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万亿美元GDP的微观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指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车明[2]（2021）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尽管长期以来世界各国都致力于打造一个公平、开放、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但是由于各国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存在分歧且现有多边贸易组织（如WTO）无法对各国贸易政策施加强有力的约束,使得各国均有可能对本国贸易政策进行调整,而外界无法准确预知其贸易政策是否会调整、何时调整以及如何调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仍然是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措施来阻止本国经济下滑,这样的状况引起了全球各界对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普遍忧虑。这种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并未随着各国经济的复苏而逐步缓解,反而在近几年中愈演愈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之后,坚持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不断挑起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除美国外,日本将韩国排除出贸易优惠“白名单”,同样引起亚洲内部国家间贸易分歧,由于英国“公投脱欧”,欧盟贸易政策环境变得疑雾重重,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也提升了潜在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导致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升的各个事件中,中美贸易摩擦无疑和中国的关系最为密切,由于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势必会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结合本次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事实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自身的特点及其与宏观经济运行间的关系,亦能为评估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提供一定依据。本文的第一章内容为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等内容。第二章的文献综述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不确定性的内生性研究和其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四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简要评述。接下来,本文从两个角度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自身的特点展开研究,其中第三章对三种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方式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并选择最优的测度方式,为后文的相关研究内容奠定基础;第四章探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内生响应还是外生冲击,为后文的理论建模方式提供指导。而后,本文分别从模型和实证的角度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其中第五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构建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开放DSGE模型模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并探讨其传导机制;第六章基于模型分析结果和现实情况构建冲击约束集,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最后,第七章对前文的相关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可行性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获得了以下几点结论:（1）结合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基本事实对三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度方法进行比较后发现,就本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所发生的实际情况而言,基于贸易政策发生不利变化幅度的“关税测量法”无法准确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利用“随机波动率法”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会将已经提前告知的关税波动也计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中,且未能识别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出现的不同商品关税税率反向变动造成的抵消效应;通过对报纸进行文本分析构建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此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两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且丰富的时变性质还能够体现一段时期内经贸关系紧张与缓和的交替变化。（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内生性识别结果表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会因为正向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而下降;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受到冲击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动方向不确定,因此可以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原因而非结果。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工业增加值的解释力度较强,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对经济波动具有相对重要的影响。此外,对借助工具变量寻找到的唯一解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具有明显右偏和厚尾的非正态分布特点。（3）在构建异质性开放DSGE模型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时,基于哈佛大学经济复杂性数据库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所提供的中国2017年进出口产品级数据发现,在中国进口产品结构和来源国构成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会使得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上升2%左右。此外,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析发现,非出口企业年平均出口市场进入率为9.70%,出口企业年平均出口市场退出率为12.78%。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将导致宏观经济下行,即投资、消费、就业和产出等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下降,且本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产生的“下行效应”约占总效应的30%至40%。在传导机制分析中发现,新厂商进入与在位厂商退出是产生本文基准模型脉冲响应结果的核心传导机制,此外,名义粘性、商品偏好、消费习惯和投资调整成本均会对脉冲响应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4）在实证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时发现,在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后,反映宏观经济整体运行情况的宏观景气指数出现一个“驼峰状”的负向偏离;在反应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指标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的负面影响最大。方差分解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景气指数的解释力度在冲击出现之后的前5期中逐步上升,并在长期中稳定在高位;在反应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指标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社会消费品总额同比增长率和进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率的解释力度都超过了20%。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时变分析表明,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宏观景气指数的脉冲响应相对稳定,但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负面影响”明显增强;在反应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指标方面,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值在短期内迅速下降,而后逐步回升,并未体现出“先逐步下降,后逐步回升”的特点;和其他两项指标相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峰值出现较晚,且具有一定的长期效应;进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值呈现出明显的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且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变动幅度明显增大。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并未像大多数文献那样将关注点集中在微观层面,重点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而是结合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国际影响大的特点,选择将注意力集中在宏观层面,重点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产生的影响。（2）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面,本文并未直接指定某种特定的方法来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是结合本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的客观事实对“关税测量法”、“不确定性指数法”和“随机波动率法”这三种测度方式的准确性进行分析与比较,并选择最符合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基本事实的方式去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变化。（3）在理论模型方面,本文结合新进入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贡献且其自身也具有较高进入率与退出率的基本事实,在建模分析过程中通过引入新企业进入与在位企业退出机制,将市场外潜在进入企业的经营决策也纳入本文模型的分析框架内。同时为了让模型设置更加符合中国现实,本文根据中国企业级数据对不同类型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进行校准,并基于中国进口产品级数据估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进口商品平均税负变化情况,让数值模拟结果更具现实意义。（4）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并未直接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视为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外生冲击,而是尝试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和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因果关系。其次,在实证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时,本文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构建符号约束,同时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事实构建叙事法约束,并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同时施加符号约束与叙事法约束进行冲击识别。
王永仓[3]（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说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康瑞英[4]（2020）在《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中国企业国际化》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身为外向型经济体,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经济高度依赖海外出口,但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贸易形势不明朗,都为中国贸易的进一步扩张埋下了隐患。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国家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并提出了“一带一路”等政策措施。但盲目的对外投资扩张也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隐患,如资本外逃,产业转移等。与出口相比,OFDI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前景并不明确。部分研究认为OFDI可以促进母国就业和经济增长,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OFDI是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适度控制OFDI,促进产业升级,避免产业空心化是国内政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现有研究表明,生产率和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既往研究多将两者视为两种独立的研究,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两者纳入同一理论模型框架下,分析生产率、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选择,这种选择如何影响影响不同产业的国际化结构,进而影响宏观经济中出口和OFDI的结构?首先,在HMY模型的框架下,加入融资约束的假设条件,重构理论模型,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融资约束通过提高出口和OFDI的生产率门槛抑制企业出口和OFDI;第二,融资约束对OFDI生产率门槛的影响大于对出口生产率门槛的影响;第三,融资约束会减少出口和OFDI的企业数量,具体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行业的生产率分布情况,行业生产率分布越分散,受影响的出口企业和OFDI企业数量越少。第四,内源融资约束和外源融资约束一起会提高企业的相对出口销售比,行业生产率越分散,替代弹性越大,融资约束对相对出口销售比的影响越小;第五,金融发展程度对企业出口和OFDI方式参与国际市场结构具有调节作用,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企业以OFDI方式参与国际市场的比重越大。其次,分别从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和宏观国家多个层面层层递进,证明理论模型的结论。发现我们的理论模型主要适用于具有OFDI能力的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理论模型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第一,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的出口和OFDI,对企业出口和OFDI的影响呈倒U型,即在生产率门槛附近最大,其他区间依次减小。第二,融资约束会提高企业出口销售比例,降低海外子公司销售占比。第三,生产率分布在上述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生产率分布越分散,融资约束的上述影响越小。最后,根据理论模型和实证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控制金融发展速度,保证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第二,根据不同行业特征,采取差异性金融政策;第三,适当采用金融抑制政策,调整出口和OFDI结构。
孙碧涵[5]（2020）在《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给美国及世界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受到巨大影响。美国投资银行对金融风险的爆发负有重大责任。投资银行的高杠杆、高风险业务开展方式以及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高度复杂性和风险分散机制是导致次贷危机产生和快速扩散的主要因素。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出台了包括《沃克尔法则》在内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剥离了美国投资银行的短期自营业务,禁止投资银行拥有对冲基金,同时对投资银行的激励制度进行了严格约束。巴塞尔委员会也于同年出台了《巴塞尔协议Ⅲ》,提高了对投资银行核心资本比例的要求。尽管美国投资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业务又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监管,但美国投资银行的盈利水平、市值等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恢复甚至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美国投资银行的快速复苏离不开业务的调整。那么,美国投资银行业务是如何迅速调整的?本文通过大量国内外特别是美国的科研文献、财务报表和其他统计数据,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现代资本市场理论,采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案例、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对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的业务调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探索其经验及教训,以期能为我国投资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业务的研究中,本文放弃了传统业务、引申业务和创新业务这种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分类方法,根据美国主要投资银行普遍实行的业务部门划分对投资银行业务进行分类,即:投资银行部门业务、交易部门业务和资产管理部门业务。这种基于经营模式和实际操作中部门的业务分类方法,更符合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趋势,更有利于对投资银行业务间的联系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的从投资银行的工作实际出发来研究各类业务的情况、特点,包括收入来源、风险构成等,可以较好地避免问题研究与实际运营相脱节,便于理解、解决实际问题。根据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重大事件可以将美国投资银行200多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1783年至1929年。美国投资银行从萌芽到第一个发展高峰,从混乱无序的经营到形成较完善的业务体系和经营模式;（2）1929年至1981年。大萧条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实施确立了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模式。（3）1982年至今。在美国商业银行不断尝试经营投资银行业务和国际综合性银行的竞争压力下,美国1999年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商业银行进入投资银行业务领域的限制,美国投资银行业再次进入混业经营。2007年危机爆发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再次进行重大调整。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是受内因和外因影响的。外因主要体现在不景气的宏观经济环境、低迷的房地产市场等方面。内因主要是投资银行要扭转大面积亏损局面和降低风险等方面。根据现代资本市场等理论,美国投资银行盲目的扩张背离了实体经济,危机后的业务调整必然加强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注重与实体经济的同轨同速发展。现代资本市场理论中的资产组合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推动美国大型投资银行业务均衡发展,减少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隐蔽性的资产证券化衍生品业务。降低系统性风险和实现风险与利润的平衡是此次业务调整的主要原则。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中投资银行部门业务调整的研究中,本文分析了投资银行部门的融资业务和并购业务,并将次贷危机前后的业务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危机后美国大型投资银行在融资业务方面,加强了传统业务,证券承销业务利润占比回升,美国市场证券承销业务行业集中度小幅下降,美国投资银行证券承销业务对美国本土依赖度增加,传统业务和本土业务在美国投资银行的业务结构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并购重组业务进一步细分细化,并购业务的收入及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增加,近年来新的并购潮拉升美国投资银行并购业务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中交易部门业务调整的研究中,本文对交易部门的业务中根据资本所有者划分的客户交易和自营业务两种业务的性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并对比了交易部门在危机前后的业务构成和收入变化,危机后受短期自营业务被剥离的影响,高盛等大型投资银行的交易部门业务收入和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明显,其中投资银行在自营业务方面转向以权益类投资为主。在交易部门业务调整方向的选择上,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摩根几乎完全放弃自营业务,以做市为交易部门的主营业务;高盛在被剥离短期自营业务后依然保持大量的自营业务。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中资产管理部门业务调整的研究中认为,金融危机后,资产管理部门成为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主要发展方向,这部分业务在美国大型投资银行总收入中占比明显提高,投资银行管理下的资产业务总量上升明显。美国大型投资银行资产管理部门业务的客户群体也发生明显改变,危机前的主要客户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个人,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开始加强资产管理的零售业务,为更多的个人投资者提供服务。本文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效果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估与分析。宏观方面的效果主要体现为:有利于股市的稳定;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降低了金融危机系统爆发的风险。但仍然存在“大而不能倒”、信用违约风险和潜在系统性风险等问题。微观效果主要体现为:能够使美国投资银行迅速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投资银行的经营风险显着降低。但也存在盈利能力下降、员工激励机制还有待改进、资产周转率下降等问题。研究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利弊得失,总结其经验和教训,能够为中国投资银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加强国家金融系统稳定提供重要参考。2020年恰逢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三十周年。俗话说,三十而立。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也面临许多机遇与挑战,我国对外金融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与世界大型投资银行同台竞争的格局正在形成。中国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经营投资银行业务的机构应充分挖掘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扩大业务范围,适当发展衍生品及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业务,完善资本市场的分层和业务的差异化,减少同质竞争。同时政府部门应适当引导证券公司间的兼并和收购,形成具有规模优势的大型公司,将会更加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马妍妮[6]（2020）在《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提升是推动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与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增强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因此,商业银行未来如何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率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充分意识到防范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与加强对商业银行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一直以来,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实施相对严格的审慎监管要求。审慎监管是商业银行稳健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商业银行开展经营活动所遵循的核心监管标准。审慎监管的实施能够有效地识别与遏制商业银行风险,确保商业银行在稳定的体系内合规开展各项经营活动。此外,商业银行监管目标不仅是防范金融危机,还包括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即注重银行效率与发展。良好的审慎监管政策能够促进银行体系的有效运行,进而提升银行经营效率。鉴于此,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当前审慎监管能否提升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在审慎监管背景下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变化趋势如何?审慎监管中相应的监管工具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产生促进还是抑制作用,审慎监管工具的微观影响效应是否一致?这些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在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了研究我国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理论框架,并且利用2011—2018年29家A股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从静态与动态的角度分别采用三阶段DEA模型与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来测算审慎监管条件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并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主要审慎监管工具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审慎监管政策逐渐完善并且商业银行相应监管指标均高于最低标准。随着审慎监管政策逐步发展,已形成相对完善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与维护金融稳定。目前,商业银行资本、杠杆率、流动性、贷款损失准备监管中相应指标基本达标,这对维护商业银行稳健经营起到积极作用。但商业银行仍需根据其创新行为以及潜在风险,持续遵循审慎监管要求。（2）基于财务角度审慎监管实施以来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基于财务指标法,研究发现审慎监管实施以来,商业银行的收益与成本、流动性、资产质量与安全以及发展能力等方面的部分财务指标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收益及发展能力指标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并且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单一财务指标存在显着差异。从收益与成本、流动性、资产质量与安全以及发展能力等方面,基于改进的熵值法评价模型,研究发现审慎监管实施之后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水平均出现下降趋势,随后大型与城市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有所提升。通过改进的熵值法评价模型,发现2018年大型、城市与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水平差异不明显。基于经济（财务）角度,2018年不同类型商业银行中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相对较低。（3）审慎监管条件下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存在较为明显差异。第二阶段SFA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对环境变量与随机变量调整是十分有必要的。经调整后的三阶段DEA模型与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的效率值均发生一定变化。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静态结果表明规模效率的变动是影响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主要因素。基于三阶段DEA模型,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数值存在明显差异,综合技术效率排名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动态结果显示,从截面分析,大多数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大于1,其中技术效率基本未偏离生产前沿面,可见,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主要源于技术进步指数的变化。此外,大型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指数与技术进步指数之间差异并不明显,而城市与农村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指数明显高于技术进步指数,并且只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技术进步指数大于1。从时间序列分析,2012-2018年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一定差异。股份制与城市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为频繁,其他类型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的过程。进一步研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演进分析。根据变异系数的变化并不能判断是否为σ收敛。但是根据绝对β收敛检验与条件β收敛检验,研究发现存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4）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产生一定影响且存在多种影响机制。就整体回归结果而言,审慎监管工具中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以及贷款拨备率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而杠杆率与经营效率之间存在明显负相关关系。整体来看,审慎监管工具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不具有一致性,但多数审慎监管工具对经营效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对于异质性回归结果,将样本商业银行分为大中型商业银行与小型商业银行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均对大中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对于小型商业银行而言,资本充足率对经营效率具有积极影响,而杠杆率、贷款拨备率对小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具有负效应。进一步通过面板门槛检验研究发现,审慎监管工具中杠杆率、流动性比例和贷款拨备率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即杠杆率、流动性比例和贷款拨备率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而资本充足率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并未通过门槛检验,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此外,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存在多种影响机制。稳定性机制是审慎监管促进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提升的重要机制。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以及贷款拨备率能够通过稳定性作用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从业务结构视角来看,杠杆率监管对商业银行业务结构产生约束效应。当业务结构优化程度降低时,杠杆率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负面影响更加显着。此外,审慎监管中资本充足率、杠杆率通过盈利能力的改变导致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发生变化,即随着盈利能力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正向作用,同时,杠杆率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抑制效应显着增强。最后,为了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基于商业银行视角,本文根据前文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商业银行应树立审慎经营理念、明确自身战略定位、科学调控审慎监管指标、重视金融科技发展、提高经营稳健性、推进业务转型与创新、增强信息披露力度、把握金融开放机遇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李振兴[7]（2020）在《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指出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外资进入规模也不断扩大。外商投资既可以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可以形成跨国生产协作网络,扩大产品市场需求规模。这些作用均可以扩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规模,进而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但劳动者的技能水平等禀赋特征是差异化的,不同劳动者对外资进入所形成的工作岗位、技能要求的适应能力差异较大,不同所有制企业和职业类别的劳动者受外资进入的影响也有较大差异,外商投资在过去十余年中在我国地域和行业的分布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因此,外资进入对我国不同禀赋特征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影响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外资进入由此也成为形塑和影响我国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对此展开深入研究。这既有助于深入理解外资进入对我国生产力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程度和机制,也可以为我国阶段性地总结和梳理对外开放“政策红利”及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提供政策启示。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为题,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探究外资进入对我国技能工资差距、性别工资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和可能的机制。全文主要从问题提出、理论基础、现状描述、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和结论建议6个方面展开论证,具体如下。第一部分为问题提出,涵盖第1章的内容。本部分主要论述外资进入和收入差距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外资进入和收入差距的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阐述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总结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涵盖第2章内容。本文的理论基础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明瑟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有利于贸易国家整体收入的提升,促进居民收入的增长。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有利于阐明技能工资差距相关问题,而明瑟人力资本理论在经验上模拟了收入、学校教育和经验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分析有关收入分配的相关问题。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包括内生歧视和外生歧视理论,他们表明歧视可能来自于劳动力市场内部和外部,而外资进入将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歧视状况而且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歧视来影响收入差距。第三部分为现状描述,涵盖第3章的内容。本部分主要是对我国外资进入和收入差距进行描述性分析,同时也与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做了简要对比。研究发现,制造业一直是外资进入最多的行业,东部沿海地区则是外资进入最多的地区。中国东部与其他地区的收入水平相差较大,东部地区收入高,而西部地区基尼系数则相对较高;城乡收入差距也是较大,农村地区普遍收入较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总体收入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中国的基尼系数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很高的水平,而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则是处于中等水平。第四部分为理论分析,涵盖第4章的内容。本部分从宏观理论模型角度讨论外资进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是构建理论模型框架,并讨论三种情形下外资进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认为:在低人力资本人群不能变成高人力资本人群也不能与高人力资本人群进行产品交换的情形下,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在低人力资本人群可以与高人力资本人群进行产品交换的情形以及低人力资本人群可以变成高人力资本人群的情形下,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之间的正负相关关系取决于低人力资本人群的初始人力资本相对水平,如果低人力资本人群的初始人力资本相对水平较高,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之间就会呈现正相关,如果低人力资本人群的初始人力资本相对水平较低,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之间就会呈现负相关,当低人力资本人群的人力资本达到一定水平后,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之间又会呈现正相关。此外,省级面板计量实证结果也显示外资进入越多,会对当地基尼系数产生正向影响,即收入差距会越大。第五部分为实证检验,涵盖第5-7章的内容。本部分主要采用微观调查数据和地级市层面的数据,依次实证检验外资进入对技能工资差距、性别工资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三个收入差距主要方面的影响,以期对外资进入影响收入差距的机理形成更深入的理解。研究发现:（1）外资进入扩大了技能工资差距,但这种扩大作用逐渐式微。外资进入可显着地提高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采用工具变量所获得的估计系数值更大,但这种促进作用呈现出先扩大（2002-2007）后缩小（2007-2013）的趋势。外资进入扩大了高、低技能劳动者的技能工资差距,但这种扩大作用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在私营企业工作,以及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和非技术工人的高技能劳动者从外资进入中的获益更大,可能是外资进入扩大技能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2）外资进入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但对不同技能和工作特征的劳动者影响不一致。外资进入对男性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大于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我国的性别工资差距。但在2002-2013年期间,外资进入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分技能来看,外资进入对同一技能的男性与女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已经逐渐减小,高技能女性的受益程度甚至可能超过高技能男性。分工作特征来看,在党政机关或私营单位工作中的男性,以及是单位负责人和非技术工人的男性,相比女性的收入能在更大程度上受益于外资进入。（3）外资进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对不同区域的影响有差异。从全国来看,外资进入会显着扩大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具体来看,外资进入对东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着,但会显着扩大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空间相关性,考虑这一因素之后,外资进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将进一步提升。周边地区的外资进入有助于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第六部分为结论建议,涵盖第8章的内容。本部分总结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且对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如下:第一,本文借鉴了Basu and Guariglia（2007）和Lim and Mcneis（2014）的理论模型,将其理论模型扩展为更一般的形式,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一是考虑了人们受教育水平与实际获得人力资本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并没有将受教育水平与人力资本完全等同看待,而是将它们看作是高度相关的两个变量;二是将工业产品的个人效用函数从线性函数形式推广为更常用的非线性效用函数,从而考察不同情形下外资进入通过影响人力资本不平等进而影响收入差距。第二,稳健地估计了外资进入对技能工资差距影响的动态过程及其原因。现有研究大多数只采用一年的数据分析外资进入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而这一影响过程很可能是随着国内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动态变化的,也未实证检验具体的影响机制。本文采用2002-2013年的数据,发现外资进入扩大了高、低技能劳动者的技能工资差距,但这种扩大作用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在私营企业工作的高技能劳动者从外资进入中的获益更大,单位负责人和办事人员的受益程度也更大,从而揭示出了外资进入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阶段性特征,并从劳动者工作特征的角度考察了其影响机制,丰富了现有研究。第三,揭示了外资进入影响性别工资差距的动态过程及其机制。现有文献较少分析外资进入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影响机制。而本文尝试对此进行细致的分析,发现外资进入会扩大性别工资差距,但在2012-2013年期间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另外,从技能水平、单位性质和职业类别来看,外资进入主要是扩大了低技能劳动者、党政机关和私营单位,以及单位负责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性别工资差距。这丰富了外资进入对性别工资差距影响动态过程和群体特征的认识,补充完善了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第四,分析了外资进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地区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现有研究在分析外资进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时大多数采用的是省级面板数据,可能会存在较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难以体现出各个地区的特征差异,也没有考虑各个地区外资进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相关性,降低了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地级市面板数据,可以较好地控制外资进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地区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外资进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可以更准确、完整的揭示出外资进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特征。
郭若楠[8]（2020）在《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美国贸易逆差的实证研究 ——基于GVCs分工地位及关税效应的考察》文中指出作为世界贸易强国,美国也是贸易逆差大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相伴是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在美国国内,贸易逆差问题既是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问题,也是国会政治争辩的一个持久议题。与此同时,国际贸易的本质正在发生显着的变化。跨国生产过程急剧分散化,各个国家通过参与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嵌入国际生产分工的链条中。因此,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研究美国贸易逆差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认识美国贸易逆差,也有助于理解加征特别关税政策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以美国贸易逆差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理论分析、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重新核算美国贸易逆差,考察美国各产业国际竞争力及其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ians,以下简称GVCs）中的分工地位,研究美国各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以及加征关税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政策效果。以增加值核算的美国各产业贸易逆差是后续研究的基础。首先是对传统统计方式下美国贸易逆差的规模和分布研究,从产业分布和国别分布两个方面展开,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总结贸易逆差的发展趋势和特征。其次,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2016年度发布的数据,选用总贸易核算法,对2000到2014年美国56个产业的增加值贸易逆差进行了重新测算,在介绍核算方法的原理基础上对测算结果进行基本分析。最后,通过分组对比分析法,从整体规模、产业和国别分布特征等方面对两种统计方式下的美国贸易逆差展开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增加值统计下美国贸易逆差的规模有显着缩小,变动趋势也较为平稳,受外部因素冲击的影响较小。产业和国别分布特征也与传统统计方式有所差异。在美国各产业增加值贸易核算结果的基础上,本论文采用指数分析法和指标对比分析法,计算和分析了各国以增加值核算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VA）和上游度指数两类指标,对美国各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了详细说明。研究发现,2000到2014年,美国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未随着贸易逆差的扩大而下降,许多产业仍具有比较优势;美国服务业中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存在上升趋势;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集中在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通过对上游度指数的分析和测算发现,美国各产业整体上游度（下游度）指数排序非常稳定;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链条长度变化不明显,上游度指数都相对平稳,变化趋势非常相似;但制造业整体的上游度指数始终高于服务业,这说明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分散化,生产阶段更多,同时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处于相对上游位置,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距离最终使用更远。进一步拓展分析,根据要素密集度对产业分类可以发现,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上游度指数始终高于劳动力密集型。基于美国增加值贸易逆差的核算和产业分工地位指标测算的基础上,分别选取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对产业分工地位和美国贸易逆差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以美国23个制造业产业为研究对象,构建包含二次项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采用稳健型标准误,将上游度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分别将美国总值统计贸易逆差和增加值统计贸易逆差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GVCs分工地位与总值贸易余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某种程度产业分工地位的提升有助于改善总值贸易逆差,但更高程度的提升会进一步恶化总值贸易逆差。同时,这种影响的边际效应,也随着分工地位的提升,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趋势。美国制造业GVCs分工地位与增加值贸易逆差的实证分析也存在类似结论。其次,以美国32个服务业产业为样本,构建线性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以上游度指数为主要解释变量,研究GVCs分工地位与两类贸易逆差的相关性。结论是美国服务业GVCs分工地位与总值贸易逆差之间并不存在显着相关性,即服务业分工地位的提升或下降不会对传统统计方式下的总值贸易逆差产生显着影响。但服务业GVCs分工地位与增加值贸易余额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随着服务业在全球分工中上游度指数的提升,将会改善这些产业的贸易状况。在产业总体实证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行业要素密集度（分为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等进行了分类回归。在关税政策对调整贸易逆差效应的影响研究方面,介绍了 2018年美国实施特别关税的概况,以2018年美国针对部分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政策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加征关税政策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效果。主要结论是,第一,理论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变化几乎完全转嫁到国内价格,美国实施的关税几乎完全被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承担;同时受关税影响的美国进口总额下降幅度远小于贸易量的下降,因为一些受关税影响部门的进口下降被不受关税限制的国家的出口增长抵消,这种贸易转移意味着对GVCs的巨大冲击,进口关税导致了贸易被重新导向。第二,经实证分析,针对中国产品实施的特别关税对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总价值和进口增长的有明显的阻碍作用。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的特别关税将会降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并阻碍了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价值的增长。与此同时,特别关税对美国整体进口商品的总价值和进口增长也存在阻碍作用,但影响较小。这说明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实施的特别关税只会造成贸易转移,减少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同时增加对其他国家的进口,而不会降低美国整体进口水平,也不会对美国巨额货物贸易逆差有改善作用。最后,总结了论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下一步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徐征[9]（2020）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文中指出资本账户开放作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终止后同步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经济改革内容,其对世界经济最终的贡献始终存在争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不同于对国际贸易的积极参与持续降低关税,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始终以渐进推行为第一原则,当前的资本账户开放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较大差距。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和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既需要进一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以寻找经济的新增长点,国际社会也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产生新要求。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表文章建议加速资本账户开放,计划在2020年基本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但针对这一提法,大量专家学者关心中国在国内一系列改革尚未完成情况下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可能产生何种程度的成本,引起了学界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普遍讨论,并延续至今。在国内外改革要求和学界争论的背景下,理清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产出的作用机理,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情况,提出帮助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收益大于成本的建议尤为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总结和相关理论的思考,赞同资本账户开放具有“双向效应”,即资本账户开放可以通过优化资本配置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因资本账户开放造成的资本流动体量与方向的改变产生抑制经济平稳发展的成本,一个国家的制度与经济环境是否超过阈值决定了资本账户开放的最终净效用,不赞同一些研究对资本账户开放作用做单向判断的做法。在分析资本流动变化后发现高收入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结果整体优于非高收入国家后,表明各国异质性是影响资本账户开放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借助美国、德国、日本、拉美三国和泰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国际经验,证明了国内经济与制度等“拉动因素”与外部经济环境与压力等“推动因素”都会影响资本账户开放最终结果。为构建均衡分析框架,文章还分析了经济与金融周期和美元周期的判定与划分方式,并总结了当前世界经济环境情况和中国的外部压力情况,为实证分析和针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分析提供研究基础。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基础回归证明了样本期内资本账户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其他低收入国家作用并不显着,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改变资本账户开放指数衡量方式做稳健性检验也得到了相同结论。用实际资本账户开放指数替换法定资本账户开放指数的回归结果还表明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方面的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直接投资与其他投资对非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作用更明显。实证研究的第二部分利用门限回归模型验证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在金融部门比较优势、外汇储备和制度环境方面均存在门槛效应,其中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最为显着。实证分析的第三部门利用分组回归方式探究外部因素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结果证明在美元处于弱势期时,资本账户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无论世界经济周期处于繁荣或衰退阶段,资本账户开放均有利于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但在经济衰退期不利于非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证分析的结果证明了各国资本账户开放既受国内诸多“拉动因素”影响,也受到外部“推动因素”影响,同时证明了高收入发达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期望收益大于其他非高收入国家。本文最终将研究标的锁定在中国后,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际收支平衡表所记录资本流动情况的分析,发现随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行,资本流动体量显着增加,但资本外逃和资本流动净收益率长期较低等问题开始显性化。在分析中国制度与金融改革尚需进行,外部经济环境尚未到窗口期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中、短期内应保持资本账户开放的渐进原则,让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滞后于中国内部的制度优化与金融改革,“三元悖论”也要求中国继续进行汇率改革,同时建议应充分考虑当前外部经济环境与中国所承受的外部压力对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并提出可以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行有限的资本账户内容互补性合作,如资本账户开放内容的试点试验,在效果理想的情况下扩大到面对全世界的资本账户开放。
李海静[10]（2020）在《货币国际化视野下的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阶段,我国“贸易结算+离岸中心”这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路径正面临一定瓶颈,经济实力和贸易规模尚不足以完全支撑人民币国际化。国际经验表明,货币职能在金融领域的国际化对货币国际化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国际债券是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缺乏一个具有一定发展深度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融资的货币地位就难以确立。因此,研究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致远,也是一个值得继续深挖的课题。在此情况下,将人民币国际债券作为金融领域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或是一个方向。近年来,金融制度创新、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提高、“一带一路”朋友圈扩容等发展环境的优化为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虽然学术界对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发展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但由于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整体尚处于发展初期,现阶段专门聚焦人民币国际债券的研究文献仍然较少;“熊猫债券”和离岸人民币债券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得到普遍认可,但整体来说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类的定量研究。本论文将国际债券与货币国际化纳入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论述,拟回答和解决以下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国际债券与货币国际化之间的影响机理是怎样的?国际债券是否能显着作用货币国际化?第二,现阶段发展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的意义以及影响该市场发展的显着因素有哪些?第三,如何通过发展这一市场,以更好地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首先是提出问题。本论文从国际债券、货币国际化、国际债券与货币国际化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进行了文献梳理和理论研究,重点从理论层面论述了国际债券影响货币国际化的两个机理。一方面明晰了本文拟研究的主题,另一方面为之后章节的实证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其次是分析问题。包括分析性研究和实证研究两部分。分析性研究方面,一是通过国际案例对比研究,分析和总结了全球主要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历程和可借鉴经验;二是剖析了“熊猫债券”、离岸人民币债券、SDR债券的发展现状,分析总结了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障碍,并进一步根据两大机理指出了人民币国际债券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实证研究方面,先是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论证和检验了国际债券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发展国际债券能够助推货币国际化进程。在确立国际债券对货币国际化的积极作用后,接下来就是研究如何发展的问题。本论文构建了SVAR模型对人民币国际债券的影响因素及机理进行分析,为如何发展人民币国际债券提供方向。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研究结果显示,汇率波动性、金融市场发展和经济实力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发展的前三大因素,资本账户开放和对外贸易对人民币国际债券会产生较为明显的扰动,但贡献率均较低;作为币值稳定性指标之一的通货膨胀对人民币国际债券发展的贡献较小。最后是解决问题。在总结主要研究结论后,基于货币国际化视角,提出了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债券发展的政策建议。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从货币环流机制和国际货币职能两个层面提出了国际债券和货币国际化的理论逻辑关系。经验上,国际债券对货币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已得到普遍认可,但缺乏理论层面的论证和研究,本文尝试在这方面有所贡献。二是运用计量方法定量研究人民币国际债券,使得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而以往对人民币国际债券的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三是本论文既有主要货币国际债券发展经验提供的国际范式,又立足中国实际展开定性和实证分析,使得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更具参考意义。
二、一万亿美元GDP的微观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万亿美元GDP的微观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 |
| 2.1.1 实物期权效应 |
| 2.1.2 预防性动机 |
| 2.1.3 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研究的文献述评 |
| 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 |
| 2.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式 |
| 2.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
| 2.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 |
| 2.2.4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其他影响 |
| 2.2.5 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实证研究的文献述评 |
| 2.3 内生不确定性的相关研究 |
| 2.3.1 从理论角度解释不确定性来源的相关研究 |
| 2.3.2 从实证角度探讨不确定性内生性的相关研究 |
| 2.3.3 关于内生不确定性研究的文献述评 |
| 2.4 其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 |
| 2.4.1 从整体视角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
| 2.4.2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
| 2.4.3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
| 2.4.4 关于其他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研究的文献述评 |
| 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度方式的分析与比较 |
| 3.1 引言 |
| 3.2 “关税测量法”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 |
| 3.2.1 “关税测量法”的基本思想与测度方式 |
| 3.2.2 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结果 |
| 3.3 “随机波动率法”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 |
| 3.3.1 “随机波动率法”的基本思想与测度方式 |
| 3.3.2 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结果 |
| 3.4 “不确定性指数法”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 |
| 3.4.1 “不确定性指数法”的基本思想与测度方式 |
| 3.4.2 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结果 |
| 3.5 本章小结 |
| 4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内生性识别 |
| 4.1 引言 |
| 4.2 识别策略与结构冲击约束集 |
| 4.2.1 识别策略 |
| 4.2.2 结构冲击约束集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内生性识别结果 |
| 4.3.3 方差分解 |
| 4.3.4 唯一解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改变滞后阶数 |
| 4.4.2 改变经济波动的衡量方式 |
| 4.5 本章小结 |
| 附录4A 与本文相关的冲击识别方法 |
| 5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构建DSGE模型 |
| 5.2.1 家庭 |
| 5.2.2 最终品生产商 |
| 5.2.3 零售商 |
| 5.2.4 批发商 |
| 5.2.5 资本品生产商 |
| 5.2.6 在位中间品生产商 |
| 5.2.7 新进入的中间品生产商 |
| 5.2.8 政府部门 |
| 5.2.9 加总变量与宏观均衡 |
| 5.3 参数校准 |
| 5.3.1 校准核心参数 |
| 5.3.2 校准其他参数 |
| 5.4 数值模拟 |
| 5.4.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 |
| 5.4.2 贸易摩擦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 |
| 5.5 传导机制分析 |
| 5.5.1 新厂商进入 |
| 5.5.2 名义粘性 |
| 5.5.3 商品偏好 |
| 5.5.4 消费习惯 |
| 5.5.5 投资调整成本 |
| 5.6 本章小结 |
| 附录5A 中间品生产商最优决策方程 |
| 附录5B 高阶近似与剪枝算法 |
| 6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 |
| 6.1 引言 |
| 6.2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事实描述 |
| 6.2.1 宏观经济整体运行情况的基本事实描述 |
| 6.2.2 宏观经济具体指标的基本事实描述 |
| 6.3 实证设计与数据来源 |
| 6.3.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识别策略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3.3 数据来源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脉冲响应结果 |
| 6.4.2 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结果 |
| 6.4.3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6.5 时变视角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分析 |
| 6.5.1 混合TVP-SV-VAR模型 |
| 6.5.2 选择最优模型设置 |
| 6.5.3 混合TVP-SV-VAR模型估计结果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中国企业国际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不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 |
| 1.1.2 全球贸易增长前景不确定性增大 |
| 1.1.3 全球投资大幅下滑 |
| 1.1.4 中国对外贸易稳步增长,进一步增长空间收窄 |
| 1.1.5 中国对外投资逆势提高 |
| 1.1.6 对外直接投资正在取代出口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2.3 政策意义 |
| 1.3 概念的界定、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1.3.1 概念的界定 |
| 1.3.2 相关理论 |
| 1.3.3 文献综述 |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研究框架、内容及方法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演变 |
| 2.1 中国出口贸易的历史演变 |
| 2.1.1 中国出口企业所有制类型 |
| 2.1.2 中国出口产品行业 |
| 2.1.3 中国出口市场分布 |
| 2.1.4 中国出口产品生产地区分布 |
| 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演变 |
| 2.2.1 国家地区分布 |
| 2.2.2 行业分布 |
| 2.2.3 境内投资者注册类型 |
| 2.2.4 省市分布 |
| 2.3 中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历史演变 |
| 2.3.1 按行业分类 |
| 2.3.2 按地区分类 |
| 2.3.3 按企业注册类型分类 |
| 2.4 中国生产率分布情况的历史演变 |
| 2.4.1 按行业分类 |
| 2.4.2 按地区分类 |
| 2.4.3 按企业注册类型分类 |
| 2.5 中国企业融资约束历史演变 |
| 2.5.1 按行业分类 |
| 2.5.2 按地区分类 |
| 2.5.3 按企业注册类型分类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框架 |
| 3.1 基准模型 |
| 3.2 加入融资约束的假设条件 |
| 3.3 融资约束、行业生产率分布与国际化企业数量 |
| 3.4 融资约束、行业生产率分布与行业国际化销售结构 |
| 第4章 融资约束对出口和OFDI生产率门槛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数据来源 |
| 4.2 变量描述 |
| 4.2.1 被解释变量 |
| 4.2.2 解释变量 |
| 4.2.3 控制变量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出口生产率门槛的识别 |
| 4.3.2 出口生产率门槛的进一步识别 |
| 4.3.3 中国海外投资生产率门槛的识别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稳健性检验——实证方法 |
| 4.4.2 稳健性检验——生产率变量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融资约束、行业生产率分布与国际化企业数量 |
| 5.1 模型设定、变量描述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变量描述 |
| 5.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1 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出口企业数量 |
| 5.2.2 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OFDI企业数量 |
| 5.2.3 生产率分布对企业出口和OFDI影响的比较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稳健性检验——生产率分布变量 |
| 5.3.2 稳健性检验——回归方式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融资约束、行业生产率分布与行业国际化销售结构 |
| 6.1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模型设定 |
| 6.2 变量描述及说明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相关系数检验 |
| 6.3.2 逐步回归结果 |
| 6.3.3 代理变量的引入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金融发展与母国企业国际化结构 |
| 7.1 模型设定和变量描述 |
| 7.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基础回归结果 |
| 7.3.2 异质性分析——按照国家发展水平分类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内生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1.1 理论模型结论 |
| 8.1.2 实证模型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控制金融发展速度,保证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
| 8.2.2 根据不同行业特征,采取差异性金融政策 |
| 8.2.3 适当采用金融抑制政策,调整出口和OFDI结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论文的整体框架和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整体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及不足 |
| 第2章 投资银行业务及相关理论 |
| 2.1 投资银行及其业务的相关概念 |
| 2.1.1 投资银行的概念 |
| 2.1.2 投资银行业务的相关概念 |
| 2.1.3 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相关概念 |
| 2.2 投资银行业务的相关理论 |
| 2.2.1 马克思的金融理论 |
| 2.2.2 现代资本市场理论 |
| 2.2.3 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美国投资银行及其业务的发展历程 |
| 3.1 诞生到第一次发展高峰(1783—1929) |
| 3.1.1 国债、股票业务与投资银行的萌芽(1783—1840) |
| 3.1.2 证券承销业务与投资银行的出现(1840—1880) |
| 3.1.3 托拉斯公司与并购业务的助推(1880—1920) |
| 3.1.4 证券承销、做市与第一次高峰(1920—1929) |
| 3.2 分业经营下的转型(1929—1981) |
| 3.2.1 与商业银行分业经营(1929—1945) |
| 3.2.2 经纪和并购的兴起(1945—1969) |
| 3.2.3 巨变下的波动发展(1969—1981) |
| 3.3 黄金年代和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业务调整(1981年至今) |
| 3.3.1 并购、资产证券化兴起的黄金时期(1981—2007) |
| 3.3.2 业务重大调整(2007年至今)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现实动因、理论依据和主要原则 |
| 4.1 业务调整的现实动因 |
| 4.1.1 业务调整的外因 |
| 4.1.2 业务调整的内因 |
| 4.2 业务调整的理论依据 |
| 4.2.1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理论是业务调整的理论基础 |
| 4.2.2 现代资本市场理论是业务调整的操作指针 |
| 4.2.3 行为金融学理论是业务调整的市场选择依据 |
| 4.3 业务调整的主要原则 |
| 4.3.1 降低系统性风险是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 |
| 4.3.2 风险与利润的平衡是美国投资银行的首要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投资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业务及其调整分析 |
| 5.1 投资银行部门融资业务分析 |
| 5.1.1 融资业务 |
| 5.1.2 投资银行在融资业务中的主要作用 |
| 5.2 投资银行部门并购业务分析 |
| 5.2.1 并购业务的主要类型 |
| 5.2.2 投资银行提供的并购业务相关服务 |
| 5.3 投资银行部门业务的调整 |
| 5.3.1 融资业务的调整 |
| 5.3.2 并购业务的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投资银行的交易部门业务及其调整分析 |
| 6.1 客户交易业务与自营业务 |
| 6.1.1 客户交易业务 |
| 6.1.2 自营业务 |
| 6.2 交易业务部门的主要业务种类 |
| 6.2.1 权益交易类业务 |
| 6.2.2 固定收益、货币和大宗商品交易 |
| 6.3 交易部门业务的调整 |
| 6.3.1 削减自营业务 |
| 6.3.2 向权益类投资为主的转变 |
| 6.3.3 交易类业务的艰难转型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美国投资银行资产管理部门业务及其调整分析 |
| 7.1 资产管理部门的主要业务 |
| 7.1.1 资产管理业务 |
| 7.1.2 财富管理业务 |
| 7.2 资产管理部门业务的调整 |
| 7.2.1 加大了资产管理业务的力度,收入占比明显增加 |
| 7.2.2 资产管理业务增长迅速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8.1 业务调整的宏观效果与存在的问题 |
| 8.1.1 业务调整的宏观效果 |
| 8.1.2 业务调整在宏观方面存在的问题 |
| 8.2 业务调整的微观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8.2.1 业务调整的微观成效 |
| 8.2.2 业务调整在微观方面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对中国的启示 |
| 9.1 中国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
| 9.1.1 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历程 |
| 9.1.2 中国证券业现状分析 |
| 9.1.3 中国证券业的业务结构 |
| 9.2 扬长避短,促进中国投资银行业务稳健发展 |
| 9.2.1 中国证券业与美国投资银行相关业务的对比分析 |
| 9.2.2 对中国投资银行业务稳健发展的启示和对策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研究综述 |
| 2.1.2 国内研究综述 |
| 2.1.3 文献评析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银行效率相关理论分析 |
| 2.2.2 审慎监管相关理论分析 |
| 2.3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3.1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理论模型 |
| 2.3.2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机制 |
| 2.4 小结 |
| 第3章 审慎监管及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概述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效率内涵 |
| 3.1.2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内涵 |
| 3.1.3 审慎监管内涵 |
| 3.2 审慎监管概述 |
| 3.2.1 审慎监管背景及目的 |
| 3.2.2 审慎监管发展历程 |
| 3.2.3 审慎监管工具 |
| 3.2.4 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比较分析 |
| 3.3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概述 |
| 3.3.1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测度方法 |
| 3.3.2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3.3.3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现状 |
| 3.4 小结 |
| 第4章 审慎监管实施以来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动分析 |
| 4.1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动分析方法选择 |
| 4.1.1 财务指标法 |
| 4.1.2 熵值法 |
| 4.2 基于财务指标法的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动分析 |
| 4.2.1 从收益与成本角度分析 |
| 4.2.2 从流动性角度分析 |
| 4.2.3 从资产质量与安全性角度分析 |
| 4.2.4 从发展能力角度分析 |
| 4.3 基于熵值法的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动分析 |
| 4.3.1 指标选取 |
| 4.3.2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动分析 |
| 4.3.3 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动比较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审慎监管条件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测度 |
| 5.1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静态测度 |
| 5.1.1 三阶段DEA模型研究方法 |
| 5.1.2 投入与产出指标选取 |
| 5.1.3 环境变量选取 |
| 5.1.4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1.5 三阶段DEA模型静态测度结果与分析 |
| 5.2 基于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动态测度 |
| 5.2.1 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研究方法 |
| 5.2.2 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动态测度结果与分析 |
| 5.3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演进分析 |
| 5.3.1 σ收敛检验 |
| 5.3.2 β收敛检验 |
| 5.4 小结 |
| 第6章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实证分析 |
| 6.1 模型设定及计量方法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计量方法说明 |
| 6.2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6.2.1 变量选取 |
| 6.2.2 数据说明 |
| 6.3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实证发现及原因分析 |
| 6.3.2 异质性分析:商业银行类型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进一步研究:门槛检验 |
| 6.4.1 门槛模型设定 |
| 6.4.2 门槛效应检验 |
| 6.4.3 门槛效应结果与分析 |
| 6.5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传导机制实证检验 |
| 6.5.1 商业银行稳定性传导机制检验 |
| 6.5.2 商业银行业务结构传导机制检验 |
| 6.5.3 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传导机制检验 |
| 6.6 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审慎监管政策逐渐完善并且商业银行相应监管指标均高于最低标准 |
| 7.1.2 基于财务角度审慎监管实施以来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呈现下降趋势 |
| 7.1.3 审慎监管条件下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存在明显差异 |
| 7.1.4 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产生一定影响且存在多种影响机制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树立审慎经营理念 |
| 7.2.2 明确自身战略定位 |
| 7.2.3 科学调控审慎监管指标 |
| 7.2.4 重视金融科技发展 |
| 7.2.5 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稳健性 |
| 7.2.6 推进商业银行业务转型与创新 |
| 7.2.7 增强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力度 |
| 7.2.8 把握金融开放机遇 |
| 7.2.9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外资进入与技能工资差距 |
| 1.2.2 外资进入与性别工资差距 |
| 1.2.3 外资进入与城乡收入差距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框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 |
| 2.1 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 |
| 2.1.1 绝对优势理论 |
| 2.1.2 比较优势理论 |
| 2.2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 |
| 2.2.1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
| 2.2.2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 |
| 2.3 明瑟人力资本理论 |
| 2.3.1 明瑟工资方程 |
| 2.3.2 明瑟工资方程的经济含义 |
| 2.4 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 |
| 2.4.1 外生歧视理论 |
| 2.4.2 内生歧视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3 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的描述性分析 |
| 3.1 外资进入的描述性分析及国际比较 |
| 3.1.1 我国外资进入的总量描述 |
| 3.1.2 我国外资进入的分行业描述 |
| 3.1.3 我国外资进入的分地区描述 |
| 3.1.4 外资进入的横向国际比较 |
| 3.2 收入差距的描述性分析及国际比较 |
| 3.2.1 我国收入水平的总量描述 |
| 3.2.2 我国收入的相对差距描述 |
| 3.2.3 收入差距的横向国际比较 |
| 3.3 本章小结 |
| 4 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 |
| 4.1 引言 |
| 4.2 理论模型框架 |
| 4.2.1 生产部门 |
| 4.2.2 人力资本投资 |
| 4.2.3 外资进入 |
| 4.2.4 资源约束条件 |
| 4.3 理论模型分析 |
| 4.3.1 第一种情形 |
| 4.3.2 第二种情形 |
| 4.3.3 第三种情形 |
| 4.4 来自中国省级面板的检验 |
| 4.4.1 变量和数据来源 |
| 4.4.2 计量模型设定 |
| 4.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外资进入与技能工资差距的实证分析 |
| 5.1 引言 |
| 5.2 外资进入与技能工资差距的典型事实 |
| 5.2.1 外资进入的进程特征 |
| 5.2.2 技能工资差距的估算 |
| 5.2.3 外资进入与技能工资差距关系的初步分析 |
| 5.3 计量模型的建立和数据说明 |
| 5.3.1 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
| 5.3.2 计量模型和内生变量处理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结果 |
| 5.4.2 外资进入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的影响 |
| 5.4.3 外资进入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工作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
| 5.4.4 稳健性检验:采用省级外资进入程度数据的回归结果 |
| 5.4.5 延伸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外资进入与性别工资差距的实证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
| 6.2.1 计量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内生性及其处理 |
| 6.2.3 主要变量描述 |
| 6.2.4 数据来源说明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 6.3.2 分技能回归的回归结果 |
| 6.3.3 分工作特征的回归结果 |
| 6.3.4 稳健性检验:采用省级外资进入程度数据的回归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7.外资进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7.2.3 变量的空间可视化分析 |
| 7.3 实证结果 |
| 7.3.1 模型设定检验 |
| 7.3.2 基准回归结果 |
| 7.3.3 空间计量模型结果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美国贸易逆差的实证研究 ——基于GVCs分工地位及关税效应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与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1.2 理论背景与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统计分析方法 |
| 1.3.2 计量分析方法 |
| 1.3.3 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美国贸易逆差的理论分析与研究 |
| 2.1.1 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研究 |
| 2.1.2 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结构性因素研究 |
| 2.1.3 关于美国贸易逆差是否可持续的学术争论 |
| 2.2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美国贸易逆差的相关研究 |
| 2.2.1 增加值贸易测算理论发展 |
| 2.2.2 GVCs分工地位与美国贸易逆差相关研究 |
| 2.2.3 产业竞争力与美国贸易逆差相关研究 |
| 2.3 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政策工具与效应研究 |
| 2.3.1 特别关税 |
| 2.3.2 “国家安全例外”的运用 |
| 2.3.3 政策效应的评估研究 |
| 2.4 文献评述与小结 |
| 第3章 基于增加值贸易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测算与比较研究 |
| 3.1 传统统计方式下贸易逆差规模与分布研究 |
| 3.1.1 美国贸易逆差的历史追溯 |
| 3.1.2 美国贸易逆差的产业分布特征 |
| 3.1.3 美国贸易逆差的国别分布特征 |
| 3.2 基于增加值贸易对美国贸易逆差的重新测算 |
| 3.2.1 测算原理和方法 |
| 3.2.2 测算结果说明 |
| 3.3 传统统计与增加值贸易统计的对比分析 |
| 3.3.1 整体规模对比 |
| 3.3.2 产业分布对比 |
| 3.3.3 国别分布对比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产业分工地位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指标测算与分析 |
| 4.1 比较优势指数(RCA_VA)测算与分析 |
| 4.1.1 测算原理 |
| 4.1.2 测算结果分析 |
| 4.2 上游度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2.1 测算原理 |
| 4.2.2 测算结果分析 |
| 4.2.3 各国上游度指数变动情况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制造业分工地位对美国贸易逆差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理论分析、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数据与软件说明 |
| 5.1.3 描述性统计 |
| 5.2 基准回归分析 |
| 5.2.1 对总值贸易逆差的影响 |
| 5.2.2 对增加值贸易逆差的影响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4 分组回归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服务业分工地位对美国贸易逆差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数据与软件说明 |
| 6.1.3 描述性统计 |
| 6.2 基准回归分析 |
| 6.2.1 对总值贸易余额的影响 |
| 6.2.2 对增加值贸易余额的影响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4 分组回归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特别关税对美国贸易逆差影响的研究 |
| 7.1 2018年以来美国实施特别关税的概况 |
| 7.2 特别关税对贸易逆差调整的理论分析 |
| 7.2.1 加征特别关税对价格的影响 |
| 7.2.2 加征特别关税对贸易额的影响 |
| 7.3 实证研究的方法与数据 |
| 7.3.1 双重差分法(DID) |
| 7.3.2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7.4 特别关税对调整贸易逆差效应的实证研究 |
| 7.4.1 特别关税对美中贸易逆差效应的实证研究 |
| 7.4.2 特别关税对美国贸易逆差整体效应的实证研究 |
| 7.4.3 结果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本账户开放指数 |
| 1.2.2 资本账户开放学术观点的动态变化 |
| 1.2.3 有条件肯定观点的内容展开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2章 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探究 |
| 2.1 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 |
| 2.1.1 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 |
| 2.1.2 国际投资理论与资本账户开放 |
| 2.1.3 资本账户开放的正向效应 |
| 2.2 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风险 |
| 2.2.1 金融风险的构成 |
| 2.2.2 资本账户开放的负向效应 |
| 2.3 小结: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 |
| 第3章 资本账户开放的国际经验 |
| 3.1 全球资本账户开放历程 |
| 3.1.1 两种结局的原因 |
| 3.1.2 不同路径的原因 |
| 3.2 资本账户开放的典型案例 |
| 3.2.1 资本账户开放的倡导者与受益者:美国 |
| 3.2.2 发达国家的渐进资本账户开放:德国 |
| 3.2.3 外部压力下放弃渐进开放的后果:日本 |
| 3.2.4 “拉动因素”缺失与长期资本依赖的教训:拉美三国 |
| 3.2.5 对抗“三元悖论”的失败教训:泰国 |
| 3.2.6 典型案例的启示 |
| 3.3 资本账户开放与全球资本流向情况 |
| 3.3.1 资本账户开放子项目的资本流动方向 |
| 3.3.2 赶超成功国的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本流向 |
| 第4章 资本账户开放的合意外部条件 |
| 4.1 美元周期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 |
| 4.1.1 美元霸权的世界影响 |
| 4.1.2 美元“含金量”变化与资本账户开放时机 |
| 4.2 全球经济周期下的资本账户开放 |
| 4.2.1 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 |
| 4.2.2 全球经济、金融周期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 |
| 4.3 逆全球化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外部压力 |
| 4.3.1 逆全球化环境的形成 |
| 4.3.2 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外部压力 |
| 第5章 资本账户开放要求的验证 |
| 5.1 经济增长与资本账户开放 |
| 5.1.1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 稳健性检验 |
| 5.2.1 计量方法的改变 |
| 5.2.2 资本账户开放指数的改变 |
| 5.3 拓展研究 |
| 5.3.1 “拉动因素”的门槛效应考量 |
| 5.3.2 外部“推动因素”对资本账户开放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6章 中国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路径选择 |
| 6.1 中国积极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内部逻辑 |
| 6.1.1 中国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历程 |
| 6.1.2 中国资本账户结构与变化 |
| 6.1.3 当前遇到的主要问题 |
| 6.2 中国实际情况与资本账户内、外部要求的对比 |
| 6.2.1 资本账户开放的内部条件与现实的对比 |
| 6.2.2 资本账户合意的外部环境与现实的对比 |
| 6.3 “三元悖论”的中国思考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1 保持资本账户开放整体渐进 |
| 7.1.2 时机和环境的合意是适当加速的动力 |
| 7.1.3 资本账户开放国际合作方式的思考 |
| 7.2 未来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10）货币国际化视野下的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有关概念界定 |
| 一、国际债券 |
| 二、人民币国际债券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际债券相关理论与发展研究 |
| 一、国际债券相关理论 |
| 二、国际债券发展研究 |
| 第二节 货币国际化相关理论 |
| 一、货币国际化内涵 |
| 二、货币国际化逻辑 |
| 第三节 国际债券与货币国际化关系的理论分析 |
| 一、基于货币环流的分析 |
| 二、基于国际货币职能的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全球视角的主要国际债券发展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国际债券市场发展现状 |
| 一、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历程 |
| 二、国际债券市场的主要特征 |
| 第二节 主要国际债券的发展经验 |
| 一、美元国际债券 |
| 二、日元国际债券 |
| 三、英镑国际债券 |
| 四、澳元国际债券 |
| 五、其他国际债券 |
| 第三节 经验总结和比较分析 |
| 第四章 人民币国际债券发展历程及瓶颈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人民币国际债券的发展意义与机遇 |
| 一、发展意义 |
| 二、发展机遇 |
| 第二节 人民币国际债券的发展历程和特点 |
| 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 |
| 二、熊猫债券 |
| 三、离岸人民币债券 |
| 四、SDR债券 |
| 第三节 人民币国际债券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分析 |
| 一、市场环境层面 |
| 二、制度政策层面 |
| 三、金融基础设施层面 |
| 第四节 人民币国际债券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分析 |
| 一、基于人民币跨境流动 |
| 二、基于人民币国际货币职能 |
| 第五章 基于国际债券与货币国际化关系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 |
| 第一节 现有研究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检验 |
|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二、数据检验 |
| 第三节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 |
| 一、建立模型 |
| 二、模型估计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发展机理的SVAR模型研究 |
| 第一节 国际债券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机理分析 |
| 一、宏观因子及影响机理 |
| 二、微观因子及影响机理 |
| 三、影响机理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SVAR模型构建与估计 |
| 一、国际债券统计说明 |
|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检验 |
| 三、SVAR模型构建与估计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实证结果 |
| 二、结论分析 |
| 第四节 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发展的现实条件-基于模型的进一步分析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和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相关建议 |
| 一、从完善货币环流机制角度 |
| 二、从促进国际货币职能发挥角度 |
| 第三节 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一万亿美元GDP的微观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车明. 四川大学, 2021(12)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4]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中国企业国际化[D]. 康瑞英. 辽宁大学, 2020(07)
- [5]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研究[D]. 孙碧涵. 吉林大学, 2020(03)
- [6]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研究[D]. 马妍妮. 辽宁大学, 2020(07)
- [7]外资进入与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研究[D]. 李振兴. 四川大学, 2020(12)
- [8]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美国贸易逆差的实证研究 ——基于GVCs分工地位及关税效应的考察[D]. 郭若楠. 山东大学, 2020(09)
- [9]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D]. 徐征. 吉林大学, 2020(08)
- [10]货币国际化视野下的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发展研究[D]. 李海静.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