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建党报党刊发行告捷（论文文献综述）
卫群英[1]（2021）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共形象建设研究》文中认为
刘维荣[2]（2021）在《试析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发展之启示意义》文中研究指明创刊于抗日烽火中的《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取得全国政权的民主革命时期,于国统区唯一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党报,同时也是中共在国统区的喉舌,更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忠实报道者、历史见证者和真实记录者。《新华日报》在揭露日寇暴行,报道抗战事迹,宣传抗战言论,宣传组织国统区的工人及青年运动,以及反击国民党方面组织的三次反共高潮等诸多方面功勋卓着,也为抗战胜利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柏晓斐[3]（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文中认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并未提出“军队形象”的概念,但其对八路军的形象给予了足够重视,为塑造八路军良好形象进行了持久努力。本研究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党史学、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或运用传播学、形象学、宣传学、图像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解决中共为何形塑八路军、如何形塑八路军、最终达到了何种效果、产生了何种影响的系列问题。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积极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前线。同时,中共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其中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则是最重要一环。但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华北民众对中共及其军队存在误解,这使刚出征的八路军在动员、组织群众以及作战、生活方面都面临不少困难。这不仅关乎全面抗战路线的践行效果,更直接影响着八路军的生存与发展。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打破民众的既存认知,消除误解,就成为中共必须迫切开展的工作。而随着抗战的推进,出于对中共的戒备和敌视,国民党不断造谣八路军“游而不击”,并诬蔑八路军“袭击友军”“擅自行动”,“破坏抗战”。日伪也积极进行宣传战,诬称八路军不堪一击,欺压百姓,并附和国民党,造谣八路军不对日作战,袭击国民党军队。受国民党、日伪造谣和诬蔑的影响,民间舆论一度也质疑或批评八路军未尽力抗战,妨害抗战。这又要求中共形塑八路军的活动必须持久开展。军队形象的塑造,以军队形象的定位为前提。全面抗战初期,立足于全国对日抗战的要求,依据红军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敌强我弱之实际,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快速找准了八路军的形象定位。在政治上,保证并声明八路军仍旧是党领导的军队;同时指出八路军依旧是人的军队,将为人民而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作风纪律上,强调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作风,即官兵一致、民主团结,战斗勇敢、主动灵活,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等等;同时仍旧要执行铁的纪律。在军事上,包含着两个互相依存并向前发展的方面:一是八路军将执行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二是,基于前,在地位和责任上,八路军将逐渐从战略支队转变为起决定作用和直接打垮日军的力量。军队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源像和媒介传播,但源像是媒介传播的依据。这就要求八路军在日常中必须有能获得外界认可的表现。对此,中共依据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并使之逐渐发展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建设,巩固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进一步严格了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使军民关系更加融洽;进行了整军运动与有限度的正规化,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同时,面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的新情况,始终不放弃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从而夯实了八路军坚决抗战、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乐于同国民党合作等形象的根本,为中共通过不同媒介和方法展示八路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夯实八路军形象根本的同时,中共借助多种媒介和方法对八路军的形象信息进行传播扩散。文字方面,主要借助报刊或标语口号宣传八路军的战绩、战斗英雄、与民众良好的关系以及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对友军的帮助,并驳斥国民党的造谣等;语音方面,通过大量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阐释八路军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力争并取得了军民团结、有着严格的纪律,并直接驳斥国民党诬蔑等,还利用广播电台宣传八路军的战绩等;文艺方面,积极利用歌、剧、图画、照片和电影等直观形象地展示了八路军英勇作战、爱护民众并赢得了民众支持、艰苦奋斗等等。同时,抗战时期诸多中外记者和观察家曾进入中共根据地观察和考察,中共借机向他们大力展示八路军,通过接受采访,进行座谈,作报告,带领到访者参观部队、医院和作战前线等方式宣传了八路军以有效的战略战术坚决作战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有着优良的作风和纪律达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还积极维护同国民党合作等。军队形象最终作为认知主体对军队的评价和言说而存在。在中共形塑八路军之“行”与“言”的影响下,不同认知主体对八路军都持有认可态度。根据地民众认为八路军能打、有办法、不怕死,而且纪律严明,与民一家。日伪在事实上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登峰造极,并认为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抵抗者,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且纪律极严,获得了民众支持。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也认为八路军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坚决抗战并乐于同国民党合作,还有着官兵一致、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在国统区民间舆论的真实言说中,八路军同样也是积极抗战、战绩优良,且纪律严明,重视民众并获得了民众支持。良好的军队形象具有重要感召力,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首先使八路军获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八路军发展壮大和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原因。其次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影响,成为中共和八路军在根据地之外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共战时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的构建,也与中共形塑八路军有密切关系。
李勇[4]（2019）在《《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文中认为《中央政治通讯》是中共中央在1926至1929年间所办的机关刊。它作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与中国革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伟大历程。它呈现了在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所进行的早期探索的艰辛、曲折与反复。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道路早期探索上的分歧、争论。《中央政治通讯》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方针的确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所依靠力量、从举国民党旗帜到举红旗、关于土匪会党问题的探索。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手段;暴动队伍是党的宣传队、播种机,扩大了党的影响,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武装起义后保留的队伍是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力量和保证。这一阶段的武装斗争体现出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过分强调农民的暴动,忽略军事力量。土地革命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些对土地问题的纲领。《中央政治通讯》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对八七会议前土地政策的批判和土地革命方针的确定,记录了中共共产党关于土地没收对象、大地主划分标准、土地分配方式等问题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的发展;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创造性地开展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存在过早实行“土地国有”、“没收一切土地”和“禁止买卖土地”等政策。暴动后武装力量或转向大城市,或转向农村,但最终转入了农村,成了工农革命军和工农红军的基础。它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苏维埃的情况,记录了海陆丰、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中共中央过分强调在大城市建立苏维埃,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中央政治通讯》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转折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情况。这种探索有成就也存在不全面、不完善等问题。但这恰恰反映出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特点。这一阶段的早期探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起点。
张家豪[5]（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认为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牟文鹏[6]（2018）在《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37年12月成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是抗战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武汉的代表机关,也是党领导南部中国各省区开展工作的指挥中心。无论在党的发展史上,还是民族抗战史上,长江局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这一党的历史上的重要组织机构为研究对象,对它成立原因、时代背景、历史功绩、史实疑问进行全面的梳理研究。本文按照研究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研究抗战初期长江局成立的相关问题。一是从日军准备“一举而占领中国”、“救亡运动中心将转移至武汉”、国民党“政治解决中共”、共产党准备“联蒋”等方面研究了长江局成立的历史背景;二是从中共洛川会议的“走向全国战略”、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的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考察了长江局的成立的逻辑和过程;三是梳理了长江局成立后的组织设置。第二章研究长江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长江局遵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创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与国民党围绕“共同纲领”、“合作方式”、“改组政府机构”等问题开展谈判,巩固国共合作;二是争取“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与国民党上层、地方实力派、各民主党派搞好关系,加强统战工作;三是开辟海外统战工作,广泛争取海外华人、华侨、对华友好组织、反法西斯国家和机构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第三章研究长江局在南方各省的组织工作。长江局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使中共由“一隅走向全国”,改变党组织限于陕甘宁等狭小革命根据地的状况,成为真正意义上“全国性有影响力的党”。长江局成立后,即着手整理、恢复和建立南方各省党的组织,并通过组织建设,对地方党组织进行指导和巡视,对地方干部进行训练和教育。1938年,在中共中央提出“组织大发展”的战略目标后,长江局积极贯彻执行这一政策,从而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根本改变了南方各省党的组织状况,为以后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第四章研究了长江局的军事工作。长江局成立后,经与国民党多次谈判,对南方的军事力量进行整合,组编了新四军。新四军的成立,构成了南方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基础。此后,在长江局领导下,新四军经过整训,东进华中地区,开辟了敌后战场,创建了敌后根据地。与此同时,在长江局统一指挥下,南方各省军事力量,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了有力配合。第五章研究了长江局的群众工作。长江局之所以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一定程度要归功于它出色的群众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领导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团体;二是对群众运动进行动员和宣传,如构建以报刊为核心的宣传网,推广抗战文艺事业的进步等;三是开展群众性救亡运动,如领导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体开展救亡运动,领导了“七七周年”纪念与献金运动。结语主要对一些史实进行辨疑。根据前五章对长江局历史的研究,使之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解答水到渠成。笔者客观论述了长江局工作的功过得失,分析了王明右倾错误对长江局工作的影响,及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与长江局使命的结束。
韩长玲[7]（2018）在《《晋察冀日报》中的中国共产党媒介形象研究》文中认为《晋察冀日报》是在峰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创办起来的,于1937年12月11日创刊,到1948年6月14日终刊,坚强地战斗了 10年06个月。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刊最早、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之一。它在晋察冀边区党的领导下做党的传声筒,对党的方针政策、纲领、路线等各方面进行宣传,为党呈现鲜明的形象。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晋察冀日报》关于共产党媒介形象的文章进行抽样,对样本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进一步得出共产党通过报刊所建构的政党形象。全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讲述本选题的意义与背景,文献综述,内容与目的及研究方法与创新点;第二部分是抽样文本内容分析,着重对《晋察冀日报》的数据进行详细说明,包括报道主题、方式、倾向的分析,总结出其报道主题是以抗战、边区建设、民主建政报道为主、报道倾向以积极向上为主、报道方式以新闻报道为主;第三部分是呈现的中国共产党媒介形象,即勇于抗敌的爱国形象、艰苦奋斗的形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主形象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象;第四部分是《晋察冀日报》中的中国共产党媒介形象研究的影响,提出对晋察冀边区的影响、有力的打击敌方的破坏阴谋、推动了党组织的建设和加强国际友好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的影响;第五部分是通过分析研究后得出的两点启示,即党报应以时代诉求为条件,寻求自身发展道路和党报要有创新,拓展传播渠道。
李凡[8]（2018）在《新媒体环境下省级党报新闻舆论引导力再构建研究 ——以《重庆日报》媒体融合路径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逐渐成为重要的舆论场,传播主体多元化下,“去中心化”趋势愈演愈烈,如何有效进行舆论引导从而凝聚社会公识,成为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形势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指出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省级党报作为地方党政的“喉舌”,需要改变单靠传统报刊阵地进行舆论引导的局面,在新形势下克服自身不足与缺陷,构建全媒体形态的“党报集群”,占领线上线下两个舆论阵地,助推新闻舆论引导力的再构建。作为省级党报重要一员的《重庆日报》,在打通传播渠道全力发声、探索建立“中央厨房”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度媒体融合,走在了全国党报集团的前列。通过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下把好“核心”关、加强新闻专题策划议程设置能力、传播地方好声音、加快培育“理论头条”微信公众号等特色品牌建设上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多项新闻作品被列入全国性报纸行业的“教科书”式案例,为各地省级党报进一步加快媒体融合转型、壮大党报发声平台提供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经验案例。本论文共分成六大部分。第一章节绪论部分,主要说明了论文的选题来源与研究目的、新闻舆论引导有关方面的基本概念界定以及相关性研究,回答了为什么需要“再构建”这一缘由,介绍了相关文献研究综述、本论文所体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难点和创新点等;第二章为媒体融合打造“党报集群”发声平台,研究包括了《重庆日报》坚守党报阵地构建“一报一网”平台、出版《重庆日报》农村版为农民服务、进行“两微一端”建设拓展新用户、探索两级“中央厨房”模式深度融合;第三章从“导向”对《重庆日报》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路径做了系统梳理,包括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政治站位、刹住“歪风”,做好舆论监督、以正面形象宣传引领舆论导向等;第四章围绕《重庆日报》如何设置新闻议题,传播“重庆好声音”上下功夫开展研究,包括做好重大新闻专题报道、让人物典型报道发挥励志鼓舞作用、加大评论力度,回应社会关切热点等三个方面做了深度探讨;第五章介绍了《重庆日报》培育特色品牌——“理论头条”微信公众号案例分析,从运营现状、内容分析、效果分析等方面对理论头条微信公众号进行了研究;第六章通过分析《重庆日报》全媒体发展下的实践路径不足,整理了五点省级党报在新媒体环境下构建新闻舆论引导力的经验启示。
李茂[9]（2017）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文中提出从建党到大革命时期（1921‐1927.7）,中共党内开始滋生教条主义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问题上先后提出了“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一次革命论”是脱离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结果;“二次革命论”与陈独秀中央教条式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的错误认识有关。二是对国民党性质的判断及其内部派别的分析出现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三是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导致滋生教条主义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外部原因而言:作为中共上级领导机构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出现错误,凭藉于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将其错误的理论和政策强制在中国革命中推行,较大程度上扼杀了中共独立自主地思考与决策的空间。就其内部原因而言:一方面中共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推崇和对共产国际的迷信是导致教条主义滋生的重要情感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中共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薄弱,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欠缺,这是导致教条主义出现的重要理论原因。在滋生教条主义的同时,中共党人也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中国国情,试图解答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萌芽。土地革命战争初期（1927.7‐1930）,中共党内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开始在党内蔓延。中共中央先后出现了“左”倾盲动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它们与斯大林提出的“三阶段”论和共产国际关于“第三时期”理论的错误密切相关。中共在纠正“左”倾错误时没有触及到导致错误出现的内在原因——教条主义式的思维,为教条主义的恶性发展留下来隐患。教条主义在党内蔓延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共党人开始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但是就全党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是薄弱的,党内还严重地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共产国际指示、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1931‐1934）,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中共中央,并通过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在全党范围内贯彻和执行,将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了极致,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共党人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中央的排斥和打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受到阻碍。在遵义会议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1935‐1938）,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发展受到遏制。一是教条主义宗派瓦解和中共高层出现人事变动,破除了军事教条主义并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二是形成了“洛‐毛”合作领导体制,在政治策略上突破了“左”倾关门主义,推动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红军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三是由于教条主义的思想和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系统地清算,依然在党内顽固的存在;当曾经的教条主义宗派领袖人物王明回国之后,教条主义一度死灰复燃。不过此时的中共在理论上、政治上已经比较成熟,特别是由于毛泽东等主张实事求是的中共党人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已有了遏制教条主义发展的力量。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较量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应运而生,为肃清党内教条主义做了重要的思想与理论准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到七大（1939‐1945）之间,中共党内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清算。该时期中共党内清算教条主义问题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熟,为清算教条主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二是共产国际解散,为清算教条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三是毛泽东对清算教条主义问题进行了精心的部署,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教条主义清算的成功。通过对教条主义的全面清算,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思想源头上肃清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建立,从组织上肃清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共党内全面清算教条主义的胜利。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条主义在中共党内发展和被清算历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加深对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更需要坚持不懈地反对教条主义,坚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信念和实践。教条主义问题不仅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关系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加强和深化对它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邹琪[10]（2018）在《朱德研究史》文中研究说明“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朱德研究,是朱德研究的发展史。朱德研究,是研究朱德一生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都是朱德研究。本文对朱德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力图按照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展现朱德研究的全貌。国内外目前都还没有“朱德研究史”的专着出版,这是朱德研究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本文以朱德研究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16年的朱德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并探析朱德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朱德研究史”,希冀拓宽朱德研究的领域,弥补国内外朱德研究中的不足,这使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时,在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分析朱德研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横向上,在特定空间、特定历史时期内,分析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朱德研究的代表作,对其特点、内容、得失进行理论分析。对每个时期的朱德研究,先概述其研究背景、总体状况,再对代表作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就,最后总体评述,总结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按此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朱德研究概述。阐明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对朱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分析朱德研究的现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界定“朱德研究史”一些概念。第一章评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朱德研究（1920.8-1949.9）。这一阶段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国外对朱德的研究,最早的主要散见于西方记者的着作。国内的朱德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一些关于朱德实践活动的报道,如朱德领导红军的报道等。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朱德的文字,目前可查的是《简州顾品珍等来电》（《申报》1920年8月13日）。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朱德的专着开始出现,有关朱德传记的各种书籍广泛流传,如《朱德传》、《西战场的主将朱德》等。外国记者的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等。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朱德的传记,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朱德的生平和轶事,是研究朱德的珍贵资料。第二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朱德研究（1949.10-1978.12）。这是朱德研究的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朱德的书籍开始较多地出版,大都是记述朱德崇高品德和传奇故事以及回忆性的作品。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研究朱德的着作,如吴起、孟超的《红色人物论》、章民的《朱德》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朱德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只出版了少量的回忆性的着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三章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朱德研究（1978.12-2016.12）。这是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朱德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大量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着作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的出版。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朱德研究的代表作是顾则徐的《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这些研究成果,从朱德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到朱德传记的出现,从朱德生平介绍到朱德思想研究,使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关于朱德研究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且规模较大,如:1986年12月的“全国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05周年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的“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6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2006年12月“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2016年8月的“一战成名——朱德与护国战争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的“朱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朱德研究的深入,反映了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向,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跨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第四章评述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从朱德诞辰120周年以来,学术界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朱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德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朱德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结语,总结90多年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对朱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朱德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历了 90多年发展的朱德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为今后的朱德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朱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研究,提供关于朱德研究成果的详实资料,使人们明辨资料的正误优劣,以正确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更好地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福建党报党刊发行告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福建党报党刊发行告捷（论文提纲范文）
（2）试析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发展之启示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一、在极其艰难的抗战时期于国统区筹备创刊中共党报 |
| 二、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要充当大后方人民的喉舌 |
| 三、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工作 |
| 1. 明确办报中心主题： |
| 2. 牢固树立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宗旨，广交朋友，普结人缘： |
| 3. 以宣传抗战、服务抗战为己任，及时、准确地报道中共军队的抗战业绩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情况： |
| 四、与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的严控与封锁作坚决斗争 |
| 五、启示意义 |
| 1. 正确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努力把马列主义的真理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 |
| 2. 在宣传报道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光明磊落的态度 |
| 3. 始终面向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提出“为人民讲话，让人民自己讲话，讲人民自己的话”的宣传方针 |
| 4.《新华日报》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华民族的抗战报业宣传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3）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0.1.1 选题缘由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学术史回顾 |
| 0.2.1 军队形象塑造研究 |
| 0.2.2 八路军形象塑造及与八路军形象塑造问题相关的研究 |
| 0.2.3 已有研究评价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3.1 主要研究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0.4.1 创新之处 |
| 0.4.2 不足 |
| 0.5 概念界定 |
| 第1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缘起与动因 |
| 1.1 践行全面抗战路线与八路军立足、发展的必然要求 |
| 1.1.1 中国走向全面抗战与红军改编出征 |
| 1.1.2 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中共与八路军的抗战路线 |
| 1.1.3 华北民众对中共军队的既存认知及其影响 |
| 1.2 应对多方对八路军诋毁、造谣或质疑的客观要求 |
| 1.2.1 国民党的舆论诋毁与造谣 |
| 1.2.2 日伪的舆论攻击与造谣 |
| 1.2.3 民间舆论的误解与质疑 |
| 第2章 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 |
| 2.1 政治形象定位 |
| 2.1.1 党领导的军队 |
| 2.1.2 人民的军队 |
| 2.2 作风纪律形象定位 |
| 2.2.1 作风优良 |
| 2.2.2 纪律严明 |
| 2.3 军事形象定位 |
| 2.3.1 敌我军事实力的审度 |
| 2.3.2 游击战争:灵活的战略战术与从战略支队到起决定作用 |
| 第3章 夯实形象根本:积极作战、加强军队建设与维护国共合作 |
| 3.1 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 |
| 3.1.1 配合友军作战与展开战略部署 |
| 3.1.2 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创建根据地 |
| 3.1.3 八路军成为华北抗战主力 |
| 3.1.4 在严重困难中坚持敌后抗战 |
| 3.1.5 反攻与夺取抗战胜利 |
| 3.2 加强军队建设 |
| 3.2.1 八路军的思想政治建设 |
| 3.2.2 八路军的作风纪律建设 |
| 3.2.3 开展整军运动与八路军的正规化建设 |
| 3.3 积极维护国共合作 |
| 3.3.1 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维护 |
| 3.3.2 国民党计划闪击延安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再次维护 |
| 第4章 多样“发声”与“展示”:积极宣传八路军 |
| 4.1 文字宣传 |
| 4.1.1 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 |
| 4.1.2 标语口号的运用 |
| 4.2 语音宣传 |
| 4.2.1 讲与说: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 |
| 4.2.2 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与军事宣传 |
| 4.3 形象宣传 |
| 4.3.1 歌、剧的创作及其表演 |
| 4.3.2 图画:年画、壁画等宣传画的运用 |
| 4.3.3 图像:电影、照片的拍摄与传播 |
| 第5章 人际宣传的典范运用:“他者”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1 1937-1939 年外国记者和观察家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2 1940年陈嘉庚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3 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4 美军延安观察组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5 国民党将领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第6章 来自“他者”的肯定: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 |
| 6.1 根据地民众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1.1 军事形象:能打、有办法、不怕死 |
| 6.1.2 政治、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一家亲 |
| 6.2 日伪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2.1 军事形象:登峰造极的游击战 |
| 6.2.2 政治形象:最坚决的抵抗者、政治信仰坚定 |
| 6.2.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极严、军民协力 |
| 6.3 外国记者和观察者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3.1 军事形象: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 |
| 6.3.2 政治形象:坚定的抗战者、真诚的合作者 |
| 6.3.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团结、艰苦奋斗 |
| 6.4 国统区舆论对八路军的真实言说 |
| 6.4.1 政治、军事形象:积极抗战、乐于同国民党合作 |
| 6.4.2 作风纪律形象: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 |
| 第7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历史影响 |
| 7.1 获得根据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
| 7.1.1 参军 |
| 7.1.2 支前、拥军、劳军 |
| 7.1.3 掩护、救护八路军 |
| 7.1.4 收集、传递情报,掩护物资 |
| 7.2 扩大影响与获得国内外社会各界支持 |
| 7.2.1 中外记者和观察家对中共、八路军的宣传与支持 |
| 7.2.2 少数国民党将领对中共和八路军的协助 |
| 7.3 回击质疑与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之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央政治通讯》概况 |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的《中央政治通讯》概况 |
| 一、《中央政治通讯》的创刊背景 |
| 二、《中央政治通讯》的特点 |
| 三、《中央政治通讯》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八七会议至中共六大间的《中央政治通讯》 |
| 一、《中央通讯》的复刊背景 |
| 二、《中央通讯》的复刊目的 |
| 三、《中央通讯》的出版与发行 |
| 四、《中央通讯》的主要内容 |
| 五、《中央通讯》的主要作用 |
| 第三节 中共六大后的《中央通讯》概况 |
| 一、第二次复刊的背景 |
| 二、第三阶段《中央通讯》的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 |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 |
| 一、发展工人运动,建立有着一定武装力量的工人武装组织 |
| 二、发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 |
| 三、在国民政府的军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军事干部,为独立创建军队,奠定政治基础和储备军事人才 |
| 第二节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 |
| 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方针的确立 |
| 二、武装斗争依靠的力量的探索 |
| 三、从举国民党左派旗帜到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帜 |
| 四、关于对土匪会党的政策的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探索的意义及不足 |
| 一、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新方式 |
| 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 |
| 第三章 《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革命的早期探索 |
|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 |
| 第二节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革命的早期探索 |
| 一、对土地革命前的中共土地政策的批判与土地革命方针的确定 |
| 二、对于土地没收对象的规定 |
| 三、对大地主拥有土地的标准划分问题的探索 |
| 四、关于土地分配的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早期探索的意义及不足 |
| 一、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早期探索的伟大意义 |
| 二、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早期探索的不足 |
| 第四章 《中央政治通讯》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
| 第一节 暴动后武装力量的转移和发展 |
| 一、中国共产党日益重视工农武装力量的发展 |
| 二、暴动后武装力量从向城市进攻转向向农村进军 |
| 第二节 苏维埃的建立与根据地的开创 |
| 一、中共中央决定在各地成立苏维埃 |
| 二、苏维埃的建立与根据地的开创 |
| 第三节 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意义及不足 |
| 一、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意义 |
| 二、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不足 |
| 结语 |
| 一、《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历史贡献 |
| 二、《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历史局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6）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重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成立 |
| 第一节 长江局缘起的历史背景 |
| 一、日军准备“一举而占领中国全土” |
| 二、“救亡运动中心将转移至武汉” |
| 三、国民党政策转向：“政治解决中共”、“军事抵抗日本” |
| 四、中国共产党：“反蒋”、“逼蒋”与“联蒋”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组建 |
| 一、“走向全国战略”：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的设立 |
| 二、“十二月会议”：长江局的正式成立 |
| 三、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组织机构 |
| 第二章 中共中央长江局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第一节 合作谈判：“两党关系须调整” |
| 一、两种目的诉求下的“共同纲领”之争 |
| 二、“消溶”与反“消溶”的“大党”方案 |
| 三、“促进民主权利”下的“国民参政会” |
| 第二节 凝聚力量：要争取“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 |
| 一、对国民党上层“多走动、多交往” |
| 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 |
| 三、要顾及“‘中间势力’的情感和态度” |
| 第三节 力争外援：统一战线“不能忽略了国际因素” |
| 一、争取国际社会“给中国以足够帮助” |
| 二、掀起“海外同胞救国高潮” |
| 三、“保卫中国同盟”等海外救亡侨团的建立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长江局与南方各省的组织工作 |
| 第一节 “南方各地更要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 |
| 一、着手恢复和建立省级党组织 |
| 二、健全省委机构,“发展省以下各级党组织” |
| 三、对东南分局领导的省区进行指导 |
| 第二节 注重“提高党组织的质量” |
| 一、创办“训练青年的机关” |
| 二、加强对各级地方组织的“巡视、审查、指导” |
| 三、争取陈独秀转变、反对张国焘叛变 |
| 第三节 南方各省“党的组织有了根本变化” |
| 一、“宜速派有能力干部前来相助” |
| 二、各地“猛烈发展党组织” |
| 三、南方地区实现“组织大发展” |
| 第四章 中共中央长江局与南中国的军事工作 |
| 第一节 新四军的成立与建设 |
| 一、“下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改编 |
| 二、南方军事力量的整合：新四军的成立 |
| 三、“后勤”：新四军后方机构的组建 |
| 四、整训：“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 |
| 第二节 “应拿一切力量到抗日前线上去” |
| 一、东进华中：“把敌人后方变为前线” |
| 二、反“清乡”、“扫荡”下的根据地建设 |
| 三、“战区与敌后”工作的结合 |
| 第三节 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协助与配合 |
| 一、“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 |
| 二、对武汉抗战的献策与协助 |
| 第五章 中共中央长江局与群众救亡运动 |
| 第一节 “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与组织者” |
| 一、“工、青、妇委”、“第三厅”等机构的设立 |
| 二、组建“青救”、“青记”等新团体 |
| 三、改进“民先”、“全国学联”等团体的领导 |
| 第二节 “唤起每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 |
| 一、“造就宣传抗战的热烈氛围” |
| 二、发挥报刊“抗日舆论工具和号角”的作用 |
| 第三节 “努力促成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
| 一、工人、青年、妇女救亡活动的发动 |
| 二、民族团体和华人华侨的斗争 |
| 三、“尤须取决民力”的抗日献金运动 |
| 结语 |
| 一、关于长江局工作的得失 |
| 二、王明右倾错误的纠正与长江局使命结束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晋察冀日报》中的中国共产党媒介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方法与设计 |
| 第二章 《晋察冀日报》中的中国共产党媒介形象的呈现方式 |
| 2.1 报道主题分布：以抗战、边区建设、民主建政报道为主 |
| 2.2 报道倾向分析：以积极向上为主 |
| 2.3 报道方式分析：以新闻报道为主 |
| 第三章 《晋察冀日报》呈现的中国共产党的媒介形象 |
| 3.1 勇于抗敌的爱国形象 |
| 3.2 艰苦奋斗的形象 |
| 3.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主形象 |
| 3.4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形象 |
| 第四章 《晋察冀日报》塑造的中国共产党媒介形象的影响 |
| 4.1 对晋察冀边区的影响 |
| 4.2 有力的打击敌方的破坏阴谋 |
| 4.3 推动了党组织的建设 |
| 4.4 加强国际友好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
| 第五章 《晋察冀日报》塑造中国共产党媒介形象研究的启示 |
| 5.1 党报应以时代诉求为条件,寻求自身发展道路,加强对党的形象建设 |
| 5.2 党报要有创新,拓展传播渠道,加强对党的形象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8）新媒体环境下省级党报新闻舆论引导力再构建研究 ——以《重庆日报》媒体融合路径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目的 |
| (二)基本概念界定和相关性研究 |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 (四)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 (五)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
| (六)难点和创新点 |
| 二、媒体融合打造“党报集群”发声平台 |
| (一)坚守党报阵地构建“一报一网”平台 |
| (二)出版《重庆日报》农村版为农民服务 |
| (三)进行“两微一端”建设拓展新用户 |
| (四)探索两级“中央厨房”模式深度融合 |
| 三、做好正确舆论导向,把好“核心”关 |
| (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政治站位 |
| (二)刹住“歪风”,做好舆论监督 |
| (三)以正面宣传引领舆论导向 |
| 四、以新闻报道议程设置传播“重庆好声音” |
| (一)做好重大专题新闻报道 |
| (二)让人物典型报道发挥励志鼓舞作用 |
| (三)加大评论力度,回应社会关切热点 |
| 五、培育特色品牌：理论头条微信公众号案例分析 |
| (一)“理论头条”运营状况 |
| (二)“理论头条”内容分析 |
| (三)“理论头条”效果分析 |
| 六、《重庆日报》新闻舆论引导力再构建经验问题分析与借鉴启示 |
| (一)正确处理好党报和“子报”的关系 |
| (二)推进党报集团“中央厨房”采编资源深度融合 |
| (三)依靠技术实施“移动优先”战略,打造内容精品 |
| (四)立足本土优势,增强受众互动 |
| (五)适应新时代需要,加快省级党报新媒体人才队伍建设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辨析及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1 相关概念辨析 |
| 1.2.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 |
| 1.2.3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述评 |
| 1.3.1 研究概况 |
|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的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1.5.1 主要内容 |
| 1.5.2 创新点 |
| 第2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滋生(1921-1927.7) |
| 2.1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表现 |
| 2.1.1 对革命性质与革命阶段的认识错误 |
| 2.1.2 对国民党性质的误判 |
| 2.1.3 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放弃 |
| 2.2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滋生的因素 |
| 2.2.1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滋生的内部因素 |
| 2.2.2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滋生的外部因素 |
| 2.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端 |
| 2.3.1 邓中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
| 2.3.2 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
| 2.3.3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
| 第3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蔓延(1927.8-1930) |
| 3.1 教条主义表现之一——“左”倾盲动 |
| 3.1.1 “三阶段”论对中共的影响 |
| 3.1.2 “左”倾盲动主义统治党中央 |
| 3.1.3 “左”倾盲动主义的实施与危害 |
| 3.2 教条主义表现之二——“左”倾冒险 |
| 3.2.1 中共六大的双重效应 |
| 3.2.2 “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党中央 |
| 3.2.3 “左”倾冒险主义的实施与危害 |
| 3.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初次较量 |
| 3.3.1 中共党内对“左”倾盲动主义的抵制 |
| 3.3.2 留守中央反教条主义的实践 |
| 3.3.3 中共党内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抵制 |
| 3.3.4 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较量 |
| 3.3.5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传播 |
| 第4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膨胀(1931-1934) |
| 4.1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形成 |
| 4.1.1 共产国际彻底否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
| 4.1.2 共产国际全力扶持王明集团 |
| 4.1.3 《两条路线》出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党中央 |
| 4.2 “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路线中的表现 |
| 4.2.1 以留苏学生为主体的教条主义宗派形成 |
| 4.2.2 教条主义宗派的反“右”倾斗争 |
| 4.2.3 片面追求“工人化”与排斥知识分子 |
| 4.3 “左”倾教条主义在武装斗争中的表现 |
| 4.3.1 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的出台 |
| 4.3.2 “进攻路线”的推行与对毛泽东的批判 |
| 4.3.3 军事战略方针教条化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
| 4.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再次较量 |
| 4.4.1 白区工作中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抵制与失败 |
| 4.4.2 苏区工作中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抵制与失败 |
| 4.4.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受到阻碍 |
| 第5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遏制(1935-1938) |
| 5.1 中共高层组织变动与长征胜利 |
| 5.1.1 长征初期教条主义宗派瓦解 |
| 5.1.2 “洛-毛”领导体制的确立与长征的胜利 |
| 5.2 “左”倾关门主义的抛弃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 5.2.1 共产国际七大新气象 |
| 5.2.2 瓦窑堡会议与“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的抛弃 |
| 5.2.3 中共对蒋方针的转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 5.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第三次较量 |
| 5.3.1 党的十年历史评价之争：路线错误还是策略错误 |
| 5.3.2 独立自主原则之争 |
| 5.3.3 六届六中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 第6章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清算(1939-1945) |
| 6.1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成熟：奠定了清算教条主义的理论基础 |
| 6.2 全面清算党内教条主义 |
| 6.2.1 编辑《六大以来》：厘清路线是非 |
| 6.2.2 1941 年“九月会议”：拉开整风运动帷幕 |
| 6.2.3 中央领导机构重大调整：从组织上肃清教条主义影响 |
| 6.2.4 共产国际解散：教条主义失去最后依托 |
| 6.2.5 1943 年“九月会议”：对教条主义的最后一击 |
| 6.3 中共七大：清算党内教条主义的全面胜利 |
| 6.3.1 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
| 6.3.2 七大党章与防范教条主义的规章建设 |
| 6.3.3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产生 |
| 结束语 中共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
| 一、中共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意义 |
| 二、中共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现实启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10）朱德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萌芽时期(1920.8—1949.9)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报刊中关于朱德生平思想的报道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
|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
|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 |
| 第三节 中外记者笔下的朱德 |
| 一、任天马《活跃的肤施》 |
| 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
| 三、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
| 四、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 |
| 第四节 早期的朱德传记 |
| 一、陈德真《朱德传》(第2版) |
| 二、张寒青《西战场的主将朱德》 |
| 三、绍源《朱德自传》和张尚志《朱德与红军》 |
| 第二章 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1949.10—1978.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
| 第三节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 |
| 第四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
| 第三章 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1978.12-2016.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 |
| 第三节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
| 第四节 赵鲁杰《朱德兵法与韬略》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 |
| 第六节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 |
| 第七节 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福建党报党刊发行告捷（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共形象建设研究[D]. 卫群英. 西北大学, 2021
- [2]试析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发展之启示意义[J]. 刘维荣. 传媒观察, 2021(06)
- [3]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D]. 柏晓斐. 湘潭大学, 2020(12)
- [4]《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D]. 李勇. 湘潭大学, 2019(12)
- [5]“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6]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研究[D]. 牟文鹏.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晋察冀日报》中的中国共产党媒介形象研究[D]. 韩长玲. 广西大学, 2018(12)
- [8]新媒体环境下省级党报新闻舆论引导力再构建研究 ——以《重庆日报》媒体融合路径为例[D]. 李凡.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7)
- [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D]. 李茂. 西南交通大学, 2017(10)
- [10]朱德研究史[D]. 邹琪. 扬州大学, 2018(12)