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带给中国财政的根本性变化(论文文献综述)
王毅[1](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姚科敏[2](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伍丹[3](2019)在《王跃文小说诗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王跃文小说是个丰富的文学存在。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和相当大影响力的湖南作家,王跃文凭借对现实人生的真切体验、对文学创作的深切感悟以及不懈的美学追求,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和持续的艺术反思,使自己的小说呈现出现独特的艺术魅力、广博的社会文化内涵、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文学的见识和观念,建立起了自己初具形态的小说诗学体系。论文试图从“小说诗学”的角度解读和审视王跃文小说。王跃文小说诗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建构在小说诗学的文化构成、小说诗学的审美原则、小说诗学的精神向度、小说诗学的叙事方式等四个具有逻辑关联的结构性元素上。论文的四章分别剖析了这四个结构性元素。王跃文小说创作面临的特定文化语境与精神空间是王跃文小说诗学生成的外部研究。第一章将分析王跃文小说诗学的文化构成,从文化语境的角度分析时代文化语境的濡染和湖湘文化的浸润对王跃文小说创作的影响。幼时的乡村生活经历和多年的官场生涯使王跃文收获了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创作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方式。他在时代变革的律动中,一方面自觉地适应市场经济所形成的新文化语境,客观上满足了当前社会对文学创作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他受湖湘文化精神传统的影响,能超越消费文化的物质化制约,以对永恒人性的不懈追求,坚守文学的历史使命和精神担当,所以,他的小说既是“畅销书”也是“常销书”。第二章到第四章属于王跃文小说诗学本体论的范畴或内部研究的对象,也是文学本体的实际“存在方式”。论文将透过这些内容论述王跃文小说的文学理念和实践模式。其文类(小说)特征与诗学思想的应合,从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王跃文小说诗学形态的多面性和丰富性。第二章将探究王跃文小说诗学的审美原则。王跃文是鲁迅、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者。他在怀疑与否定中揭开“病苦”,寻找“出路”,在揭露与批判中坚守信仰,呼喊良知。他的小说始终饱含着一种“温柔敦厚”的情感基质,彰显着强烈的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这种“温柔敦厚”正是“中和之美”的显现,具体到叙事策略,即平衡之道。王跃文小说回归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他追求事件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表达的真实。在对现实的真切关怀中,王跃文始终具有一种清醒的理性和隐含的忧患意识。他既传承、光大了现实主义,又向现代主义开放,既有经典现实主义对现实清醒而深刻的理性思考,又揭示了人在沉沦与身份危机下的焦虑和迷惘。这股始终弥散的苍凉让王跃文小说具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悲剧性内涵。第三章是王跃文小说诗学的精神向度。对人性本质的关注既是王跃文小说始终暗藏的线索,也是王跃文对现实生活进行文化观照的深层诗性品格。或者说王跃文小说诗学的终极追求,即为精神迷失的当代中国人找寻回归之路。这是一个超越个人中心主义和社会功利主义的人性维度。具体来说,王跃文在其小说中展现了一种平民化的人情世态。他置身于权力场外,站在平民的立场实现了与官场的对话。他执着于洞察生命的本质,表达了对人的生命意义的价值关怀。他在政治和爱情中探索人的存在,在灵与肉的冲突中展示人生困顿。他揭露了绝对意志攀援中人性的沉沦以及庸众无声下个体的孤独。王跃文写尽了人生的无常,却依然心存理想。他希望通过良心建立道德自律,通过敬畏获得精神救赎,通过悲悯抵御生命的悲凉。他始终充满着希望,试图以道德唤醒人内心深处的善良和美好,重建凡俗的人性世界。第四章是王跃文小说诗学的叙事方式。王跃文用对世俗大众的生存关怀和世俗化官场生态的展示实现了返璞归真的日常化叙事。他自始至终都坚持故事讲述。以故事为中心的情节模式、以中心人物的官场境遇为主事的叙事结构、以闲笔从容书写的叙事节奏构成了王跃文小说淡定从容的故事化叙事方式。女性话语的缺席和女性身份的“他者”构成的隐在叙事话语对男权中心话语自觉的坚守,构成了王跃文小说男性化的叙事视角。在此基础上,王跃文小说的语言表现出从容自如的话语言说、避重就轻的叙说风格、注重反讽等特点。总之,本文意在超越以往王跃文小说的研究范式,从小说诗学的角度全方位解读、审视王跃文的小说,并通过探寻王跃文小说的文化地域特质和艺术审美风韵,进一步拓展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路径。如此,或许能获得新的学术空间和理论启示。
刘登攀[4](2019)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文中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发生了重大战略转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成为亟需回答的时代命题。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方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进行研究,梳理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论述、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总结了其主要特征,并进而研究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最后提出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从而尝试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全文共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导论部分包括研究述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等,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着重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首先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内涵的界定,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以前对外开放的区别;其次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之前对外开放理论的梳理,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找到理论渊源,也更好弄清其与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区别;第三则通过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统总结和分析,为弄清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变找到理论基础;第四通过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的梳理,将其主要归结为开放方向、开放原则、开放路径、开放价值导向、开放与新发展理念、开放与国内治理、开放与世界治理等几个方面。第二章、第三章重点从实践层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这一历史命题。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从总体上、从形式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体面貌。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实践的分析,也即对自由贸易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服务业扩大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等对外开放战略措施的分析,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生成,其基本内涵包括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全方位产业开放格局、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地理开放格局、“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投资开放格局、美元与人民币协同互补的货币开放格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的地缘开放格局、多边区域双边兼顾的贸易开放格局。第三章通过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相比较的方法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呈现出的独特特征,从关键角度、从实质意义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解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其他对外开放区别,认清其在中国和世界对外开放史上的历史地位。其主要特征包括在治理方式上所呈现出的治理特征,在中国2000多年对外开放史上所呈现出的历史特征,在全球化500年历史上所呈现出的对于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全球化特征,在中国和世界对外开放史上的比较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的价值导向特征。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重点从实践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历史命题。第四章系统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外部条件,即中国内部所拥有的优势和劣势,外部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内部来看,中国自身所拥有的对外开放优势主要包括庞大内部市场规模优势、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态势、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大幅提高的科技实力、稳定的宏观发展环境等五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劣势主要包括高水平开放所需经济基础还不牢固、营商环境落后于世界一流水平、海外权益保护机制和能力处于起步阶段、科技创新水平与强国相比差距较大、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加、资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从外部来看,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机遇主要包括面向发展中国家,抓住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机遇;面向发达国家,抓住承接服务产业国际转移机遇;面向新科技革命,抢抓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面向全球治理,抓住世界经济治理地位提升机遇。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包括价值链高低两端的挑战、全球经济治理上的挑战、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政治安全等复杂风险的挑战、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不认同的挑战。第五章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通过对新时代对外开放实践和理论的总结,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的依据,并提出了核心战略、保障战略、对美战略、安全战略等四大战略。核心战略是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国引领世界发展的竞争力:其目标是塑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其基础是庞大市场和优质产能,其动力是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占据价值链顶端,其主体是培育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其路径是“一体两翼”的建构途径,其保障是完善构建全球价值链的保障体系。保障战略是创造有利于实现核心战略的内外发展环境,具体包括:营造有利的内部发展环境即国内宏观环境保障,完善海外权益保护机制体系即海外权益保护保障,构建有利外部制度环境即国际治理体系保障。对美战略是中美开展全面战略合作,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安全战略是守住经济安全底线,具体包括:坚持渐进式开放,降低开放发展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建立资源安全体系,确保国家资源安全;完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文章的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结语的第一部分强调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转型的总体原因。结语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明确了论文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第二章到第五章主要从实践层面回答“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回答前一个问题,第四章和第五章则着重回答了后一个问题。结语的第三部分简明总结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陆阳[5](2019)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五四时期总司令、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与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成就了陈独秀。整个五四时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的哲学思想深刻触发了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觉悟,深刻影响了整个时代,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是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篇章。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是他思考和实践的理论基础,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展开分析,剖析其主要内容、社会影响、价值意义以及历史局限,进而通过陈独秀这一五四核心人物的哲学思想,探寻五四时代具有鲜明时代特点,而又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意义的五四精神。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概念界定、研究现状、创新点、重难点以及存在不足。第二章纵论陈独秀辉煌而复杂的一生。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内忧外患形势严峻,陈独秀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他的一生经历了几重身份的转变,从秀才到乱党,从报人到五四运动总司令,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到托派领袖,最后回归成为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尽管身份角色不断转换,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如何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危局,是他一直思考的核心问题。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态度,特别是在五四时期他一直站在时代最前沿,站在中国革命的风口浪尖,提出了一系列变革中国的主张,影响培养了一代青年,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第三章探讨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阶段陈独秀哲学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范畴,是西方近代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潮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场境中交汇交融的产物,具有鲜明的进化论色彩,总体上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陈独秀围绕唯物论、发展观、历史观、文化观、人生观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他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根本法则,要在中国实现救亡存续,必须适应社会进化发展的需要,提倡新文化、新文学、新伦理、新道德,抨击守旧复古复辟思潮。陈独秀指出,欲让中国不被世界历史淘汰,必须实现“伦理觉悟”,进行思想文化革命。他将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看成是决然对立的事物,反对调和论,认为要在中国拥立“民主”与“科学”,必须提倡个人独立自主、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批判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陈独秀认为,自周汉以来中国文化崇尚虚文,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在批判佛教文化时,他阐述了对世界物质性的认识,认为原子种性不灭则世界无尽。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发展需要靠新青年创造,必须树立新的人生观,实现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他倡导“治本的爱国主义”,强调不能因为爱国而模糊了对袁世凯统治下北洋军阀政府反动性的认识,真正的爱国是“为国家惜名誉、弭乱源、增实力”。第四章探讨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一阶段陈独秀完成了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国际局势的变动、陈独秀的个人经历、社会思潮的影响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标志着他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陈独秀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大力宣扬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学说,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此同时,陈独秀开始在上海领导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中共成立后,他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陈独秀在中共二大前后初步形成了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陈独秀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的讨论、无政府主义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批判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观点,就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在论争中传播宣扬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有独到的理解,强调“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认识到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第五章探讨了陈独秀哲学思想与五四精神。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哲学、科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发展需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性、革新性,是五四时代精神的重要反映。受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虽然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内容比较简单粗浅,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有着强烈的革命性和现实性,其中所包含着的“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则是超越时代的。五四已逝,精神永存。
曹帅英[6](2019)在《理解中国外交创新 ——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的解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外交创新的重要指示,提出了对于外交创新研究的实践要求:讲好中国外交创新故事,为外交领域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借鉴。对于外交创新的研究,能够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理论中加入创新元素,从而丰富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通过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达尔文进化思想和熊彼特创新理论,在系统效应的视阈下将外交创新定义为:在具有复杂性特征的国际系统中,作为一种主动性力量执行外交手段新的组合,从而加速(或延缓)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乃至实现一国在国家间领域内的进化发展。以对国际系统或“小”系统的冲击程度为依据,能够对系统或单元层次上的外交创新进行划分。“毛泽东式”的外交创新表现为变革层面的,能够使得不同系统发生转化;“邓小平式”外交创新表现为调整层面的,能够使得系统发生震荡或微调;“习近平式”外交创新表现为全新意义上的,意味着系统出现了进化转化,国家为国际系统的进化转化贡献了新元素。基于形式的不同将外交创新划分为议题创新、手段创新、对象创新、策略创新和思想创新五大类型,分别表现为开创一个新的外交领域、实现一种新的外交机制、建交一个新的主权国家、发展一组新的国家关系和提出一种新的外交战略。根据程度的不同,将外交创新划分为渐进性创新、适度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三种类型,从而形成了一个5*3的外交创新矩阵。事件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的外交创新经历了四个阶段:应对国际格局转变(1986-1992);积极融入国际社会(1993-2000);努力把握战略机遇(2001-2008);实现中华民族复兴(2009-2016)。在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结合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用于理解中国外交创新的理论模型。在案例分析和统计检验的基础上,对上述模型进行调整,从而形成了以外交创新为因变量的“中国外交创新模型”。系统变化是模型的自变量,代表战略环境包容性与约束性的相互转化。系统变化的程度越大,整体的外交创新越多,根本性创新也越多。在高清晰度下,外交创新将以水平极高、时间较短的“高峰”形态进行;而在低清晰度下,外交创新将以水平较高、时间较长的“高原”形态完成。伴随着中国对于国际体系的不断融入,外交创新对系统变化的时滞逐渐减弱。领导类型是模型的中心中介变量,代表着在一国在决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政治特点。领导类型越为进取,整体的外交创新越多,根本性创新比例也越大。领导类型发生变化的时期,表现出比较多的外交创新尤其是根本性的外交创新。外交创新既受到系统变化的“体系”层次影响,又受到领导类型的“单元”层次影响,从而能够搭起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2012年以来高水平的外交创新在受到“奋发有为”领导类型影响的同时,也与领导类型和系统的相继变化存在紧密联系。开放程度和风险平衡是模型的两个外围中介变量,能够表现中国外交创新的具体特点。正式制度外的开放程度越高,外交中的适度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越多。外交活动中“损失相对确定且远小于收益”的确定性创新,数量远多于“损失相对不确定且可能接近收益”的不确定性创新。受到当代中国领导人极高政治智慧的影响,不确定性创新占比,沿着创新程度上升呈现递增趋势。外交投入是一个十分微弱的外围中介变量,代表对外交人力、物力特别是财力的投入水平,其对外交创新的影响未得到实证检验结果的充分支持。在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基础上,本文最终形成了一个以“系统变化*领导类型→外交创新”为硬核、开放程度和风险平衡等不同中介变量为保护带的“中国外交创新模型”。在理解中国外交创新的基础上,提出“打造创新生态系统、推动中国外交改革创新”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的外交创新研究进行了展望。
张志强[7](2019)在《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文中提出人们的思想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思想认识从来不是与生俱来、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理论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引导。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既是一种人的社会意识、观念形态,也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以不同的形态存在着,因而不同的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也就参差不齐。分布于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历史上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原因,其内部多数人受到伊斯兰教或藏传佛教的影响,但从历史脉络及现实生活角度来看,两者之间既存在一定联系又具有显着区别。西北少数民族青年生机勃勃、思维活跃,正处在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同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由于成长环境所具有的特殊性,例如较易受到宗教文化因素等多元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引导培养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的成功开辟,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也证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之于中国实践的正确指导意义。按照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的宗教观,宗教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作为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生活过程在人们头脑中的曲折反映,归根到底依赖于人类的物质生活过程,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决定。正是这一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比以往任何一种宗教观都更为正确地把握了宗教,从而实现了宗教观历史上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集中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思想之中,也反映在同时代和之后赞同并用以研究宗教问题的人们的思想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这一科学理论结合中国实践的赓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宗教观,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新飞跃,是教育引导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根本遵循。“要加强对青少年的科学世界观宣传教育,引导他们相信科学、学习科学、传播科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习近平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把培养青少年树立科学宗教观作为宗教工作重点之一,作为“主要矛盾”和必须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看待。通过科学理论引领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关涉西北少数民族青年的健康成长成才,关涉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新型民族关系的构建和巩固,关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进程,关涉“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是必须要重视和落实的一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践证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宗教观重在引导。那么,如何引导西北少数民族青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正确认识宗教文化与传统习俗、国家的政策法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之间的关系呢?这是一个不容忽视、必须予以密切关注和及时解答的重要时代命题。概而言之,西北少数民族青年对宗教问题的总体看法与时代进步相契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但也由于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因此,为了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研究如何以科学理论与实践创新相结合引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等问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针对性与学术研究意义。除了导论,本研究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依据的系统阐释,通过探寻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理论进路,深切领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宗教观的科学内涵;第二章回溯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引导实践,总结了引导实践的辉煌成就与有益经验;第三章是对西北少数民族青年宗教观念现状的调查分析;第四章在整理归纳调查数据的基础之上,论证了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基于上述实证调研与学理分析,本文第五章提出了引导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时代要求与对策建议。本研究全文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为基础,紧密结合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针对西北少数民族青年对宗教等问题的观念现状及特点,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组织座谈、数据分析、文献研究等方式,既有对实践引导成就与经验的总结凝炼,也有对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思想认识现状及引导不足的调研分析,为进一步探索如何引导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从思想认识方面的主要问题、影响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不利因素和引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不足之处等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了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所面临的考验与挑战,建议通过正确、科学、合理的协同创新与完善,以引导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促进他们健康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万军[8](2018)在《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源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中存在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整体素质偏低的现状,与新形势下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不相适应的现实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切实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其根本途径在于通过使农村转移劳动力普遍接受职业教育获得知识与技能水平的提升,从而对职业教育更好的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提出了现实需求。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条件,制度创新则是保障与促进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活动开展的重要途径。本研究面向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致力于研究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问题,开展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相应创新成果主要有下列五个方面。一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全面揭示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含义及其所具有的经济学特征。分析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含义,是指“职业教育面向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为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各方的需求以及增进各方的利益,而开展相关职业教育活动的过程”,并提出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是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核心功能的观点;依据经济学“公共物品”理论,指出面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教育服务既具有私人物品特征,也具有准公共物品特征,既能给接受职业教育服务的个体或组织带来私人效用,也能产生正外部性并给社会带来公共效用;从需求与供给角度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活动进行了剖析,需求方面,提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动因在于提升知识与技能水平以增加就业收益,企业的主要动因在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以提高经营效益,社会的主要动因在于扩大技能型劳动力的供给以支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供给方面,把职业教育服务的供给划分为转移前职业教育与转移后职业教育两类,指出供给主体是提供具体职业教育服务的个体或组织,即各级各类的职业教育机构。二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基本含义、内容构成及制度功能进行了研究。在梳理分析教育制度概念和职业教育制度概念的基础上,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是指“约束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活动中各方行为的一系列正式规则的总和,包括法律、法规与政策等”,并指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属于职业教育制度的范畴,构成职业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属于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在分析正式制度所具有的与政府不同管理层级相对应的特性基础上,论述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构成,是由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不同层次的正式制度中相关的正式规则所构成,指出每一层次的制度都包括了法律法规、大政方针和政策文件等三方面内容,并具体分析了每一层次制度的组成及典型的制度安排;分析指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交易费用偏高与收益不确定性等两大问题,从消除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各方从职业教育服务中获取收益的角度,提出降低职业教育服务的交易成本和减少职业教育服务的不确定性是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主要功能,同时还具有为增进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的公共收益提供激励的功能。三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机制进行了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理论,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的基本含义进行了阐述,是指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活动的相关行为主体为了获取更大的职业教育服务收益,而主动实施的变革既有相关制度或创造新制度的行为;分析了作为正式制度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制度创新主体,提出凡是参与正式制度形成过程的主体都会对制度创新的结果产生影响,因而也构成制度创新的潜在主体,进而提出职业教育服务的需求方与供给方均是制度创新的潜在主体,包括政府、农村转移劳动力、企业和职业教育组织等;分析并提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方式有两类,由政府主导实施的制度创新属于强制性制度创新,而由其他主体发起并推动、政府也同时参与的制度创新兼具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特征,属于混合式制度创新;提出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过程分析框架。四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各制度创新主体的制度创新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特别是揭示了各制度创新主体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提出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具有显着的“公益性”与“强制性”特征,主要作用在于弥补社会的制度供给不足、增加制度框架的稳定性、确保规则执行的公正性和规范性以及降低制度供给的成本等,引致政府的制度非均衡主要有四方面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低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生产技术进步对农村劳动力资源提出素质提升的新需求,农村劳动力供给状况变化导致劳动力丰富且价格便宜的比较优势快速消失,以及相关制度选择集合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及相关领域的利益结构产生深刻影响等;提出农村转移劳动力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转变,导致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也发生改变,具有更高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更高,由此产生了对能促进其接受更多职业教育服务的制度的新需求;提出企业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在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经济价值提升,导致企业雇佣农村劳动力的价格不断上升,企业为了降低用人成本产生了对职业教育不断增加的需求,并产生了对能够满足其增加的职业教育服务需求的制度的新需求;提出职业教育组织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在于,满足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职业教育服务日益增加的需求,扩大职业教育组织的收益。五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动所遵循的特定模式进行了研究。面向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活动,构建了一个综合的制度创新行动模型,为研究不同制度创新主体的制度创新行动如何发生与发展提供了统一的框架;基于经济学的“供给—需求”理论,构建了一个面向职业教育服务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农村劳动力、企业、职业教育组织和政府的制度创新行动的路径与方向分别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各制度创新主体从制度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制度创新活动背后遵循的独特逻辑,为推动制度创新活动开展以达成预期的制度创新结果提供有益的指引。在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大背景下,本研究对于推动职业教育如何更好的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全面增进职业教育服务的个人与社会收益,促进职业教育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研究在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涵、制度的界定、制度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专门研究,对于丰富与职业教育制度相关的理论研究内容与成果,以及拓展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研究范围等方面具有一定价值。
姜英华[9](2016)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和不可逆转的趋势,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精髓,是现代化艰难挺进的重要驱动力。经济现代化的实质是经济的市场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市场经济的先驱国家,置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家最早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思想阐发,开启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思想研究的先河,为后发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思想启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意识反映,映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况,同时也折射出民主政治的框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成功转型和顺利建设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最早开创了西方研究市场经济的思想传统。亚当·斯密在描述和界分分工与市场、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基础上,提出市场主体的“利己心”和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主张,进而指出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运行机制的经济思想。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市场机理的剖析和探究中,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决定(劳动价值论)的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及其分配关系的思想、经济自由以及限定政府职能作用范围的思想和利用各国比较优势发展国际自由贸易的思想,达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能达到的极致和顶端,李嘉图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庸俗化和内卷化。马克思、恩格斯置身于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思想进行了客观的批判继承,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结构和历史作用进行了追溯剖绘和客观评价,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未来进行了大胆科学的预测。马克思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巨匠们肩膀上的超越和创新,成为后来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追求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指导和价值遵循。实践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首先在经济社会落后的东方国家——俄国建立,成立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经济建设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列宁最早明确提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概念以及利用市场机制的混合经济思想。到斯大林时期,市场经济思想被否弃,取而代之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最早借鉴的是苏联的思想。虽然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曾采取排斥态度。但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商品货币经济的不可替代作用,从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闻天和李先念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顾准、孙冶方、卓炯和薛暮桥为代表的经济思想家的艰辛探索中,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思想得以萌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十年文革动乱极左思潮对经济的破坏,东欧改革得失和市场经济思想,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的重新认识带来了可能性。在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的探索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课题,并最终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与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思想的交叉和激烈碰撞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逐渐定位,包括现代企业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法律体系在内的市场经济思想框架日渐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部分改革红利的释放、强势利益群体的束缚、居民收入水平的分化、价格机制作用的扭曲、财税体制改革的滞后、政府职能转变的梗阻、市场竞争的区域分割和经济社会的协同困境,这些都是因市场经济本身的固有弊端和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而遭遇的现实的发展困境,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诉求和表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思想,就发展思路而言,市场经济思想反映了市场经济增长速度由超高速到中高速的换挡,市场经济结构调整由低端型向中高端的迈进,市场经济发展质量由线性增长到科学发展的转变,市场经济转型升级由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过渡和市场经济福利分享由非均衡型到包容共享的转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思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奠定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前提,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以巩固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根基,构建现代市场体系以夯实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以适应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和建立法律体系以提供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保障,为突破发展难题,跨越发展困境提供了思想指导。“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深化了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四个维度,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为构筑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蓝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思想支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包括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物质价值取向、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人本价值取向、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取向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价值取向。彰显了引领性、开放性、实践性和渐进性的思想发展特点,并且得到了经济理论发展完善、市场化指数稳步提高、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和市场经济地位获得逐渐认同的实践映证。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路径,基于马恩经典文献观点的梳理,可以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脉络和要义做出展望性的分析,即创新宏观调控体系,确保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市场经济的包容发展;坚持政府职能转型,努力创建适应型现代政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升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完善统一市场体系,协调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行开放经济战略,吸收全人类市场经济成果和坚持法治经济建设,努力遏制市场经济的弊端。
罗朝明[10](2015)在《西方快乐体制的谱系 ——迈向一种现代性绽出理论》文中研究表明追求快乐与幸福,在当代社会已然成为个人生活的终极性目标和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基础。快乐与幸福之所以成为伦理义务和意识形态,与现代性筹划密不可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启蒙运动以降各种社会建设方案的共同目标所在。但是,有关最大幸福的现代性承诺,并未让置身现代性境况的人们体验到兑现之感。这从边沁源自“最大幸福原则”且旨在实现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目标的“圆形监狱原初构型”,却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演变成了福柯所谓的作为一种新兴政治解剖术与权力物理学之基础的“全景敞视主义”,甚而演变成了“压迫性的总体化监控社会”中就可见一斑。不无悖谬的是,虽然现代性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兑现其筹划与承诺的最大幸福,间或以最大幸福之名施行的却是极权主义宰制之实,但形形色色的快乐宣言与幸福宣传,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当今社会大行其道。为探究上述吊诡状况的来龙去脉,本文将允诺了最大幸福的现代性方案实际却演变成了规训和监控社会的过程,称为“现代性绽出进程”(the ecstatic process of modernity)。将作为最大幸福原则之哲学人类学假设的“生而趋乐避苦”之人类行为倾向,当成一种“求快乐之意愿”的“快乐意志”(will to pleasure),从而提出了“快乐意志与现代性绽出进程之关系”的研究主题。通过建构一种基于情感视角的“现代性绽出理论”(an ecstatic theory of modernity),本文确立了以“出离自身—回到自身”之基本节律为历时性线索、以快乐情感之基本情调开启的现身情态为共时性截面的研究框架,揭橥并具体剖析了现代性绽出进程中快乐体制的谱系。围绕着“伦理型快乐体制”、“技术型快乐体制”与“审美型快乐体制”所展开的讨论,使我们能够以新的眼光审视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局限性,同时,也使我们尝试着理解情感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处境和走向。本文的探索得出了如下研究结论:第一,现代性绽出进程,是一种历史地展开其自身“去存在”可能性的生存活动。这种“去存在”生存活动,源出于以“趋乐避苦”为其内在机制的“快乐意志”,而作为一种“求快乐之意愿”的快乐意志,在微观上是一种生理本能和自然倾向,在宏观上是一股激越涌动的集体情感潮流。作为集体情感潮流的快乐意志有其自身的情感活动韵律,这种情感活动韵律正是现代性绽出进程之“出离自身—回到自身”基本节律的根基所在。第二,快乐意志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现身样式。从根本上说,现代性绽出进程历经的伦理型快乐体制、技术型快乐体制与审美型快乐体制,只是快乐意志在此历程中的三种不同历史现身样式而已。尽管快乐意志每一次落入时间的历程都旨在实现其自身,但是,快乐意志能否实现自身并不取决于其本身,而是受制于社会历史情境的偶然性。不仅快乐意志藉以实现自身的方式与要素充满可能性,而且不同阶段的现身样式及其在此历程中的角色定位也是悬而未决的。因此,才会产生了在其主要快乐形态、角色定位、基本构型及其结构特征上都有所差异的不同快乐体制,才会出现旨在实现最大幸福的圆形监狱原初方案却在现代性绽出进程中实现成了现代监控社会乃至集权统治之实践形态的吊诡状况。第三,现代性绽出进程显现为上述三种快乐体制之嬗替更迭的谱系。在这个历程中,伦理型快乐体制的角色是包含着现代性绽出之诸“可能性种子”的“观念泵”,作为现代性绽出之实践形态的技术型快乐体制可谓在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复兴与改造了伊壁鸠鲁学派的学说,而审美型快乐体制作为现代性绽出的自我超越,既是对技术型快乐体制的超越也是对其未来“去存在”可能性的探索,这种超越与探索呈现出了向伦理型快乐体制之结构特征复归的趋势。在现代性绽出进程中,不同快乐体制的重要维度发生了转变:主要快乐形态呈现从伦理快乐、感官快乐到审美快乐的嬗递;快乐或快感的主要兴奋点经历了从沉思,感觉到情感的转变;快乐意志之“趋乐避苦”的内在机制,经历了从趋善避恶到趋利避害再到趋利就害的转变;快乐与幸福之关系,则经历了从快乐从属于幸福到追求幸福就等同于追求快乐的转变;快乐或幸福目的之实践主体,历经从个人到国家与政府再到个人的轮回;获得快乐的主要方式,经历了从个人德性修养到工业生产与市场营销再到个人审美趣味的变化。上述诸种转变体现了现代性绽出进程“出离自身—回到自身”的基本节律,也是这种基本节律之内在机制的作用使然。第四,现代性绽出进程“出离自身—回到自身”的基本节律,是不同快乐体制发生嬗替的内在机制所在。这种机制的作用方式是前一种快乐体制的基本构型和所致结果,在相反方向上塑造着下一种快乐体制之基本构型及其结构特征的形成趋向。在伦理型快乐体制的实践过程中遭到贬抑的“快乐即幸福”等学说,却在技术型快乐体制的形成过程中以不同方式得到了改造和复兴;审美型快乐体制可谓在扬弃技术型快乐体制之“利益驯服激情”与“权力驯服激情”的基本构型导致的过度商品化、过度组织化与过度统一化等方向上成其自身,就是这种内在机制之作用方式的充分体现。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现代性绽出的不同阶段被界定成不同快乐体制,但并不意味着特定快乐体制中不存在其他快乐体制的要素与特征,而只意味着特定历史阶段的关键要素与特征造就了特定快乐体制。技术型快乐体制中就不乏伦理快乐和审美快乐,但其主要快乐形态是以工业生产和市场营销的商品和服务激发与满足的感官快乐。总之,本文以历史眼光考察了快乐意志与现代性绽出的关系问题,从快乐体制谱系的角度审视了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过程,阐明了快乐始终贯穿于并与现代性成其自身之历史进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现代性方案未能兑现幸福承诺,而幸福意识形态如今却甚嚣尘上,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资本利益、国家理性与快乐意志的复杂交互作用。如果说韦伯从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与理性化、桑巴特从奢侈与贪欲、坎贝尔从浪漫主义伦理与消费主义精神等不同角度来诠释现代性的做法中存在共同基础的话,那么,快乐意志(或其否定)或许就是这种共同基础。现代性绽出理论正是一种从快乐意志出发理解与诠释现代性的尝试,其中有待于拓展的层面和可能的关联,将是我们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二、“入世”带给中国财政的根本性变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带给中国财政的根本性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1)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结构安排 |
1.3.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2.1 概念界定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2.2 理论基础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2.2.2 自组织理论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5.2.1 研究方法 |
5.2.2 研究对象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5.3.1 研究假设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6.1.1 数据来源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6.1.3 变量介绍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6.2.1 全样本分析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6.4 稳健性检验 |
6.5 内生性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致谢 |
(2)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创新之处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2.1.1 科技的含义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3.2.1 创新性 |
3.2.2 人民性 |
3.2.3 时代性 |
3.2.4 前瞻性 |
3.2.5 开放性 |
3.2.6 保障性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4.1 科技创新观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4.3 科技战略观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4.4 科技人才观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4.5 科技伦理观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王跃文小说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路径 |
四、研究价值 |
第一章 王跃文小说诗学的文化构成 |
第一节 时代文化语境的濡染 |
一、消费文化下文学的边缘化 |
二、消费文化下人文价值的淡化 |
第二节 湖湘文化语境的浸润 |
一、经世致用与实用主义 |
二、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 |
第二章 王跃文小说诗学的审美原则 |
第一节 对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 |
一、现实主义的历史嬗变与当下意义 |
二、在怀疑中揭开病苦、寻找出路 |
三、在揭露中坚守信念、呼唤良知 |
第二节 对现实主义美学的创化 |
一、中和之美 |
二、回归“真实” |
三、理性忧思 |
第三节 对现代主义意识的尝试 |
一、焦虑与沉沦 |
二、苍凉与迷惘 |
第三章 王跃文小说诗学的精神向度 |
第一节 平民化的人情世态 |
一、平民立场的权力批判 |
二、直击痛感的生命之悟 |
第二节 情与性的伦理困境 |
一、政治与爱情的纠缠 |
二、爱情与情爱的冲突 |
第三节 权力话语对人性的抑制 |
一、常人生存下的绝对意志 |
二、权势攀援中的人性沉沦 |
三、庸众无声下的个体孤独 |
第四节 理想化的道德追求 |
一、敬畏之心与精神救赎 |
二、温情悲悯与人性关怀 |
三、精神国度与凡俗世界 |
第四章 王跃文小说诗学的叙事方式 |
第一节 返璞归真的日常化叙事 |
一、世俗大众的生存关怀 |
二、政治生态的日常展现 |
第二节 淡定从容的故事化叙事 |
一、以故事为中心的情节模式 |
二、以中心人物官场境遇为主事的叙事结构 |
三、以闲笔自在书写的叙事节奏 |
第三节 欲潜实显的男性化叙事 |
一、权力话语中的男权叙事 |
二、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叙事 |
第四节 张弛有度的叙事语言 |
一、从容自如的话语言说 |
二、避重就轻的叙说风格 |
三、注重反讽的修辞策略 |
余论(兼结语)创作的“智慧”和批判的有限 |
一、喻世劝讽与终极价值 |
二、文人情怀与官员身份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4)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述评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内涵界定 |
一、十八大以前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内涵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内涵 |
第二节 党的十八大以前对外开放理论综述 |
一、中国传统对外开放理论 |
二、马克思、列宁对外开放理论 |
三、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理论 |
第三节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论述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背景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脉络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 |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渊源 |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关系 |
第四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 |
一、开放方向方面的论述 |
二、开放原则方面的论述 |
三、开放路径方面的论述 |
四、开放价值导向方面的论述 |
五、开放与新发展理念方面的论述 |
六、开放与国内治理方面的论述 |
七、开放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论述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态势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实践 |
一、自由贸易区战略 |
二、“一带一路”倡议 |
三、服务业扩大开放 |
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
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
六、人民币国际化 |
第二节 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生成 |
一、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全方位产业开放格局 |
二、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地理开放格局 |
三、“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投资开放格局 |
四、美元与人民币协同互补的货币开放格局 |
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的地缘开放格局 |
六、多边、区域、双边兼顾的贸易开放格局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特征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治理特征 |
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 |
二、创新性与延续性相结合 |
三、顶层设计与底层探索相结合 |
四、依法治理与制度创新相结合 |
五、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
六、融入世界与引领世界相结合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特征 |
一、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三个阶段的划分 |
二、新时代对外开放是对1.0时期的复兴 |
三、新时代对外开放是对2.0时期的超越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全球化特征 |
一、全球化阶段新划分 |
二、西方推动的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
三、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全球化特征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价值特征 |
一、中国历史及世界其他国家对外开放价值导向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价值导向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基本条件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优势分析 |
一、庞大的内部市场优势 |
二、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优势 |
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优势 |
四、大幅提高的科技实力优势 |
五、稳定的宏观发展环境优势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劣势分析 |
一、高水平开放所需经济基础还不牢固 |
二、营商环境条件落后于世界一流水平 |
三、海外权益保护体系处于起步阶段 |
四、科技创新水平与强国比差距较大 |
五、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加 |
六、资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机遇 |
一、面向发展中国家,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机遇 |
二、面向发达国家,承接服务产业国际转移机遇 |
三、面向新科技革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 |
四、面向全球治理,世界经济治理地位提升机遇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挑战 |
一、价值链高低两端的挑战 |
二、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 |
三、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 |
四、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不认同的挑战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策略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依据及构成 |
一、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主要依据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基本构成 |
第二节 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 |
一、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基本分析 |
二、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必要基础 |
三、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动力 |
四、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市场主体 |
五、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建构路径 |
六、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保障体系 |
第三节 创造有利的内外发展环境 |
一、持续推动国内改革,营造有利的内部发展环境 |
二、完善海外权益保护体制,提供有效外部救济体系 |
三、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改革,构建有利外部制度环境 |
第四节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
一、战略对抗将导致双输,损害双方的战略利益 |
二、战略合作将带来双赢,有益于双方战略利益 |
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做贡献 |
第五节 守住经济安全底线 |
一、坚持渐进式开放,降低开放发展风险 |
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
三、建立资源安全体系,确保国家资源安全 |
四、完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概念界定 |
三、研究现状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第二章 陈独秀辉煌而复杂的一生 |
一、秀才·乱党·报人 |
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
三、领导幼年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 |
四、“孤桑好勇独撑风” |
第三章 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 |
第一节 进化论的唯物论 |
一、进化论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 |
二、“崇现实”、“薄虚文”的唯物论 |
三、科学之信仰,人类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 |
第二节 进化论的发展观 |
一、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根本原则 |
二、进化与否以抵抗力强弱为标准 |
三、“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
第三节 进化论的历史观 |
一、“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 |
二、解放时代: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 |
三、民主主义世界之潮流 |
四、革命是“开发文明之利器” |
五、群众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
第四节 进化论的文化观 |
一、“道与世更” |
二、“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 |
三、倡导文学革命,反对旧文学 |
四、批判传统但非全盘反传统 |
第五节 进化论的人生观 |
一、伦理觉悟:“吾人最后觉悟” |
二、新青年: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 |
三、“治本的爱国主义” |
小结 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第四章 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 |
第一节 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
一、最初态度:“社会主义,中国似可缓于欧洲” |
二、转变的主客观因素 |
三、转变的主要标志 |
第二节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宣传 |
一、唯物史观两大要旨 |
二、马克思之“实际研究的精神”与“实际活动的精神” |
三、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 |
第三节 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 |
一、为幼年中国共产党铸牢思想基础 |
二、剖析中国社会性质 |
三、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如车之两轮 |
第四节 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
一、前奏:“勿再迷信化石的东方文化” |
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发起与陈独秀的介入 |
三、坚持唯物史观,驳斥唯心谬误 |
小结 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第五章 陈独秀哲学思想与五四精神 |
一、爱国精神 |
二、民主精神 |
三、科学精神 |
四、创造精神 |
五、奋斗精神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理解中国外交创新 ——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的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1.1.1 实践意义:实现创新发展,讲好中国故事 |
1.1.2 理论意义:发展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 |
1.2 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
1.2.1 对中国外交创新的聚焦式研究 |
1.2.2 对中国外交创新的发散式研究 |
1.2.3 新古典现实主义在中国外交研究中的运用 |
1.3 论文的整体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1.3.1 论文的整体思路 |
1.3.2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2 外交创新的理论基础 |
2.1 大理论下的整体鸟瞰 |
2.1.1 达尔文进化思想与熊彼特创新理论 |
2.1.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外交创新理论与实践 |
2.1.3 系统效应视阈下的外交创新概念 |
2.2 历史视阈下的部分拆解 |
2.2.1 前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变革与调整的大历史 |
2.2.2 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外交创新的具体构成 |
3 外交创新的变量测量 |
3.1 类型划分与变量测量方法 |
3.1.1 国家视角下的外交创新 |
3.1.2 外交创新的类型划分 |
3.1.3 外交创新指数的生成 |
3.2 当代中国的外交创新概览 |
3.2.1 应对国际格局转变(1986-1992) |
3.2.2 积极融入国际社会(1993-2000) |
3.2.3 努力把握战略机遇(2001-2008) |
3.2.4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2009-2016) |
4 理论模型的基本架构 |
4.1 描述性统计 |
4.1.1 形式创新指数 |
4.1.2 程度与年份创新指数 |
4.2 理论架构:因变量与自变量 |
4.2.1 理论的整体框架 |
4.2.2 对系统变化的检验 |
4.2.3 对崛起冲击的检验 |
5 影响外交创新的中介变量 |
5.1 领导类型 |
5.1.1 基于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析 |
5.1.2 领导类型对外交创新的双重影响 |
5.1.3 理解中国外交创新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框架 |
5.2 开放程度 |
5.2.1 基于开放式创新的理论分析 |
5.2.2 开放程度对外交创新的数量影响 |
5.2.3 开放程度对外交创新的质量影响 |
5.3 风险平衡 |
5.3.1 基于前景理论的分析 |
5.3.2 对风险平衡变量的检验 |
5.4 外交投入 |
5.4.1 基于创造性介入理论的分析 |
5.4.2 时间序列分析的结果 |
6 结论与未来展望 |
6.1 稳健性检验 |
6.1.1 重新设置加权方式与代理变量 |
6.1.2 进行样本外预测 |
6.2 全文结论 |
6.2.1 新古典现实主义框架下的“中国外交创新模型” |
6.2.2 中国情境下的外交创新研究 |
6.3 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
6.3.1 打造创新生态系统,推动中国外交改革创新 |
6.3.2 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与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对全文内容的技术性重述(数学附录) |
附录2: 《国际关系史》中抽取的外交创新事实(1368-1979年) |
附录3: 中国外交中的创新事件(1986-2017年)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7)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意义和现状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二、研究设计和方法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方法 |
三、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依据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宗教观 |
一、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问题 |
二、列宁对宗教问题的论述 |
三、对树立科学宗教观的启示 |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的宗教观 |
一、主张“引而不发,跃如也。” |
二、正确看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三、倡导马克思主义者也要研究宗教 |
第三节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宗教观 |
一、支持宗教信仰自由但反对搞宗教狂热 |
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三、发挥宗教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 |
第四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宗教观 |
一、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 |
二、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 |
三、全面加强党的宗教统战工作 |
四、特别强调了“导”的思维和功夫 |
第二章 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实践依据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引导实践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
第二节 重要的实践成就 |
一、为革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凝聚了共识 |
二、为民族区域自治成功实践统一了思想 |
三、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就了合力 |
第三节 宝贵的实践经验 |
一、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
二、不断推动引导的法治化 |
三、注重合乎实际合乎规律 |
第三章 西北少数民族青年的宗教观念现状调研分析 |
第一节 调研对象的总体概况 |
一、藏传佛教文化特色的藏、蒙等族青年 |
二、伊斯兰教文化特色的回族等族青年 |
三、伊斯兰教文化特色的维吾尔等族青年 |
第二节 宗教观念的基本状况 |
一、理想信念与价值遵循方面 |
二、文化习俗与传统观念方面 |
三、法治意识与交往观念方面 |
第三节 宗教观念的影响因素 |
一、成长环境方面 |
二、传统观念方面 |
三、聚居条件方面 |
第四章 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分析 |
第一节 认识方面的主要问题 |
一、对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理解不深 |
二、个别人存在对宗教的非理性观念 |
三、对党的政策不熟与法治意识不强 |
第二节 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 |
一、现实生活中某些非宗教因素对宗教的利用 |
二、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名义实施渗透破坏 |
三、信息时代互联网建设监管方面的短板效应 |
第三节 引导方面的不足之处 |
一、党的全面领导有待进一步加强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需深化 |
三、引导过程不连贯不系统不协同 |
第五章 引导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时代要求与针对性举措 |
第一节 引导的目标和方向 |
一、夯实各族青年对党的领导的坚定拥护 |
二、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三、深刻认识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必然性 |
第二节 全方位引导的实现路径 |
一、思想引导:推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当代新发展 |
二、政治引导: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新方位 |
三、法治引导:发挥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的规范作用 |
四、实践引导:着力西北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群众民生改善 |
第三节 加强和改善引导的对策建议 |
一、加强多元一体文化认同,广培厚植各族青年共有精神家园 |
二、强化理想信念引领,发挥少数民族青年干部积极引导作用 |
三、完善科学法治教育,提升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思想政治素质 |
四、坚持问题导向,加强涉及宗教因素的舆情疏导和网络监管 |
五、协同创新优化,增强引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总体效应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提出 |
1.2 主要概念 |
1.2.1 职业教育 |
1.2.2 农村劳动力转移 |
1.2.3 制度 |
1.2.4 制度创新 |
1.3 研究现状 |
1.3.1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 |
1.3.2 关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的研究 |
1.3.3 关于教育制度创新的研究 |
1.3.4 关于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制度创新的研究 |
1.3.5 相关研究综述 |
1.4 研究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4.3 研究内容 |
第2章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程与新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
2.1 劳动力转移相关理论 |
2.2.1 刘易斯模型 |
2.2.2 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
2.2.3 乔根森模型 |
2.2.4 托达罗模型 |
2.2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形成 |
2.2.1 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的界定 |
2.2.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因 |
2.2.3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式 |
2.3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 |
2.3.1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 |
2.3.2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 |
2.4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 |
2.5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新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
2.5.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时代背景发生深刻变化 |
2.5.2 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常态 |
2.5.3 国家发展战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功能定位产生重大转变 |
2.5.4 经济社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发生根本性改变 |
2.5.5 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的组成发生结构性变化 |
2.6 新时期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的因素 |
2.6.1 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与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不匹配 |
2.6.2 农村劳动转移进程中各参与主体的收益结构不均衡 |
2.6.3 驱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的制度性激励不足 |
2.7 本章小结 |
第3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涵与特征 |
3.1 职业教育的功能与属性 |
3.1.1 职业教育的概念 |
3.1.2 职业教育的功能 |
3.1.3 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特征 |
3.2 职业教育服务的含义与特征 |
3.2.1 职业教育服务的基本含义 |
3.2.2 职业教育服务的经济学特征 |
3.2.3 职业教育服务的类型 |
3.2.4 职业教育服务的实施机构 |
3.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含义与特征 |
3.3.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含义 |
3.3.2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功能定位 |
3.3.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特征 |
3.4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求与供给 |
3.4.1 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职业教育服务的需求 |
3.4.2 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职业教育服务的供给 |
3.5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
3.5.1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 |
3.5.2 培育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 |
3.5.3 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与促进教育公平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及其功能 |
4.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界定 |
4.1.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基本含义 |
4.1.2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类型 |
4.2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构成 |
4.2.1 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 |
4.2.2 宏观层次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 |
4.2.3 中观层次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 |
4.2.4 微观层次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 |
4.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需求 |
4.3.1 制度产生的相关理论观点 |
4.3.2 制度的需求源于对职业教育服务收益的追求 |
4.3.3 阻碍职业教育服务收益的主要因素 |
4.4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功能 |
4.4.1 降低职业教育服务的成本 |
4.4.2 减少职业教育服务的不确定性 |
4.4.3 增进职业教育服务的社会公共收益激励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机制研究 |
5.1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理论 |
5.1.1 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 |
5.1.2 制度创新的动因 |
5.1.3 制度创新的主体 |
5.1.4 制度创新的路径 |
5.1.5 制度创新的方式 |
5.2 制度创新的一般过程 |
5.2.1 制度创新的基本流程 |
5.2.2 制度非均衡的产生 |
5.2.3 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
5.2.4 制度创新方案转化为制度安排的行动 |
5.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 |
5.3.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的界定 |
5.3.2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方式 |
5.3.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模式 |
5.3.4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创新的实施过程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为分析 |
6.1 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 |
6.1.1 政府实施制度创新的基本逻辑 |
6.1.2 政府的制度创新需求 |
6.1.3 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
6.1.4 政府制度创新的实际行动 |
6.2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制度创新行为 |
6.2.1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制度创新需求 |
6.2.2 农村转移劳动力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
6.2.3 农村转移劳动力制度创新的实际行动 |
6.3 企业的制度创新行为 |
6.3.1 企业的制度创新需求 |
6.3.2 企业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
6.3.3 企业制度创新的实际行动 |
6.4 职业教育组织的制度创新行为 |
6.4.1 对职业教育组织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分类 |
6.4.2 营利性职业教育组织的制度创新行为 |
6.4.3 非营利性职业教育组织的制度创新行为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动模型构建与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7.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动模型构建 |
7.1.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活动的基本假设 |
7.1.2 一个综合的制度创新行动模型 |
7.2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7.2.1 经济学“供给—需求”理论框架 |
7.2.2 职业教育服务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 |
7.2.3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农村劳动力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7.2.4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企业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7.2.5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职业教育组织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7.2.6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政府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主要结论、对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1.1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是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力 |
8.1.2 推动转移进程中职业教育服务供求活动的均衡是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 |
8.1.3 制度创新的成本过高是阻碍诱致性制度创新行动的主要因素 |
8.2 对策建议 |
8.2.1 强化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创新行为以弥补诱致性制度创新不足 |
8.2.2 构建促进投资于技能形成的制度框架以增加技能型劳动力供给 |
8.2.3 完善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以促进各行为主体的收益均衡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职业技能培训调研情况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二、研究的概念和定义 |
三、研究的过程与综述 |
四、研究的方法与架构 |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市场经济思想源起 |
第一节 亚当·斯密的商品经济思想 |
一、分工与市场 |
二、商品的价值——价格论 |
三、利己心与“看不见的手” |
四、自由主义的商品经济主张 |
第二节 大卫·李嘉图的商品经济思想 |
一、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决定 |
二、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及其分配关系 |
三、经济自由以及限定政府职能作用范围 |
四、利用各国比较优势发展国际自由贸易 |
第三节 马恩辩证批判的商品经济思想 |
一、马恩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商品经济思想的批判继承 |
二、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机理结构的追溯剖绘 |
三、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历史作用的客观评价 |
四、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未来趋势的科学预测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孕育 |
第一节 商品经济思想资源在前苏联的流变 |
一、列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演进 |
二、列宁混合经济思想形塑的重要关节与主要内容 |
三、列宁混合经济思想中市场机制的调节与中介作用 |
四、联共(布)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争论 |
五、斯大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突变 |
第二节 商品经济思想资源在新中国的发展 |
一、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形成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
二、刘少奇的商品经济思想 |
三、陈云的商品经济思想 |
四、张闻天的商品经济思想 |
五、李先念的商品经济思想 |
第三节 商品经济思想发展在新中国的周折 |
一、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认识的转变 |
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思想的实质与特征 |
第四节 我国经济学家对商品及市场经济的探索 |
一、顾准倡导商品经济的思想 |
二、孙冶方强调价值规律的思想 |
三、卓炯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 |
四、薛暮桥坚持市场改革取向的思想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萌生 |
第一节 东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启发 |
一、世纪论战与古典兰格模式的蕴生 |
二、东欧经济改革与分权思想的形成 |
三、东欧分权模式的思想得失对中国的启示 |
第二节 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作用的逐步承认 |
一、以计划经济为主体,辅之以市场调节 |
二、明确“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思想 |
三、“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的思想 |
第三节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认识推进 |
一、市场化改革遭遇重大困难和挫折 |
二、改革回潮与市场经济思想的复归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成型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定位 |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 |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内容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和目标的确立 |
第二节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重构与启示 |
一、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原因 |
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三、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特征 |
四、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镜鉴 |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框架延展 |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思想 |
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思想 |
三、构筑社会保障制度的思想 |
四、培育和健全市场体系的思想 |
五、改革宏观调控体系的思想 |
六、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思想 |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拓展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矛盾积累和新挑战 |
一、部分改革红利的消减 |
二、强势利益群体的束缚 |
三、居民收入水平的分化 |
四、价格机制作用的扭曲 |
五、财税体制改革的滞后 |
六、政府职能转变的梗阻 |
七、市场竞争的条块分割 |
八、经济社会的协同困境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化与经济新常态思想 |
一、市场经济增长速度由超高速到中高速的换挡 |
二、市场经济结构调整由低端型到中高端的迈进 |
三、市场经济发展质量由粗放增长到内涵发展的转变 |
四、市场经济转型升级由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过渡 |
五、市场经济福利分享由非均衡型到包容共享的嬗变 |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新认识 |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奠定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前提 |
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根基 |
三、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夯实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
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适应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要求 |
五、建立法律制度体系提供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保障 |
第四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市场经济思想的“四维”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市场经济思想目标的一致性 |
二、在深化改革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 |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法治市场经济的思想 |
四、以全面从严治党保障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思想 |
第五节 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 |
一、坚持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三、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第六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经验启示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实践映证 |
一、经济理论的发展完善 |
二、市场化指数稳步提高 |
三、综合实力的持续提升 |
四、市场经济地位获得逐渐认同 |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价值取向 |
一、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物质价值 |
二、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人本价值 |
三、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 |
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价值 |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特点 |
一、引领性:有主导力量,在统领和创新中坚持方向 |
二、开放性:有包容精神,在对话和交流中学习借鉴 |
三、实践性:与实践相长,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发展 |
四、渐进性:与现实比肩,改革进程中寻求不断突破 |
第四节 基于马恩经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梳理与展望 |
一、创新宏观调控体系,确保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 |
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市场经济的包容发展 |
三、坚持政府职能转型,努力创建适应型现代政府 |
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升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 |
五、完善统一市场体系,协调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
六、实行开放经济战略,吸收全人类市场经济成果 |
七、坚持法治经济建设,努力遏制市场经济的弊端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10)西方快乐体制的谱系 ——迈向一种现代性绽出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幸福意识形态与现代性境况 |
第二节 问题提出: 快乐意志与现代性筹划 |
一、现代监控社会: 圆形监狱的实践形态 |
二、最大幸福原则: 圆形监狱的原初构型 |
三、快乐算术: 最大幸福原则的逻辑起点 |
第三节 方法论原则: 谱系学方法 |
第二章 研究理路的创建: 现代性绽出的节律与情调 |
第一节 “绽出”(Ekstase/ecstasy)概念的语义学探析 |
一、“绽出”概念的词源原义与通俗语义 |
二、适用性考察: “绽出”概念是否适用于理解历史进程 |
第二节 “出离自身—回到自身”: 现代性绽出的基本节律 |
一、集体情感的力量与韵律 |
二、社会生活的周期性更替 |
第三节 快乐情感: 现代性绽出的基本情调 |
一、情感何以成为基本情调 |
二、快乐情感作为基本情调 |
第三章 研究框架的搭建: 快乐体制的断代根据与线索 |
第一节 情感史的断代视角 |
第二节 快乐体制的划分根据 |
一、时间的社会创制与社会生活节律 |
二、时间样式的区分与统 |
第三节 快乐体制的划分与命名 |
一、不同快乐体制的时间边界 |
二、不同快乐体制的命名与相互关系 |
第四章 伦理型快乐体制: 现代性绽出的“观念泵” |
第一节 伦理型快乐体制的发生情境 |
一、幸福的基本母题与快乐话语的发生 |
二、个人德性修养与幸福目的的实现 |
第二节 伦理型快乐体制的快乐观念范式 |
一、快乐的定义问题与作为匮乏之补足的快乐 |
二、快乐即实现活动与快乐即实现活动之实现 |
三、快乐即无痛与快乐即灵魂冲动 |
第三节 伦理型快乐体制的结构特征 |
一、快乐之伦理价值定位的多样性 |
二、克己自主与自我实践: 快乐治理的个人中心主义 |
第五章 技术型快乐体制: 现代性绽出的实践形态 |
第一节 技术型快乐体制的存在论基础 |
一、唯名论革命与存在秩序的重构 |
二、人的发现与自由意志的兴起 |
三、感官感觉的正名与新工具的锻造 |
第二节 技术型快乐体制的基本构型与结构特征 |
一、快乐与幸福的等同: 追求感官快乐成为正当目的 |
二、从个人到政府: 快乐目的之实践主体的转变 |
三、工业生产与市场营销: 快乐获得的大众化与快乐的商品化 |
第六章 审美型快乐体制: 现代性绽出的自我超越 |
第一节 审美型快乐体制的角色定位 |
第二节 从感官快乐到审美快乐: 快乐形态的转变 |
第三节 审美型快乐体制的基本构型与结构特征 |
一、扬弃快乐的过度商品化 |
二、从政府到个人: 快乐目的之实践主体的轮回 |
三、复归快乐治理的个人中心主义 |
第七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入世”带给中国财政的根本性变化(论文参考文献)
- [1]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2]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3]王跃文小说诗学研究[D]. 伍丹.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4]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D]. 刘登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D]. 陆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理解中国外交创新 ——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的解释[D]. 曹帅英.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7]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D]. 张志强. 兰州大学, 2019(08)
- [8]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研究[D]. 万军.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9]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研究[D]. 姜英华. 兰州大学, 2016(08)
- [10]西方快乐体制的谱系 ——迈向一种现代性绽出理论[D]. 罗朝明. 南京大学, 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