1 中国共产党对旧文艺机构的改造 |
| 3.1.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 |
| 3.2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影响 |
| 3.2.1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 |
| 3.2.2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影响 |
| 3.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 3.3.1 中央性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 3.3.2 地方性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及贯彻 |
| 4.1 中国共产党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 |
| 4.1.1 改造的基本方向:第一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 |
| 4.1.2 改造的根本方针:“五五”指示 |
| 4.1.3 改造的思想纠偏:文艺整风 |
| 4.2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体制的改造 |
| 4.2.1 改革文艺管理体制 |
| 4.2.2 改革团体组织体制 |
| 4.2.3 改革团体管理体制 |
| 4.3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艺人的改造 |
| 4.3.1 思想改造 |
| 4.3.2 技能改造 |
| 4.3.3 形象改造 |
| 4.4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内容的改造 |
| 4.4.1 查禁反动有害旧文艺 |
| 4.4.2 整理改造传统文艺 |
| 4.4.3 创作社会主义新文艺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 |
| 5.1 “双百方针”的提出 |
| 5.1.1 “双百”方针的提出 |
| 5.1.2 “双百”方针的影响 |
| 5.2 “双百”方针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 |
| 5.2.1 改造传统文学的推进 |
| 5.2.2 改造传统戏剧的推进 |
| 5.2.3 改造传统美术的推进 |
| 5.2.4 改造传统音乐的推进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作用及经验 |
| 6.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作用 |
| 6.1.1 确立社会主义的文艺体制 |
| 6.1.2 推动传统文艺的繁荣发展 |
| 6.1.3 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
| 6.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经验 |
| 6.2.1 文艺的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
| 6.2.2 文艺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6.2.3 文艺的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 |
| 6.2.4 文艺的繁荣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
| 第7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及启示 |
| 7.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 |
| 7.1.1 文艺改造教条化 |
| 7.1.2 文艺论争政治化 |
| 7.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启示 |
| 7.2.1 尊重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 |
| 7.2.2 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 |
| 7.2.3 坚持“双百”方针的正确引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档案介绍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对清代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 |
| (二)对清代法制体系及法律职业群体的研究 |
| (三)对清代地方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 |
| (四)对清代甘青涉藏地区法治状况的研究 |
| (五)对清代循化厅权力机制与社会纠纷解决的研究 |
| (六)学术史评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方法与理论 |
| (二)分析框架 |
| (三)创新与局限 |
| 五、内容简介 |
| (一)范围界定 |
| (二)主要问题 |
| 第一章 循化厅的建制沿革与法律秩序 |
| 第一节 清代循化厅的地区概况 |
| 一、疆域范围与特征 |
| 二、自然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清代循化厅的建制沿革 |
| 一、循化厅的历代沿革 |
| 二、雍正二年后的治理 |
| 第三节 晚清循化厅的基层社会 |
| 一、乾隆年间的“族、工、屯、寨” |
| 二、光绪年间的“汉、回、番、撒” |
| 三、两大寺院集团 |
| 第四节 晚清循化厅的法律秩序 |
| 一、法律形式 |
| 二、司法官员 |
| 三、调解角色 |
| 四、存在问题 |
| 五、诉讼类型 |
| 反思与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循化厅“细故”案件的规制与实践 |
| 第一节 大量“细故”止于诉讼“中间阶段” |
| 一、官方规制 |
| 二、衙门反应 |
| 第二节 官府对“细故”和息乐见其成 |
| 一、国家大政方针的影响 |
| 二、循化厅衙门的考量 |
| 三、循化厅同知的处境 |
| 第三节 民众的成本考量与民间力量的强大 |
| 一、民众的成本考量 |
| 二、民间力量的强大 |
| 反思与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循化厅藏族重案的处理办法 |
| 第一节 晚清循化厅重案审理的官方规制 |
| 一、逐级审转覆核制 |
| 二、州县衙门的重案审理规制 |
| 第二节 “冬至保”案及其审断特色 |
| 一、“冬至保”案的情节与背景 |
| 二、“冬至保”案的审断特色 |
| 第三节 土俗民情与特殊律例 |
| 一、循化厅复杂的行政隶属关系 |
| 二、循化厅的地方干预能力不足 |
| 三、当地的土俗民情与司法文化 |
| 第四节 “羁縻”为政下的法律实践 |
| 一、清朝在涉藏地区的施政理念 |
| 二、强大的地方文化权力网络 |
| 反思与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循化厅撒拉、回、汉等族重案的审理 |
| 第一节 清朝对撒拉的治理 |
| 一、撒拉的族源 |
| 二、撒拉的内地化 |
| 第二节 撒拉、回族的寻常命盗重案解决 |
| 一、“律例”和“实用”的兼容 |
| 二、遵从民间习惯法调解和息 |
| 第三节 各民族之间的寻常命盗重案 |
| 一、汉族与回、藏之间的重案解决 |
| 二、回族与藏族之间的重案解决 |
| 第四节 注重实用性审断民族重案的弊端 |
| 反思与小结 |
| 第五章 晚清循化厅蒙藏部落纠纷与解决机制 |
| 第一节 多哇、河南蒙旗冲突的诉讼与解决 |
| 一、多哇、河南蒙旗的冲突因由 |
| 二、诉讼过程 |
| 三、解决方案 |
| 第二节 多哇、河南蒙旗纠纷解决中的官府 |
| 一、处理蒙藏纠纷的行政网络 |
| 二、处理蒙藏纠纷的掣肘之处 |
| 第三节 多哇、河南蒙旗冲突中的地方势力 |
| 一、多元基层社会治理体制 |
| 二、宗教领袖的巨大影响力 |
| 三、藏族聚居区的特殊权力机制 |
| 反思与小结 |
| 第六章 晚清循化厅涉藏地区的外事管理与纠纷解决 |
| 第一节 清政府对涉藏地区的外事管理 |
| 一、外国人纷至沓来 |
| 二、清政府的管控措施 |
| 三、管控措施的问题 |
| 第二节 涉藏地区的外事冲突与官方应对 |
| 一、洋人携条约自重不服管控 |
| 二、当地藏族民众浓厚的排外情绪 |
| 第三节 保安教案的发生过程与纠纷解决 |
| 一、“佛耶”冲突的累积与保安教案的爆发 |
| 二、甘肃各级政府的应对措施与解决方案 |
| 三、官府应对策略及其成因的总结分析 |
| 反思与小结 |
| 结语 |
| 一、解决机制 |
| 二、总体特征 |
| 三、总结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无神论 |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价值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第一章 清末都察院的编制及职权 |
| 第一节 清末都察院的编制 |
| 一、1906年官制改革前的编制 |
| 二、1906年官制改革后的编制 |
| 第二节 清末都察院的规章 |
| 一、《钦定台规》的内容 |
| 二、台规与会典、例律的关联 |
| 三、台规的效力与意义 |
| 第三节 清末都察院的职权及其保障 |
| 一、都察院的职权 |
| 二、科道行使职权的方式 |
| 三、科道行使职权的保障 |
| 第二章 科道的纠弹与冤抑受理 |
| 第一节 官吏纠参与申冤的律例规定 |
| 一、被参官吏的处分之例 |
| 二、构成犯罪的处罚之律 |
| 三、被参官吏的宽免与申诉 |
| 第二节 科道对京官的纠弹 |
| 一、弹劾王公亲贵案 |
| 二、弹劾官员舞弊:以邮传部李德顺案和吏部受贿案为例 |
| 三、都察院堂官弹劾科道案 |
| 第三节 科道对外官的纠弹 |
| 第四节 清末都察院受理革员申冤 |
| 一、赴都察院呈控的案件总体情况 |
| 二、呈控人与当事人 |
| 三、都察院受理革员京控的程序 |
| 四、革员呈控的事由 |
| 五、京控的拟断与呈控的差异 |
| 六、革员呈控案的总体处理结果评析 |
| 七、都察院在革员京控案中的功用评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都察院的裁改争议 |
| 第一节 裁改的动因与起始 |
| 一、内忧外困的时势迫使变法改制 |
| 二、迎合预备立宪的需要 |
| 第二节 丙午官制改革前后都察院的裁改 |
| 一、丙午官制改革前左都御史陆宝忠整顿都察院的努力 |
| 二、丙午官制改革中都察院的改制方案 |
| 三、反对都察院裁改的理据 |
| 四、都察院官制初步厘订 |
| 五、都察院奏定整顿章程 |
| 第三节 都察院代下议院的争议 |
| 一、都察院代下议院的倡议 |
| 二、反对设下议院更改都察院 |
| 第四节 再次厘订台规 |
| 第五节 都察院裁改期间的民间舆论 |
| 一、报刊舆论 |
| 二、宋教仁的议论 |
| 小结 |
| 附录 清末科道对待新政的态度 |
| 第四章 都察院的裁撤与平政院的建立 |
| 第一节 都察院的末路与科道的去留 |
| 一、都察院的末路 |
| 二、科道的去留 |
| 第二节 平政院的设立及争议 |
| 一、平政院筹设的过程 |
| 二、平政院的设立与职权 |
| 三、平政院与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的争议 |
| 四、平政院与肃政厅的权限争议 |
| 第三节 肃政厅的设立、规章与职权 |
| 一、肃政史的产生 |
| 二、肃政厅的法规 |
| 三、肃政厅的职权与行使方式 |
| 第四节 肃政史的上奏建言与监察纠仪 |
| 一、上奏建言 |
| 二、监察政务 |
| 三、纠仪 |
| 小结 |
| 第五章 肃政史的弹劾与惩戒委员会的惩戒 |
| 第一节 民初官员弹劾与惩戒的法律规定 |
| 一、肃政史弹劾的范围 |
| 二、肃政史弹劾的程序 |
| 三、官员的惩戒机构、处分与开复 |
| 第二节 肃政史的弹劾案 |
| 一、肃政史弹劾之预闻 |
| 二、肃政史纠劾大员 |
| 三、肃政史弹劾赌博、种烟 |
| 四、肃政史弹劾中央部院案 |
| 五、肃政史弹劾巡按使 |
| 六、肃政史弹劾法官 |
| 七、肃政史弹劾知事案 |
| 八、肃政史平反冤案 |
| 第三节 文官高等惩戒委员的惩戒 |
| 一、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的惩戒程序 |
| 二、惩戒滥押、疏脱监犯的案件 |
| 三、惩戒由巡按使弹劾的其他案件 |
| 第四节 其他惩戒委员会的惩戒 |
| 一、司法官惩戒委员会 |
| 二、审计官惩戒委员会 |
| 小结 |
| 第六章 肃政厅的裁撤及后续 |
| 第一节 肃政厅的最后光景 |
| 一、肃政史奏劾复辟 |
| 二、肃政史弹劾筹安会及反对帝制 |
| 第二节 肃政厅裁撤始末 |
| 一、主要人物请辞 |
| 二、改制与合署办公 |
| 三、裁撤书记官及人员安置 |
| 四、废止法令 |
| 五、肃政史的流向 |
| 第三节 外界对于肃政厅肃政史的评价 |
| 一、对于肃政厅肃政史之质疑 |
| 二、对于平政院与肃政厅关系之论评 |
| 三、肃政厅裁撤之后的评议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二)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三) 晚清至民国时期安徽省教育现代化研究 |
| (四)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评价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乡村教育 |
| (二) 乡村小学校 |
| (三) 现代教育 |
| (四) 教育现代转型 |
| 六、样本县基本情况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的背景 |
| 一、民国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 |
| (一) 明确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 |
| (二) 颁行现代学制和制定教育法令法规 |
| 二、民国时期影响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主要教育思想 |
| (一) 普及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二) 义务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 国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四) 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 |
| 四、民国时期的安徽省社会和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一) 安徽省社会发展概况 |
| (二) 安徽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 |
| 一、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一) 国家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二)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三) 安徽省县级及以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的运行 |
| (四)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特征 |
| 二、乡村小学校的专门化、组织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校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设立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课程的现代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课程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对国家小学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 |
| 二、乡村小学教学法与教则的现代化 |
| (一) 小学教学法的现代演进 |
| (二) 小学教则的现代演进 |
| 三、乡村小学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
| 四、乡村小学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层面教育经费独立的相关政策 |
| (二) 安徽省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经费保障情况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校长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二、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教员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与历史镜鉴 |
| 一、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一)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决定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难度 |
| (二) 国家意志、知识精英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张力制约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程度 |
| (三) 乡村小学校的边缘地位延缓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进度 |
| 二、历史镜鉴:面向未来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一) 时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二) 空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8）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清末新政史视野下的陕甘新政研究 |
| (二) 清末陕甘新政宏观领域的研究与评价 |
| (三) 清末陕甘新政具体领域的研究与评价 |
| (四) 清末陕甘新政史研究的局限 |
| 三、选题意义、研究基础和学术创新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主要研究理论与史料基础 |
| (四) 重点难点和学术创新 |
| 四、研究范畴的界定 |
| 第一章 清末新政前后的陕甘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 |
| 第一节 清末陕甘辖区与地理状况 |
| 一、清末陕甘两省辖区 |
| 二、清末陕甘地理条件 |
| 第二节 清末陕甘人口与经济状况 |
| 一、清末陕甘人口数量的考证与分析 |
| 二、清末陕甘经济和税收状况 |
| 第三节 洋务运动时期的陕甘早期现代化 |
| 一、近代陕甘军用工业的萌芽 |
| 二、近代陕甘民用工业的萌芽 |
| 第四节 清末陕甘督抚群体与区域新政 |
| 一、新政时期的陕甘督抚群体结构与人事变迁 |
| 二、陕甘总督群体及其新政作为 |
| 三、陕西巡抚群体及其新政作为 |
| 四、陕甘督抚群体特征与区域新政影响的探讨 |
| 第二章 清末陕甘新政与军事现代化 |
| 第一节 清末陕甘军事状况与早期军事现代化 |
| 一、清末陕甘旧军的裁减 |
| 二、甲午战后陕甘旧军的现代化编练 |
| 第二节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新军的编练 |
| 一、八旗及防练勇营的进一步改编 |
| 二、陕西新军的编练 |
| 三、甘肃新军的编练 |
| 第三节 陕甘各级军事学堂的创办和人才的培育 |
| 一、武备学堂的创设 |
| 二、陆军中小学堂的创设 |
| 第四节 陕甘军事现代化的成效与缺憾 |
| 一、陕甘军事现代化的成效 |
| 二、陕甘军事现代化的缺憾与反思 |
| 第三章 清末陕甘新政时期的教育文化革新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时期高等学堂的创办与发展 |
| 一、旧书院的改建与陕西宏道大学堂的创设 |
| 二、陕西大学堂与甘肃大学堂的创立 |
| 三、陕甘师范学堂的创设 |
| 第二节 陕甘课吏馆与法政学堂的创立 |
| 一、陕西课吏馆与法政学堂 |
| 二、甘肃课吏馆与法政学堂 |
| 第三节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中小学堂与专门学堂的创设 |
| 一、陕甘中小学堂的创立 |
| 二、各类专门学堂的创立 |
| 三、驻防中小学堂的创立 |
| 四、存古学堂的创立 |
| 第四节 清末陕甘近代教育机构的创立 |
| 一、陕西学务处与学务公所 |
| 二、甘肃学务处与学务公所 |
| 第五节 清末陕甘留学教育的起步和发展 |
| 第六节 清末陕甘新闻报刊事业的创办 |
| 第四章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经济现代化 |
| 第一节 陕甘近代农工商业的创办 |
| 一、洋务企业的恢复和续办 |
| 二、清末陕甘矿产资源概况与开发 |
| 三、陕西延长油矿的创办与发展 |
| 四、劝业道和工艺推广机构的成立 |
| 五、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实业发展 |
| 六、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农工商业发展的评价 |
| 第二节 清末新政中陕甘税收金融改革 |
| 一、试办官盐和盐斤加价 |
| 二、土药加厘及禁绝鸦片 |
| 三、百货统捐改革 |
| 四、裁官节费 |
| 五、清末陕甘金融机构的筹办与币制改革 |
| 第五章 清末陕甘新政中的交通与邮电建设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电报、电话事业发展 |
| 一、洋务运动时期陕甘电报业的创立 |
| 二、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电报业的拓展 |
| 三、陕甘电报统归官办 |
| 四、陕西电话公司的创立 |
| 第二节 清末新政时期铁路的倡议与筹修 |
| 一、清末西北铁路的倡议与规划 |
| 二、清末西潼铁路的筹修与失败 |
| 第三节 清末陕甘邮政的创建与发展 |
| 一、清末陕甘邮政的创立与发展 |
| 二、清末陕甘邮政邮员的管理 |
| 三、邮员的薪资和晋升 |
| 四、陕甘邮政的管理和运作 |
| 五、陕甘邮政中的外籍人员 |
| 第四节 兰州铁桥的兴修及近代甘肃航运的筹办 |
| 一、兰州铁桥的兴修 |
| 二、近代甘肃航运的筹办 |
| 第六章 清末陕甘法政改革与预备立宪 |
| 第一节 清末陕甘巡警制度的创立与发展 |
| 一、清末陕甘巡防队与巡警制度的探索 |
| 二、陕西巡警制度的建立 |
| 三、甘肃巡警制度的建立 |
| 第二节 清末陕甘司法机构的设立与发展 |
| 一、清末陕西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的创设 |
| 二、清末甘肃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的设立 |
| 第三节 清末预备立宪和陕甘谘议局的创办 |
| 一、清末陕西谘议局的创立和地方自治事业 |
| 二、清末甘肃谘议局的创立和地方自治事业 |
| 三、清末陕甘谘议局与民主意识的发展 |
| 余论: 落后区域的早期现代化之路——清末陕甘新政的历史审视 |
| 一、变与不变: 清末陕甘新政历史成效的两个维度审视 |
| 二、清末陕甘新政历程中的制约因素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军事体制与军事活动 |
| (二) 军事教育与部队整风 |
| (三) 军事经济与军工生产 |
| (四) 军事与民众动员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边区武装力量的建制和职能 |
| 一、边区创建前的军事系统 |
| 二、中共中央军事系统 |
| (一) 中央军委的组建与人事调整 |
| (二) 八路军系统的军事力量 |
| (三) 边区留守部队的统编与职能的转变 |
| (四) 留守部队兵力的扩大和防卫任务的增加 |
| (五) 扩编成立警卫部队 |
| 三、边区的地方武装力量 |
| (一) 保安司令部及保安部队 |
| (二) 地方民众抗日武装力量 |
| 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
| (一) 联防军组建的时代背景和原因 |
| (二) 联防军的职能和建制 |
| (三) 联防军成立的意义 |
| 第二章 边区部队的军事教育 |
| 一、抗日军政大学与军政人才培养 |
| (一) 中共军事教育沿革与抗大建立 |
| (二) 抗大军事教育及其演变 |
| (三) 抗大招生工作 |
| (四) 抗大军事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五) 抗大军事教育的特点 |
| 二、边区留守部队军事教育与训练 |
| (一) 边区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二) 联防军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三) 边区留守部队军事训练成绩斐然 |
| 三、其他专门军事院校的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一) 八路军军政学院 |
| (二) 八路军军事学院 |
| (三) 延安摩托学校 |
| (四) 八路军炮兵学校 |
| (五) 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学校 |
| 四、边区军事教育的成效 |
| (一) 吸收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抗战道路 |
| (二) 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增强了抗战力量 |
| (三) 大练兵运动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 |
| 第三章 边区部队的政治工作 |
| 一、政治机关建制演变与职能 |
| (一) 政治部(处) |
| (二) 政训处 |
| (三) 恢复政治工作制度及建制 |
| 二、边区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 |
| 三、边区部队政治工作主要内容 |
| (一) 坚持党的领导 |
| (二) 开展政治教育和宣传动员,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战斗力 |
| (三) 推行在职干部学习运动 |
| (四) 加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各项方针政策、时事政治的学习,提高干部战士政治素养,增强团结意识 |
| (五)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第四章 边区军事系统的整风运动 |
| 一、抗战初期中共军队中的错误思想倾向及其危害 |
| (一) 存在的问题和表现 |
| (二) 王明错误思想倾向的危害 |
| 二、边区部队整风运动的开展 |
| (一) 中央军委开展普遍整风的部署 |
| (二) 边区部队的整风 |
| 三、整风运动使中共军队思想作风改变、政治意识提高,形成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新成果 |
| (一) 肃清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 |
| (二) 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 (三) 结出了累累硕果 |
| (四) 形成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
| (五)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 |
| 第五章 边区的军事斗争 |
| 一、抗击日军,保卫河防 |
| (一) 日军的进攻和目的 |
| (二) 河防兵力的部署和河防守卫 |
| (三) 河防战斗情况 |
| (四) 河防保卫战胜利的成效和意义 |
| 二、清剿土匪,巩固后方 |
| (一) 边区匪患猖獗的原因和危害 |
| (二) 剿匪的政策和策略 |
| (三) 大规模清剿行动 |
| (四) 边区剿匪成效 |
| 三、反磨擦斗争,保卫边区 |
| (一) 边区发生磨擦的原因和表现 |
| (二) 中共处理磨擦的政策和应对策略 |
| (三) 反磨擦的主要军事斗争 |
| (四) 边区反磨擦斗争胜利的成效 |
| 第六章 边区的军事经济问题 |
| 一、军工机构建制与军工生产 |
| (一) 八路军建立军工的原因 |
| (二) 军工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
| (三) 边区主要军工企业的分工和生产 |
| (四) 军工生产中的赵占魁运动和劳动竞赛 |
| (五) 边区军工发展的成效 |
| 二、经济问题与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 (一) 边区面临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 |
| (二) 边区财政经济发生困难的原因 |
| (三) 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 (四) 部队大生产运动的成效 |
| (五) 边区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 |
| 第七章 边区的军事与社会 |
| 一、边区的兵役制度 |
| (一) 边区兵役制度的缘起 |
| (二) 边区兵役制主要内容 |
| 二、边区农民参军 |
| (一) 农民参军的动机 |
| (二) 农民参军的优抚政策 |
| (三) 各种抗战民众组织的宣传动员 |
| 三、开展“归队运动” |
| (一) “归队运动”的背景和原因 |
| (二) 归队法令和“归队运动” |
| (三) “归队运动”的成效 |
| 四、边区“双拥”运动 |
| (一) 边区“双拥”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二) “双拥”政策的制定及主要内容 |
| (三) “双拥”运动的开展及主要形式 |
| (四) 边区“双拥”运动的成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立题依据 |
| (一)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资料 |
| (一) 档案、文献类 |
| (二) 游记、日记、方志类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 重点、难点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疆建省前的局势 |
| 第一节 晚清新疆的空前危机 |
| 一、“大一统”天下观的蜕变 |
| 二、新疆“内忧外患”形势 |
| 三、沙俄强占伊犁与英、俄角逐 |
| 第二节 海防、塞防之争与“哲德沙尔”政权的覆灭 |
| 一、海防、塞防之争下的晚清国家安全观 |
| 二、清军西征与伊犁的收复 |
| 第三节 新疆建省方案的提出 |
| 一、建省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
| 二、建省方案的构想 |
| 第四节 行省制在新疆的确立 |
| 一、“建省设抚”的实施 |
| 二、“建省设抚”的意义 |
| 第二章 建省初期新疆巡抚的治疆政策(1884-1891) |
| 第一节 刘锦棠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84-1889) |
| 一、固防与整军 |
| 二、吏治的整顿 |
| 三、屯垦与税收 |
| 四、变通政令与社会治理 |
| 五、教育与民族交流 |
| 第二节 魏光焘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89-1891) |
| 一、边防建设与国土安全 |
| 二、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 |
| 第三章 新疆巡抚陶模、饶应祺的治疆政策(1891-1902) |
| 第一节 陶模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91-1895) |
| 一、武备与边圉 |
| 二、发展经济与规范赋税 |
| 三、保障社会安定发展 |
| 四、因材施教,提倡国学 |
| 第二节 饶应祺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95-1902) |
| 一、保障政治稳定 |
| 二、加强边防安全 |
| 三、保障经济利益 |
| 四、教育与宗教政策 |
| 第四章 清末“新政”后新疆巡抚治疆政策(1902-1906) |
| 第一节 潘效苏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2-1905) |
| 一、晚清“新政”的施行与新疆的改革 |
| 二、揆情审势,遴官益边防 |
| 三、“遣客改土”欲固边防 |
| 四、“新政”下的新疆经济 |
| 五、安抚哈萨克,稳定民族关系 |
| 第二节 吴引荪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5-1906) |
| 一、整吏治与课吏馆 |
| 二、废止招募世袭兵 |
| 三、理清度支,清算赃银 |
| 四、创立近代警制 |
| 五、兴办近代学堂 |
| 第五章 预备立宪体制下新疆巡抚治疆政策(1906-1912) |
| 第一节 联魁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6-1910) |
| 一、筹立宪,拟设谘议局 |
| 二、惩治腐败 |
| 三、改练新军,创立巡防队 |
| 四、统一财政,置办工艺局 |
| 五、严禁毒品 |
| 第二节 袁大化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10-1912) |
| 一、拟修铁路,实边固防 |
| 二、开辟利源,挽救财政 |
| 三、拓宽教育视野 |
| 四、“固本图文明”政策的失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新疆清理整顿内部资料（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2]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D]. 赵子夜. 吉林大学, 2021(01)
- [3]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D]. 张蓉. 兰州大学, 2021(12)
- [4]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6]从都察院到平政院（1901-1916） ——清末民初的官员监督与惩戒[D]. 杨芹. 吉林大学, 2020(08)
- [7]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8]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D]. 武端利.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9]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D]. 王天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1)
- [10]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D]. 王淼.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