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知主体层面的历史重构

一、论历史在认识主体层面的重构（论文文献综述）

张起梁^[1]（2021）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撰写的“主要着作”,亦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典范。在当代,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而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的理论研究,不仅使马克思哲学研究再次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还开拓出了一些新的、有利于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的研究视角。但《资本论》的学科性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经济学批判的着作;另一方面,它又是哲学批判的着作。从经济学批判看,《资本论》是资本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三位一体”;从哲学批判看,《资本论》则是作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发达机体”而对一切旧哲学的彻底扬弃。因而,《资本论》就是经济学—哲学批判的二位一体和辩证统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引发这一事件的重要前提。因而,这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件。从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批判转向了生产劳动批判,实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草创”到“再创”再到“成熟”为节点判断和理论标识的哲学革命。循此革命逻辑,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应被确立为“生成论”的生产劳动本体论。无论在认识论层面将马克思哲学从历史观维度表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从世界观维度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亦或在方法论层面表述为“唯物辩证法”,但在本体论层面,这些表述方式都有着共同的“本体承诺”。其所唯之“物”,既不是传统哲学所固守的“自在之物”或“直观之物”,也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膜拜的“抽象之物”或“单纯之物”,而是在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上,统统上升为表征社会人的存在之基和生活之本的哲学范畴,即“人格化”了的物。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关键在于方法。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所用方法的研究,既是正确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一把钥匙,也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中心任务之一。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不论我的着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马克思在另一封信中提示,《资本论》是他“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更确切地说,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辩证法,俨然已不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概念辩证法,更不是古希腊时期的直观辩证法,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科学的批判性开展中,对以往辩证法进行革命批判或革命“颠倒”之后而确立的辩证法的科学形态,即唯物辩证法。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篇”,那么,《资本论》则是“续篇”。“初篇”是在宏观层面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宏大叙事,“续篇”则是微观层面的微观表达。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初篇”与“续篇”在理论上又构成了一种正向指导与反向建构的创生关系。而且,伴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进行,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开展中,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而形成了一些表征唯物辩证法的具体的、特殊的方法形态,如“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从后思索法”等。但问题在于,如何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作出科学的、不偏不倚的读解。遵循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方法研究的理论进路,针对该领域的研究争论和意见冲突,有必要寻求新的理论视角并把这个问题的探讨放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加以考察。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马克思哲学即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出场逻辑,而且是其言说方式和言说语境。聚焦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从而在这一原初的、生成的言说语境中,对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进行不偏不倚的解读,应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范式。在深耕文本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言说语境,借鉴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视域融合”,从整体上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贯穿、运用和发展的唯物辩证法,进行抽绎、去蔽和解读,深入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领悟和理解。从而赋予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以新的解释力,使其具有更加普遍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这一基础理论研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上具有重要意义。

周坤^[2]（2021）在《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表明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中,意识形态是一个与人的理性本质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西方政治哲学以“应然性”和“正当性”的尺度来反思共同体的构成方式及其内在价值,并在真理与意见、理论与实践、个人与社会的张力中,赋予意识形态以极其复杂的政治哲学内涵。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这场变革以批判资本主义、反思现代性和承诺全人类解放为旗帜,将现代意识形态问题带入一个全新的思想界面,并赋予意识形态以全新的政治哲学理解。但是,以往人们更为关注的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认识论内涵以及后期从意识形态分析中引出的政治论断,极少专门凸显马克思理解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哲学维度。因此,本文将以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进一步敞开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应当置于社会历史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无论是古典政治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本体论追问,还是启蒙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论反思,亦或是德国古典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创造性综合,都只是在建构一种化解个人与社会矛盾关系的超验性政治理念,却没能赋予社会正义发展的理想以社会历史的根基,从而遮蔽了社会权力结构对人的深层压迫。马克思在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省思中深刻洞悉到,“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所有关于意识形态的揭示,都必须在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中寻求密钥。具体来说,马克思以“虚假意识”、“观念的上层建筑”和“阶级意识”三种阐释,赋予了意识形态概念以“否定性”、“一般性”和“建构性”的三维内涵,并以实践为原则将意识形态问题从观念领域重新拉回到现实世界,在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辩证关系中,实现了形上性与现实性、批判性与建构性、政治性与科学性等多重理论特质的张力互构。在新世界观的基础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展现了极为鲜明的政治诉求。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考量,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少数人的统治。资产阶级为了满足自身的自私需要与特殊利益,就必然会在对政治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中,以虚假性和欺骗性作为先决条件。所以马克思提出,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决不能局限于对抽象观念本身的批判,而是要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内部,揭示“观念的抽象统治”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而凸显资本主义对现代工人阶级的压迫和思想控制。基于此,重新唤醒无产阶级的解放使命,就需要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自在层面提升到自为和自觉的层面,使无产阶级转变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主体,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当代语境中,雷蒙·阿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拉克劳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质疑和责难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试图改造、修正或颠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但从总体来看,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或是随着阶级斗争主题的淡化,侧重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理解,缺乏实践革命意义上的应有关注,从而表现出一定的保守主义倾向,或是以固化的和静态的批判视角进行分析,亦或是依旧没能摆脱传统的二元论思维模式,由此造成了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整体理解的缺失。进言之,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读和否定,不仅无法说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身已经过时,反而恰恰证明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社会中的强大生命力。面对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曲解和挑战,我们不仅要从整体意义上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更要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建设中推进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践化、时代化和中国化进程,以客观生成的历史事实作出回应并彰显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品质。为此,我们必须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根据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将意识形态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和智能化等最新发展趋向揭示出来,一方面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另一方面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和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形态建设提供思想准备。唯有如此,才能彰显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政治意义。

白倩^[3]（2021）在《发生建构论视野中的学习理论研究 ——从知识观到教学观的演绎》文中研究说明一般认为,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认识论可以作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哲学基础,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发展与皮亚杰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皮亚杰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发生建构论（发生认识论）的相关研究中,然而,经考察发现,目前学界偏向将皮亚杰的发生建构论解读为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很少有学者能准确把握其中继承自康德先验范畴的“两个范畴说”（逻辑数学范畴和物理范畴）内涵及其背后的形而上思想。皮亚杰是在认识到康德先验范畴思想的价值和局限性的基础上走向其认识论哲学观的,其思考利器正是发生学思想。由于心理学界忽视了皮亚杰对康德的继承和超越、忽视了发生建构论中的“发生”本质,直接影响了其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建设。既有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只关注了皮亚杰发生建构论中“知识由建构而来”的表层含义,忽视了皮亚杰基于发生学思想所给出的“知识建构是如何在认识主体内部发生的”这一更深层问题的追问。从某种程度来说,既有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只继承了皮亚杰发生建构论思想中的“建构”成分,被心理学家重点关注的“建构”并没有触及发生学思想的内核,虽然“发生”是事实,但既有认识并没有进一步追溯“为什么会发生”以及“是如何在认识主体内部发生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研究拟站在皮亚杰发生建构论的立场重新理解“建构”的内涵,对发生建构论中“两个范畴”的运动过程进行分析,借此阐述知识与思维的内在关系,并尝试深入说明认识的发生过程实际上是知识结构的发生与建构过程。在此基础上,对既有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及其知识观、学习观和教学观进行梳理和反思,进一步演绎出发生学视野中的学习理论即“发生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知识观、学习观和教学观的主要内容。皮亚杰的发生建构论是整个研究的理论基础,整个研究的演绎工作都是基于此而展开的,因此,对发生建构论进行溯源并揭示其核心思想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研究认为:在发生建构论中,皮亚杰用两个范畴的运动机制揭示了知识发生的内在过程。将其向心理学和教育学层面演绎,可以进一步得到知识与思维、知识结构与思维结构之间的关系:从知识的发生与建构看,知识与思维相伴而生、共同发展,知识从属于思维,思维以知识为基础,两者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从知识结构的发生与建构看,知识的发生实际上是因思维发生导致的知识结构的发生,知识结构从属于思维结构,思维的水平决定了知识结构的状态和水平,思维的实现又以知识结构为基础,显现出与知识结构相关联的水平。以上所得即是本研究从皮亚杰发生建构论及其“两个范畴”说中得到的核心思想,也是学习理论研究部分的起点与基础。在学习理论研究部分,主要以皮亚杰的发生建构论重新审视既有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并提出发生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概念。在本研究的视角下,既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忽视了知识的“发生”,为了与既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相区分,将由皮亚杰发生建构思想演绎而来的学习理论称为“发生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并在反思既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知识观、学习观和教学观的基础上,结合发生建构论的内涵,演绎出发生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知识观、学习观和教学观的核心框架。研究认为,发生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知识观的核心框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时间性视角中的知识”“建构性视角中的知识”以及“结构性视角中的知识”;学习观是建立在知识观的基础上展开的对“学习是如何发生的”问题的探讨,主要遵循“对学习主体的认识——学习内涵的揭示——关于深度学习的讨论”的思路;对于教学观而言,核心在于“从知识入手的思维教育应该如何实现”,因此,经由知识观和学习观,演绎出教学观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思维能力培养的起点”“充分尊重学习者的主体性”以及“发展高阶思维的具体方法”这三个方面。在演绎完发生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知识观、学习观和教学观的主要内容之后,本研究进一步阐述了发生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教学设计中的可能应用,一方面,以发生建构论及发生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理论基础得到了一个“由知识通达思维的教学设计整体框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一线教师可以参考该框架进行教学设计;另一方面,以信息技术课程为例,结合一线教师的教学设计案例,进一步解释在发生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指导下,由知识通达思维的教学设计是如何实现的。

刘后德^[4]（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赵连杰^[5]（2020）在《蒋大椿与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后,伴随着解放思想的时代大潮,史学理论在新时期大放异彩,与此同时,它和唯物史观的关系得到澄清,此疆彼界分外清晰,由此步入真正的学理建构层面。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新时期的建设日进日新,先是以破除现代迷信为职志,继则以吸纳西方理论为动力,最终在植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性继承传统史学理论精髓、吸收外来理论有益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日益完善。探究学人的学术生涯,需要兼顾时代的发展大势,唯有如此,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学术发展脉络。蒋大椿主要成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是和平时期,但在问学的青年时代,却遭逢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这对他世界观的形成和学术道路的选择影响深刻。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他与黎澍情同父子般的师生关系,对于蒋大椿的学术成长和人生选择意义重大,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蒋大椿的学术道路。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蒋大椿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他对这一学科的建设多有贡献。在唯物史观研究方面,他提出实践动力论和历史创造者三层次理论。在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中走在史学界的前列,也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从1980年代开始,蒋大椿始终沿循着“还原与重构”、“回归与超越”的思路,不断对唯物史观进行深入地发掘、解读,在新世纪创造性地建构起“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理论,为史学界所独有。在史学方法体系建设方面,蒋大椿主要运用历史主义来纠正阶级分析方法的偏颇,契合了时代呼唤学术自由的步伐。另一方面,他通过发掘、再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着作中的研究方法,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蒋大椿对史论关系的重新整合,大致回答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争执,使人有涣然冰释之感。在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方面,蒋大椿创建了史学理论研究室、编纂了史学理论工具书,史学理论研究室参与创办《史学理论研究》、组织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为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贡献良多。蒋大椿所主持编纂的多种工具书,在史学理论领域具有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这些学术实践活动在搭建平台、培养人才、提供资源、组织力量的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与进步。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发展起来的,经过四十多年的成长,对这一学科建设的利弊得失,需要进行及时地回顾与总结,从而不断摆正它的发展途程。蒋大椿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及其实践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通过对蒋大椿的研究,或许可以探寻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的未来走向。

纪英杰^[6]（2020）在《论马克思辩证法中的历史原则 ——对阿尔都塞解读的再阐释》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辩证法中的历史原则问题是哲学研究的重要话题。澄清这一原则的“本来面目”,对于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研究意义重大,阿尔都塞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路径,为重新解读马克思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他重申唯物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改造,其次,阿尔都塞通过对《资本论》的解构重塑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地基,并将“历史”理解为实体性、结构性和同时性,但仔细剖析,不难发现,阿尔都塞的解读虽然推进了马克思辩证法“历史”原则的研究,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理论问题。阿尔都塞为了赋予辩证法以历史性,不惜消解了历史时间与历史主体的作用,更割裂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传统历史哲学的关系,这无疑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误读,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所谓辩证法的“历史”原则的真实理论内容在于对主体性的澄明、对价值性的反思、对时间性的继承、对实践性的建构和对批判性的高扬,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通过回溯传统马克思辩证法研究中历史原则是如何缺失的,剖析了阿尔都塞之所以要“重新介入”唯物辩证法的原因;第二部分立足于结构主义的解读立场,具体地呈现在阿尔都塞的视域下,马克思的历史性概念何以能在辩证法中开显出来,并以此诠释了为何要通过阿尔都塞这一理论媒介来澄清马克思的思想原貌;第三部分正面回应了阿尔都塞在解读过程中对马克思“本来面目”的歪曲,从历史的时间性、主体性、价值性和科学性四个维度反思了阿尔都塞的失误,在阿尔都塞与马克思这两位大思想家的“对话”中为还原唯物辩证法历史原则的真相揭开了序幕;第四部分通过回到马克思本身的经典文本,力求对唯物辩证法中的历史原则作出超越阿尔都塞研究框架的阐释,尽可能地展示出马克思对历史这一问题的理解。阿尔都塞离开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将马克思的辩证法拉入结构主义空洞的框架内,这场“保卫马克思”的理论尝试注定将无功而返。

罗永斌^[7]（2020）在《海德格尔早期的世界理论 ——一种基于《存在与时间》的分析与重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海德格尔早期思想成熟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为主要文本依托,在分析与重构的基础上澄清海德格尔的早期世界理论。区别于以往大多数学者从基础存在论内部重构还原意蕴世界理论的惯路,本文另辟蹊径,从海德格尔解构存在论历史的角度重构意蕴世界理论。本文从海德格尔批判解构的笛卡尔的“世界”存在论中发现支撑意蕴世界建构时的问题意识。笛卡尔的“世界”存在论导致的源始的世界存在被遮蔽;世界存在无法通达;人与世界分离和无世界的主体等问题。这些问题始终支配着海德格尔构建意蕴世界理论,他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系统连贯地在基础存在论建构内部构建起意蕴世界。源始的世界存在就是存在论层次的此在去存在敞开的意义关联整体（意蕴世界）,它是存在者层次的此在生活在世界之中有意义关联的意义给予结构和存在论基础。意蕴世界是此在与世界的源始合一,不存在人与世界分离和无世界的主体的问题。另外也不应该错误地把意蕴世界理解为一个极端主体化的世界,相反,此在作为存在在此的显现者,此在敞开的意义关联整体恰恰是存在得以廓清的意义场域。

曲辉^[8]（2020）在《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文中认为关于艺术中美的价值的争论由来已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到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这无疑是对艺术与美、艺术审美价值争论的最掷地有声的回答。中国的艺术发展,在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下,曾经一度出现很多乱象,然而一番“体检”之后,重归审美已经成为当下备受期待的愿景。《美术》杂志曾开展过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审美理想的大讨论,一时掀起了坚持艺术审美的热烈呼声,大家都旗帜鲜明、慷慨陈词。在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阶段,重振艺术的伟大审美理想,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特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产生,更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方向。艺术的根本是审美。艺术发展中之所以出现种种乱象,除了社会发展特定阶段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对艺术审美价值的漠视甚至破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补充并重振艺术审美功能理论体系,已成为当前艺术理论研究中的首要任务。因此,选择艺术审美功能论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作为研究对象,以美术学理论、教育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依托,通过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功能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经验总结法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艺术的审美功能,科学阐释艺术的主要审美功能,并结合艺术发展实际阐明新时代重振艺术审美价值的历史趋势,得出了艺术要为人民提供纯粹的审美关怀的结论。首先,对艺术审美功能做一梳理和概观,明晰艺术的概念,分析艺术功能的内涵,厘清艺术的审美功能,并对艺术审美功能论进行历史回溯。对早期“模仿”说中的审美观念、“自由的艺术”与审美功能的凸显、“无功利”的艺术观与艺术审美功能的确认,以及艺术审美功能及艺术本质的发现进行论述对艺术审美功能论进行解析。对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审美认知功能、审美娱乐功能、审美心理调节功能逐一分析,并对诸功能之间的联系加以论证;对艺术审美功能的完整性、广泛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进行分析,辨明艺术审美功能的特点;分析艺术审美功能的影响因素,对艺术作品的时代背景、艺术体裁、艺术风格析毫剖厘,为研究奠定基础。艺术审美功能广泛、审美特点完备,并非初始之时沉寂,如何合理厘定艺术的阶段、科学评价艺术的发展?审美理想的失落与审美功能的离析又是肇自何时?纷繁多变的现代艺术流派,既丰富了艺术形式,又包含着艺术与美的对抗,特别是一部分哗众取宠,屈从于消费市场的作品,虽然数量不是太多,但影响不小,造成了审美理想的失落;中国文艺作品受此影响,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出现了时代性内容缺失、创作形式同质化等问题,也造成反审美现象,严重影响了艺术审美功能的完整性。追根溯源,艺术与美二者关系的流变,决定了审美功能的流变,艺术发展呼唤审美价值回归。艺术审美功能的回归、审美价值的重振需要审美功能论的指引。随着艺术边界的拓展、祛魅的需求以及民族文化自信的逐渐养成,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补充和完善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传统时代艺术观念中的审美理想、近现代艺术观念中的美学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审美价值的探索,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提供了重要基础;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形成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指明了方向,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审美原则下的多元体系构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人民性内核,注定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这首先凸显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美学基础、美学内涵以及深厚的美育内核,使得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了共同的审美向度,产生了紧密地联系和良性互动,要求我们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推动审美人格培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美化传播。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为我们重振审美价值提供了新的路径,生活审美、生态审美、共同体审美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审美的重要价值。无论是在艺术主题上、艺术语言上还是艺术形式上,我们都迫切需要推陈出新,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批评、构建审美社会、为世界提供中国审美方案,进行审美价值输出,由此为人民提供纯粹的审美关怀,这是艺术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张涛^[9]（2019）在《历史证据研究 ——从逻辑的观点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探讨历史认识中的基础环节——历史证据。研究围绕如下问题展开:“为什么同样的历史证据可以得出彼此相反的研究结果?”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本文发现:学者们往往将“历史证据”与“历史材料”相混淆,并且通过探讨历史材料的相关问题来回避/覆盖对历史证据的反思。这意味着不仅需要理清我们的概念,还需要重建历史证据与历史材料间的逻辑关系。由此,本文在第2章和第3章中对“证据”和“历史证据”的概念进行了细致（甚至是繁琐）的分析。通过使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本文力图清晰地揭露出论证语言（系统）背后所暗含的内容,即证据与本体论之间的相互承诺和相互塑造的互动关系。由此带来了两个直接问题:a.历史证据在认识中是否可以“脱离”历史本体论而存在（即必要性问题）?b.历史证据的真实性与历史本体论有何关系（即真实性问题）?它们指明了后两章的讨论方向。第4章前半部分以古希腊的历史证据观为案例,展示了本体论对证据观的影响;后半部分辅以一场思想试验,以反证的方式讨论了必要性问题。第5章从较宏观的层面讨论了历史真实性的问题（即从认知模型的角度梳理了史学思想史）,并给出了在我看来较为合理的评判历史真实性的模型。在第6章中,我将本文前几章里涉及的思考方式及结论,应用到一个具体案例（即探讨戴维斯对一组证据的使用）之中,来检验本文理论设想的实际效用。理论对于普遍性的诉求,要求自身不仅要着眼于过去和当下,更要着眼于未来。所以在最后部分,作为全文的总结,或者也可以说作为未来探讨方向的路标,我常识性地讨论了新技术在历史认识中的基础性问题。

赵亮^[10]（2019）在《约恩·吕森的史学理论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约恩·吕森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界的着名学者,在史学理论领域、历史教育领域以及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突出的造诣。通过对约恩·吕森史学理论的分析和研究,阐释吕森在后现代史学理论和现代史学理论之间开辟的“中间路线”,从而在继承和坚持现代史学理论方法和价值的同时,能够吸收后现代史学理论对现代史学理论批判的合理成分,深化历史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认识。研究发现吕森从历史学的实践出发,在继承现代性史学理论的同时,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对于现代史学理论批判的合理成分,尤其是历史主体的情感或非理性因素、历史叙述的语言表达形式以及历史思考的审美维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现代性历史思考所忽略和欠缺的,从而对历史意义的生成机制和历史意识的内涵重新进行了界定和阐释,理解历史学研究不是与实践无关的语言游戏和逻辑推理,而是以“现在”和“未来”为指向的,会对现实实践行动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接着探讨了历史叙述作为历史意识的表现,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传统类型”、“典范类型”、“批判类型”和“变异类型”,不同类型的演进是一个历时的过程,而现代的历史叙述可以视为四种类型的综合;“学科矩阵”理论概念和思想涵盖了历史思考的所有理性范畴和非理性范畴,如果说“学科矩阵”更多的体现在史学理论思考的层面上,那么“历史文化”概念则充分体现了吕森将“学科矩阵”理论在历史学研究实践层面的应用,历史文化分为“认知维度”、“政治维度”和“审美维度”,三个维度的不同侧重解释了历史认识和历史叙述的多样性;接着研究阐述了吕森的“跨文化交流理论”,目前世界上各种文化认同的方式是基于种族中心主义的,所以造成了文化间的冲突和矛盾,只有基于人类普遍性生成的历史认同才能够建构起跨文化交流的新机制;最后,着重论述了吕森关于未来维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阐释了历史研究终究是为了人类更美好未来服务的思想,未来指向应该成为所有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论历史在认识主体层面的重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历史在认识主体层面的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1）《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3）发生建构论视野中的学习理论研究 ——从知识观到教学观的演绎（论文提纲范文）

（4）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5）蒋大椿与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6）论马克思辩证法中的历史原则 ——对阿尔都塞解读的再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7）海德格尔早期的世界理论 ——一种基于《存在与时间》的分析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8）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论文提纲范文）

（9）历史证据研究 ——从逻辑的观点看（论文提纲范文）

（10）约恩·吕森的史学理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历史在认识主体层面的重构（论文参考文献）

• [1]《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D]. 张起梁. 兰州大学, 2021(09)
• [2]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周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发生建构论视野中的学习理论研究 ——从知识观到教学观的演绎[D]. 白倩.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5]蒋大椿与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D]. 赵连杰. 山东大学, 2020(09)
• [6]论马克思辩证法中的历史原则 ——对阿尔都塞解读的再阐释[D]. 纪英杰.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海德格尔早期的世界理论 ——一种基于《存在与时间》的分析与重构[D]. 罗永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D]. 曲辉.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历史证据研究 ——从逻辑的观点看[D]. 张涛. 浙江大学, 2019(07)
• [10]约恩·吕森的史学理论思想研究[D]. 赵亮. 云南大学, 2019(09)

标签：唯物辩证法论文;  资本论论文;  学习理论论文;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