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西财政转移支付收入努力问题的博弈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陈凯[1]（2021）在《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研究》文中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适应这一新的功能和定位,因此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而预算作为财政制度的核心内容,必然要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的角色。作为现代财政制度基础的现代预算制度,其目标是“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现代预算制度的基本要素是内容完整、编制科学、执行规范、监督有力、讲求绩效和公开透明,而现代预算制度最直接表现形式就是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预算执行的规范性。预决算差异作为预算编制和执行的直接结果,对于充分把握预算管理水平,发现预算编制、执行、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立足于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典型事实,深入分析预决算差异的整体特征和结构特征。在系统呈现预决算差异特征事实的基础上,归纳总结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对其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探究影响我国预决算差异的主要因素。首先,全方位、多角度明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典型特征和演变趋势。结合我国一般公共预算体系,分别从总量层面、结构层面、区域异质性层面等不同角度对预决算支出差异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其次,根据预决算差异背后的逻辑,归纳总结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并结合我国预算功能取向,为客观认识预决算差异奠定理论基础;同时充分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并根据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各阶段的全周期运行特点,从“预算过程+预算结构”两个维度梳理出可能影响预决算差异的技术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主体互动因素,并借助实证分析框架进行实证检验。第三,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法,分别利用基于R2的夏普利值分解和MQ指数测度不同因素对预决算差异的贡献度,探寻预决算差异的主要来源,充分认识我国预算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第四,总结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内部动态特征,结合从年初预算--调整预算--决算的预算周期,分析预决算差异在年度内普遍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V型模式的原因。最后,通过借鉴美、法、日等国的预算编制和执行实践经验,更清晰认识我国政府预算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推动我国的预决算差异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各级政府预决算差异具有普遍性,且存在结构性差别。整体特征分析发现:2013年以来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规模均大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支成为预决算差异的突出表现形式;2011年以后预决算差异度出现下降,但绝对规模不降反增,2017年支出预决算差异规模超过2011年达到新高;地方层面的预决算差异规模和差异度均高于中央;省级预决算差异、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三者呈倒“V”形,调整差异通常为正,执行差异通常为负,但是决算数通常仍会大于年初预算数。结构特征分析发现:支出科目越细化预决算差异越大,离散程度越高;中央预决算差异稳定度更高,且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和节能环保支出等科目预决算差异较大,而地方在一般公共服务、城乡社区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农林水支出等科目预决算差异较大;项目支出预决算差异总体大于基本支出预决算差异。区域特征分析发现,调整差异的区域特征明显,但执行差异的区域特征并不明显,其中东部地区调整差异更小,因此总体来看东部地区预决算差异小于中西部地区。（2）预决算差异具有普遍性、不可预知性、非对称性、成因多样性、适度性,要客观认识预决算差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具有的五大属性决定了预决算差异的复杂性,因此认识预决算差异不能一概而论,要从导致预决算差异的主要成因出发,分类视之,即理性认识客观因素,主动化解不合理因素,鼓励支持节支因素。基于“预算过程+预算结构”二维逻辑框架,将预决算差异的成因归类为六类——技术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和主体互动因素。（3）通过预算管理主体间的博弈分析发现,财政部门、支出部门和监督部门之间的互动行为影响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执行的规范性,进而影响预决算差异。预算编制过程中,影响支出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博弈均衡的因素有:财政部门对部门预算的削减比例、财政部门审核预算的成本、支出部门虚报预算的成本、财政部门和支出部门的信息不对称从程度会影响预算编制过程的均衡结果。支出部门之间的博弈表明,由于预算规模既定,社会获得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总量也是一定的,而这种竞争活动是需要相应成本的,其最终结果应该是某种“负和”的社会损失。预算监督过程中,通过分析是否财政结余的博弈过程发现,均衡结果与监督部门对未及时结余的惩罚力度F、实质结余资金规模B、结余后第二年度的削减规模、支出部门选择不结余的处理成本、监督部门选择监督的成本有关。（4）通过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对技术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的回归发现,经济不确定程度、转移支付占比、晋升压力、政策不确定性、潜在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速、财政支出结构、财政透明度会显着影响预决算差异。内部动态特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各因素的作用路径不同,对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的影响存在不同,部分因素在调整差异中显着而执行差异中不再显着——经济预测偏差、财政收入增速和财政透明度,部分因素在调整差异中不显着而预算执行差异中显着——经济不确定程度、财政分权、政策不确定性、潜在GDP增长率、人均GDP。（5）通过利用Shapely分解和MQ指数对预决算差异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分解,发现我国的预决算差异最主要的来源是制度因素和管理因素,并同时受到经济因素影响。其中制度因素主要作用于影响调整差异,管理因素在执行差异中的作用更为明显。（6）预决算差异的成因具有地区异质性,通过分析发现东部地区贡献度最高的三个因素分别为官员晋升压力、财政收入增速、财政分权;中部地区贡献度最高的三个因素分别为财政分权、人均GDP和转移支付占比;而西部地区贡献度最高的三个因素分别为财政收入增速、经济增速和转移支付占比。时间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延续,影响因素结构存在一些规律性变动——转移支付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宏观经济预测差异的贡献度呈上升趋势。总体来说,我国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预决算差异。我们要客观认识预决算差异,分类施策——“理性认识客观因素,主动化解不合理因素,鼓励支持节支因素”,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执行效率,更好履行政府受托责任。要认识到我国当前阶段预决算差异的主要成因是制度性因素和管理因素,以及预算调整差异和预决算执行差异性质的不同,未来需不断优化制度并强化预算管理。具体政策建议为:一是不断完善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加强财政预算法治化建设。二是加强各项制度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体制,理顺政府间收支责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三是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提高宏观预测能力,并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加快推进项目支出标准建设,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四是进一步规范预算执行管理,规范预算调整流程,建立预算调整控制机制。五是优化制度设计,协调预算主体良性互动,完善预算监督体系,营造公开透明预算环境。六是强化绩效意识,将预决算差异纳入预算绩效管理。
邹显亚[2]（2021）在《财政分权、环境财税政策与工业绿色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业绿色转型已成为绿色发展领域中的重要议题,1994年我国财政制度实行分税制改革后,这一举措一直都被认为是地方政府参与到经济活动当中的重要制度激励,财政已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政策工具。但与此同时,有研究将中国经济粗放式的发展也归因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为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让步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空间。因此,研究财政分权是否会影响地方环境财税政策行为,从而对工业绿色转型产生影响?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体制,优化环境财税政策改革,实现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的逻辑思路是“问题提出→现状分析→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首先,以文献为基础,并对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其次,详细分析“财政分权”、“环境财税政策”、“工业绿色转型”演进的特征还有其整体发展的趋势,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事实依据。然后,以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为基础,及政府之间环境财税博弈,来对财政分权对环境财税政策的影响机制进行详细分析,运用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利用两区制非来识别地方政府间存在着的环境政策竞争,接着,理论分析了环境财税对于我国工业绿色转型传导机制,详细的研究之后发现,前者是通过了资源要素配置对后者造成影响,并运用面板联立模型实证检验了该路径。再次,对财政分权下环境财税政策对工业绿色转型非线性与空间效应深入分析,并利用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最后,依据研究得出的结论,并结合我国现实国情,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1）财政收入分权呈不断下降趋势,而支出分权呈上升趋势,地方政府收支不平衡。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水平上升趋势,其区域差异显着且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特征。利用投影寻踪法测算中国各省份的工业绿色转型指数,结果显示2007-2017年整体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利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的工业绿色转型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区域工业绿色转型差距的总体水平呈逐年扩大趋势;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差距也呈逐年扩大趋势,且西部内部差异最大;地区间差异呈分化趋势,中-西部地区差距最小。利用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关系。（2）财政分权对环境财税政策有极为显着的负向影响,并且,环境财税政策有“逐底竞争”这一特征。从分类别来看,分权对于环境财税政策有显着的负向抑制作用,而财政分权对环境税收政策的抑制作用并不显着。且收入分权对环境财政政策的作用更显着。从分区域来看,东部收支分权对环境财政政策有抑制作用,中西部支出分权对环境税收政策有抑制作用,但西部不显着。地方政府在环境财税政策表现为竞相向下的逐底竞争,且环境财政政策逐底竞争更为严重。从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环境财政政策更倾向于竞相向下的逐底竞争。原因是东部地区政府履行更多的事权和承担更大的经济发展责任,更容易降低环保方面的支出,增加生产性支出以发展地方经济。（3）环境财税政策能通过影响劳动力资源配置和资本资源配置对工业绿色转型产生影响。从整体样本期来看,环境财税政策会加剧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扭曲,从而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分区域来看,东部环境财政政策会加剧劳动力要素的扭曲和改善资本要素的错配,而东部环境税收政策则会加剧资本要素的扭曲。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反。（4）财政收支分权作为转换变量时,环境财税政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存在异质性。从收支异质性来看,以收入分权为转换变量时,环境财税政策与工业绿色转型呈现“倒U”关系,而以支出分权作为转换变量之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U”型关系。从分时段来看,收入分权为转换变量时,环境财政政策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非线性效应存在明显的时间异质性,而支出分权为转换变量时,不存在时间异质性,即环境财政政策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呈“U”型关系。（5）财政分权会负向调节本地区环境财税政策对本省和临近省份的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作用。收支分权程度较高的省份,地方政府在政治和经济的激励下,容易陷入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升级。收支分权会负向调节环境财税政策对本省与临近省份的工业绿色转型影响作用。且东、西部地区收入分权会负向调节环境财政政策对临近省份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中部地区收入分权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各地区支出分权有负向调节作用。东、中部地区收支分权对环境税收政策对临近地区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异质性,收入分权起负向调节作用,支出分权则相反。而西部地区收支分权会正向调节环境税收政策对临近地区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
李屹然[3]（2021）在《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制度是激励与约束人行为的一种规则。中国式分权制度由于对地方政府做对了激励,从而被认为是引致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但当前纵向财政税收返还已逐渐无法满足“增长型”政府的支出需求,分税制改革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激励效应正在减弱;分权体制在保留政治权威约束下的上下级互动过程中,更倾向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近十余年来伴随预算外收入的增长越发明显。支农事权下放后我国地方政府在区域支农领域的作用越发重要,但事实与现象发现西方经典分权理论已无法合理解释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分权制度的作用机制产生了独特影响,而这种影响能否合理激励地方政府扶持本地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了中国式分权制度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影响理论框架,希望通过优化我国分权制度设计从而优化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最终达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目的。本文遵循了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将中国式分权细分为收入分权（横向）、支出分权（纵向）与管理分权（市场）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与理论构建。其中收入分权从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经济收入博弈的角度分别讨论了预算内收入（财政分权）与预算外收入（金融分权）的不同影响机制;而支出分权则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支农事权下放、信息反馈机制以及政绩考核指标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最后管理分权侧重于分析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支农干涉与管理职能问题。通过对中国式分权制度研究范畴的细化,本文揭示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内在机理与影响方式,并为后文实证构建了理论框架。在实证研究阶段,本文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对核心变量进行了基础演绎与分析,其后采用2008-2018年面板数据,并运用了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空间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前文理论机制进行了验证。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后提出了以下研究结论:（1）收入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①当前收入分权下无责任的财政援助弱化了纵向财政分权的激励机制,但强化了横向财政资源竞争的能力。联邦制的财政分权模型的激励效应并不适用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在中央政府高度政治集权的“大政府”领导下,基于增值税税收返还的纵向财税激励效应减弱;而地方政府可通过横向的财政控制从而强化其财政资源能力。②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上的目标函数趋同降低了金融支农约束。同时金融收入分权的预算外收入竞争强化了地方政府金融支农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来源于金融风险的对外转嫁与中央的隐形担保。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成本外溢与风险转嫁等方式,将自身预算外约束扩张的成本与风险转嫁到上级或同级政府,从而强化其金融资源的获取能力。③地方政府在强化其经济能力的过程中,支农能力大于了其支农真实需求。通过理论与博弈分析表明,财政援助所形成的横向财力转移会导致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支农规模的提升。地方政府中高收入分权地区会主动增加财政支农规模,在被转移支付前优先满足自身支农需求;而低收入分权地区的地方政府则在农业“争资立项”的基础上对中央与同级政府造成事实性依赖。二是地方政府利用“风险转嫁”扩大其预算外支农约束,增强了预算外收入的横向竞争（金融资源）,从而更为盲目的扩张其预算外的金融支农约束。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分权造成的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同时收入分权对支农规模的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双门槛效应,适度的收入分权能够推动当地支农规模上涨,但过高或过低的收入分权对于支农规模提升作用降低。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收入分权在25%、50%以及75%分位条件下对涉农资金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同,其结果同时说明当前地方政府支农资金规模的主要受到政府间横向经济博弈与其支农能力的影响,而非适应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2）支出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①当前支出分权的下放并未能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差,信息传递仅能从上至下而未能从下至上。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与乡村文化传统限制导致农村受益主体的村民难以运用“用脚投票”或“用手投票”来反馈地方政府对三农建设的成绩与满意度;农村对地方政府服务供给的信息反馈失效导致委托代理模型在我国农村的应用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弱化了支出分权通过横向竞争优化农村公共投资结构的作用。②上级部门指标性考核方式则强化了支出分权的纵向激励效应,中央政府指标性考核从选择性变为了唯一性。当前支出分权制度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馈与绩效考核方式,造成地方政府在面临上级政府考核时产生对政绩指标过度依赖,从而忽略了当地农村受益主体的真实需求。这种激励偏差会引致地方政府一方面追求短期政绩表现,同时对农村公共投资更侧重“可视性”的政绩投入,最终形成政绩导向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事权下放导致地方政府对农村投资与公共服务供给遵循“可视化”优先的投入导向,对容易被上级政府考核发现的“可视化”指标更加侧重,而对于不易被晋升考核重视的“非可视化”指标则投入不足。通过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发现支出分权对支农行为“短期化”投入的冲击效应在滞后四期左右迅速收敛于零,表明了地方政府的支农政绩导向行为对农村投资建设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支持,同时这种短期性行为对于“可视化”指标的影响滞后期更为提前。此外实证结果表明当前财政资金对于需要长期和持续性供给的农村服务供给更为有效。（3）管理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①管理分权此时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管理与干涉并未有效促进其市场化进程,反而促进了区域间的市场分割行为,这种干涉行为不仅未能消除“市场失灵”,反而导致了“政策性失灵”。我国农业市场与政府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强政府”与“弱市场”关系,地方政府在支农事务上出现明显的地域边界隔离,支农行为边界不清晰,职能不确定的现象,并对当前区域中农业商品市场以及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进行行政干预与地方保护。②管理分权的主要影响机制为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农业商品或生产资料市场的价格因素来对农业生产与销售环节进行控制。地方政府支农行为边界的模糊引致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缺乏制约,在面领“各自为战”与提升本地农业经济增长的选择中,地方政府突破管理分权边界约束对区域农业发展形成市场保护,最终形成农业多领域的市场分割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一是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区域农业商品市场已经形成了区域性市场分割,该行为表现出区域内Moran I值的显着与趋同性,表明农业商品市场的市场分割已经形成了一定区域性聚合性以及部分地方政府横向联盟;同时,通过了拉格朗日乘子法检验后,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管理分权对农业商品市场分割的影响显着。二是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进行了检验,实证表明省农业生产规模会影响对管理分权的影响效应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即管理分权在农业生产大省形成的市场分割行为会更加明显。本文中国式分权制度特点从不同维度勾勒出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的特点,描述了支农规模基于博弈、支农投资服从政绩、支农管理缺乏合作的综合性支农行为。本文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我国分权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与优化方案。最后,和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与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框架创新。本文将分权制度的纵向激励、横向竞争、预算外经济资源博弈以及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抉择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政府间一方面存在纵横联动的二维显性制度“双重激励”效应,另一方面存在基于预算外经济资源撰取的隐形制度“投机抉择”,显性与隐形制度博弈结果决定了地方政府支农的行为路径。该框架较好的解释了地方政府支农“意愿”不强,但支农规模增长的现象;同时澄清了支农资金规模并非造成农村公共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并能对区域农业市场分割现象进行有效回答。（2）分权制度的研究维度细化。基于中国经验对已有以纵向税收返还为核心的财政分权制度研究内容的细化与扩展。本文在将分权制度的研究范畴细化为收入分权、支出分权以及管理分权三个维度,是对当前分权制度研究维度与范畴的有效细化。（3）实证方法创新。运用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规模影响的非线性关系,描述了不同分权程度的影响机制差异性,是对已有线性实证方法的一个补充;运用PVAR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滞后期影响,并描述了该影响在短期快速收敛的政绩导向现象,是对已有研究忽略政策滞后期影响与持续效应的一个补充;通过设定质点距离并基于“冰山理论”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了地方政府对农产品造成的市场分割行为,是将“冰山理论”与空间地理结合实证的创新扩展。
倪琪[4]（2021）在《基于公众参与和逐级协商的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以渭河流域为例》文中指出由于自然边界与行政界限不一致,流域生态环境跨区域管理难度日益增加。由于流域的公共物品属性和水资源的单向流动性,流域内利益相关者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思考常常陷入“囚徒困境”,上下游之间很难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流域的合作治理。跨区域流域水资源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耗资较大且见效缓慢,仅靠某一地方政府的单个治理行为难以有效解决。目前,我国的跨区域流域治理中,生态补偿仍存在市场或政府途径选择的困境、补偿利益主体关系复杂且界定不清、补偿方案较难达成共识、公众在补偿中参与不足等问题,使生态补偿难以在大范围、多主体、长时期内达成稳定的合作共识。本文基于公众参与和逐级协商来设计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探究将公众参与纳入政府主导性流域生态补偿中的路径,在补偿政策关键问题的设计中考虑公众意愿和偏好,思考环境保护的常态化建设和流域生态补偿的长效发展。本文构建了基于公众参与和逐级协商的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的研究框架,界定了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主客体,并分别探讨了上下游地方政府的博弈行为和流域公众参与补偿行为,提出以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改善的成本收益为依据、地方政府逐级协商的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提出纳入公众意愿与偏好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方式的设计与优化思路。并以渭河流域为例,结合1159份流域居民调研数据,运用选择实验、鲁宾斯坦恩议价模型、双栏模型、多变量Probit模型等实证分析方法,探析了渭河流域公众参与补偿行为的影响因素、测算了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动态分析了上下游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商过程以及探讨了公众对跨区域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及影响因素。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以及优化跨区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对策建议。通过上述系统研究,本文主要形成了以下结论:第一,基于公众参与的补偿政策能够代表全流域利益,拓宽补偿资金来源渠道,提高补偿政策与公众需求的匹配度;上下游地方政府的逐级协商,能够解决跨区域生态补偿中相关利益主体关系复杂、界定困难等问题,使跨区域生态补偿便于实施和操作。公众参与为逐级协商提供参考和依据,逐级协商是公众利益和偏好的代表。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主体是生态系统服务受益地区,受偿主体是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地区。上下游政府之间的静态博弈策略结果表明双方自主治理时存在囚徒博弈的困境,上下游政府之间的演化博弈行为分析表明当引入上级约束和保障措施时,地方政府间长期行为能够向（保护,补偿）状态演进。第二,流域下游公众参与跨区域生态补偿决策过程分为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两个阶段,这两阶段是两种不同的决策过程,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和内在机理存在较大差异。我国长期奉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模式,导致普通民众形成了严重的政府依赖心理。越认同保护流域生态环境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其支付意愿反倒越低。结合调研中的实际情况,发现我国公众普遍认为生态补偿应该是政府行为,当公众面对当前个人利益的损失与未来收益之间的权衡时,他们往往选择规避当前的风险而不去支付一定的补偿金额,从而支付意愿水平越低。通过强化下游公众对自身治理能力判断和感受的自我效能感、将其环境价值观内化为保护行为的个人规范,对于促进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公众有效参与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以成本原则测算渭河流域上游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全成本为142133.53万元/年,其中渭河流域上游地区治理维护的直接成本估算值为35021.27万元/年,间接成本约为107112.26万元/年。即为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基于收益原则,借助选择实验法量化生态系统服务改善对下游使用者的收益。若流域上游地区为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发生142133.53万元/年的全成本,使得选择实验模型中的各项指标均达到实验设定的最佳状态,则今后10a流域城镇居民愿意平均每年支付1107.86元/户,高于流域农村居民的981.44元/户,这反映出相较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具有更加强烈的改善当前流域环境现状的意愿水平。通过计算得出,陕西省渭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改善的收益为252912.96万元,即为跨区域生态补偿的上限。当上下游分别依据生态系统服务改善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协商时,由于议价中的“耐心优势”和“先发优势”,下游省份在谈判过程中处于相对更加有利的地位,最终获得更大份额的净收益,这时补偿量更接近于成本原则测算的最低标准。在更加接近现实情况的有限期讨价还价博弈中,净收益份额取决于协商期限和谁在最后阶段出价。这就是讨价还价博弈中的“后动优势”。尽管下游具有先提出分配方案的“先动优势”,但弱势的上游仍然可以利用最终提出方案的“后动优势”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第四,公众对补偿方式的选择行为实证结果表明:（1）实物、技术补偿与资金方式之间具有选择上的替代关系,项目补偿方式和技术补偿的选择具有互补关系。（2）个体特征变量中,男性选择资金补偿的方式的概率更高,女性更倾向于选择项目、技术等方式;文化程度越低的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资金补偿这种输血式补偿方式。（3）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居住地到流域的地理距离,与公众对资金补偿方式的选择之间具有显着的相关关系。（4）心理认知变量中,风险偏好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项目补偿的造血式方式;越信任政府的受访者,其选择实物补偿方式的概率越大,而选择项目补偿方式的概率越小。公众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了解程度,对流域受偿居民选择任一种生态补偿方式均不显着。最后,本文在对研究结论进行系统性总结的基础上,基于公众参与和逐级协商,设计了我国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并提出了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设计与优化的相关建议,以期为破解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困境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
管立杰[5]（2020）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与协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下文简称PPP模式）,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合作关系,与传统公共事业提供方式相比,PPP模式具有经济节约、提高效率等明显优势,能够解决财力不足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实现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优势融合,因此,被各国广泛地应用于基础设施领域。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大力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发展PPP模式。在中央的积极推动下,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日渐兴起,虽然还处于探索期,但发展较为迅速,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涵盖农村道路、农村环境治理、农田水利、农业园区建设等多个方面,优势逐渐显现。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累计在库PPP项目9626个,投资额14.8万亿元,其中农村基础设施领域的PPP项目共计664个,投资金额达5784亿。2014年以来有510个贫困县（其中绝大部分目前已脱贫摘帽）已探索应用PPP模式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投资额达1.2万亿元。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在实践应用中还面临诸多困境,在实践中政府部门、合作企业、农户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合作不协调、运行不规范等问题,导致效率低下、问题频出,使得很多公私合作项目的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不但无法发挥各自优势,而且额外增加了交易费用,损害了公共利益,这在实践中有大量的事实佐证。当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各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是什么,存在哪些利益冲突?相互之间是如何博弈的?怎样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破解当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困境,有利于协调各方利益、改进合作关系、改善投资效果,实现多方共赢,避免项目失败、农户利益受损的局面,对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研究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为目标,着重探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及协调问题,用层次分析法、熵权法、博弈分析、激励模型、扎根理论等多种方法,基于多个案例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运行实践开展分析,深入考察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行为方式、利益冲突和决策依据,在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利益相关者协调的对策建议。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包括:（1）分析我国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资状况和产生的效应,剖析合作过程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基于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影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推广和应用的主导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良好的政策引导下,当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较为迅速,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取得了积极效应。但实践显示诸多农村基础设施公私合作项目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机会主义行为导致效率低下、利益分配及风险分担不合理、农户参与不足、项目脱离当地现状和农户需求等问题比较突出,政府部门、企业、农户之间因缺乏协调导致冲突不断和效率低下。项目收益情况、政策支持力度、资金可获得性、专业人才充足性、平等合作意识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推广和应用有较大影响。（2）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及职责,结合相关案例分析当前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基于项目治理理论,提出化解冲突的分析框架。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社会资本方和农户是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存在着差异性和冲突性,基于利益分配、风险分担、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利益相关者之间易于因机会主义行为引发纠纷、因缺乏沟通造成冲突、因忽视农民需求和农户参与造成民众质疑、反对或产生信任危机。产生冲突的主要根源是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动力不足、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良好的交流与信息共享。基于项目治理理论可从利益分配、激励约束、关系治理等维度化解冲突。（3）构建博弈模型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协调问题开展分析,着重探讨主体行为协调的选择机理,掌握考虑利益风险分配下主体行为协调的演化路径与稳定策略。研究表明,收益分配、风险分配、监管力度和奖惩额是影响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主体选择协同策略的重要因素,决定主体行为协调的演化方向。地方政府和合作企业都存在因片面追逐经济利益而不愿积极履约的可能性,在合理范围内增加风险承担系数、提高激励水平、提高外部监管力度、加大惩处力度可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地方政府和合作企业的主体行为协调。农户参与行为与其参与成本和收益密切相关,增加政府奖励、农户获得感以及因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带来的收益,可促使农户积极参与。（4）构建激励模型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问题开展分析,对不同条件下的激励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相关案例,提出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激励约束机制的优化思路。研究表明与单纯的显性激励模型相比,引入声誉效应后,社会资本方的努力程度得到提高,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充分运用声誉效应的隐性激励作用,能使政府方获得更高的收入。案例分析表明,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受到动机、激励、信息的多重因素影响,适当的监管方式和激励措施有利于提高主体积极性、提高合作绩效,促进利益相关者协调。（5）从关系治理角度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问题开展分析。首先应用扎根理论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伙伴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研究,分析表明主体因素、合作因素、制度因素、环境因素4个主范畴是主要影响因素,主体间存在的合作因素（由沟通交流及利益分配因子决定）,是影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伙伴关系的直接因素,合作障碍越大,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合作协调的可能越小,伙伴关系的稳定性越差。案例分析表明,构建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良好协作关系,必须提高协同意识,积极引导农户参与,建立平等合作关系。（6）最后,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应用实践的基础上,以服务农村发展和满足农户需求为宗旨,从提升利益风险分配合理性、完善激励约束框架、构筑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三方面为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提供可操作性的对策。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视角上,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如何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协调问题,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进行系统分析和诊断,研究视角有一定独特性;研究内容上,深入考察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冲突、行为方式和决策依据,基于多个维度探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协调问题,在内容上丰富现有农村基础设施的研究,深化和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的内容体系;在方法的组合运用上具有一定创新性。
李春晖[6]（2020）在《中国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被征地农民问题事关国家发展战略,而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不仅涉及农民群体的生存,而且与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等息息相关。当前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政府需征收大量农地用于城镇化建设,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也随之出现并日趋凸显。如何科学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关乎社会稳定和国家公平正义。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存在密切关联的辩证关系。社会保障为被征地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如果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得以解决,其基本的生活保障就可以解决,且就业的被征地农民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可以因为从事某项工作而获得更多的社会存在感和荣誉感,可以因为有价值的工作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认为,就业就是最好的社会保障。然而,并不是所有被征地农民都适合就业,都能就业,也不是就业之后就不再失业,因而,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仍然是最后一道保障,起着保障的基础性作用。本研究将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关联起来研究,就业作为优选项,社会保障作为基础项。围绕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本研究基于多地区、大样本的实际调查,对其就业和社会保障现状、存在困境、主要原因进行了归纳分析,利用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主要客观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扎根理论、博弈理论对被征地农民在就业和社会保障中的主观因素及其与政府的博弈进行了分析,借鉴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建议。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东、中、西部分别选取了山东省济南市、安徽省当涂县和凤台县、四川省郫都区和彭山区作为调研区域,分别抽样了480、400、210个被征地农民样本,基于调查数据,对被征地农民的基本情况、就业状况、社会保障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统计分析。调查显示:不论东、中、西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均大量存在被征地农民群体,东部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状况好于中西部,但社会保障状况却低于中西部。被征地农民对就业和社会保障期望较高,但由于教育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职业技能水平低下、创业意识和能力低下、对政府安置存在依赖、政府就业培训工作相对欠缺、就业和人才服务平台的可及性较差等原因,致使就业率不高,就业层次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领域,由于社会保障政策、体制、机制及农民自身问题等原因,被征地农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参保率参差不齐、保障水平偏低。归纳起来,政府与民众认识和考虑存在偏差、中央与地方认识和考虑存在偏差、执行部门认识和考虑存在偏差等这些政府层面的问题是造成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主要原因。除政府层面的原因外,被征地农民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等也影响着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本研究利用抽样调查数据,运用方差分析、多变量Logistic回归、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在既定政策背景下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如何影响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在就业影响因素方面,研究发现:被征地农民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对其就业有重要影响,其中教育程度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年龄的影响;居住在主城区的被征地农民具有更大的就业机会,与就业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培训具有正向影响,而且显着高于其他变量;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就业的正向影响最高,起到基本“安全网”的作用;公共安置途径有积极作用,但作用较小。在被征地农民工作关系认同度（满意度）影响因素方面,不同地区的影响因素存在着地区差异:受教育程度在东部地区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家庭就业人口比例在中部地区有显着正向影响;东部和中部地区虽然具有共同的影响因素,如年龄、对未来工作的信心和就业培训,但影响程度存在显着差异。在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医疗保险方面,研究发现:当被征地农民年龄相对较小、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家庭子女数量相对较多时,更不愿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当被征地农民健康状况相对较差、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较差时,更加愿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当被征地农民对政府养老保险补贴预期相对较高、对养老保险政策了解相对较深时,更愿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当被征地农民的个人缴费金额相对较高、认为参保程序相对较为复杂时,更不愿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此外,性别也对被征地农民养老意愿的选择具有显着影响。在被征地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影响因素方面,家庭成员的构成及健康状况、新农合的规定报销水平和缴费水平、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与农民的参合行为显着相关,收入水平、性别等因素对农民参合意愿的影响并不显着。除影响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客观因素外,本文还通过扎根理论深入讨论了影响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主观因素。结合深度访谈和对访谈资料的三级编码发现: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需求来自于利益状况的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该群体对就业和社会保障的依赖被放大,但是无论是其群体自身的心态转换困局还是外部政策设计都制约了其实际行动。在此过程中,被征地农民所面临和经历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土崩瓦解以及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都使得其对社会支撑体系的诉求异常强烈。因此,本研究构造出“利益重塑-心态转换-政策优化-社会支撑”的问题解决模型。另外,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既离不开政府,也离不开被征地农民本身,双方存在复杂的博弈关系。基于博弈论,本文对被征地农民与政府在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中的博弈进行了分析,发现:在就业博弈中,当“政府进行就业安置,被征地农民找工作”时实现长期均衡;在社会保障博弈中,当“政府提供社会保障,被征地农民不进行抵抗”时实现长期均衡。为更好地解决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应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研究发现: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是所有国家在城镇化的进程中都会面临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完善的法律法规是确保被征地农民权利的关键;政府和被征地农民均应承担相应责任;应根据实际采取多种补偿形式;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培训是解决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重要举措。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优化征地补偿制度、构建项目齐全公平合理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和被征地农民间信息沟通机制、加强政府部门和第三方组织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充分考虑被征地农民的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住所位置、就业环境情况实行分类管理,加强管理服务以改善被征地农民的就业环境,加强宣传教育以增强被征地农民对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的了解程度,充分发挥公众安置途径;通过提高被征地农民工资水平和政府的社会保障金,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被征地农民的工作能力,减少被征地农民缴纳的社会保障比例等措施实现被征地农民和政府博弈的长期均衡。
王晓轩[7]（2020）在《民族地区财政竞争的策略 ——基于Tiebout模型的分析》文中认为1994年中国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指导下,开展“GDP锦标赛”。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政府之间也围绕GDP增长而竞争,采取什么政策才能扩大GDP税基,这成为地方政府的核心命题,为此地方政府之间争夺资本和人口,采取的财政手段就是税负和公共支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降低税负、开展税收优惠,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以吸引资本和居民流入,从而扩大税基。由财政分权带来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构成了重要的政府竞争格局。目前地方政府之间逐步地形成了三种财政竞争形式:财政支出竞争、税负竞争和转移支付竞争。如何应对邻近地方政府地财政竞争,是当前许多地方政府的重要难题。尤其是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对邻近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地策略成为重中之重。一直以来针对财政竞争的争论不断,首先是税负竞争和公共支出竞争到底是替代竞争策略还是互补竞争策略?其次,如何应对邻近地方政府的低税负政策,是采用税负政策还是采用公共支出政策?还是灵活地采用两种策略?再者,这些策略的结果是什么?本文针对以上问题,进行系统、创新性地解决。本文从一般均衡分析延伸到局部均衡分析,通过博弈论和空间计量经济学,不仅对财政竞争策略的理论模式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还针对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税负竞争策略和公共支出竞争策略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判断和测度。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本文针对财政竞争的前提假设进行验证。地方政府之所以进行税负竞争和公共支出竞争,主要是争夺人口和资本,人口是否跟随公共支出而迁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前提假设。2000年以来各省市的“抢人大战”盛行,城市是否能够通过公共支出吸引到户籍人口将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以居民、生产商和政府三个主体作为一般均衡分析的起点,从理论上论证了公共支出吸引人口迁移的机制,然后本文采用门槛回归的方法,分析生产性公共支出与户籍人口迁移的折凹关系,也分析消费性公共支出与户籍人口迁移的折凹关系。本文阐明了户籍人口选择公共产品而迁移的内在规律,也确定了财政竞争手段——公共支出的有效性。分税制以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税负竞争,地方政府之间税负竞争的策略开始多样化。本文对地方政府税负竞争策略进行博弈分析,并针对民族地区的税负竞争策略进行验证。借助于进化博弈论分析出了两种稳态的博弈策略组合:相互提高税负的博弈策略组合、相互降低税负的博弈策略组合。基于以上的博弈分析,本文对民族地区地级市政府的税负竞争策略进行了验证,发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税负竞争策略是逐步提高税负的策略,这种互补性税负竞争策略避免了理论上的“打到底线的竞争”。本文采用博弈论分析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策略博弈的基本框架,找到了公共支出竞争策略的三种均衡策略,然后进一步通过演化博弈分析,发现了两种稳定的演化博弈策略。然后本文针对民族地区的公共支出情况进行了策略测度,测度发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之间在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医疗支出、投资支出等财政支出竞争中采取的策略是互补模仿策略,即邻近地方政府提高财政支出,那么本地政府的策略是跟随提高财政支出。本文对财政竞争策略中的税负、公共支出混合竞争策略进行了分析。利用博弈论,本文发现了地方政府的混合博弈存在着四种稳态进化博弈策略组合。然后本文检测了民族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混合竞争策略,既存在着互补性策略,也存在着替代性策略。面对民族地区邻近地级市的公共产品支出策略,地方政府表现出差异化的策略。针对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本地税负策略是互补跟随;面对邻近民族地区的提高医疗支出的竞争策略,本地级市采取降低税负的替代策略。本文验证认为Tiebout模型中,税收负担与公共支出混合竞争策略是存在的。通过民族地区政府竞争的策略组合模式选择地检测,本文发现了地方政府之间逐步提高税负,确保公共支出的发展模式。从而对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处理公共支出、税负竞争的策略模式,给出了明晰的答案。本文借助于生产函数模型,论证了转移支付策略通过转移支付贡献率与转移支付收益率影响财政竞争策略。分析发现转移支付的策略只会强化或弱化财政竞争策略,无法根本改变财政竞争策略。因此转移支付策略具有平抑财政竞争策略的功能。
赵素芹[8]（2020）在《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以九洲江为例》文中提出流域水生态补偿作为解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一种有效的手段,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本文试图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对九洲江流域水环境治理与保护投入的成本与产生的效益进行量化指标构建与计算。其次,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作为补偿主体之一的九洲江流域下游受益居民的用水支付意愿进行测算,以支付意愿值作为受益居民水生态补偿标准,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最后,基于上述研究探究了初级（地方政府间）、中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高级博弈（政府、企业与下游受益居民）三种层次补偿实现的可能性条件及补偿资金分摊比例。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通过计算得知九洲江流域上游水环境治理与保护建设产生的年直接成本为9.20亿元,年损失机会成本为8.91亿元,共计18.11亿元。经计算,因水环境保护行动而给上游带来的效益为2.79亿元,给下游带来的外溢效益为5.62亿元。根据博弈理论可知,上游保护投入成本远大于因保护行动产生的效益,仅靠上下游地方政府无法成功实现生态补偿,需要上级政府纵向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倡导企业、受益居民等社会公众力量的参与;否则九洲江流域水生态补偿会陷入恶性循环,使得水质不断恶化。（2）通过不同层次补偿博弈分析发现:在二元补偿博弈情景下,九洲江流域实现跨界生态补偿的条件为中央政府惩罚约束至少设置为2倍的环境保护成本;在多元补偿主体支付分摊情景下,经计算可知企业补偿量为2.00亿元,下游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为154.30元/（人.a）,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总金额为6.17亿元。中央分担比例为60.00%、50.00%、43.00%和33.30%时,上下游地方政府补偿量范围分别为[0.00,2.79亿元]、[0.00,5.62亿元]。
秦天[9]（2020）在《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作为农业绿色发展的突破口,成为农业绿色发展领域的重要议题,寻求农业面源污染减排路径一直是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环境联邦主义理论指出,提高地方政府环境管理权有利于因地施策,提高环境污染治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为此,我国环境事务管理权力逐步向地方政府倾斜,鼓励地方政府参与环境污染治理。那么,环境分权是否起到了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作用呢?随着环境分权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地方政府作为落实和实施环境规制的主体,在晋升激励的作用下更倾向于牺牲非经济职能目标以实现短期经济利益,从而扭曲地方政府环境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影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绩效。接下来的问题是: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利于从制度层面重新审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困境,这对于优化环境管理权责分配,提高环境公共服务供给,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遵循“问题提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首先在充分借鉴相关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对本文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以及环境规制的作用机理,剖析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农业面源污染”这一逻辑链条,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在对我国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和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现状与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广义矩估计、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随后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并利用两区制非对称模型对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的形态进行识别;再次,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中介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结合中国现实国情,提出了以“优化环境事务分权管理体制”为核心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理论研究表明,环境分权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农业面源污染,而且存在“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间接作用路径就直接作用来看,环境分权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促进了污染治理的城市偏向,并通过污染转移、非农就业和市场分割直接作用于农业面源污染,使环境分权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未能显现。就间接作用来看,环境分权的结果是间接造成地方政府利用环境事务管理权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短期增长,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激励机制的扭曲和中央政府约束力的不足,又会使地方政府在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上展开竞争向下的策略性互动行为。进一步来看,环境分权引发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逆向选择行为,通过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质”的孱弱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量”的不足,进一步引致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困境。（2）中国省际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着且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特征利用清单分析法测算2004-2017年中国省际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结果显示: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阶段性特征。其中,COD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从空间分布来看,高值主要集中于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基尼系数测算的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区域差异结果显示,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地区内差异呈缩小特征,西部地区内差异最大。地区间差异呈分化趋势,东-中地区间差异最小,地区差异主要来自于地区间差异。利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的分析结果显示,各省份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的形式,即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较高和较低的省份发生分块集聚。（3）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表现为“攫取之手”,且二者之间具有显着的门槛效应,过度的环境分权将恶化农业面源污染本文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分权显着提高了农业面源污染,表明环境分权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并未有效发挥。从异质性环境分权来看,环境行政分权发挥了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而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则相反;从区域差异来看,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地区表现为“援助之手”,在西部地区表现为“攫取之手”,中部地区则不显着。此外,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具有门槛特征,当环境分权程度超过特定的门槛值（环境分权程度高于0.8779）后,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减排作用由“援助之手”转为“攫取之手”。同时,这一门槛特征在以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作为门槛变量时均存在,其中环境监测分权的门槛特征尤为显着。（4）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强度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其原因在于地区间环境规制具有“逐底竞争”的特征通过对环境分权与环境规制二者之间关系的考察,发现环境分权程度越高,环境规制强度则越低。从异质性环境分权的视角来看,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二者的抑制作用更为显着,而环境行政分权则不显着;从区域异质性来看,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呈现东部地区为正,西部地区为负,而中部地区不显着的特征。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上存在明显的相机抉择的特征,即根据邻近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变化采取同方向的改变,倾向于采取“模仿”型规制策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表现出同样的竞争策略。地方政府制定环境规制会更多参考原本弱于自己的相邻省份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形成一种“逐底竞争”的竞争形态。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逐底竞争”的态势尤为严重。（5）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环境分权会通过环境规制进而影响农业面源污染本文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运用我国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环境规制是环境分权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中介变量,且环境分权影响农业面源污染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2）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在不同类别环境分权中存在差异,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主要在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更为突出,而环境行政分权并不显着;（3）从区域异质性上来看,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更为显着;（4）进一步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视角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效应,且这种中介效应主要体现在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在则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且这种中介效应则更多体现在环境行政分权。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拓展了缓解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视角,构建了环境分权影响农业面源污染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并实证检验了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效应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因素错综复杂。就目前来看,学界对于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于化肥农药施用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等。这些研究从外部经济因素出发对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因素进行了剖析。然而,外部经济因素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不能独立于内在的制度因素,尤其是当今中国分权式改革这样重要的制度因素。当政绩考核机制强调经济指标而忽略农业环境的刚性需求时,地方政府为了经济指标而掩盖农业面源污染甚至竞相降低治理门槛,造成不利于防控农业面源污染的逆向选择行为。鉴于此,本文聚焦于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困境给出了制度性解释。（2）丰富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行为变化的理论阐释,将环境分权与环境规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阐释了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作用机理及影响效应。现有文献多从财政分权视角管窥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行为。事实上,财政分权主要概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对经济权利的划分。环境保护事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从环境公共管理体系出发,根据政府间环境管理权力划分逻辑来分析环境规制行为。虽然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将研究重心放在环境分权与环境规制的关系上（祁毓等,2014;张华等,2017;李国祥和张伟,2019）,但缺少从理论层面阐释环境分权影响环境规制内在机理的研究。本文结合环境分权的现实背景,分别探究其对环境规制的作用机理及其效应。（3）揭示了环境分权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传导路径,并检验了环境规制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为缓解农业面源污染提供科学的路径决策。由于价格机制无法反应环境外部性,市场失灵成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常态,而环境规制是解决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那么,环境分权究竟是如何通过环境规制影响农业面源污染呢?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作用效果如何?为此,本文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进而将研究逻辑拓展为“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次序链条,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中介效应,为缓解农业面源污染提供科学的路径选择。
李杰[10]（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提出“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二、广西财政转移支付收入努力问题的博弈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西财政转移支付收入努力问题的博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内容、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预决算差异 |
| 1.4.2 预算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 |
| 1.4.3 预决算差异度 |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研究创新 |
| 1.5.2 本文研究不足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预决算差异的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 2.1.2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2.1.3 文献评述 |
| 2.2 预决算支出差异分析的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 |
| 2.2.3 晋升竞争理论 |
| 2.2.4 政府预算管理相关理论 |
| 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典型事实分析 |
| 3.1 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制度现状分析 |
| 3.1.1 预算编制的制度现状 |
| 3.1.2 预算执行的制度现状 |
| 3.1.3 决算审查的制度现状 |
| 3.1.4 结转结余的制度现状 |
| 3.1.5 其它相关制度现状 |
| 3.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整体特征分析 |
| 3.2.1 全国层面 |
| 3.2.2 中央与地方层面 |
| 3.2.3 省级层面 |
| 3.2.4 部门预算层面 |
| 3.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结构特征分析 |
| 3.3.1 全国层面 |
| 3.3.2 中央与地方层面 |
| 3.3.3 省级层面 |
| 3.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区域特征分析 |
| 3.5 中国预决算差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 3.5.1 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立法层级不够高 |
| 3.5.2 制度建设缺乏系统性,调整差异较大 |
| 3.5.3 公共决策与预算衔接不畅 |
| 3.5.4 部门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约束 |
| 3.5.5 预算管理不完善,预算执行监管不到位 |
| 3.5.6 约束机制不健全,未充分纳入绩效管理 |
| 3.6 本章小结 |
| 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分析及成因研究 |
| 4.1 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分析 |
| 4.1.1 普遍性 |
| 4.1.2 不可预知性 |
| 4.1.3 非对称性 |
| 4.1.4 成因的多样性 |
| 4.1.5 适度性 |
| 4.2 中国预决算差异的基本判断 |
| 4.3 预决算差异的分析框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技术因素 |
| 4.3.2 制度因素 |
| 4.3.3 政策因素 |
| 4.3.4 经济因素 |
| 4.3.5 管理因素 |
| 4.3.6 主体互动因素 |
| 4.4 预决算差异管理的客观定位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主体博弈分析 |
| 5.1 预决算差异的主体博弈概述 |
| 5.2 预算编制:支出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博弈 |
| 5.2.1 支出部门与财政部门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
| 5.2.2 部门预算编制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
| 5.2.3 不完全信息两期序贯博弈(部门预算博弈策略) |
| 5.3 预算编制:支出部门之间的博弈 |
| 5.3.1 博弈特点 |
| 5.3.2 策略空间 |
| 5.3.3 模型的建立与推导 |
| 5.3.4 均衡分析 |
| 5.4 预算监督:支出部门与监督部门之间的博弈 |
| 5.4.1 博弈特点 |
| 5.4.2 策略空间 |
| 5.4.3 模型的建立与推导 |
| 5.4.4 均衡分析 |
| 5.5 影响因素分析与政策启示 |
| 5.5.1 主体博弈因素分析 |
| 5.5.2 政策启示 |
| 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影响因素实证检验分析 |
| 6.1 回归模型设定 |
| 6.1.1 静态面板模型 |
| 6.1.2 动态面板模型 |
| 6.2 变量与数据来源说明 |
| 6.3 预决算差异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
| 6.4 预算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成因的实证结果 |
| 6.5 时空异质性分析 |
| 6.5.1 地区异质性分析 |
| 6.5.2 时间异质性分析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成因的贡献度分解 |
| 7.1 测度贡献度的基本原理 |
| 7.1.1 基于R~2的贡献度指标——夏普利值分解 |
| 7.1.2 基于方差分解和均值分解的MQ指数 |
| 7.2 预决算差异的贡献度分解 |
| 7.2.1 基于R~2的贡献度指标 |
| 7.2.2 基于方差分解和均值分解的MQ指数 |
| 7.3 预决算差异贡献度的内部动态分析 |
| 7.3.1 基于R~2的贡献度指标 |
| 7.3.2 基于方差分解和均值分解的MQ指数 |
| 7.4 时空异质性分析 |
| 7.4.1 地区异质性分析 |
| 7.4.2 时间异质性分析 |
| 7.5 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的主要成因 |
| 7.5.1 调整差异的成因分析 |
| 7.5.2 执行差异的成因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8 预决算差异的国际比较研究 |
| 8.1 美国 |
| 8.1.1 美国联邦政府支出预决算差异状况 |
| 8.1.2 美国预决算差异管理实践 |
| 8.2 日本 |
| 8.2.1 日本财政支出预决算差异状况 |
| 8.2.2 日本预决算差异管理实践 |
| 8.3 法国 |
| 8.3.1 法国财政支出预决算差异状况 |
| 8.3.2 法国预决算差异管理实践 |
| 8.4 国际经验及启示 |
| 8.4.1 健全法律体系,提高预算法治化水平 |
| 8.4.2 预算编制科学精细,预算执行规范有序 |
| 8.4.3 严控预算调整,强化监督问责 |
| 8.4.4 预算信息充分公开,提高预算管理透明度 |
| 9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预决算差异管理的基本原则 |
| 9.2.1 坚持预算法定原则 |
| 9.2.2 坚持问题导向原则 |
| 9.2.3 坚持权责一致原则 |
| 9.2.4 坚持系统观念 |
| 9.3 相关政策建议 |
| 9.3.1 加强财政预算法治化建设 |
| 9.3.2 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各项制度有效衔接 |
| 9.3.3 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降低预算调整差异 |
| 9.3.4 增强预算执行规范性,严控预决算执行差异 |
| 9.3.5 完善预算监督约束体系 |
| 9.3.6 预决算差异充分纳入绩效管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2016-2019年中央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情况(59个部门) |
| 附录二:各国预算和决算相关数据 |
| 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财政分权、环境财税政策与工业绿色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财政分权的相关研究 |
| 1.3.2 环境财税政策的相关研究 |
| 1.3.3 工业绿色转型的相关研究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资料来源 |
| 1.6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6.1 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财政分权 |
| 2.1.2 环境财税政策 |
| 2.1.3 工业绿色转型 |
| 2.2 相关研究理论 |
| 2.2.1 财政分权理论 |
| 2.2.2 公共选择理论 |
| 2.2.3 政府规制理论 |
| 2.2.4 公共物品理论 |
| 2.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3章 财政分权、环境财税政策与工业绿色转型的现状分析 |
| 3.1 财政分权的现状分析 |
| 3.1.1 财政分权的历史演变 |
| 3.1.2 财政分权的测算 |
| 3.2 环境财税政策的现状分析 |
| 3.2.1 环境财税政策的历史演变 |
| 3.2.2 环境财税政策的实施状况 |
| 3.3 工业绿色转型的现状分析 |
| 3.3.1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3.2 数据处理与测算方法 |
| 3.3.3 地区差异分解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财政分权对环境财税政策的影响机制研究 |
| 4.1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 |
| 4.1.2 基于地方政府间环境财税政策竞争博弈分析 |
| 4.2 实证研究设计 |
| 4.2.1 模型的设定 |
| 4.2.2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
| 4.2.3 变量选取 |
| 4.2.4 数据说明 |
| 4.3 财政分权对环境财税政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3.2 分类别的实证结果 |
| 4.3.3 分地区的实证结果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扩展:财政分权下环境财税政策竞争的识别与解析 |
| 4.4.1 模型构建 |
| 4.4.2 分类别的实证结果 |
| 4.4.3 分地区的实证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财税政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 |
| 5.1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1 环境财政政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 |
| 5.1.2 环境税收政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 |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数据说明 |
| 5.3 环境财税政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传导机制实证分析 |
| 5.3.1 环境财政政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传导机制实证分析 |
| 5.3.2 环境税收政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传导机制实证分析 |
| 5.3.3 分地区的实证结果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财政分权下环境财税政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效应实证研究 |
| 6.1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收入分权下环境财税政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机理 |
| 6.1.2 支出分权下环境财税政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机理 |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选取 |
| 6.2.3 数据来源 |
| 6.3 财政分权下环境财税政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效应实证分析 |
| 6.3.1 分类别的实证结果 |
| 6.3.2 分时段的实证结果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财政分权下环境财税政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空间效应实证研究 |
| 7.1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1.1 收入分权下环境财税政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空间效应机理 |
| 7.1.2 支出分权下环境财税政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空间效应机理 |
| 7.2 实证研究设计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
| 7.2.3 变量选取 |
| 7.2.4 数据说明 |
| 7.3 财政分权下环境财税政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空间效应实证分析 |
| 7.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3.2 分类别的实证结果 |
| 7.3.3 分地区的实证结果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中国式分权制度 |
| 1.4.2 地方政府支农行为 |
| 1.5 主要创新点与贡献 |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文献评析 |
| 2.1 理论借鉴 |
| 2.1.1 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 |
| 2.1.2 分权制度与发展理论基础 |
| 2.1.3 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风险理论 |
| 2.1.4 地方政府行为边界理论 |
| 2.2 文献评析 |
| 2.2.1 分权化的OECD国家与地方政府行为 |
| 2.2.2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激励形式 |
| 2.2.3 中国式分权制度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偏好 |
| 第3章 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设 |
| 3.1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 |
| 3.1.1 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农规模增长 |
| 3.1.2 金融收入分权与金融支农规模增长 |
| 3.1.3 研究假设 |
| 3.2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 |
| 3.2.1 支出分权、信息传递失效与横向激励弱化 |
| 3.2.2 支出分权、考核机制失效与纵向激励强化 |
| 3.2.3 研究假设 |
| 3.3 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 |
| 3.3.1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机制 |
| 3.3.2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 |
| 3.3.3 研究假设 |
| 第4章 中国式分权的演进与描述性统计 |
| 4.1 中国式分权的体制背景与演进过程 |
| 4.1.1 中西方分权制度构建的社会背景与差异 |
| 4.1.2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历史探索 |
| 4.1.3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特征:显性与隐形分权 |
| 4.2 中国式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1 收入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2 支出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3 管理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3 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描述性统计 |
| 4.3.1 支农预算约束与区域配置描述 |
| 4.3.2 支农政绩导向与服务结构描述 |
| 4.3.3 支农市场分割与价格指数描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 |
| 5.1 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预算约束行为的跨时与跨区域影响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指标设计、描述与处理 |
| 5.1.3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 5.1.4 跨时与区域差异分析 |
| 5.2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约束行为的非线性影响 |
| 5.2.1 双门槛模型设计 |
| 5.2.2 指标设计与描述 |
| 5.2.3 TM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
| 5.2.4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
| 5.3 稳健性检验:面板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 |
| 6.1 研究思路与模型 |
| 6.2 变量设定与整理 |
| 6.2.1 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
| 6.2.2 变量整理 |
| 6.3 支出分权制度与地方政府支农可视化行为 |
| 6.3.1 财政支出分权与可视化行为 |
| 6.3.2 金融支出分权与可视化行为 |
| 6.4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4.1 财政支出分权与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4.2 金融支出分权与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5 支出分权与支农滞后期影响效应分解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 |
| 7.1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机制检验 |
| 7.1.1 研究思路与模型构建 |
| 7.1.2 指标设计、整理与测算 |
| 7.1.3 Moran I指数与模型甄别 |
| 7.1.4 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 |
| 7.2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检验 |
| 7.2.1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与检验步骤 |
| 7.2.2 指标设计、整理与描述 |
| 7.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协调正式性政策约束,建立诱导性分权制度 |
| 8.2.2 优化财政援助机制,防范财政支农的机会主义 |
| 8.2.3 强化政府预算监管,平衡金融支农资源 |
| 8.2.4 建立信息双向回馈渠道,完善考核激励设计 |
| 8.2.5 整合农产品流通市场,建立农业生产联盟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论文相关研究成果 |
（4）基于公众参与和逐级协商的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以渭河流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国外跨区域流域水资源治理研究进展 |
| 1.3.2 国内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
| 1.3.3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1.4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范围 |
| 1.5.1 研究区域 |
| 1.5.2 数据说明 |
| 1.6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生态补偿机制 |
| 2.1.2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 |
| 2.1.3 公众参与 |
| 2.1.4 逐级协商 |
| 2.2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环境外部性理论 |
| 2.2.3 协商理论 |
| 2.2.4 公平性理论 |
| 2.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研究框架构建 |
| 2.3.1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概念模型 |
| 2.3.2 基本思路 |
| 2.3.3 基本原则 |
| 2.3.4 补偿的利益相关者 |
| 2.3.5 补偿标准 |
| 2.3.6 补偿方式 |
| 2.3.7 补偿资金的融资方式 |
| 2.3.8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保障措施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内外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分析 |
| 3.1 国内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分析 |
| 3.1.1 国内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现状 |
| 3.1.2 国内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3.2 国外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分析 |
| 3.2.1 国外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现状 |
| 3.2.2 国外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对我国的启示 |
| 3.3 渭河流域跨区域生态补偿及治理现状 |
| 3.4 渭河流域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
| 3.4.1 渭河流域跨区域生态补偿的重要性 |
| 3.4.2 渭河流域跨区域生态补偿的可行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主客体及行为分析 |
| 4.1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主客体分析 |
| 4.2 跨区域流域上下游政府间博弈行为分析 |
| 4.2.1 静态博弈分析 |
| 4.2.2 演化博弈分析 |
| 4.3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分析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数据收集与变量描述 |
| 4.4.2 模型设定 |
| 4.4.3 实证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公众参与和逐级协商的跨区域流域补偿标准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基于公众参与的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上下限分析 |
| 5.2.1 补偿上限-流域下游生态系统服务支付主体的收益 |
| 5.2.2 补偿下限-流域上游生态系统服务受偿主体的成本 |
| 5.2.3 补偿标准-基于鲁宾斯坦恩议价模型的协商标准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渭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下限测算 |
| 5.3.2 渭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上限测算 |
| 5.3.3 基于鲁宾斯坦恩议价模型的渭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分析 |
| 5.3.4 议价能力、协商阶段对补偿标准的影响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公众参与和逐级协商的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方式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基于公众参与和逐级协商的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方式理论分析 |
| 6.2.1 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的界定 |
| 6.2.2 生态补偿方式的实践经验 |
| 6.2.3 跨区域流域补偿方式逐级协商 |
| 6.3 渭河流域生态补偿方式选择偏好 |
| 6.3.1 变量选择及样本统计性特征 |
| 6.3.2 计量模型分析 |
| 6.3.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保障措施 |
| 7.1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优化与建议 |
| 7.1.1 以成本收益双视角作为跨区域协商补偿标准的依据 |
| 7.1.2 跨区域补偿标准应充分体现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
| 7.1.3 跨区域生态补偿要关注区域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
| 7.2 针对其他相关措施的优化与建议 |
| 7.2.1 建立上下游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联盟 |
| 7.2.2 完善跨区域流域治理和补偿相关法规政策 |
| 7.2.3 增强企业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
| 7.2.4 培养跨区域流域保护补偿的生态价值理性 |
| 7.2.5 充分发挥流域内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和专业性 |
| 7.2.6 建设跨区域流域的信息交流平台 |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与协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3.1 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相关研究 |
| 1.3.2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应用的相关研究 |
| 1.3.3 PPP模式中多元主体合作的相关研究 |
| 1.3.4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多元主体合作的研究 |
| 1.3.5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及范围界定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5 研究方法与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PPP模式 |
| 2.1.2 农村基础设施 |
| 2.1.3 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与协调 |
| 2.2 PPP模式的相关理论 |
| 2.2.1 PPP模式特征及分类 |
| 2.2.2 PPP模式的基本运作 |
| 2.2.3 PPP模式的风险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2 委托代理理论 |
| 2.3.3 项目治理理论 |
| 2.3.4 博弈论 |
| 2.3.5 激励理论 |
| 3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1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现状 |
| 3.1.1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发展背景 |
| 3.1.2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发展情况 |
| 3.1.3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效应分析 |
| 3.1.4 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3.2 推广和应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影响因素辨析 |
| 3.2.1 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
| 3.2.2 指标权重计算 |
| 3.2.3 结果与分析 |
| 3.3 小结 |
| 4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分析 |
| 4.1 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及职责 |
| 4.1.1 政府的利益诉求及职责 |
| 4.1.2 社会资本方的利益诉求及职责 |
| 4.1.3 农户的利益诉求及职责 |
| 4.1.4 其他主体的利益诉求及职责 |
| 4.2 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冲突的表现 |
| 4.2.1 政府与社会资本方之间的冲突 |
| 4.2.2 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冲突 |
| 4.2.3 社会资本方与农户之间的冲突 |
| 4.3 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冲突的根源 |
| 4.3.1 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动力不足 |
| 4.3.2 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
| 4.3.3 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良好的交流与信息共享 |
| 4.4 化解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冲突的分析框架 |
| 4.5 小结 |
| 5 基于博弈模型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
| 5.1 实现利益相关者协调的必要性 |
| 5.2 考虑利益风险分配的公私双方协调策略分析 |
| 5.2.1 基本假定 |
| 5.2.2 分析与讨论 |
| 5.2.3 仿真分析 |
| 5.2.4 启示 |
| 5.3 政府、企业和农户三方利益协调的博弈分析 |
| 5.3.1 农户参与的必要性 |
| 5.3.2 农户参与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的实践 |
| 5.3.3 模型假设 |
| 5.3.4 分析与讨论 |
| 5.3.5 启示 |
| 5.4 利益风险分配机制的完善思路 |
| 5.5 小结 |
| 6 基于激励模型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
| 6.1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激励约束机制 |
| 6.1.1 激励约束机制对利益相关者协调的促进作用 |
| 6.1.2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激励约束措施 |
| 6.1.3 案例分析—激励和监管方式对合作效果的影响 |
| 6.2 基于激励模型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
| 6.2.1 PPP模式下激励机制的效应分析 |
| 6.2.2 仅考虑显性激励下的模型 |
| 6.2.3 考虑声誉效应的PPP激励模型 |
| 6.2.4 模型分析及数据算例 |
| 6.3 考虑农户感知的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激励约束分析 |
| 6.3.1 考虑农户感知的必要性 |
| 6.3.2 农户感知的评价指标 |
| 6.4 激励约束机制的完善思路及要点 |
| 6.4.2 激励约束机制的完善思路 |
| 6.4.3 激励约束机制的实施要点 |
| 6.5 小结 |
| 7 基于关系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
| 7.1 关系治理对利益相关者协调的促进作用 |
| 7.2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公私伙伴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2.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7.2.2 范畴提炼和模型建构 |
| 7.2.3 影响机理解析 |
| 7.3 案例分析—关系改进对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影响 |
| 7.3.1 案例基本情况 |
| 7.3.2 案例分析 |
| 7.3.3 经验启示 |
| 7.4 小结 |
| 8 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利益相关者协调的对策建议 |
| 8.1 提升利益风险分配的合理性 |
| 8.1.1 优化利益分配 |
| 8.1.2 健全风险管理 |
| 8.1.3 增强利益保障 |
| 8.1.4 提高扶持力度 |
| 8.2 完善PPP项目的激励约束机制 |
| 8.2.1 建立切实可行的激励约束机制 |
| 8.2.2 构建科学的监管体系 |
| 8.2.3 加强对主体的行为约束 |
| 8.3 构筑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 |
| 8.3.1 提升利益相关者的协调意识 |
| 8.3.2 增强利益相关者的治理能力 |
| 8.3.3 注重多方良性互动 |
| 8.3.4 积极引导农户参与 |
| 8.4 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6）中国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逻辑结构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逻辑结构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2 相关概念、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被征地农民 |
| 2.1.2 就业与被征地农民就业 |
| 2.1.3 社会保障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就业领域中的基本理论 |
| 2.2.2 社会保障领域的基本理论 |
| 2.2.3 扎根理论和博弈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政策 |
| 2.3.2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研究 |
| 2.3.3 关于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相关问题的博弈研究 |
| 2.3.4 对国内外研究的简要评述 |
| 3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现状调查与分析 |
| 3.1 样本地区基本情况与农民被征地情况 |
| 3.1.1 样本地区基本情况 |
| 3.1.2 样本地区农民被征地情况 |
| 3.2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现状 |
| 3.2.1 东部地区 |
| 3.2.2 中部地区 |
| 3.2.3 西部地区 |
| 3.3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问题归纳 |
| 3.3.1 政策因素 |
| 3.3.2 市场因素 |
| 3.3.3 农民自身因素 |
| 3.4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现状 |
| 3.4.1 养老保险参保情况 |
| 3.4.2 医疗保险参保情况 |
| 3.4.3 其他社会保险参保情况 |
| 3.5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
| 3.5.1 征地补偿方面 |
| 3.5.2 保障体系方面 |
| 3.5.3 被征地农民自身问题 |
| 3.5.4 农民土地所有权的缺失 |
| 3.6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主要原因分析 |
| 3.6.1 政府与民众认识和考虑偏差 |
| 3.6.2 中央与地方在认识和考虑方面的偏差 |
| 3.6.3 执行部门认识和考虑偏差 |
| 3.7 本章小结 |
| 4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客观影响因素分析 |
| 4.1 样本基本情况 |
| 4.2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变量和模型选择 |
| 4.2.2 单变量Logit回归分析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4.2.3 多变量Logistic回归建模与结果分析 |
| 4.3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工作关系认同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3.1 数据来源、样本选取和变量 |
| 4.3.2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4.3.3 实证研究结论 |
| 4.4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情况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4.1 被征地农民就业情况的地区差异分析 |
| 4.4.2 被征地农民就业情况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5 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5.1 模型设计及变量选取 |
| 4.5.2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 4.5.3 实证研究结论与建议 |
| 4.6 被征地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6.1 模型设计及变量选取 |
| 4.6.2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 4.6.3 实证研究结论 |
| 4.7 实证分析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
| 4.8 本章小结 |
| 5 被征地农民在就业和社会保障中的主观因素分析及博弈分析 |
| 5.1 被征地农民在就业和社会保障中的主观因素分析 |
| 5.1.1 数据来源和数据描述 |
| 5.1.2 编码过程和编码结果 |
| 5.1.3 模型的政策意蕴 |
| 5.2 被征地农民与政府在就业中的博弈分析 |
| 5.2.1 模型假设 |
| 5.2.2 支付矩阵 |
| 5.2.3 纳什均衡分析 |
| 5.3 被征地农民与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博弈分析 |
| 5.3.1 模型假设 |
| 5.3.2 支付矩阵 |
| 5.3.3 纳什均衡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 |
| 6.1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 6.1.1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国际经验 |
| 6.1.2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国际经验的启示 |
| 6.2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国内实践与启示 |
| 6.2.1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国内实践 |
| 6.2.2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国内实践的启示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相关政策建议 |
| 7.2.1 针对性克服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
| 7.2.2 依据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影响因素制定对策 |
| 7.2.3 采取措施实现被征地农民的主观需求和与政府博弈的长期均衡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7）民族地区财政竞争的策略 ——基于Tiebout模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研究框架、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技术路线图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点 |
| 第五节 国内外研究相关综述 |
| 一、公共产品、税收负担协调的早期思想 |
| 二、基于公共产品、税收负担选择竞争的Tiebout模型 |
| 三、Tiebout模型的后续研究 |
| 四、新经济地理学派关于税负竞争的观点 |
| 五、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Tiebout财政竞争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财政竞争理论的基础——Tiebout的“用脚投票”机制 |
| 第二节 Tiebout模型模型的后续探讨 |
| 第三节 关于财政竞争的理论回顾 |
| 第三章 Tiebout模型财政竞争的前提验证——公共支出吸引了户籍人口流入吗? |
| 第一节 利用公共支出争夺户籍人口的现状 |
| 一、中国户籍管制的历史情况 |
| 二、中国城市吸引户籍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户籍人口应用的合理性 |
| 第三节 户籍制度对公共产品的甄别 |
| 一、中国的户籍制度 |
| 二、中国户籍制度对公共产品的甄别 |
| 第四节 公共支出影响劳动力迁移的机制框架 |
| 一、生产性公共支出与户籍净迁移率关系的初步判断 |
| 二、公共支出影响劳动力迁移的机制 |
| 第五节 生产性公共支出吸引户籍人口迁移的检验——基于门槛回归的分析 |
| 一、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思想 |
| 二、门槛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描述 |
| 三、变量平稳性检验 |
| 四、门槛回归实证分析 |
| 第六节 消费性公共支出吸引户籍人口流动的门槛效应 |
| 一、消费性公共支出吸引户籍人口流动的初步判断 |
| 二、消费性公共支出对户籍人口迁移的门槛效应回归分析 |
| 第七节 小结 |
| 第四章 Tiebout模型税负竞争策略及民族地区的策略现状验证 |
| 第一节 Tiebout模型税负竞争策略的梳理 |
| 一、Tiebout关于地方政府税负竞争的早期思想 |
| 二、Tiebout模型关于地方政府税负竞争的策略 |
| 三 税收负担 |
| 第二节 税负竞争策略的博弈分析 |
| 一、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下的地方政府税负竞争 |
| 二、Tiebout模型税负竞争的进化博弈策略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地方政府税负竞争的历史情况 |
| 一、中国地方政府税负竞争的制度变迁历史 |
| 二、民族地区税负竞争历史及政策演变 |
| 三、中国财政国情与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现实情况回顾 |
| 第四节 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税负竞争格局分析 |
| 一、民族地区税负负担趋势分析 |
| 二、民族地区税负负担分布格局分析 |
| 第五节 民族地区存在税负竞争策略的验证 |
| 一、测度税负竞争策略的经验以及方法 |
|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检验税负竞争的前提 |
| 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税负竞争策略的检验——基于空间滞后截面模型的分析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五章 Tiebout模型公共支出竞争的策略分析 |
| 第一节 Tiebout模型关于公共支出支出竞争策略的回顾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策略的博弈分析 |
| 一、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竞争策略 |
| 二、地方政府之间公共支出竞争的进化博弈分析 |
| 三、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与进化博弈的启示 |
| 第三节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财政支出竞争现状 |
| 一、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支出的情况 |
| 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医疗财政支出的情况 |
| 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支出竞争情况 |
| 第四节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财政支出竞争策略的测度 |
| 一、财政支出竞争的回顾 |
| 二、财政支出竞争策略的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三、中国民族地区财政支出竞争策略分析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六章 税负竞争应对公共支出竞争的混合策略分析 |
| 第一节 税负竞争与公共支出竞争互动的机制、目标 |
| 第二节 公共支出与税收负担的混合竞争的博弈策略 |
| 一、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策略 |
| 二、税负与公共支出的混合竞争进化博弈策略分析 |
| 第三节 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税负竞争和公共支出竞争的混合策略 |
| 一、政府策略识别的空间模型 |
| 二、税负竞争、公共产品支出的政府策略识别的检验 |
| 三、政策策略识别的模型选择 |
| 第四节 公共支出对税收负担的策略互动——基于空间面板回归偏微分分解方法 |
| 一、空间面板回归偏微分分解方法 |
| 二、公共支出对税收负担的溢出效应的分解结果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民族地区公共支出与税负双向竞争的策略模式选择——Tiebout模型政府调控工具选择问题的验证 |
| 第一节 公共支出与税负双向竞争策略回顾 |
| 第二节 税负与公共支出双向竞争策略模式的理论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政府税负与公共支出双向竞争策略组合模式分析 |
| 一、税负与公共支出双向竞争的组合模式 |
| 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税负竞争与公共支出竞争双向策略模式选择验证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八章 公共支出、税收负担竞争的协调政策——转移支付政策机制的分析 |
| 第一节 协调财政竞争的转移支付政策 |
| 第二节 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关系机制分析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地方财政竞争策略展望——地方协调合作 |
| 第三节 地方财政协调合作的途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论文发表情况 |
（8）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以九洲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科学问题的提出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流域生态补偿相关概念与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流域生态补偿 |
| 2.1.2 流域水环境保护成本 |
| 2.1.3 补偿主体 |
| 2.1.4 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外部性理论 |
| 2.2.2 公共物品理论 |
| 2.2.3 博弈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流域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 |
| 第三章 九洲江流域水生态补偿成本-效益核算 |
| 3.1 区域概况 |
| 3.1.1 地理概况 |
| 3.1.2 流域社会经济概况 |
| 3.1.3 流域水资源状况 |
| 3.2 流域水环境保护成本 |
| 3.2.1 流域水环境保护直接成本 |
| 3.2.2 流域水环境保护机会成本 |
| 3.3 流域水环境保护效益评估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支付意愿的下游受益居民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
| 4.1 数据来源 |
| 4.1.1 问卷设计与实施 |
| 4.1.2 样本基本特征 |
| 4.1.3 支付意愿值的描述性统计 |
| 4.2 流域下游受益区居民的支付意愿 |
| 4.2.1 支付意愿的非参数估计法 |
| 4.2.2 支付意愿的参数估计法 |
| 4.3 居民水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
| 4.3.1 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
| 4.3.2 支付水平影响因素研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博弈论的流域生态补偿成本分摊探究 |
| 5.1 多元补偿主体博弈层次的界定 |
| 5.2 上下游地方政府间的博弈 |
| 5.2.1 基本假设及博弈模型构建 |
| 5.2.2 地方政府间的补偿博弈分析 |
| 5.3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博弈 |
| 5.3.1 基本假设及博弈模型构建 |
| 5.3.2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分析 |
| 5.4 企业、受益居民与政府间的博弈 |
| 5.4.1 多元补偿主体博弈模型构建 |
| 5.4.2 多元补偿主体间的博弈分析 |
| 5.5 博弈视角下多元补偿主体补偿成本分摊分析 |
| 5.5.1 一元补偿主体间博弈结果分析 |
| 5.5.2 二元补偿主体间博弈结果分析 |
| 5.5.3 多元补偿主体间补偿成本分摊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不足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讨论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资料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分权理论 |
| 2.1.2 公共选择理论 |
| 2.1.3 规制经济理论 |
| 2.1.4 公共物品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环境分权的相关研究 |
| 2.2.2 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 |
| 2.2.3 农业面源污染的相关研究 |
| 2.2.4 现有研究述评 |
| 第3章 理论分析框架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环境分权 |
| 3.1.2 环境规制 |
| 3.1.3 农业面源污染 |
| 3.2 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作用机理 |
| 3.2.1 环境分权与污染转移 |
| 3.2.2 环境分权与非农就业 |
| 3.2.3 环境分权与市场分割 |
| 3.3 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的作用机理 |
| 3.3.1 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 |
| 3.3.2 基于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博弈分析 |
| 3.4 环境分权通过环境规制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作用机理 |
| 3.4.1 环境分权通过环境规制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内在逻辑 |
| 3.4.2 环境分权通过环境规制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路径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特征与趋势 |
| 4.1 环境分权的特征与趋势 |
| 4.1.1 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 |
| 4.1.2 环境分权评价指标构建 |
| 4.1.3 环境分权的总体趋势与特征 |
| 4.2 环境规制的特征与趋势 |
| 4.2.1 环境规制的阶段性特征 |
| 4.2.2 环境规制的特征与趋势 |
| 4.2.3 环境规制强度评价指标构建与结果分析 |
| 4.2.4 环境规制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4.3 农业面源污染的特征与趋势 |
| 4.3.1 农业面源污染核算方法 |
| 4.3.2 农业面源污染的时空变化特征 |
| 4.3.3 农业面源污染的局部空间格局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研究设计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取 |
| 5.1.3 数据说明 |
| 5.2 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基本模型的实证结果 |
| 5.2.2 分地区的实证结果 |
| 5.2.3 分类别的实证结果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门槛效应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门槛个数检验与门槛值估计 |
| 5.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实证研究设计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
| 6.1.3 变量选取 |
| 6.1.4 数据说明 |
| 6.2 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2.2 基本模型实证结果 |
| 6.2.3 分类别的实证结果 |
| 6.2.4 分地区的实证结果 |
| 6.2.5 稳健性检验 |
| 6.3 扩展:环境分权下环境规制竞争的识别与解析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估计结果分析 |
| 6.3.3 分类别的实证结果 |
| 6.3.4 分地区的实证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基于环境规制中介效应研究 |
| 7.1 实证研究设计 |
| 7.1.1 研究方法 |
| 7.1.2 模型设定 |
| 7.1.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2 环境分权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 |
| 7.2.1 基本模型实证结果 |
| 7.2.2 分类别的实证结果 |
| 7.2.3 分地区的实证结果 |
| 7.2.4 稳健性检验 |
| 7.3 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3.1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3.2 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
（10）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R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文献梳理 |
| 二、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对口支援 |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 三、府际关系 |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 结语 |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四、广西财政转移支付收入努力问题的博弈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研究[D]. 陈凯.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1(10)
- [2]财政分权、环境财税政策与工业绿色转型[D]. 邹显亚.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3]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D]. 李屹然. 西南大学, 2021(01)
- [4]基于公众参与和逐级协商的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以渭河流域为例[D]. 倪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01)
- [5]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与协调研究[D]. 管立杰.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3)
- [6]中国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研究[D]. 李春晖.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1)
- [7]民族地区财政竞争的策略 ——基于Tiebout模型的分析[D]. 王晓轩. 宁夏大学, 2020
- [8]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以九洲江为例[D]. 赵素芹. 广西大学, 2020(05)
- [9]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D]. 秦天. 西南大学, 2020(01)
- [10]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